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学习和创造
李剑云
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互相学习和发明创造的事迹，有如风起云涌，百舸竞发。辽宁省大连工矿车辆厂铣工卢盛和“碰到谁，谁就是老师；走到那，那就是学校”，在1953年至1959年上半年的六年半中，革新技术一百二十五项，完成了十一年的工作量，接连获得十五次先进生产者称号。河北龙烟铁矿马万水小组八十个工人，一人掌握了新技术，大家都来学，既向本组学，还向外组、外地学，学先进赶先进，成为一种风气，所以十年来，创造先进经验二百多件，月月超额完成计划，一直是全国黑色金属矿山掘进的红旗。著名的劳动模范湖北省武汉重型机床厂调整工马学礼，能够做到“见先进就学”，去年一年中就提出三百多项革新建议。……这种虚心学习和大胆创造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美德，反映了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越来越大地迸发出火花，它是我们伟大的跃进时代的风格。
学习和创造是互相促进的。只有虚心好学，勤学好问，才能更多更好更巧地进行创造；任何重大的创造都离不开虚心的学习。最近，上海许多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从小孩荡秋千，小菜场秤蔬菜，糕团店做糕团，火柴盒上的图案，等等，得到启示，革新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充分说明了任何革新创造，无不利用前人、别人的劳动成果。如果一个人想脱离集体，完全靠自己单独搞革新创造，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而且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也是无止境的，总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发展的。每一次发展就是一个创造，决不因为有人创造了，就到顶了，别人再也无法继续创造这方面的东西了。相反的，学习了别人的经验，从中得到启发，解决自己革新创造中的难关。同时，也能发现别人的创造不完善之处，而加以改进或新创，使原来的革新创造，不断提高，精益求精。大家都知道，果树需要和别的品种嫁接，才能使果子的品种越来越优良。一个人也需要不断学习和吸取别人的经验，才能使自己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越先进、越完善，革新创造也就会越多、越好。因此，学习和创造不是互相排斥的，学习别人不但不会妨害自己的创造性，而且可以更加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我国广大群众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个个干劲冲天，人人刻苦钻研，敢想敢说敢做，大胆试验和进行创造，同时又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但是有一些人对学习和创造两者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些错误认识。有的人存在着万事不求人的想法，他们好为人师，耻于学习别人，因而他们只是在那里闷头创造，从不去向别人学习。这是十分有害的。古人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们要想真正地搞一项重要的革新创造，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虚心地向别人学习。首先要向前辈老工人学习，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所谓“规矩”，就是前辈工匠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所谓“六律”也是前辈乐师，在长期音乐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而科学知识的深度却是无限的，这是一个矛盾。如果我们不去继承和学习前人的这些经验总结，一切都是从头做起，那么我们后辈的人们，在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过程中，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继承和学习前人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生有限和科学知识深度无限的这个矛盾；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前人几十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就可以更加迅速地继续前进。
除了向前人学习以外，还必须向一切人学习，特别是向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科学知识领域的广度，也是无限的，这又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集思广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俗语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人多了，办法就会多起来，往往你这里没有的东西，别人那里却已经早有了。一个单位即便是先进的，一个人即便是非常聪明的，也会有某些不到之处；相反地，某些单位和个人，虽然是落后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往往他也会比别人有独到之处。如果能够互相学习，取别人的长处，补足自己的短处，就会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速度大大加快，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目的，就可以更早的实现。沈阳市大东区木制品厂的电锯，过去用人推着上料，效率不高，浪费很多劳动力，他们很早以前，就想改革一下，但是经过三个老工人研究了半年多，仍然没有最后解决。最近他们到各地去学习，发现人家早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方法简单，制造容易。学习回来以后，他们马上把人工上料改为自动上料，结果提高生产效率50％。大东区木器行业原来的机械化程度只有10％，由于最近他们有组织地到各单位进行了学习，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学习了二十五种四十四件自己所没有的革新机械，回来以后，他们立即把这些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加以综合推广，这个行业的机械化程度在近期内即可提高到80％左右。既然互相学习，有这样许多的好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如果只知道死搬硬套，不愿自己动脑子，不能把学的经验加以研究和提高，把学习和创造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学习方法，可以叫它是蚂蚁式的方法，蚂蚁只知道到处采集果实，生搬硬吞，不能把采集来的东西加以制造。这是一种懒汉方法，采取这种方法，就只有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转，永久不会超过先进，争得上游。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蜜蜂，它既能从各处采集花粉，又能把采集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制造，提高成蜂蜜。天津市锻压机床厂职工在学习“蚂蚁啃骨头”的先进经验的时候，发现这项经验主要是解决单件生产的办法，而本厂是成批生产，因此，没有原封不动地套用这项经验，而是根据本厂的需要吸取了其中用“小机器干大活”和用“群蚁加工大部件”的道理，结合本厂专用设备的性能，创造出适合自己生产特点的组合专用设备。因此，我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运动中，既要虚心地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又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动脑筋，想办法，把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的态度应当是：虚心中有大胆，学习中求创造，把虚心学习和大胆创造结合起来。
第7版()
专栏：
中国猿人化石的研究，提供了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新证据
吴汝康
恩格斯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出发，进而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恩格斯写道：“……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恩格斯曾经对于劳动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形成过程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恩格斯指出：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的共同作用——这不仅对每个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全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人才变成有能力来进行更复杂的活动和有能力来提出和达到更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行。与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头脑中对人的存在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构成品，首先都是头脑的产物，它们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在它们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平易的产品就显得不重要了；何况在社会很早的发展阶段上（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够使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了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之一切勋绩，都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达和活动。人们因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想而不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自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到头脑中和来到意识中的）——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从古代世界崩溃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这种宇宙观直到现在也还有强大的影响。恩格斯指出：“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论自然科学家们也还弄不明白人类的起源，因为他们在唯心论的影响之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进一步阐明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地打击人类起源中的唯心主义理论，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唯物主义的劳动观点。
三十年前，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人类远祖的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接着，在周口店这个山洞里又掘出了大量的中国猿人化石以及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和伴生的动物化石等等。三十年来，我们对于中国猿人的化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解放后的十年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们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巨大的进展。目前，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猿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且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我们知道，中国猿人已能与现代人一样地用两脚直立走路。虽然姿态与现代人还有些不同，四肢和躯干已基本上与现代人一样，但是他的头部还有许多很原始的像现代猿的特征。就四肢来说，上肢与现代人已非常相似，而下肢则还带有一些原始性质。这就是说，中国猿人的体质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有机体是统一的整体，身体各部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但是，身体各部既统一而又有着一定的分工。由于各部分在整体的机能中所担负的任务各有不同，某些部分所担负的任务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较少变化而基本上保持原来的形式，而另外一些部分则随着机能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很大地改变了原来的形式，因而在形态上表现出所谓镶嵌现象。这就是说，身体各部分由于机能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进化速度，因而产生了形态发展上的不平衡性。
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脊椎动物一大门类转变到另一大门类的过程中，可能是表现得比较明显的。那末，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究竟身体上哪些部分在机能上最为重要，因而有较快的进化速度呢？
过去，一般都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脊椎动物各纲的脑子，高一级的都大于低一级的。即：两栖类的脑比鱼类发达，爬行类的脑比两栖类发达，而哺乳类的脑又比爬行类发达。这种看法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以为脊椎动物中高一级的纲是由于其脑的发达而胜过其低一级的纲。应用于人类，便是人类因为有了特别发达的脑子而成为万物之灵。
近十年来的许多新的发现和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最早哺乳动物的脑并不比爬行动物为发达，哺乳动物的起源是由于行动方式的适应。至于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的起源，也显然是由于行动方式的适应。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从水中生活到进行部分的陆地生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从部分的陆地生活到全部的陆地生活，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从陆地生活进到空中生活。由于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差别，首先发生适应的也是行动器官，于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就必然相应地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就灵长类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最早的灵长类与其他原始的哺乳动物相区别的不是脑的发达，而是具有用来握执的手足。这在解剖结构上是一种很复杂的适应，包括指（趾）的引长，末一指（趾）节的变扁和指（趾）甲的变薄等等。这是整个灵长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其他如食性、牙齿等等的差别都是次生性的。因此，灵长类的起源主要是由于行动适应。人类的起源也同样是由于行动适应，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行动适应，是由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最早人类的脑量似乎并不比猿类为大。
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是现在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但是从猿人的体质形态、物质文化和地质时代来说，都可以肯定还有比爪哇猿人和中国猿人更早的人类存在。人类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类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在于人类能使用和制造工具。南方古猿是否能制造工具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南方古猿的骨盆已与现代人相似，这显示它已能直立行走，而它的脑子则还很小，在现代猿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由此得知，人是先两足直立行走，然后才有大的脑子，人脑的大量扩大是远在使用和制造工具之后出现的。
人类不同于动物之点在于人类能劳动，这表现在人类能使用和制造工具，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通常说，文化是人类的特征，而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实际上，一般人所说的人类是指现代类型的人，而现代人是在使用和制造工具的长期过程之中才形成的。人类是从制造和使用工具以进行生产的时刻开始的，而人类的发展成今天这种样子，则完全是劳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从现代人脑的结构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人脑是从猿猴的脑的础基上扩大而成的，但是在从猿猴的脑扩大为人脑的过程中，脑的各部分并不是同等地增大的。从脑皮层运动区（根据巴甫洛夫生理学的观点，更正确的说法是运动分析器的皮层部分）的分布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体各部在大脑皮层上所代表的区域的大小是极不相等的。面积最大的代表机能上最重要和复杂的部分。在猴子的大脑皮层上，手和足有关的皮层区的大小大约相等，可是在人脑上，手区远大于足区。这种事实证明人脑的增大发生在使用和制造工具之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促使了手区与足区的比例的变化以及控制手的脑的部分的大量扩大。
另外，在大脑皮层上还可以看到，与发音有关的皮层区也占了很大的面积，这与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有关，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整个大脑皮层的活动联系着的。人脑的额叶也大量扩张，这些区域至少部分是与思维和意识有关的，而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最早的人类制造和使用极简单的工具来进行食物的采集和狩猎，他们必须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否则便无法生存下来。因此，他们必须有最原始的社会组织，这就使彼此之间的交往有了必要，于是从劳动当中并与劳动一起，语言产生出来了。
从古猿的使用木棒、石块等的自然物进而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即人类的诞生，大概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真正的从猿到人转变的阶段，而直立行走的步态可能是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古猿进化到猿人，脑量增大到九百毫升以上，已能制造具有一定类型的工具。中国猿人已肯定是猎人，能借助于工具来狩猎大的动物。但是，就是在使用工具狩猎时，中国猿人也必须群体的协力合作，共同享用，互相交往等等。
人类最早的劳动具体表现在工具的制作上，人类是从古猿能够制造工具的时刻开始在地球上出现的。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刀”。并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导言”中指出：“经过几千年长久的努力，手之从脚分化出来，人之直立行走，才最后被确定了。于是人和猿就被区别开来”（现在所确定的地质年代远比八十多年前恩格斯所知的为长，因此几千年改为几百万年比较正确）。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首先是由于手的使用而使人的手足发生了分化。恩格斯在“导言”中又指出：“可能同手的发展一起，人的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意识”。
四肢的分化，直立姿势的形成，为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脑壳外面的肌肉负担减轻了，直立之后眼界扩大了，手的接触范围也增大了，所有这些都为脑扩大了讯息的来源，促使了脑的发展。脑的发展反过来又作用于手，而使手的活动更加灵巧；愈到近代的人类，脑子对手的作用也相对地愈为增大了。
从中国猿人化石研究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猿人的上肢骨（可能也连同躯干骨）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下肢骨虽一般与现代人相似，但又具有若干明显的原始性质，而头骨则较现代人为原始，脑量也远在现代人之下。这种结果证明了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上肢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手，最初是由于劳动，由于制造和使用工具，是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发展的，发展的速度最快；由于手的使用而使手足发生了分化，下肢发展的速度较慢，因此落在上肢之后；脑以及脑的外壳的头骨，是因为手的劳动、四肢的分化而随着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猿人头部的许多结构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性质，现代人的发达的脑是随着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扩大的。这种结果证明了手足的分化远早于脑子的发展。资产阶级科学家们认为，心灵是人类进化的根据，因此，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脑的发展起了先驱者的作用，而四肢是随后跟着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猿人化石的研究，进一步地粉碎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学说。
最早的人类是从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刻开始的，在不断的劳动过程中发展成了今天这样的人类。中国猿人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
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实现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大跃进
最近几年来，特别是两年大跃进以来，随着生产建设的大跃进，我们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也是跃进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大批方向明、风格高、方法巧、作风好的干部，不断地涌现出来，促进着我们的事业迅速发展。但是我们同样看到，有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还跟不上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来一个思想作风上的跃进再跃进。
实现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大跃进，具体内容是很多的。迫切的是：进一步提高思想水平，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
说到提高思想水平，好像是“老一套”。其实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发展，我们应当有新的理解。这里略微说几点：
例如，今天我们要牢固地树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思想，并且学会用这个思想来分析和理解现在的问题，指导工作。拿人民公社来说，现在是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是不是“人民公社万岁也就是三级所有制万岁”呢？不是。基本队有将来要变成基本社有，集体所有制还要变成全民所有制。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不在发展变化，革命也是要不间断地进行。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阶段，革命也是要分阶段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基本社有，都是一些阶段，不断革命正是通过这样一些阶段来进行的。不断革命论必须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起来。明确了这一点，在公社的发展上，我们就既要有明确的方向，满怀着前进的热情，丝毫不能故步自封；又要注意步骤，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积极创造过渡的条件。
又例如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这又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所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无产阶级在建设上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实现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就农村范围来说，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充分运用人民公社所解放了的生产力，去迅速促进改变自然条件的大革命（如水利化、土壤深翻等），耕作技术的大革命（如“八字宪法”、农业技术革新、把自然科学广泛地运用于农业生产等），生产布局的大革命（如农林牧副渔，社办工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发展多种经营等），文化的大革命
（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等）。只有我们牢固地树立了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并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继续大破小农经济的思想影响，大破“中游”论，大破畏难情绪和自满停滞，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鼓干劲，把苦干、实干、巧干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冲天干劲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
这里，想着重谈一谈关于“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问题。
同劳动，这在“三同”中是关键的一条。射阳县公社干部劳动得很好，群众就说，“分不出干部和社员了。”这“分不出”三个字，说明了干群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同劳动，还会带动其他作风的改进。把其他一些不好的作风改掉，也会有益于密切干群关系。有些人不坚持同劳动，思想上无非是图安逸，怕吃苦，高人一等，这是特权思想，是一定要反掉的。人人都要劳动，将来，劳动要变成生活的必需，干部参加劳动不经常化是不行的。
同吃，不要看小了。干部到食堂和群众一样吃，就能更好地关心食堂，关心群众的生活，把食堂办好。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又是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干部进食堂，还可以通过食堂把思想、生产和生活一条龙地抓起来。从生产集体化到生活的集体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更加彻底的表现。
同住，主要的精神是要深入群众，和群众交心，也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对群众平等相待，商量办事，要和社员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交知心朋友，住在一起，无话不谈。现在有些同志和群众交心不够，不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善于说服教育，这对充分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很不利的，应当要改变这种情况。
看来，坚持“三同”，是密切干群关系的中心问题，也是改进干部作风的中心问题。抓紧了这一条，好作风就容易树立；放松了这一条，坏作风就容易滋长。坚持“三同”的思想基础，就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是正确处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调动积极性，促进建设事业的大跃进。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认识不足，不太相信下级组织和群众，迷信自己，喜欢包办代替，喜欢用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结果往往是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试想一想，如果下级和群众样样事情等待布置，而社队干部就是这么几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去布置，那岂不是会耽误许多大事。所以重要的还是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通过坚持“三同”，密切干群关系，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大家的创造性都发挥起来，才能使生产的持续跃进得到可靠的保证。
（摘自“群众”1960年第七期“实现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