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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静的”欧洲和“不平静的”亚、非、拉丁美洲
乌强
今年5月4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登载了该报专栏作家李普曼所写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虽然主要谈西柏林地位问题，但文章一开头就涉及到当前国际局势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作者写道：“目前使人关注并且无疑地具有很大意义的是，欧洲大陆很平静，看来很稳定。但与此相反，在欧洲以外地区——如在朝鲜、某种程度上的日本、东南亚、土耳其、非洲、古巴、巴拿马和加勒比海的其它一些国家——形势却非常混乱、不平静。……欧洲正在出现着正常化、格局化，而在亚洲、非洲和至少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这种局势还没有出现。”
李普曼在美国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经常用小批评大帮助的方式为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他的意见在美国统治集团中相当受到重视，而他所采用的方式也颇能迷惑一部分人。李普曼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军事集团政策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美国除了“保持自己的全副武装”和“维持威慑力量”以外，当前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是“争取对亚非的‘领导权’”，在经济上大力援助这些地区，以“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力”。1958年秋天他访苏回来，尤其着力于宣传这一点。但是实际形势的发展，同他的期望完全相反。
就某种意义来说，或者就某种表面现象来说，目前西欧和北美似乎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平静”或“社会和平”，那里的统治阶级似乎还能暂时避免革命风暴的直接袭击。帝国主义代言人对这种情况额手称贺，称之为“欧洲局势正常化”。但是，正当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拼命鼓吹“社会和平”、鼓吹“欧洲局势正常化”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却在亚洲、非洲和“至少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了。日本、南朝鲜、土耳其，斗争风暴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英勇的古巴人民所掀起的加勒比海风暴，也正在震撼着整个拉丁美洲。这种情况的出现，确是当前时局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几个世纪以来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受尽苦难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向帝国主义，特别是向美帝国主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这件事使帝国主义惊慌失措，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东风已经越来越压倒西风。
1913年的时候，列宁鉴于刚刚觉醒的中国人的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联合中国反动派力图绞杀这种革命，写过一篇著名的短文，标题就叫做“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说：本文标题所用的语句，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这里包含着一种辛辣的真理。确实，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对于庸人的头脑来说往往是辛辣的！列宁这篇文章一直给落后地区受压迫人民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现在，情形更大不相同了。在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中获得胜利的条件下，不仅亚洲的一部分，而是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在这些地区，原来受压迫的弱者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为强者，而原来压迫人的强者则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为弱者。
欧洲大陆的情况怎样呢？正如列宁在上文中所说的，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才是真正先进的，他们一直在进行着反抗垄断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李普曼说目前欧洲大陆很平静，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李普曼在1958年秋天访问苏联回国后，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宣布他的一个信念，说他相信西方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会生长起共产主义来。当然，他这种说法不仅是在散布一种幻想，他的用意（或许这是更重要的）还在于说明，在这样的国家里纵然爆发革命，也不是自发的，而是从外面“输入”的，是由别人“强加”的。他从苏联回去后就曾大力宣传像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等国家只是“被苏联军事征服的”；他不认为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稳固和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对于这种谰言，美共名誉主席福斯特同志曾著文加以驳斥。福斯特同志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的共产主义，在任何国家中都能生长，而且正在生长，西方资本主义现在正遭到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的严重冲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殖民体系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抗垄断资本压迫、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正从根本上削弱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目前则仅仅是处于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事情正是这样：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实际上不过是纸老虎，貌似平静的欧洲大陆实际上正是一个随时都可爆发的火药库。帝国主义者不论是其后方，或其老家，都不可能享受平静，他们的日子只会越过越不平静。
我们这个世界不平静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根源正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在于帝国主义至死不变的掠夺和侵略本性。不是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到处扶植黑暗反动势力。凡是有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有反动统治的地方，就一定会兴起人民斗争、反帝爱国斗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到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斗争风暴接二连三地兴起，就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之流，做尽了坏事，那里人民所积累的苦难和愤怒实在太多了。美帝国主义拼命扩军备战，到处建立军事基地，首先就是为了控制这些地区，加紧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进行掠夺和剥削，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会不遇到更大的反抗。
亚、非、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整个局势非常“不平静”，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件事对于和平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还有帝国主义策士李普曼之流，把这看作是一件坏事，说成是“形势非常混乱”，在他们眼中，这一切都是反常的。原因只是因为受压迫人民的斗争破坏了帝国主义殖民世界的平静，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日趋瓦解，这种斗争起着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人，就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站出来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帮忙。他们劝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讲“积极共处”和“友好合作”，说这是“唯一的出路”，甚至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他们宣传落后国家应当欢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李普曼的见解完全一样，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无怪乎他们总是如此为这位帝国主义的策士吹嘘！）。这实际上是在帮助美帝国主义推销殖民主义，帮助美帝国主义加强对受援国的侵略、剥削和控制。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放弃阶级斗争，而同资产阶级实行“和平合作”；另一方面，又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民主运动对立起来，把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歪曲成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也可以实行“真诚的合作”。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情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看成妨碍和平，妨碍和平共处。
借和平之名，行投降之实，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质。我们需要和平，需要和平共处。我们具有和平的信念。问题是从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依靠什么力量去取得和平？是相信各国人民，还是相信帝国主义？我们的信念是建筑在人民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的基础上，还是建筑在帝国主义的本性可能改变，或者它的本性虽然未变，但也会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会对和平具有“真诚愿望”等这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基础上？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正像毛泽东同志早已说过的：“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多少年来的裁军谈判，帝国主义表现出一点诚意没有呢？没有。相反，他们越来越加紧扩军备战。就是像李普曼这一类被有些人称为“资产阶级明智派”的人物，有时虽也口头上批评一下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因为它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但他的基本立场仍要求美国“必须保持自己的全副武装”、“维持威慑力量”，因此，他在实际上也还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冷战文人”。被称为“十分爱好和平”的艾森豪威尔派遣U—2型间谍飞机侵略苏联，事后不但不肯道歉一句，反而悍然宣布这种强盗行径是美国的国策。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侵略阵地，加强美国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压迫，最近艾森豪威尔又开始了他的强盗旅行。所谓“十分爱好和平”的艾森豪威尔，在亚洲各国人民看来是一个“瘟神”。这证明毛泽东同志下述的说法是真理：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最基本的，表现在下面两个口号中：一个就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一个是1920年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条件下，在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而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70％的条件下，我们必须用第二个口号来补充第一个口号，这样在政策上才是正确的。我们的一切事业，不论是共产主义事业，或和平事业，都必须紧紧地依靠这两个口号，也就是依靠这两个联合。我们的和平事业，只有在这两个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保障。这就是说，必须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两种革命斗争对于世界和平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像铁托集团这样的叛徒，才会把我们坚决实行这两个口号、坚决支持这两种革命，说成是“僵硬的教条主义”，甚至是“企图向外输出革命”，而把自己背叛这两个口号、反对这两种革命的可耻行为说成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十分有利的。从历史上看，世界上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它和平共处。只是依靠了各方面的斗争，在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造成了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同苏联“共处”。列宁分析当时造成均势的因素，除了苏维埃国家本身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和帝国主义内部分崩离析以外，主要因素之一，正在于“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更加剧烈”。这种愈来愈剧烈的反抗，对于帝国主义的处境是十分不利的，从而有可能迫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和平共处。
我们不应当忘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正好像我们不应当粉饰帝国主义的现实一样。在历史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总是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这个互相支持很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殖民国家的人民之间，都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种压迫剥削的斗争中互相支持。这种互相支持也就是具体实行上述两个口号、两种联合。帝国主义者最怕各国人民的这种互相支持，所以他们必然要设法破坏这种互相支持的局面。
目前世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力量——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为达到自己目的所采取的两种针锋相对的策略。以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世界和平力量，为了达到取得世界持久和平的目的，力求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依靠这些斗争的互相支持，结成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广泛统一战线，坚决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使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力量陷于孤立，到处打击它，削弱它，以至最后彻底战胜它。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为了达到他们策划新战争的目的，则力图拼凑和调整他们自己的力量，尤其力图扑灭各国人民斗争的火焰，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亚、非、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民主斗争的火焰，分裂各种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使它们不得互相支持，反而互相牵制，这样就可以达到孤立、削弱以至于各个击破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目的，而实行他们准备战争的阴谋。上述这两种策略，表现在目前国际问题的各个方面。李普曼先生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前夕，提出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把欧洲大陆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情况加以对照，而对后一种情况表示忧虑，多少透露出一点美帝国主义企图推行其策略的消息和动向。
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为了推行自己的策略，特别借重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起着帝国主义冷战文人和右翼社会党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除了干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勾当以外，特别卖气力于破坏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分裂这种斗争的力量（特别是掀起反共浪潮），并且破坏这种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互相支持的关系。铁托这个叛徒，近年来曾仆仆亚非道上，满脸风尘，满嘴“和平”，实际上干的却正是这种不可告人的卑鄙勾当。
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在没有开成的时候，就被美帝国主义一手葬送了。这件事过去已经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的事变，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会停止推行他们的策略。一切革命的人们，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应当继续对此保持警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借重李普曼先生一下，把他在一个多月以前所写的文章中的一个观点特别提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想一想，以便于我们识破美帝国主义的策略，加强我们自己的策略。
谁说这位据说属于“明智派”的李普曼先生对于我们一点价值也没有呢？这不也算是一种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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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朝鲜经济学界探讨
合作社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途径问题
朝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在战后短短的四、五年间，便胜利地完成了合作化的工作。1958年10月，又以里（乡）为单位，将全里的合作社并为一社。并社运动的结果使合作社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关于从农业合作社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途径问题，就成为经济学界日益关心的理论问题了。
朝鲜经济学界去年先后共举行过两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会。第一次在4月28日，由朝鲜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第二次在9月5日，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根据第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会后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看来，对两种所有制过渡的途径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继续提高合作社所有制水平，将来采用“郡联盟”的形式，逐渐使合作社所有制融合为全民所有制；一种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分期地将合作社转化为国营农场，用实行全国统一工资的办法来实行过渡。
前一种主张是经济学家洪达善（译音）提出来的。洪达善认为两种所有制接近的过程中，农业合作社的公积金将成为它的经济基础。公积金的不断增加过程，就是两种所有制逐渐接近的过程。这是由于朝鲜农业社的公积金是在国家直接帮助下形成的，按其性质来说，包含有全民性的要素。随着公积金的增长，以公共财产为基础的合作社集体经济愈来愈起着带有全民意义的职能。洪达善认为，两种所有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范围的不同和对产品分配的不同。只有扩大合作社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执行的全民性的职能，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配产品，这两种差别才能消失。成立合作社的“郡联盟”对加速实现这一过程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郡联盟”能够调节各个合作社共同积累的资金，实行统一的工资水平。洪达善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消失。这是由于目前农业合作社还存在着级差地租的分配，人们还关心物质利益。
另外一些学者不同意洪达善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在还未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也可以通过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合并的方法来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朝鲜合作社经济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一、合作社的公积金不仅是由合作社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经济基础，而且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全民性。随着公积金的不断增大，它就愈能发挥全民性的职能，逐渐减少两种所有制间的差异。二、由于集体经济不断地增长，农业经营的范围日益广阔，社员个人的副业就更加失去意义。三、合作社之间生产上的联系和各种协作形态更广泛地在发展，集体所有的社会化水平显著地在提高，这就使合作社经济更加接近了全民所有制。四、随着农业技术革命的发展，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和国家的、全民的生产资料的结合更为广泛，国家出物资和技术，合作社出劳动力，这样，农业劳动逐渐转化为工业劳动。五、朝鲜工、农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不太大，因此，在合作社产品的处理上，除留够社员的口粮和充作副食品的部分外，下余全由国家收购处理，这样进一步接近于可以实行全国统一的工资制。
他们认为，合作社转变为国营农场的基本途径，只要根据以下原则出发，不但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能促进其发展。一、加速发挥经济上的优越性，充分利用其优越性；向国营农场转变中，必须是逐步地、分期地进行。二、不能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财政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三、不减少农民原有的收入。
在9月5日的第二次讨论会上，发言者就两种所有制过渡的途径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辩。洪达善仍然坚持他的主张。他认为，目前在朝鲜农村中虽然已经形成像雄基郡和龙渊郡这样将合作社合并于国营农场的全郡性的综合经济单位，但是这两个郡在合并为国营综合农场时，国营经济的成份已占有压倒的优势。从全国来看，像雄基郡和龙渊郡这样国营经济占压倒优势的郡数，概略地计算有二十个左右，即只占全国总郡数的15％。因此，不能普遍地采用这两个郡的办法来实行过渡。他认为应该基本上保留农业合作社所有制，依靠合作经济的生命力，充分利用内部的一切潜力，加上国家投资的帮助，来提高合作社所有制的水平。他认为不应该单纯地依靠国家的追加投资，使农业合作社所有全部转化为国家所有，因为这样做不能不影响到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从而迟缓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的增长速度。
在这次会上，大多数学者谈到级差地租的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经济中存在着级差地租固然会影响到所有制的转化，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转化”的途径不合理。级差地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在社会主义阶段不是必需的。目前，国家已经在调节级差地租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消除级差地租的副作用。例如，农业税幅度的加大，灌溉使用费和代耕费的等级差别的规定，农产品的分地区收购，特别是水利化的完成和农业机械化的大力发展，会逐渐消除造成级差地租的物质基础。
关于雄基郡和龙渊郡成立的综合农场的社会经济性质，根据调查的材料，有人认为它是综合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组织。它和一般专业化生产的国营企业不同，包括了工、农、牧、渔等多种经营，并和全郡的文教、卫生和保健等部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但是，生产资料和一切产品全为国家所有，普遍实行按劳分配的统一工资制，这就消灭了工农间的差别。综合农场的设置，是由农业社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一个大胆尝试，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积累经验。
（根据朝鲜“经济研究”1959年第二、三、四、五期发表的论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