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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持续地开展文化学习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代表 郭超
195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在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从1959年起，以十年为期，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从此，我军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宏伟的“十年大计”，正确地反映了我军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广大干部的迫切要求，它在我们这支部队中传开之后，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拥护，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高潮。参加学习的人数达到97．5％，连经常外出的干部，以及工作十分繁忙的科、团级领导干部，也几乎全部参加了学习。业余小学、中学、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学习组织；干部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广大干部早起晚睡、分秒必争，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书不离身，见缝插针，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学习；不论外出、执勤、探家、当兵，学习都不中断；候车、坐车、乘船、住店，都成为学习的好时机。大家的口号是：“书本随时带身边，等车坐船抓时间，每天挤出一点半，十年之后赛状元。”这个学习运动，已经成为一个波澜壮阔、持久不懈的群众运动。
一年来，文化学习已开始取得巨大的成绩。个人全年学习时间一般达到五百至六百小时。参加中学课程学习的干部，除学完三分之一以上中学语文外，还学完了两门或三门数学课程（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年度大考，及格率达97．2％，总平均八十五点一分。经过一年学习，干部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对工作、学习、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作用。首先为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掌握军事技术，提高训练部队的能力，创造了条件。过去，干部由于缺乏数学知识，对于一些军事技术中的公式，常常是凭死记、硬背，现在数学知识增长了，不仅懂得快，而且记得牢。通过语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特别是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推动。1959年，我们部队在各种报刊上刊登的稿件比1958年增加了40％。团以上的政治干部多数人写出了较好的工作报告。据某师统计，全师干部今年来买政治书籍达二万一千余册。很多干部还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感到“心窍大开”，工作信心倍增。有的干部用“三愁变三喜”来概括自己一年来的文化学习收获，说过去是：“一愁备课困难讲不好，二愁有了经验写不了，三愁军事科学攻不倒”；现在是：“一喜心灵手又巧，二喜笔杆顺心跑，三喜文武双提高”。
一年来，干部文化教育的主要经验就是要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具体来说，我们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体会。
不断地鼓干劲、反右倾、破保守
总政治部普及中、高等教育的宏伟规划公布后，广大干部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也有人缺乏雄心大志，认为“学点语文、算术就行了，学那么多干啥？”更多的人则是缺乏信心，说什么：“大老粗怎么能当大学生？”“工作这样忙，哪有时间学文化？要学就得进学校？”“军队又没有大学教授，那能搞高等教育？”归纳起来是三个问题，即：“需不需要学？”“在职能不能学？”“学习主要依靠谁？”据此，我们在1959年春季开展了一个大张旗鼓的文化教育宣传运动。首先在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中明确认识。统一语言，以后是自上而下地逐级发动；人人开口，个个宣传。着重讲清文化教育的重大意义，说明军队文化教育是全国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干部应该积极响应党的文化革命的伟大号召。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关怀部队的文化教育，认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说明文化知识是打开现代化军事科学和政治理论宝库的钥匙，为了使我军加强革命化和加速现代化，必须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说明普及中、高等教育，是提高我军干部质量，加强我军建设的迫切的重大任务之一。同时，我们又大力宣扬了各方面的学习标兵。通过这样一场鸣放辩论和宣传教育，干部们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打破了自卑感，批判了怀疑论，克服了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澄清了糊涂观念，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高潮就形成了。
但是思想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文化学习一鼓作气并不难，持之以恒就不容易。因此，思想工作必须随着运动的发展而逐步深入，不间断的贯彻于过程的始终。可以说普及中、高等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不间断地进行思想发动和思想斗争的过程。我们以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运动的发展，通过三次现场会，四次较大的辩论会，运用了许多好坏典型作鲜明对照，在各个阶段都提出了明确的努力目标，以及各级党委不间断地进行思想工作，就使干部们的认识逐步提高，不断前进，使群众的学习运动持续不懈，终于赢得了高速优质、大面积丰收。
适应部队在职干部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
我们部队守卫在祖国的边防，执行着训练、施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各种任务；驻地有的比较集中，有的比较分散；广大干部的专业门类繁多；文化程度不一，要求各异；而且因为开会、集训、当兵、出差、参加地方工作等，干部外出多，流动性大。在职干部又必须以工作为主；在学习上军事、政治、专业与文化学习任务都很重。这就要求在教学上，除坚决贯彻总政指示的以在职业余自学为主外，组织形式应该灵活多样而又严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才能在各种情况下坚持学习。各部队在灵活运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创造，例如某炮团在野营训练的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采用多种形式，顽强坚持了文化学习。如走前突击、中途“消化”；把学习任务交给党支部包干，以连为单位组织学习，团、营统一组织几个报员组，蹲点和巡回教学等。在二十六天野营中，不仅取得了战术射击总评良好的成绩；同时，干部们平均学了六十小时左右的文化，除学一至二章新课外，每人平均还做了六十七道旧课复习题。对外出干部的学习，各部队也作了妥善安排：如“把好出入口”，凡是个别外出的都交代学习任务，走前突击，在外巩固；几个人外出的编成学习小组，成批外出的跟去教员，组成“临时中学”等。回队后都要检查“验收”，有缺必补。有了灵活的教学方式，就使学习既能广泛开展，又可长期坚持。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我们摸到了开展在职干部学习的一套切合实际的办法，这就是：以在职学习为主，短期集训为辅；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连队（支部）扎根，计划落户；长计划、短安排；长流水、不断线与组织大小学习高潮相结合；大、中、小学并举；按照干部现有文化程度和工作情况，用多种组织形式，分别组织起来；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这样就能照顾多数、全面动员、实行广泛的群众路线，采取不同的方式，朝着普及中、高等教育的目标前进。
大力开展自学活动，培养干部自学习惯，为运动深入持久打下基础
广大干部养成了自学习惯，就可以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坚持学习，避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象。有人说：“自学是个宝，风吹不散、雷打不倒。”自学也是提高教学质量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独立思考，学够时数，完成作业，才能记得牢靠，领会深刻，达到融会贯通和熟练。自学是一切学习方式的基础。“自己不吃饭，永远不会饱。”事实证明，干部自学习惯的养成是无价之宝，是学习运动深入和持久的基础。
要干部养成自学的习惯，要经过一个由不够自觉到自觉，由缺乏毅力到有毅力，由不够习惯到形成习惯的过程。这是需要做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一年多来的经验，首先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使干部树立雄心壮志，鼓足革命干劲，明确学习方向，树立标兵，开展学标兵、赶标兵的运动。同时，还要作好讨论学习指标、订出个人学习计划、组织互助、安排对自学进行指导和定期进行检查、评比等组织工作，使干部逐渐养成自学的习惯。而对干部自学的具体领导与监督，主要是依靠党支部来抓，把思想工作和组织措施与日常工作、生活结合起来，长期坚持下去。群教群学，能者为师，建立和
培养一支坚强的教员队伍
建立和培养一支坚强的教员队伍，是完成“十年大计”的重要保证。而部队的专职教员数量很少，水平也不高。教员哪里来呢？我们坚决执行了总政治部的指示，采取了“群教群学，能者为师”、“以专职教员为骨干，以兼职教员为主体”的群众路线的办法，迅速建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教员队伍。到去年年底，教员人数已为年初的十倍，平均每五个学员就有一名教员，每个教学班有两、三名教员。兼职教员为专职教员的四倍，其中包括了各级、各类干部和不少士兵。
这样做，能不能教得好呢？事实证明是可以教得好的。兼职教员的优越性是：在本单位教学，熟悉学员，熟悉本行业务，便于因人施教，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因为和学员在一起，便于和学员打成一片，随时随地进行教学。他们的文化底子虽然薄些，但他们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先学一步，认真备课，善于走群众路线，绝大多数是可以胜任的。据某师调查，能够教得好，受群众欢迎的占80％，去年立功、受奖的教员占59％。有些教师原来水平上虽然不高，由于他们边教边学自修，现在已学完大部分高中课程，这样“水涨船高”，将来还可以担任高等课程的教员。现在的教员和大学班的学员，就是将来普及高等教育的教员队伍的主力军。
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使教育为建军服务，使学习多快好省
我军普及中高等教育，只能是为军队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文化教育必须做到学用一致，边学边用。关于教学的内容，总政治部在编写教材时已经进行了改革，削减了我军干部不十分需要的部分，增加了迫切需要的内容。我们在进行教学中，一方面强调打好基础，稳步前进；一方面在课程安排上急用先学，在内容上紧密地联系实际。为了解决联系实际问题，我们收集了大量的现实问题来充实教材。在教学方面，发动教员和学员，从部队需要出发，根据部队训练、技术革新、施工修建、助民劳动、副业生产等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编写了大量的应用题。并联系解决大家阅读、写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这样教学生动实际、学了就能用，效果立竿见影，学员学习兴趣浓厚，也有助于长期坚持。
在教学中，我们还根据在职干部学习的特点，将系统的课堂教学和发动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发动干部结合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在课外开展大演大算、大读大写、精读精写、日日练习活动。这种课外教学活动，不但巩固和加深了课本上学得的知识，而且抓到许多学习时间，学到许多实用的新知识，并且直接有利于工作，也有助于养成自学习惯。两条腿走路是多快好省的学习办法。要求教员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千方百计指导干部学习。
领导干部深入教学，边学习，边领导，先当学生，后当领导
随着普及中、高等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要求各级领导对文化教育实施具体的、切实的、而不是一般化的领导。文化教育对许多领导同志来说，是不熟悉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首先强调宣传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观点，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强调各级领导要深入到教学实践中去，摸索规律，找出贯彻执行教学方针、力争高速优质的具体道路，通过教学领导教学。同时，我们又在一次现场会议上，由军、师领导同志带头登台讲课，做了示范。从此，各级领导同志纷纷投入教学实践，亲自抓教学了。我们领导深入教学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跟班听课，当好学生，从中体会如何学、如何教，帮助教员和学员改进教与学的方法；二是直接参加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总结经验等活动，从中寻找改进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的途径；三是深入一校一班，“解剖麻雀”，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地检查，就地指导，纠正缺点，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一年来，我们部队营以上领导干部有百余人曾登台讲课；团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工作进行了多次考察，写出了较系统的调查材料四十二篇。这些活动，及时地发现和解决了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持续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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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在幼儿园 专在幼儿园
湖南省古丈县巨龙公社幼儿园教师 张光玉
大山沟处处盛开幼儿教育之花
我是湖南古丈县巨龙公社幼儿园的一个园丁，是土家族人。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的万山丛中，公社化以来村村都办起了幼儿园，处处盛开着幼儿教育之花，妇女们都能和男子一样，早出晚归，上山下田，孩子在园里幸福的生活着，个个教养得聪明活泼，肥肥胖胖。我们幼儿园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参加幼儿园工作有过一段思想斗争过程。1958年9月，巨龙公社成立了，党委就考虑要普遍建立幼儿园，解放妇女劳动力，9月7日，正式决定办起全公社也是全县的第一所幼儿园，公社党委并确定把我从青年集体农庄调到幼儿园去工作。
当我接到通知后，一夜辗转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到底幼儿园是搞什么的呢？记起白天女社员田三妹对我说的：“幼儿园就是给人引伢儿，你年纪轻轻的给人引伢儿，揩屎倒尿，干老婆婆的事呀！”到底去不去呢？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脑子里比一锅子开水还要翻腾得厉害，我想：一个高小毕业生，农庄副主席……，年轻轻的引伢儿去……，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能不服从党的领导？并记得自己在入党时是如何庄重地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向党宣誓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过。我自从1956年高小毕业后，就愉快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后来，当上了信用社主任，建立青年集体农庄时，我首先报名和一群年青人一道，白手起家，在高山上建立起集体农庄，并担任了农庄副主席，1957年光荣地出席了全省农村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1958年上半年光荣地入了党。我想到过去的一段，由于自己处处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才没有错，于是下定决心，党分配的工作，不管什么，都要去干，而且要坚决干好。
第二天，我就到公社办公室去报到。当时，高?桥大队总支书田祖佑向我开玩笑说：“张光玉呀！恭喜恭喜，当上伢儿娘了”，我听了不觉脸一红，走到街上也不敢抬头，怕见熟人。公社党委书记和妇联主任吴顺英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我谈话，并介绍了一些有关幼教书籍给我看。当我看到刘少奇主席说的“管孩子应当比管拖拉机、抽水机还重要”时，想了很久很久，同时，记得平常总有些妇女向自己诉说拖儿带女不能参加生产、开会、学习文化的苦处，有的虽然参加生产，但孩子无人看管，有的被烧伤，烫伤，甚至掉进水里去活活被淹死，要是孩子都有人管，妇女们就都能愉快地参加生产，使生产能更大跃进，这该多好呀！而现在办幼儿园不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吗？要不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要不是有了人民公社，那能提出在这大山沟中办幼儿园啊！这揩屎倒尿引伢儿的工作，虽平凡无奇，但又多么有意义，我终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热情地投入了幼儿园的工作。
依靠群众 勤俭办园
我在幼儿园里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办园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幼儿园开办时，还是借用小学的一间房子，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公社党委指示，要依靠群众，勤俭办园，于是我就到公社和机关去收集不用的挂图、画片，把房子布置得整洁美观，园里没有坐凳，我就发动家长借出坐凳，但借来的凳子仍不够用，我又和其他几个教养员们就用长板子架在砖上，当作板凳，高矮适合孩子的身体发育，因此，孩子们都很喜欢。
幼儿园逐步办好了，孩子越来越多，由二十多个增加到六十多个，家长们又要求孩子们在园内开餐，幼儿这么多，而炊具、用具一样也没有，怎么办呢？花钱买吧，公社刚建立，哪来这么多钱，还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我又奔东家，走西家，发动家长支援，这样，水桶、水缸、锅、铲、饭钵、餐桌社员们都主动地送到了幼儿园，没花一文钱，用具样样都齐备了，在公社和家长支援下很快地砌起灶来了。
孩子是那么天真活泼，个个喜爱玩具。但幼儿园缺乏玩具，为解决玩具问题，我便到百货商店、文具店，收集许多装货的纸盒，又到机关收集零碎木块、破布片、棉花，制成布娃娃、汽车、积木、用泥巴捏成水果，染上各种颜色，多样美观，现共制成了玩具几十种，达好几百件。
在办园中我总是本着勤俭办园的原则，尽量考虑如何少花钱和少用劳力，达到多办事，办好事。冬天天气冷了，我们自己修了个安全烤火坑道给孩子们取暖，没有炭火，虽然大队准备安排一个劳力为幼儿园烧炭，但我看到当时社员们正是在大搞治山、治水、治土的三治运动，一个劳力值千金，就决定不要大队抽劳力，而把园内工作很好安排，每天抽出一个人来上山烧毛毛炭，去冬烧的毛毛炭就达三千斤，为大队节省了炭火开支一百二十多元。
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改善生活，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自己种了几亩菜，种了不少南瓜，喂养了一头肥猪，同时，上山砍柴，从去年11月以来，就砍了好几万斤柴，减少了柴菜开支，孩子生活费由以前每月四元，降到二元五角。并且，吃得很好，孩子每天三餐，每餐两菜一汤，饭有硬有稀，有米豆腐，也有粑粑，经常调配着吃，逢年过节，吃得更加丰盛，生活过得好，孩子都长得肥胖健壮。伙食改善了，钱也节约了，从去年8月到今年3月，先后共为大队节约达一千二百多元，勤俭办园开出了鲜花，结出了硕果。
阿姨赛过亲爹娘
“管孩子应当比管拖拉机、抽水机还要重要”这句话，已经牢牢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从一年多来的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如果孩子稍一带得不好，就要影响生产，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因此对孩子要像对亲弟妹一样。
初办园时，有的家长不放心，有的孩子不习惯园内生活，不肯来园，来园的也都哭哭叫叫，整天嚷着要回家。于是，我们就天天挨家挨户去接，晚上又一个个送回家，社员李祖佑的孩子李泽玲不肯来园，每天等孩子离园后，我就到她家去玩，渐渐地和李泽玲建立了感情，后来李泽玲终于进园了，一天到晚还不想回家。我们注意了培养孩子们爱清洁、讲卫生的习惯，见他鼻涕花脸的，就打水给他洗净，见头发蓬乱，就给梳好，打上蝴蝶结，孩子衣服脏了就洗得干干净净，由于这样，家长们反映说：“幼儿园就是孩子的家，幼师是孩子的亲妈妈”，孩子喜欢幼儿园，家长也放心把孩子送进园。因此入园的孩子由二十多个，很快就增加到二百多个。
便民利民把孩子带好、教好、使家长安心生产，这是我们时时刻刻在考虑的问题。有的家长因要出外或上山，要求临时把孩子寄宿在园内也可以。社员王正友要到远离五十多里的龙鼻嘴去搞半个月搬运劳动，他就把孩子放到幼儿园，这孩子身体不太好，每晚给他把四、五次尿。有时让孩子把自己的花被单尿湿了也毫无怨言。我感到能多给家长们作点事就是我最大的安慰和幸福。
在我脑子里时刻想着的就是孩子，平常我特别注意儿童的卫生保健，发现孩子有病，就及时就医，有时孩子在家病了，我就不时的去看，孩子吴庆良病重住院，我一天要去看他几次，还带去红糖，家长张世妹感动得流下泪来说：“张老师关心孩子赛过亲爹娘，你快睁开眼来看一看你们的张老师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在困难面前总是用这句话鼓励自己。
起初，对管教孩子我还是个生手，孩子哭哭闹闹，想不出好办法，只是把门关得紧紧的，有的孩子还偏跑回家，我认识到，这个办法不行，必须以新的思想，新的方法管教他们。于是，我一方面请教小学曾搞过幼师工作的吴恭英老师，一方面，到书店买有关教育幼儿的书籍进行学习。我不大会唱歌、跳舞，并且平时也不爱跳跳唱唱，但是，一想到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培养祖国的花朵，不会也得学会，于是，我就找短浅的幼儿歌曲，走到那里，哼到那里，哼熟了再去请教小学老师看对不对，有时一直练习到深夜，睡在被窝里也还在练习，往往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第二天天未亮，趁着孩子未来园，我又在院子里练音和舞蹈的基本动作。就这样，慢慢地学会了唱歌跳舞了，现在不单会唱会跳，还能自编短浅的歌曲和舞蹈哩！一年多来，我还自编了幼儿歌曲和舞蹈二十多个，故事五十多个，同时，我每晚总要坚持学习一两篇有关幼儿教育的文章，学会编写教案。园内生活很有规律。并设了音乐、图画、语言、体育等几门课，教育方法多种多样，紧密地结合生产，结合中心工作，如在大炼钢铁时，就带孩子参观公社炼钢，组织幼儿化装表演宣传，小朋友举着小红旗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抢收中，组织孩子选茶子，有力地支援了生产，加强了对幼儿的思想教育，孩子个个教养得既聪明又活泼，有礼貌，为进入小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把园内卫生保健工作搞好，我又常去医院请教。要学习卫生防疫知识和技术不是很容易的，学种卡介苗开始时总是不能掌握剂量，我就用空瓶子装上水放在身边，一有空就练习，终于学会了。同时还学会了各个季节各种流行疾病的预防方法，打防预针，对于各个季节流行疾病都能及时预防。
要把幼儿园办好，必须依靠全园工作人员的集体力量，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作用，因而也就要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水平。我把几个教养员组织了学习小组，每晚集中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并把自己所学的一些东西都教给他们。由于这样，园内其他四个幼师也基本熟悉了业务，平时我很注意园内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们谈心，有的幼师想进工厂，有的想升学，有时遇到困难就动摇不定，我一方面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一方面就用自己的体会说服他们，团结教育全体幼师，树立大家的事业心，积极地工作。
光把自己这所幼儿园办好还不行，我总希望我们全公社的幼儿园都能办好，使妇女们安心生产，孩子们受到一定教育。因此，我还主动地把思源桥、高?、红星等大队的八所幼儿园幼师组织起来，每星期六晚上集中进行学习，并且相互开展竞赛。当我从省里开群英会回来后，看到红星大队红沙溪生产队有二十多个孩子未组织进园，整天在山野里跑、打架吵架，这里又近公路和河道，很不安全，家长生产时常记挂着小孩，我和该队支部联系，虽把这个园办起来了，但幼师杨清英工作不熟悉，管不住孩子，每天到园只有十多个，她也感到苦恼，并不愿再搞了，眼看就有垮掉的危险。办起来了就不能让它垮下去。于是我就抽了五天的时间，到红沙溪幼儿园去帮助她，见孩子一个个弄得花脸泥脚污手，衣服上的灰垢厚厚的，就趁一个大晴天，一面带孩子到河边去游玩，一面把他们脏衣服脱下洗好晒干给穿上。孩子个个洗得干干净净回到家里，家长见了个个喜笑颜开，连连称赞，在家长的督促下，第五天二十多个孩子又全部到了园。
一年多来，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我们虽做了一点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决不满足现有成绩，我们要不断革命，勇猛前进。我们全园工作人员已作出了新的规划，创造更大的成绩。现在我们全园的工作人员越来越热爱这一工作了，如果谁要问我，你最喜爱干什么工作，我将坚定的回答：“我要红在幼儿园，专在幼儿园，让青发白在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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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生活，尽情地歌唱伟大的时代
河北省曲艺队演员 孙来奎
我是一个唱了二十多年西河大鼓的曲艺演员。从小时就记得家里有一亩八分地，后来也被迫卖给地主了。为了活命，我只得带着母亲下了关东，由卖苦力到学会说书，常年过着挨打、受气、暗无天日的饥寒生活。那时，别说搞创作，就连“创作”这个名词我也不懂。解放后政府给了我文艺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一个说大鼓的，能给党和政府干些什么呢？我心里就想，我能说能唱，我要把人们心眼里感激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话都说出来，唱出来，可就是找不到这样的鼓词。政府一找我们去开会，就鼓励我们大家自己编。那时我心里想：自己文化有限，政治水平又低，怎么会有编书的能力呀！可是，政府再三地鼓励说：“天好的书也是人编的，试试看，编不好慢慢练。”我这才开始试编。心里编嘴里唱，怎么见到的，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唱。因为我唱的全是大家心里的事，他们的高兴都叫我替他们说出来了，所以群众都爱听。由于作出了一点成绩，领导上就更加鼓励我，还告诉我应该唱什么，编什么，注意什么问题，怎样配合中心工作。领导讲的越多，我心里也就越高兴，干着也就越带劲。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亲切教导和具体帮助下，我配合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大连时编的“解放东北”和“中苏一家人”，宣传了中苏两国人民伟大深厚的友谊；编唱的“生产乐”和“关东地区明朗天”，宣传了东北人民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新面貌。1949年，我重新回到了我的老家——衡水，一边种地，一边说书。在扫盲时我编了“文盲吃亏”；扩军时编了“薛兰芳报名”；取缔反动会道门时编唱了“控诉一贯道”；上海、济南解放时，编了“解放上海”和“活捉王耀武”；抗美援朝时，编了“可爱的祖国”。1951年我参加了本县的曲艺队，在宣传婚姻法时，编了“村政府上轿”；三反、五反时，编了“大路手”；统购统销时，编了“卖余粮”；合作化开始时，编了“互助组的棉花”和“模范饲养员”；宣传讲卫生、讲科学时，编了“新旧接生法”。这从1953年到现在，粗略估计足有一百三十多段。通过编这一百多个段子，我由不敢编到敢编，由不会到会，由慢到快，由少到多。虽然编的还很粗糙，我可得了不少收获，受到了很大教育，学习了许多宝贵知识。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听党的话，依靠党，依靠群众，就没有做不了的事。无论搞什么工作，也难免遇到困难，只要不叫困难吓住，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例如：我才写作时，文化很低，识字有限，拿笔都困难。不会写的字想去问人，但又怕妨碍人家的工作。怎么办？自己就买了个同音字典，不会写就查。字写不好，就用心练，练到现在，字不但认了很多，而且写的也像个样子了。
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使我非常兴奋。大跃进一开始，领导上就告诉我：“你作好准备盯着写吧！唱吧！”不错，日子不多，安国县就出现了小麦高额丰产的奇迹。领导上立即把这个编唱任务交给我，又亲自带我们到那里参加了田间劳动，参观了出现丰产奇迹的那块麦茬地，访问了管理麦田的社员，也了解了观潮派人物的思想言论；又向支部书记详细地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越听越受感动，现写来不及，不唱出去又憋的难受，鼓了鼓劲，当天晚上就趟着水唱出去啦！“趟水”就是不写稿，心里编嘴里唱。“趟水”尽管是词句粗糙，社员可都很爱听，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帮助修改，省文化局领导上对这个初稿非常重视，对我说：“大跃进，人家社员搞出这样了不起的奇迹，咱们也得跃进，这个作品要把它写得好好的。”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它写好。写这个东西时党和群众非常关怀。省文化局领导上派专人辅导，组织讨论，反复修改，告诉应该怎样安排故事的结构、矛盾、斗争，怎样的运用夸张手法，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如何结合等。当时我紧张得脑子里嗡嗡的直响。等到把这个节目的稿子定下来之后，冷静地回忆了一下，我高兴极啦！通过写这篇作品，我在创作水平上大大地跃进了一步。我又更多地知道了一些创作上的新知识。1958年我就以这个节目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报演出，受到中央首长和首都各界人民的好评。在会演以后，我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央文化部组织的福建前线慰问团，深入前沿阵地，并亲自开炮惩罚蒋贼。特别使我兴奋的，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是，这个作品在我们的党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今年省人代会、政协会还邀请我参加，和首长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今天我又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我是又兴奋又感动。我完全懂得，这是曲艺艺人彻底翻身解放的结果，是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结果！是党给的荣誉。光荣归于党，归于集体！
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离开了生活就没有文艺创作。这对我有极大的教育作用。人民公社化后，领导鼓励我，要大力反映这一新生事物。于是我找了些材料，蹲到屋里就写开了。一连三天，写了很多，可就是字纸一堆。因为人民公社是个啥样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怎能写成呢？于是我就回了家。我爱人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我帮她在食堂做了十几天饭，抽空和社员一起聊天，耳闻目睹，了解了情况，回来后很快就写出了“模范炊事员”、“老人与县长”等作品。
1959年春天，我调到了省曲艺队。领导上给了我反映安国县千亩田的创作任务。这次我可不蹲在屋里挨憋了，很快就到了安国伍仁桥公社。一见到千亩田我就激动。我自幼生在农村，真没见过这么好的大麦田，真是埂直如线，地平如镜，千亩无边，像是一张工巧绝妙的图画。我心想若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哪能有这样的麦田呢？我恨不能马上就唱出去，叫人人都知道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那里，我边演出、边访问、边编写，呆了十几天就写完了。回来后领导一看，说不行，不生动不深刻。又说：“千亩田事大人多，决不是走马观花十几天就能写出来的，赶紧回去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社员们交朋友去吧！”我又回到千亩田，和管麦田的专业队住在一起，一同干活一同休息，给他们演唱，日子一长全熟啦。先前人家叫我同志，后来都叫我孙伙计，一有点空就给我讲千亩田的故事。地是怎么搞的，岗是怎么平的。他们连搞恋爱的事都要向我说。就这样，我一边听，一边想；一边劳动，一边编写。写完回来，等领导提出修改意见后又回去，向社员唱完征求意见，还请领导帮助加工。就这样，经过三下安国，九改初稿，最后才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那里生活的日子较长，了解得细致，又继续写出第二段、第三段，组成了“千亩田三部曲”，作为献给建国十周年的薄礼。年底又拿这三部曲的第一段，参加了中央举行的部分省市优秀曲艺节目汇报演出，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好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夜逛千亩田”。
1959年10月，领导上给了上岳城水库的任务，别提我心里多高兴啦。能去参加这样大的工程，能为驯服漳河的英雄演唱，是很光荣的。并且，我还可以熟悉一下修大型水库的生活。这也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出发时，领导就告诉我，去后要认真地深入生活，回来时一定要交作品。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一到水库工地党委非常重视和支持我的工作，给我介绍水库的情况和典型的英雄事迹。起先他们叫我住招待所。招待所里住的人，多数是到水库来学习的、参观的和办公的。我一琢磨，这地方可不是深入生活的地方。第二天便和我的伴奏搬到工棚和民工住到一块了！未到水库以前，自己老怕写不出段子来。谁知往工棚一住，和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听到的，见到的，应该反映的题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感动得我一面写一面唱，老怕唱不完。十七天，我就编唱了五个工地上的段子。这五个段子不但受到民工同志们的欢迎，而且还都在刊物上发表了。
我所做的工作，比起工农业战线上同志们所做的成绩还差的多，干劲也差的远。可是党和大家伙都鼓励我，说我是“曲艺界的红旗手”、“曲艺界的标兵”。我明白，这是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培养和鼓励。我，一个文化水平挺低的曲艺艺人，能干出个什么来呢？这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依靠党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工作；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才能正确地分析事物，处理题材；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不断地深入生活，投入火热的生产斗争中去，才能写出适合劳动人民口味的好作品来。我听到有个别人说什么“上山下乡，配合中心任务会损伤艺术，会降低艺术质量”、“多快就不能好省”。我决不相信这些说法。因为两年来全国出现无数的优秀节目，完全说明了这些说法是错误的。配合中心任务既能多快也能好省。我个人对这事已经有了亲身的体会。不过我做的这一点点工作还十分不够。这只不过是我遵循了党的教导，接受了群众的帮助，用笔和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模范事迹的一点一滴而已。今后我要戒骄戒躁，鼓更大的干劲，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争取在1960年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回答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我一定要进一步发挥“尖兵”作用，紧密地配合政治任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献礼。
第11版()
专栏：
我要以更大的成绩报答党
青海省都兰县民族初级师范学校教师 德钦
我是青海省都兰县民族初级师范学校的教师。
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蒙民家庭里，在黑暗的旧社会中，蒙族人民在蒋马匪帮和牧主、头人的残酷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七岁时父母由于养不活我，忍痛地把我送给牧主去挡羊，经常受到牧主的鞭打，夜宿野地，吃的是糟糠剩饭，在泪水中熬过自己的童年时代。
1949年，平地一声春雷，党给兄弟民族带来了幸福、温暖。从此，我们蒙族人民也彻底翻了身，我从牧主处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在一起，生活充满了欢乐。党为了培养民族干部，1952年送我到青海省民族学院学习，以后又到西北民族学院进修。我常常想：一个挡羊娃能够有读书的机会，这是党和毛主席给予的。毕业后，我光荣地担任了都兰县民族初级师范的教师。我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党的关怀与恩情。
旧社会的辛酸，和今天幸福生活的对比激励着我，我要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教数学课，由于自己算术基础差，教学上时常遇到困难；我就向同志们学习，有时深夜不眠。边学边教，逐步提高。
备课是教好课的前提条件。为了要讲好课，我在课堂上所要讲的例题，在备课时一一地作了演算，使自己心中有数。同时，经常了解学生的学习难点，作为备课的依据。如学生反映：四则应用题与实际生活结合的不紧，理解困难。在给学生讲授距离、面积时，我就指导学生进行实际测量。我还经常汇集有关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工农牧业发展情况、学生劳动生产成果等方面的具体生动的数字编写例题，使教学与生产实际结合，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教学效果。
我讲课时根据学生的理解力，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先从容易理解的简易例题入手，反复地讲解，使学生理解透彻。我除了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外，还主动请求其他教师的帮助，学习他们的先进教学方法。
我在教学过程中还注意掌握学生的思想情况，特别耐心地帮助后进的学生，在课外给他们补课，个别谈话，决不放过学生的任何缺点。
由于党对我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我的教学能力有所提高，我教的蒙三班学生，在两年半的时间内，算术程度由初小三年级跃进到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成绩优良的由1958年下学期的23％上升为1959年上学期的72％。
我喜爱劳动，在每次劳动中总是踏踏实实地干，起到了带头作用。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校担任运输任务。我背上四十块砖，往返八华里的道路上，虽然脚底磨破了，同志们劝我休息，但我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幸福。我一直坚持到任务完成。为了响应党的增产节约的号召，在寒冷的午夜，我领着学生兴致勃勃地到四十里以外的地区去挖琐阳（代食品）。经过一天的劳动，满载而归，节约了粮食，我被评为红旗手。现在我担任了生产委员，在带领着同学开荒种地。
在反右倾斗争中，我坚决向坏人坏事进行斗争：批判教师中的反动言论；同时，积极写大字报，大胆检查自己的缺点，保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我不但经常向同志们学习，取得别人的帮助，同时也帮助同志，共同进步。如蒙二班算术教师尼玛东主在教学上常遇到困难，我主动地帮助他制作直观教具，和他一起研究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使蒙二班的算术教学质量有了提高，增强了他的教学信心。同时，在政治学习时没有蒙文文件，我看了文件后，就给蒙族教师译成蒙文。教师们在思想上有了问题，就和他们交谈。两年来，我和蒙、藏、汉族教师团结得很好，既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也帮助了别人。
过去学校伙食曾一度搞得不太好，党组织号召教师下厨房，摸清伙食的底。我响应党的号召，首先下伙房。和其他教师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把伙食搞得很好，馍大菜香，受到师生的称赞。
我做的工作不多，如果说有一点成绩，这都是由于党的培养，同志们帮助的结果，比起党对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我要继续努力，作出更大更好的成绩，来回答党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