第7版()
专栏：
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平化
编者按：中共湖南省委的理论刊物《学习导报》，自7月1日起改名为《新湘评论》。湖南省委在关于改名的决定中说：所以要改名为《新湘评论》，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同志1919年在湖南创办的一个革命刊物，它积极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歌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后来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个刊物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军阀和官僚，不怕资本家，不怕天，不怕鬼，联合起来闹革命等等，可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四十年来，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在各个方面创造性的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正处于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新湘评论》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和战斗性，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通俗而生动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教育和鼓舞湖南省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奋勇前进。
《新湘评论》发刊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写了文章阐述《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党的报刊都应当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这种光荣传统。本报特将张平化同志的文章发表在这里。
今年7月14日，是《湘江评论》创刊的四十一周年。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同志1919年在长沙创办的著名刊物。它是我国“五四”运动时期一个非常出色的革命刊物，它是中国革命史上一面光辉的红旗。它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组织作用。
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能够用《新湘评论》这个光荣称号，来称呼我们湖南省委的理论刊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和喜悦，同时也感到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新湘评论》是新时代的《湘江评论》，必须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奋勇前进。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是有它的时代性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湘江评论》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还不可能像后来由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那样彻底和完整；但就在《湘江评论》刊载的《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已可看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湘江评论》有许多优良的特色值得学习。我限于自己的历史知识和思想水平，不可能全面系统地来说明它的特色。在这里只提出以下三点，供同志们学习和研究的参考。
第一，是敢想敢说敢干、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只要翻开创刊号一看，就可以看到：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等类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伟大号召。在它的各期本刊和临时增刊中，每一篇评论，每一条新闻，都充分地表现了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战斗性，而《放言》和《杂评》则是一批刺中敌人要害的匕首。读了《湘江评论》，不但能够使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且能够使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第二，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当时虽然还没有能够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他当时用来分析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观点和方法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例如对于辛亥革命的分析，对于“五四”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分析，对于湖南的历史情况和当时面临着巨大变化的分析，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这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根据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这是对中国党和人民事业的伟大贡献，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是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旗帜，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路明灯。万丈高楼从地起，毛泽东思想的万丈高楼，从毛泽东同志早期主办的《湘江评论》里可以看到它最初的若干基石。
第三，是准确、鲜明、生动活泼的文风。毛泽东同志主办《湘江评论》，没有老八股，也没有洋八股，它针对着敌人的要害，准确地、猛烈地射击；它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新生事物总是满腔热情地加以引导和支持，像“健学会”这样的学术研究团体的成立，在那些空谈家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毛泽东同志则采取了热情支持和耐心帮助的态度，《湘江评论》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它和评论它。《湘江评论》的文字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它有“长蛇生马之文”（例如三期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而更多的则是精干有力的短评、杂评和简讯，几十字、几百字、几千字，每字每句都有它的分量，一针见血，针针见血，使人们看了或者怒发冲冠，或者吐气扬眉，或者挺胸而起，或者俯首深思。无论是长文、短文，都尽可能地做到通俗化和形象化，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
所有这些特色，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这就是刊物的党性、人民性和战斗性。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全党动手，努力办好我们的理论刊物，使它不愧为一个新时代的《湘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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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太岁头上动土”
繁星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太岁”是个极厉害、极凶恶的东西，谁都动不了它；如果动了，就会自己倒霉。
“太岁”是个什么东西，考据家们倒不妨去考证考证。看来这东西在中国的书上出现得很早，《尔雅》上就有“太岁在甲”、“太岁在寅”的说法。据说它是天上的一颗星，它所在的方位，就是凶方，“太岁”当头，人们动不得土，盖不得房屋，不能结婚成亲，连家也搬不得。倘使干了这些，就叫冲犯了“太岁”，不死亦伤。可见它实在厉害。
但是也有始终不相信“太岁”，不怕冲撞“太岁”的硬汉子。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有个王充，写过很多破迷信，“疾虚妄”的书，他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难岁篇》，开宗明义，说这是“俗人险心，好信禁忌。”干脆不承认世界上有“太岁”这个东西，说它不过是“日月积聚之名耳，何故有神”？“实无凶祸，而虚禁南北，岂不妄哉”！
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总相信自己的头上有什么“太岁”，“或在人之东西，或在人之南北，不在天上，就在地下，不是今时，就是古代，不是在头顶上，就是在脑袋中，总有个什么“太岁”摆在那里，使自己手足蜷缩，不敢动弹。如果有人在旁大喝一声：没有什么“太岁”，你尽管走动走动吧。他也会吓得面无人色，四肢发软，嘴里打着哆嗦：“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太岁”不过是个“禁忌”，“俗人”不过是些迷信神鬼的傻瓜，看来都是很可笑的。“无从横负乡（向），皆中伤焉”，世界上哪有这样一个东西，又哪有这样迷信的蠢人？但是这种“禁忌”确实有，这种“俗人”也确实存在。恩格斯把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和迷信作过一番分析，说一切的宗教、迷信，都是支配着人们的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幻想的反映。这种外界力量，最初是自然界，随后“出现了社会力量”。对这种“社会力量”，人们也像当初看见自然力量无从索解一样，以为是它支配着人，是不可抗御的。这样就使神的自然属性同社会属性综合为一体，变成了“一个万能之神的上帝”（见《反杜林论》）。
这就是说，迷信的内容或对象不只有自然力量，而且还有社会力量。
在外国，这个有自然属性又兼有社会属性的东西，叫“上帝”。同样的，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东西，恐怕就得称为“太岁”。不过不知道中国的“太岁”什么时候出过洋、留过学，带回了一身洋气，本来是个土“太岁”，现在也身兼洋“太岁”，一身二任。相信土“太岁”也相信洋“太岁”的人很不少，不但有迷信鬼神的和尚、道士、主教、神甫、牧师——现在称为宗教职业者，而且也有一些虽不迷信鬼神，却迷信“禁忌”的人，这是王充的所谓“俗人”。
这类“俗人”多数是有学问或有其他精神财产的人。因为他们有精神财产，所以好信
“禁忌”。不信禁忌的不能叫“俗人”。凡是不信“禁忌”，不怕“太岁”的人，大抵是些一穷二白的“穷棒子”，因为“穷则思变”。
“俗人”和“穷棒子”是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的代表者。“俗人”好信禁忌，“穷棒子”不信禁忌；“俗人”头上都有个“太岁”，或者是土“太岁”，或者是洋“太岁”，而“穷棒子”的头上却什么“太岁”都没有：说话、走路、搬家、结婚以至革命或生产劳动，他们都敢想、敢说、敢干，不相信什么“抵太岁之冲”，“触而为害”。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就是“俗人”们的想法和说法。你说中国和外国的文学遗产都要批判地接受，俗人们一听就吓慌了：它们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峰，高不可攀，你们自己的文学作品，离开它们还差十万八千里，却批判人家，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文学遗产，不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在这些人的眼中看来，都是当头的“太岁”，动不得土。
如果说，在哲学上要批判唯心主义的大师黑格尔和康德，怎么样呢？凡是学过这两位大师的哲学的，只要听你一提这两人的姓名，就手足失措，心惊胆裂，赶忙摇手劝说：马克思不是说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也有“合理的内核”，恩格斯不是也赞美过康德的“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把僵硬的自然观打开第一个缺口”吗？你去批判他们，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在自然科学上，土“太岁”虽也有，但是看不入眼，洋
“太岁”却成千上万。牛顿的力学，摩尔根的遗传学，一个是物理学上的“太岁”，一个是生物学上的“太岁”，“太岁头上”谁敢动土？
教育学或教学方法上也有“太岁”，土的已经丢弃了，洋的“太岁”却还在当头。一个“大教育学”的权威作者夸美纽斯，你就难以超过他的伟大。他的一条“量力性原则”，就是教学上的“太岁”，你敢在“太岁”头上去动土？
生产技术上的“太岁”，也多得很，头一个太岁是洋机器，洋机器也成了“太岁”。洋机器生产效率高，是不错的，是不是还可以百尺竿头，再闹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把效率提得更高一些呢？“俗人”们会出来摇手劝止：这是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效率已经是最高限度了，人家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你偏要求更高，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
大型洋法炼钢之外，也用点小型洋法或者土法炼钢，可以多炼些，行不行呢？那不行，大型洋法炼钢，产量高，成本低，你的小洋群或小土群是“落后”的生产方法，“得不偿失”，怎能赶得上它？大型洋法炼钢炉，也成了“俗人”们头上的“太岁”，动不得土。
自然科学是要学的，但是自然科学不是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而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虽然不懂得植物学、土壤学、化学、动物学、遗传学，但是凭一群农民土专家的经验和干劲，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牧业的产量，进行一些农牧业的技术改革呢？我亲耳听过一位农业科学专家口沫横飞地侃侃而谈：“科学到底是科学，蛮干是不行的”。科学是农业生产上的“太岁”。“太岁”多得很，不敢在
“太岁”头上动土的“俗人”也似乎多得很。
毛主席采用群众的口语，把一切不信“禁忌”，敢想、敢说、敢干的人称为“穷棒子”，说中国有六万万个“穷棒子”。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中，解释穷和白的好处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什么是“负担”？负担就是前面说过的，“俗人”们头上的“太岁”。没有负担，就是头上没有“太岁”的人，自然敢想敢说敢干，不怕“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他们不但不相信什么“太岁”，而且不相信“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真理。他们对一切“俗人”们的禁忌，采取“疾虚妄”的态度，像王充一样，斥道：“岂不妄哉”！
当然，现在的“穷棒子”不会这样文绉绉的说什么“岂不妄哉”。照他们的口吻，大约是说：什么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废话，偏要动动看！
王充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跟“太岁”为难的人，所以他写《难岁篇》。他不但不信神和鬼，连任何有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的“太万岁”都不信。汉朝是独尊儒学，罢黜百家的时代，他却一连写了好多篇非难儒书、儒学的文章，“问孔”、“非韩”、
“刺孟”，是提名指姓的批驳这三位“圣贤”。他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所以他提出许多问难，把“圣贤之言”，剥得不成样子。
他不过是个小官吏，穷书生，虽否定过“太岁”的存在自己倒也活到七十三岁才死。
“太岁”都拿他无可奈何。
算算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人物，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论哪一行、哪一业、哪一学科，不信“禁忌”，不怕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穷棒子”，真可以数出一大批。但是不论历史上的“穷棒子”，破除了多少迷信，在“太岁”头上挖动了多少土，总比不上今日中国六万万翻了身的穷棒子人才辈出。只读过五年书的技工王崇伦，敢和时间赛跑；只读过三年书的工人技术员蔡祖泉，成了高真空精密仪器制造的专家；二十一岁的化验工孙守纲，制成质量优越的矽胶；不过初中程度的农村青年李始美，成了白蚁专家、中山大学的教授；只读过两年书的看牛娃和技工王治海，解放以后，在一个农业研究所当技工，竟揭开水稻害虫褐飞虱的越冬秘密，把外国权威的昆虫学家研究了十四年的结论，一举推翻；二十三岁的青年农民周汉华，只读过四年书，用水稻同高粱远缘杂交，试验出五个优良水稻品种。这不但是农业上的非凡的创造，而且最重要的是打破了遗传学的长期“禁忌”。生物不能远缘杂交，这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太岁”，而这个“太岁”被一个二十三岁的农民不仅动了它的土，而且挖了它的根。
像这样打破迷信、在“太岁”头上动土的
“穷棒子”，我们实在太多，多得数不尽。
一种人，就是所谓“俗人”，好信“禁忌”，“东西南北，皆逢触人”，不敢在“太岁”头上动任何一点土，因此蜷着四肢，低头缩颈，什么事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动、不敢干。这是为什么呢？刘少奇同志对这些人作过很真切的描绘。他说：“不少人的精神状态还带着被压迫者的烙印，头脑里还装满了种种迷信、恐惧和自卑感。他们不是鼓足干劲，而是萎靡不振，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
另一种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六万万“穷棒子”，他们不但不信禁忌，而且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也能够在“太岁”头上动土，动了，也毫无“凶祸”，也不害怕什么“凶祸”。这是为什么呢？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中的一段按语，回答了这个问题：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太岁头上能不能动土呢？我说：好信禁忌的“俗人”是不能动土的；不信禁忌的“穷棒子”，就能够动土，而且能够把头上的“太岁”，根本挖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不是有这么两句名言吗？
“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好信禁忌的“俗人”们要能够在“太岁”头上动土，我看只要一条，就是在头脑里先踢翻几个“太岁”。
（原载北京《前线》第12期，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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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农论文选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上海电影机械厂二车间钳工 闵长远
在我国的电影机械制造工业上，过去有许多的空白点。近几年由于我们鼓足了干劲，解放了思想，制造出了不少新产品，已填补了不少空白。但是，还有一些空白有待于填补，“立体摄影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树立雄心大志，把空白完全填补起来，并做到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当领导上决定由我来试制立体摄影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又喜又惧。喜的是，这项空白将由我来亲手填补，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惧的是，这种产品，我见都没有见到过。能够把它搞出来吗？实在没有把握。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一段话好像是针对我说的。他说：“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我的情况正是这样。过去我们厂在制造摄影机时，是仿制的，有图纸、有技术资料、有实样，虽然困难也不少，但毕竟还比较好办。可是，这次立体摄影机的制造，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一无图纸，二无技术资料，三无实样，简直是“赤手空拳”。立体摄影机是什么样子呢？我没有见到过。它的内部结构有什么规律性呢？我更不了解。怎么办呢？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他又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对！要直接取得制造立体摄影机的知识，并把它制造出来，就必须勇敢投入试制立体摄影机的实践中去。只有实践，才能取得经验和知识，才能摸出规律性，才能成功。这就是说：只有钻进“虎穴”，才能抓得“虎子”。在
“虎穴”面前，裹足不前，“虎子”是决不可能到手的。
就这样，我大胆地开始了试制工作。但是，困难确实是不少。有一度我曾经有些信心不足，有点坚持不下去。党支部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只要有勇气和干劲，天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可以转化为顺利，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党的话给我极大的鼓舞，大大增添了我的勇气和力量，使我深信，只要进行顽强的实践，认真的摸索，一定会取得成功。失败不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以至最后取得成功，这是技术革命以及任何尖端产品产生的必然规律。
但是，在试制中遇到最大的、难于解决的困难是：摄影机上的连锁横轴，既要使两台摄影机镜头左右移动，同时又要联带其他的齿轮同步地转动，其中不能有半点偏差。这个难题，可把我难住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话，给了我启发。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末制造立体摄影机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呢？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肯定了是“连锁横轴”的位置问题。有一次，我看到老师傅拿着一把圆规在工件上划圆圈，这触动了我的“灵机”。我想圆圈之所以能画出，是由圆规的一个脚作为中心，根据这个原理，我断定“连锁横轴”应设在摄影机的中间，中央放主齿轮箱来控制轴和齿轮连锁和同步，以及同方向的转动和左右移动的位置。经过多次的试验，终于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最后，终于胜利地把“立体摄影机”创制出来了。经过试用，质量完全符合要求，效果很好。
从这次立体摄影机试制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就是胜利。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就一定能够使我们在工作中和生产中无往而不胜，跃进再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