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第16版

第16版()
专栏:

华侨踊跃投资 参加祖国建设
黄长水、尤扬祖、王源兴蚁美厚、黄 洁、杨汤城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完全同意谭震林副总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我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工商业者。我们回国不久,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先后参加了华侨回国投资事业。有的还在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担任工作。几年来,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是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跃进的局面,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新的阶段。我们完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但能够实现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而且一定可以更好地实现整个六十年代连续跃进的远大目标,用比十年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祖国的大好形势之下,和全国其他建设事业一样,华侨回国投资事业,在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也有了很大的进跃。到目前为止,广东、福建、上海、温州、云南、山东、武汉等七个省、市和广西僮族自治区,都已经建立了国营华侨投资公司,广东省还成立了华侨垦植公司。由这些投资公司投资兴建和扩建的企业,已经有一百多个。其中有糖厂、油厂、麻纺厂、造纸厂、罐头厂、橡胶厂、水电站、煤矿和热带经济作物农场等。在全国大跃进当中,这些企业的产品,无论数量、品种和质量都有很大的增加和提高。有的在产量和产值方面都成倍地、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如广东省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投资的广州华侨糖厂,1959年的产量比1958年增长一倍多。汕头罐头厂1958年的产品比1952年增长了五十四倍;福建省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投资的厦门罐头厂,1958年的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两倍多;泉州源和堂食品厂1958年一年的产量,等于该厂过去三十年产量的总和,而且产品多,质量好,在国外市场很受欢迎。广东省华侨垦植公司投资兴建的新民、三道两个华侨农场,在种植橡胶、咖啡、香茅等热带和亚热带经济作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少华侨投资企业在大跃进中进行了技术革新,并利用废料制成新的产品。如广东省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投资的华建麻袋厂利用香蕉杆、香茅渣以及其他野生纤维混合黄麻制成了麻袋,降低了成本,保证了质量。制糖厂则利用甘蔗渣制成糖醛、活性炭、胶合板等;松香厂从松节油中提炼出柴油、机油和汽油。1960年以来,华侨投资的企业也呈现了开门红、满堂红的新气象,生产不断跃进。广东华建麻袋厂今年1月份生产已经超额完成月产计划。福建永春天湖山煤矿1月份产煤量超过去年1至7月份七个月的总产量;仙游糖厂1月份甘蔗压榨率平均提高到98%,达到全国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在大跃进中,很多华侨投资企业获得了红旗单位的光荣称号。安置在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中的归侨、侨眷职工也和国内职工一样,在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断涌现先进生产者和红旗手。这些先进生产单位和生产红旗手都是祖国大跃进年代里盛开的花朵,是华侨和归国华侨的光荣,也是我们归侨工商业者所应当学习的。
除了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所投资的企业以外,几年来,由于华侨关心家乡的生产建设,他们在侨乡也兴办了不少的福利事业和小型投资企业。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华侨、归侨、侨眷都热烈地投资参加侨乡工农业生产建设,兴办小型水库、小型水力发电站、农产品加工工厂、化肥厂和其他小型工厂等。这就不但对促进侨乡工农业生产,繁荣侨乡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表明了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
看到当前华侨投资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我们不禁联想起解放前华侨投资企业失败的遭遇。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不少华侨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回国投资创办了厂矿、铁路等企业。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华侨企业同国内民族企业一样,不但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反而要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并吞和摧残。华侨投资创办的广东新宁铁路和福建省漳厦铁路,都先后被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所侵占,漳厦铁路最后连铁轨和铁路器材都被盗卖一空;美国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投资创办的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倾销政策的打击下,终于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所吞并。较近的如马来亚华侨黄重吉先生,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诱骗,在1947年从国外运了可以开办十个工厂的大批机器设备至厦门,结果除了勉强办了一个电池厂投入生产以外,其余的九个工厂根本无法投入生产。在旧中国诸如此类的情况是极其普遍的,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由此我们还要着重指出的是:目前蒋介石集团正在袭用过去欺骗华侨的惯技,阴谋诱骗一些华侨去台湾投资。我们广大华侨工商业者,对于过去蒋介石集团所给予的痛苦教训,是记忆犹新的,对于蒋介石集团的这种阴谋也是洞悉无遗的。因此,它的阴谋也就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只有在解放以后的今天,华侨投资参加祖国经济建设的愿望才能得到顺利的实现,这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华侨回国投资政策的正确是分不开的。解放初期,不少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华侨投资企业,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获得了新生。1956年,对华侨投资的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在清产核资,从业人员安排等方面,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适当照顾。1957年8月,国务院又公布了“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这一办法规定投资满十二年可以收回股金;股息年利八厘;本年度股息在不超过50%的限额内,经申请批准,可以汇往国外;投资人要求工作,可根据公司有关企业的需要和投资人的具体情况,优先录用。这就充分地体现了祖国切实照顾华侨利益的政策,它完全符合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人的愿望和要求。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将各地原有的华侨投资公司改组为国营华侨投资公司,作为今后华侨投资的主要方向。华侨回国投资的资金只有在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统一安排和使用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建设家乡的意愿;保本、保息也才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在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政府又宣布了“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仍然有效,进一步地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华侨的关怀和照顾。这和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情况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里是市场竞争剧烈,风险很大,互相勾心斗角,谁也摆脱不了“大鱼吃小鱼”的命运,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企业不会失败,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和家庭儿女的前途。今天“发了财”的人,往往明天就倾家荡产。我们回国投资以后,我们的资金不但找到了稳妥可靠的出路,而且也不必再为子女耽忧。我们的子女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之下,一个个健康地成长,他们都将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而我们家庭之间,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睦、幸福;我们衷心感到在祖国的生活是多么安定富足和美好。同时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我们许多优待,保证了我们过着健康、愉快的日子,而且在工作上也给我们作了适当的安排,许多归国华侨工商业者,参加了企业的管理工作。也有不少归国华侨工商业者还被选举和担任县、市、省、以至全国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归国华侨工商业者在祖国人民的大家庭里,有这样的地位和荣誉,那是旧中国根本想像不到的。饮水思源,我们对祖国人民,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恩情,那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几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之下,我们归国华侨工商业者在政治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这些还是很不够的。在三大万岁的光辉照耀下,通过不断学习、接触实际、参观各地建设和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很大,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的英明,总路线的正确和伟大,同时也更加认识到,只有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一定要努力地为祖国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国家的辅导之下回国投资,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华侨工商业者的光明大道,特别是在东南亚有的国家掀起反华、排华逆流和存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祖国辅导华侨投资的政策,更加在广大华侨工商业者中,起着日益深远的影响。大家知道:华侨经济历来都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有益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加紧对东南亚进行经济侵略,使得华侨经济同当地民族经济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特别是最近时期以来,东南亚有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的有势力集团,更不顾事实,肆意污蔑抹杀华侨经济的作用,加以排斥和迫害,以致华侨经济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这也就直接危害了当地人民的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有利于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之下,华侨工商界一方面为了谋求生存,适应当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趋势,和当地人民的民族经济有了密切的结合;另方面,向往祖国的华侨也日益增加了,一般华侨工商业者,不但感到祖国的强大是华侨最可靠的靠山,而且对祖国辅导华侨投资的政策更有了深刻的认识。不少华侨工商业者因为侨居地经营的困难,货币贬值,资金亏损大半,感叹的说:“南洋钱,不是钱,拿回唐山才是宝。”这样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对于那些不愿意在侨居地继续居留的华侨工商业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和我们一起走上参加祖国建设的光明大道。而祖国对归国的华侨,都是一视同仁,不分先后,根据既定政策进行照顾的。
另外,还有一部分华侨工商业者,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他们对于本身的前途和资金的处理,抱着观望和冒险的态度:有的徬徨、徘徊,不知所措;有的看不见当前形势的变化,还在幻想照老日子过下去;还有一些人把资金停留或投放在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市场。这些带有赌博性的做法,自然都不可能解决资金的真正出路。事实将是最好的教训,我们相信,他们必将会认清形势,从而选择他们应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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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归国华侨学生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张国基、吴桓兴、庄希泉、伍禅代表杨新容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副总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我们曾经多年在国外从事华侨文教工作,回国以后,有的也还是做归国华侨学生的教育工作。
两年来,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祖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主义连续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法宝”,已经深入人心,迅速地改变着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地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速度向前发展。
祖国的强大是华侨最有力的靠山。由于新中国这十年来日益繁荣昌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文教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大鼓舞了国外侨胞,他们更加团结爱国,广大华侨青年,特别是华侨学生,对祖国更是无限向往。当国外华侨教育遭受迫害和摧残,华侨学生就地升学日益困难的时候,他们要求回国升学就更加迫切,回国人数日益增多。
在过去的十年中,从亚洲各国以及欧洲、非洲、美洲、澳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归国的华侨学生已有六万人。根据“集中接待、分散入学”的方针,经北京、广州、厦门集美、汕头四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补习之后,考入中等以上学校的,就有五万多人,其中已有五千多名从国内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掌握了各种专门的知识技能,参加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祖国建设事业中的积极力量。现在在校的几万名归国华侨学生,也和国内广大青年一样,朝气蓬勃,天天向上。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正在健康地成长着。
这几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归国华侨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生活目的、学习目的明确了。他们绝大多数人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思想觉悟的提高,各地归国华侨学生中还涌现出大批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和读书、劳动、思想三丰收的积极分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归国华侨学生过去一般缺乏体力劳动习惯,但是通过劳动实践,他们和工农群众发生了联系,对劳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杭州市十九个中等学校1958年夏季参加郊区抢收抢种的三百一十七名归侨学生,其中被评为超等、优等各类积极分子的就有一百四十四人,占参加人数的45.4%;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四百二十一人中,被评为积极分子的就有二百零二人,占参加人数的48%。北京、广州、厦门集美、汕头四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同学,在劳动中一般地表现也很好,个别的变化就更大。如厦门集美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有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姓陈的女学生,刚回国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时,怕参加劳动手粗不好看。每当学校广播室一宣布要劳动,她就溜到广州市去玩,不想回到学校。后来,她被分配到了厦门集美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学习,在学校的耐心教导和老同学的帮助下,慢慢也参加了劳动,劳动中,她逐渐认识到:每一小时的劳动,都是直接为祖国创造财富的,这样也就逐步体会到劳动的光荣的意义。去年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割稻,在公社社员集体劳动的冲天干劲的鼓舞下,她热情很高,第一次打破全校女子割稻最高纪录。到最后一天,她仅用四个半小时,割稻一点六亩,而且树立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成为学校的劳动标兵。至于归侨学生当中,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成长,动人的事例,也是很多的。如南京大学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新加坡归侨学生陈万里,就在去年学校失火的时候,他奋不顾身,登楼抢救国家资财,在英勇与火灾斗争中,脑部受了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舍己为人、不惜牺牲的精神,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学习的旗帜和榜样。
在四所归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过去也曾有一小部分同学,遵守学校的纪律是比较差的。现在在这四所补习学校,遵守纪律、积极劳动、热爱集体、尊敬师长、认真读书,已经成为普遍的新风气。
从归侨学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看,由于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就更好地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大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实践证明,只有一面读书、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实践,把读书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得到真正全面的知识。结合得越好,学习质量提高得越快。普通学校是这样,就是在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教育工作上,无数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是这样的。如果把学习和劳动对立起来,那么,对学生参加劳动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果的意义,就必然不能理解。一两年来,归国华侨学生普遍反映比过去学得深透,学得更踏实,既学到了书本的理性知识,也有了实际的感性知识。这样,不但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而且也加深了对课本的理解。学习质量因而普遍地提高了。1959年北京的北大、清华等十四所高等院校毕业的归侨同学共二百三十二人,全部合乎国家培养的规格,从大学毕了业,愉快地走上国家建设岗位。杭州市1959年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有一百六十人,其中一百五十三人考上了大学或高中。再如1958年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有三百多名同学,响应了党的“上山下乡”的号召,到云南参加一年多的劳动锻炼,大部分在1959年暑假,只经过一个月的补习,又报考了学校,一百四十八名报考高等学校的同学录取了一百三十五名,报考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级中学的四十四名中录取了四十一名。很多人的政治课、语文课、生物课考试成绩都是五分。过去学物理学是死记硬背,在劳动中亲自应用了生产工具,物理学也容易懂了。因此在他们总结一年劳动收获时,都感到这一年获得多方面的丰收,“一年劳动胜读十年书”。也有一部分自愿留在农场工作的,他们已经掌握了生产技能,发挥着他们的专长。其中有些成了劳动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如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生产队副队长、印度尼西亚归侨吴华清就是一个例子。
从归国华侨学生的体质方面看,他们参加劳动以后,对增强体质收到很大效果。两年来,各地归侨学生的患病率较前大大下降了。在增强体质的基础上,通过劳卫制成为国家等级运动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这几年,在党的培养下还涌现出大批的国家优秀运动员。1959年有二百多名归侨学生运动员经过各地分区选拔,代表各省市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其中有的创全国最高纪录或打破世界纪录,为祖国增光。如归国华侨学生黄强辉由于打破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获得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羽毛球五项冠军的运动健将王文教和陈福寿、陈家琰、黄彬,著名的游泳选手符大进、傅翠美、黄曼翠、王强立等都是归国华侨学生。
党和政府对华侨子弟的培养、关怀和热爱,国外华侨父老是无限感激的。我们在国外期间,为提高华侨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的水平,曾多方设法,作过不少努力,其结果毕竟是有限的。但他们一回到祖国,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就得到全面迅速的成长。这在国外是做不到的,也是难于想像的。
为什么归国华侨学生的进步成长如此迅速呢?在我们看来,这不仅雄辩地说明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同时也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1958年以来,国内各级学校贯彻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全国各地的归国华侨学生,也无例外地都投身到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同时各级学校还贯彻了党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普遍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些,就是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
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在文化补习以及思想教育工作上,也摸索出一套规律。四所归侨学生补习学校也和全日制普通中学一样,把劳动列入了正式课程,建立了劳动生产基地,保证新归国的华侨学生也都能参加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锻炼,而且还针对归国华侨学生的特点,进行了教学改革,进一步贯彻了“缺啥补啥,重点补习”的教学原则,这就更有效地提高了归国华侨学生补习教育质量。
国外有一部分侨胞,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还有一些不了解,但我们相信,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们也必然会认识到党的教育方针为他们回国的子女带来的好处。
当然,我们在归国华侨学生的教育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的特点,因此还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也就是说,归国华侨学生教育是祖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它必须服从社会主义教育的统一原则。对归国华侨学生的培养方向,也必须与国内同学“一视同仁”,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这是必须肯定的,这是“一视同仁”的基本内容。“适当照顾”是指华侨学生长期侨居国外,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体力劳动习惯,因此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具体做法与步骤,应该与国内同学有所不同,如他们政治觉悟较低,对他们政治上的成长应该多加关怀;他们文化基础较差,就要加强个别辅导;他们缺乏劳动习惯,在他们初回国的一个时期内,劳动方面就要适当的安排;他们的家庭不在国内,在生活上也要多加关怀,经济上有困难的,就给予人民助学金,每逢假期组织他们集体活动,使他们能够愉快度假等等。针对归国华侨学生的特点多做一些深入细致的工作,这绝不是强调特殊或者迁就落后,而是为了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是长期的。在印度尼西亚有势力的集团掀起的排华反华活动,当地华侨教育受到严重迫害,估计今后必将有更多的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党和国家对他们伸出热情的双手,敞开了温暖的怀抱,热烈欢迎他们回到温暖幸福的祖国,继承华侨的爱国传统,和国内广大青年同学一道学习本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国务院今年2月2日发布的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中规定:“归国华侨学生和具有学习条件的职业青年,依据其学龄和文化程度安排就学;经济有困难者,国家给予助学金。”就是要使得他们都能安心学习,将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做好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安置、培养教育工作,除原有北京、广州、厦门集美、汕头四所补习学校扩大招生名额外,今年国家还准备在昆明、南宁增建两所归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在武汉、厦门创办两所中等技术学校,在海南岛开办两所、在漳州开办一所归国华侨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为他们的深造、就业创造条件。另有部分要求随家回乡或安置在厂矿、城市的,则分别由有关省市根据他们的实际文化程度,适当照顾他们的年龄,直接分送入有关学校适当班次就读。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和归国华侨学生投考高等学校的要求,还准备创办综合性的华侨大学一所。
各位代表,我们深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一定能够把归国华侨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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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侨乡的变化
梁金山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我是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华侨,几年来,看到祖国的建设的繁荣景象,我感到无限的兴奋。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共有侨眷、归侨一千一百多户,将近四万人。解放以前,他们也与其他人民一样,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年辛勤劳动,仅能解决两三个月的口粮,有的甚至秋收之后就没有粮食吃了。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侨眷要给国外亲人写封信,也得跑上几里路,才能找到一个写信的人。
解放以后,侨乡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侨乡的生产,有了高速度的发展,侨眷、归侨的生活也逐步的得到提高,侨乡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
粮食产量不断增长
腾冲和顺乡,1949年解放时,粮食总产量只是四十万斤,每人平均不到三个月的口粮。1953年土改以后,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万斤。以后随着合作化、公社化的实现,粮食增长特别快。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的一年,粮食在195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1%,达到二百九十万斤,每人平均有粮食六百八十五斤。1959年在1958年的基础上又有了巨大的增长,平均每人达到八百多斤。与解放前比较增加了九倍还多。龙陵县白塔管理区或生产队,1952年粮食总产量仅二十五万多斤,平均每人只有粮食三百五十斤,到1958年产量达到四十六万斤,增长了80%以上。每人平均有粮食六百一十八斤。1959年增长更为突出,每人达到八百斤。由于生产的飞速发展,侨眷、归侨甩掉了祖祖辈辈用来买米的小口袋,由缺粮户变为余粮户。侨眷刘月芹解放前生活十分困难,合作化后,参加了合作社,成立了人民公社,她又参加了公社,她每年分得的谷子吃不完,并分到一些小麦,豆类。生活大大改善。她说:要不是党的领导,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日子。
水利基本建设,在旧社会里是根本不被人重视的,统治阶级反以兴修水利为名,大量索取农民的血汗。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腾冲和顺乡修了围绕整个村庄和坝子的长达十几公里的东、西两条大沟,改变了九弯十八转大盈江的河道。使整个坝子的良田永远不再会受到洪灾和旱灾的威胁。龙陵县侨区也修了两个水库(益群水库和下龙水库)能够灌溉四千亩新开田和缺水田二百四十五亩。修了一条长达六十公里的黄大沟,使二百四十五亩旱田变成水田。因此大大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龙山公社白塔管理区的妇女们,修了一条“妇女大沟”。这条沟在旧社会里叫嚷了多少年,没有修成。但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全村妇女发挥了冲天的干劲,经过一月多的时间,仅有几个男工的帮助就修成了。受益的田,增产了粮食40%。由于水利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绝大多数的田地上稻谷收割不久,满田满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小麦、豆类,改变了一年只能种一季稻谷的情况。腾冲和顺乡,1956年开始种麦子,就收了三万多斤,1957年收入二十一万多斤,比1956年增长了六倍多,1959年基本上满地种上了麦子豆类。今年小麦丰收又大有希望。
侨乡有了社办工业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侨乡也破天荒地办起了工业。龙陵县龙山公社创办了农具厂,能制造打谷机、播种机等农业生产工具。腾冲和顺乡也办了农具厂,建立了发电能力三十瓩和一百二十瓩的水力发电站两个,用电力带动脱粒机和绳索牵引机犁田。农业生产已向机械化的道路迈上了一步。
侨乡的特点是妇女多。在旧社会里,莫说妇女参加劳动,有的甚至连大门都很少出,她们就是做做家务,领领孩子。人民公社的成立,给解放妇女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和政府在领导侨眷归侨积极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广泛的开展了多种经营和各种副业生产。目前腾冲县和顺乡人民公社已组织了缝纫、制鞋、竹器、织布、碾米、食品、养猪、养鸡、养鸭、养鹅等副业生产。使一百八十多个劳动力弱的侨眷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共食堂的成立,又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妇女也和男子一样参加了劳动,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又更进一步得到改善。保山县西山村侨脊马技腾家有三个劳动力(妇女二人),1957年只有四千七百二十六个工分,办了食堂以后,由于妇女参加了劳动,每年得的工分增加到八千多。
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党十分关怀侨乡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几年来,侨乡的文教、社会福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腾冲和顺乡的益群中学已从1949年的三个班一百零七人,发展到十六个班,七百五十五人。与过去相比,班次增加了五倍,人数增加了七倍,解放前只有初中,现在有了高中。小学的发展也十分迅速,解放前只有小学生五百多人,现在已发展到八百七十多人。不仅正规学校增加,业余学校发展也很大。如办了识字班六班,经过学习已有四百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龙陵县白塔管理区或生产队学生增长更快。解放前全村仅有小学生三十个,1959年已发展到一百五十个,增长了五倍。
总之,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侨乡正在发生着翻天复地的变化。在党的教育下,侨眷和归侨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大大的提高,侨眷和归侨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与人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夫妻和顺,邻里相亲,协作成风,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事迹层出不穷,不少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人人干劲冲天,创造了不少奇迹。腾冲和顺乡就出现二百一十个先进生产者,有的受到省侨务处和中侨委的表扬或奖励。保山西山村全村只有六十多人就有四十七人成为公社、生产队的先进生产者,他们已成为侨眷归侨学习的榜样。
几年来侨乡人民在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所起的变化,是完全证明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威力,我们相信,在继续的大跃进中,云南的侨乡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附图片)
在人大二次会议休息时,新疆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新疆休息厅里,热情地赞扬这里的建筑和布置。中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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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通过友好协商才能真正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吴益修、谢南光、陈宗基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所作的三个报告以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我们现在想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双重国籍的华侨的问题作一个联合发言。作为华侨代表,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华侨的心情,尤其因为我们的亲友中有许多是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因此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和希望了解的较多。我们知道全国人民对侨居国外的华侨,包括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都是极为关怀的。
我们认为妥善解决存在于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双重国籍问题,对于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了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时,国外华侨同国内人民一样,表示热烈的拥护,并且希望尽早地使条约生效,付诸实施。我国陈毅外交部长在去年12月9日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件,提出了全面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项就提出两国政府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批准书,同时派出代表组织联合委员会。我们高兴的是,两国政府已经在今年1月20日在北京互换了条约的批准书,并且在1月25日在雅加达成立了两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讨论和规定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和有关执行这一条约的各项问题。联合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我们希望双方通过协商能够尽早地取得协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联合委员会还在协商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以1960年第十一号政府条例的形式,宣布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在1959年6月单方面制定的、有关实施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第二十号政府条例生效。一些地方的印度尼西亚当局最近还强迫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在短期内进行选籍,逼迫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和有技术的人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否则就以解雇及其它迫害手段进行威胁。这种做法不仅已经遭到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的普遍反对,而且显然是违背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精神和原则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定自己的国内法我国政府是不会去干涉的。但是1959年第二十号政府条例却是有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条例。条约既是两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对两国政府都有约束力,两国政府都应该共同承担执行这一条约的国际义务。根据条约和换文的规定,应该由双方共同研究和规定对条约实施的办法,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单方面可以自己单独搞一套实施办法。印度尼西亚当局片面进行选籍的活动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能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上制造更加困难的障碍,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妨碍条约的实施。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有所改变,由联合委员会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共同制订出实施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办法,并顺利地付诸实施;也只有通过友好协商,才能真正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最根本精神就是要让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根据本人自愿原则顺利地进行选籍。我们有的人过去曾经长期在印度尼西亚居住过,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本来是愿意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因为他们已是世世代代在印度尼西亚定居,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作了贡献,因而和当地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把印度尼西亚看作自己的家乡。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愿意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可以理解的。对他们的这种愿望我国政府一向是尊重、谅解和赞助的。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应当尊重他们的这种愿望。我国政府和人民愿意看到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能够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不受歧视的公民,而对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事业和经济繁荣继续作出贡献。这样不仅对他们本身和对印度尼西亚来说都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可是令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有势力集团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却大规模地全面地掀起了反华排华活动,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大肆迫害华侨。这种反华排华活动目前还在继续进行。与此同时,在印度尼西亚还出现了许多使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感到不安的情况。在排华的浪潮中,他们中的小商贩在一些地方也被迫停业。他们的营业和就业的应有权利受到限制。排华分子在农村中还制造骚扰恐怖气氛,以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将他们逼走。他们的子女的就学权利也受到限制,自己办的学校也被禁止教授华文课程。某些地方还发生对双重国籍的华侨妇女进行逼婚的现象,甚至逼他们改名换姓。总之他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遭受许多排斥,他们的人格受到种种的侮辱,他们的自尊心也受到严重的损伤。他们看到就是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也不能免掉被歧视与迫害的厄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不使他们感到恐慌和寒心呢?他们又怎么能够在国籍问题上真正按照自愿的原则自由地选择呢?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回到中国来,难道不是迫不得已的吗?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如果遭受到迫害和排斥,无法谋生或者是遭到歧视不愿继续在印度尼西亚居住而要求回到中国来,我们强大的、各族人民平等友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当然是欢迎的。祖国政府一定会给予他们以热情的接待和妥善的安置。我们相信,他们回来以后,也一定会同国内人民一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我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停止反华排华活动,同时停止对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的排斥行为,尊重他们的权益和人格,使他们能够在印度尼西亚安心居住下去,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友好的气氛下表达自己的自愿来进行选择国籍。这样才能使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从而有利于全面和合理的解决华侨问题,使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维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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