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高速度地发展我国水产事业
水产部副部长 金城
高速度地发展我国水产事业的两年
我国人民正在向大自然进军。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向平原、山区进军，而且也要向水域进军。水产战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不断跃进，高速度地发展水产生产，并把水产事业从落后的状况提高到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水平，为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十年来，我国水产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一样，发展是十分迅速的。
我国水产总产量由1957年的三百一十二万吨，提高到1959年的五百零二万吨，增长60．6％，平均每年递增26．8％，比1953年到1957年平均每年递增13．3％的速度增长了一倍。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我国水产增加的绝对量为一百九十万吨，为1953年到1957年五年增产累计一百四十五万吨的131％。毫无疑问，这是巨大的跃进。如果说，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递增13．3％的速度，已非日、美、英三个水产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可比拟的（在此期间，日本每年平均递增速度为3％。美国为2．8％，英国下降），那末，1958年以来，我国水产事业每年平均递增26．8％的大跃进的速度，就更非资本主义国家所能梦想到的。
1958年和1959年，也是我国水产领域扩展最大的两年。海、淡水养殖面积大大扩大了，许多过去认为不能养殖的水面，如海湾、海滩、湖汊、河港以及所谓死水、激流、硬水、污水等，经过水面整治和水质改良，也都能养殖了；有些从来不养鱼的山区和高原，也变成了鱼米之乡，这就大大改变了我国水产生产分布的面貌。养殖的品种也大大增加了，过去认为许多不能养殖的品种，如鲷鱼、黑鱼、对虾、螃蟹、海参、海马、海带、贻贝等品种，经过人工孵化和驯化，都进行了人工养殖，变野生为家养，从而把水产生产进一步按照我们的意志纳入计划生产之内了。捕捞方面，也开辟了新的渔场，并发展了过去所没有的鲸、海豹、海马、海龟等新品种的生产。对水域的立体利用，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创造了万能网、万能钓，为捕捞上中下层鱼类提供了条件；又如各不同水层、习性鱼类的混合放养，更充分地进行了水的立体利用。在水产品的综合利用方面，两年来试制和提炼成功一百多种新产品，例如褐藻胶、鱼鳞胶、甘露醇、碘可溶性甲壳质等，大大提高了水产品的利用率和经济价值，为工业、农业、医药等提供了廉价的重要原料。随着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的逐步深入，水域的无穷潜力将日益为我们所利用。
1958年和1959年，也是我国水产业中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最多的两年。两年来，我们执行了土洋结合的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技术革新运动，因而取得重大的成就。例如，群众的技术革新项目达二千五百多种，重要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如鲢鳙鱼的人工孵化、海带的自然光育苗、渔轮上的水汽增压、加工上的快速制冰等等，对发展生产，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58年和1959年，也是水产增产经验最丰富的两年。两年来，海、淡水单位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这和养殖方面执行“水”（改良水质、增加水深）、“种”（苗种健壮）、“饵”（饵料充足）、“密”（密放、合理密养）、“混”（多品种混合放养）、“轮”（轮放轮捕）、“防”（防治病虫敌害）、“管”（专人管理）的八字精养法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和捕捞方面执行“找”（寻找渔场）、“改”（工具改革）、“兼”（多种工具兼作轮作）、“保”（保护资源）、“安”（安全生产）五字增产措施密切关联的。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哪里能够因地制宜、全面合理地贯彻以上措施，那里就能获得更高的产量。
由此可见，所有上述成就，都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它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水产事业方面的胜利；是在水产事业中贯彻执行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挥了冲天干劲，创造性地发展水产事业的胜利。这些成就取得的过程，就是逐步认识和掌握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用以改造自然的过程。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了自己。
养殖和捕捞并举是发展水产生产的正确方针
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由于坚持党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党的政治挂帅，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因而使我们对于水产事业的内在规律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我们从水中索取财富的自觉性。现在仅谈一下我们的一些初步体会：
一、坚决依靠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以跃进的高速度发展水产事业的主要保证。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路线，这在工业上是如此，在农业上是如此，在水产事业上也是如此。没有干劲冲天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没有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就没有水产生产大跃进的高速度的发展。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鼓足了干劲和没有鼓足干劲，克服了右倾情绪和没有克服右倾情绪，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例如，1958年和1957年比较，水产业中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但是，当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后，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和不断革命的共产主义风格以后，水产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和渔民群众同全国工农群众一样，立即掀起一个排山倒海、万马奔腾的生产高潮，出现了水产业蓬勃发展的局面。破除了水产生产的“低产论”，使捕捞和养殖的单位产量大大提高了；冲破了原先认为可养殖与不可养殖的水面的界限，使养殖水面大大扩大了；冲破了原先认为可养殖的与不可养殖的品种的界限，使生产的品种大大增加了；破除了科学技术高不可攀的迷信，使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这些，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建国以来的八年中的任何一年，也都是难于比拟的。两年增产的总和超过了前五年增产总和的31％，这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质的飞跃。又如，1959年水产生产在上半年虽然继续跃进，但发展速度与1958年同期相比，产量只完成了全年计划的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的任务要靠下半年完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以后，广大干部和渔民群众欢欣鼓舞，热情高涨，立即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秋汛超夏汛”、“淡季变旺季”的生产新高潮。历来被认为是水产生产淡季的第三季度，也变成了大旺季，结果使生产、收购和供应出口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的计划指标，获得了继续大跃进的成果。短短几个月的事实证明，松劲使旺季变淡，鼓劲使淡季变旺。这个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渔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党的总路线的威力和人定胜天的真理。使一些曾经怀有淡季只能是淡季，人不能胜天的思想的人，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输了。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只能做客观自然规律的奴隶，人对于客观自然规律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人定胜天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一经认识和掌握了客观的自然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对客观事物起决定性的作用，人就能胜天。
两年连续大跃进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水产业获得大跃进的速度，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即在水产事业中，既要尊重和掌握水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又要充分估计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群众运动的作用；既要依靠国营渔业的职工群众，又要依靠人民公社的渔民群众；既要依靠与加强水产的专业队伍，又要组织与领导季节性的、以渔业为副业的水产的副业队伍；既要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和专门技能，又要发挥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和高度的创造性；既需要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又需要使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只有如此，才能在水产事业中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才能使水产事业以连续跃进的速度向前发展。
二、为了以更高的速度和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水产事业，还必须实行养殖与捕捞、海水与淡水、国营渔业与公社渔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水产资源极为丰富，既有广阔的海洋，又有众多的江河湖泊和日益增加的池塘水库；可以进行海、淡水人工养殖的潜力很大，可以进行天然捕捞的资源也很大。为了充分地利用我国海洋和内陆的一切水产资源，就要把国营与公社、城区与农村、集中产区与分散产区、专业渔民与副业渔民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既要发展海水生产，又要发展淡水生产；既要发展城区渔业，又要发展农村渔业；既要抓紧集中产区的生产，又不放松分散产区的生产；既要重视国营渔业，又要重视公社渔业；既要抓捕捞，又要抓养殖。总之，就是要在水产生产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对水产业的发展都是一种损失。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在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过程中，养殖与捕捞是对水产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对主要矛盾。因为，任何一种水产品不是由捕捞的方法得来，就是由养殖的方法得来。捕捞和养殖是水产生产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只养不捕，养殖就失去了意义；只捕不养，捕捞就受到资源的限制。捕捞到了天然苗种或亲鱼就转化为养殖，养殖到了成熟期就转化为捕捞。因此，养殖与捕捞又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养殖发展了，捕捞就得跟上来；捕捞到一定的程度，养殖就得补上去。因此，养殖与捕捞同时并举，乃是一条大跃进的高速度、多快好省地发展水产生产的正确的方针。
但是，实行养殖与捕捞并举时，必须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转移而有所侧重。在面临海洋和江河湖泊等大水面的地区，一般的应以捕捞为主，养殖为辅；在有山塘水库、池塘河汊、海港滩涂的地区，一般又应以养殖为主，捕捞为辅；而二者兼有的地区，则应养殖与捕捞并重。同时，当市场供应需要立即发生效果的时候，或者养殖的对象已经成长起来，达到起水标准的时候，就必须强调捕捞，否则生产就脱离了供应，手段（养殖）就失去了目的（捕捞）。但是，从整个资源潜力和发展前途来看，从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水产事业来看，养殖乃是水产业中较有发展前途的一个方面。
更好更全面地发展我国水产事业
今年我国水产业能否更好更全面地继续跃进呢？回答是完全可能的。
1960年，我国的水产形势是更好了，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和光辉照耀下，人民公社将发挥它更大的威力，在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带动下和两年来水产事业大跃进的基础上，以及加上其他的有利条件，如各级党委对水产事业的领导加强了，国家在政策和物质上给水产业的支援大大增加了，国营的水产企业和人民公社渔业在船网工具、养殖苗种等都及早作好了准备。因此，今年水产的发展将要实现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发展我国的水产业，以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对水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我们应该继续贯彻执行依靠党、依靠人民公社，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养殖和捕捞并举、海水和淡水并举、国营和公社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进一步全面地把水产业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大力发展城区渔业，争取农村社社养鱼。城区渔业占总产量的比重很大，仅据北京等三十九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59年产量即达四十五点七万吨，今年计划生产八十二点五万吨，如果将沿海和内陆专区以上城市都算起来，产量将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城区渔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优越性，水质肥沃，饲料充足，科学技术力量强和现代化生产设备多，可以带动周围农村水产的发展。同时，城区渔业商品率高，可以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减少运输，降低成本，又可以供应更多的鲜活产品。因此，各地应当根据“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认真地抓起来，要求今年将城区水面全部地或基本地利用起来，争取淮河以南城市做到全部自给或基本自给；淮河以北城市争取在二、三年内做到全部自给或基本自给。这样，就可以把广大城市人民迫切需要和日益增长的水产品供应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实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是我国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之一。人民公社发展水产业可以增加公共积累，改善社员生活，支援农林牧副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公社应该根据自己的水产资源情况，组织常年性的专业队伍和季节性的副业队伍，进行水产的养殖和捕捞生产，努力扩大水面的利用面积，贯彻执行“八字”精养法，改进捕捞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贯彻执行商品性生产和自给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将一部分中小型水面下放到生产队，进行半自给性半商品性的生产，解决社员吃鱼问题和增加社员的收入。较大的或较集中的水面，则由公社集中统一经营，与国家订立产销合同，进行商品性的生产，以支援城市、工矿、林牧区人民对水产品的需要，并壮大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
第二、加强海、淡水的捕捞生产。在海洋捕捞方面，除革新一部分装备，实行“找、改、兼、保、安”五字增产措施，以提高产量外，还应当从上到下建立和加强电讯及气象预报的机构，以便保证安全生产。在主要渔场要加强渔汛期的生产组织与领导，以达到统一安排和相互协作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我国渔业人民公社资金积累的增加，实现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机械化、网钓尼龙化、生产指挥电讯化的愿望，为期已经不远了。
在淡水捕捞方面，更有效地解决江河湖泊和水库等大水面的捕捞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水产生产的急务，同时也是进一步开展淡水养殖业的动力。我国边远省区还有不少的天然湖、“处女海”，水产资源十分丰富。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人力和生产工具缺乏，捕捞的很少；今后应该积极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这些人民的财富尽可能地开发起来。至于几年来已经进行了放养的大水面，更应该千方百计地捕捞起来。全国各地群众的先进经验很多，应该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同时，机轮、机帆船的运用和电力捕鱼等试验工作也应该积极推行。只要各地领导上重视，调配必要的劳动力，解决必要的工具，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国水产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有着决定意义的养殖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三、积极进行集中产区的渔业基地建设，同时加强分散产区的渔货收购和渔需物资的供应。集中的渔产区是商品性生产最大的地区，是城市、工矿、林牧区的市场供应和出口的主要来源，应该采取国营、国家和公社联营、公社经营的三种形式和土洋结合的办法，普遍建立各种大中小型的渔业基地，提高水产品的商品生产，进一步满足人民对水产品的需要。建设的项目，应以渔货的冷藏、加工、储运等设备为主；至于增添船网工具等生产设备，应该充分利用人民公社的资金，让公社多办，使国家有限的投资着重增置那些为了掌握更多的渔货所必需的设备和其他非公社目前所能举办的事业。一个大型的渔业基地，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生产、收购、供销、加工、运输、科学试验研究，以及技术教育等，都应该有总体的规划和安排。但是，更多的中小型基地，则应因地制宜地，采取由土到洋、土洋结合的办法，来进行建设。
较分散的地区，虽然面广量小，但是集少可以成多，由小可以变大。为了支持和促进这些地区的水产生产的发展，解决水产品的收购和加工处理，应该设立各种固定的或流动的、专业的或委托的渔货收购和渔需物资供应的点和站。这些点和站，与邻近的渔业基地联系起来，取得基地的支援和指导，使基地成为核心，点、站成为基地的卫星。各地都把渔业基地和渔货收购点、站适当地建立与联系起来，这就为全国水产体系的建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水产品是人民生活中重要的副食品，“吃鱼吃肉”是人民生活富裕的一个重要标志。水产品除了食用以外，还可提供许多重要的工业、医药的原料和农林牧等业的饲料或肥料，它和其他国民经济特别是和整个农业战线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而水产业又是一种投资小、收效快、收益大的群众性的生产事业。我国有一万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三亿亩以上的内陆水面，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大富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发展速度的经验，又有了人民公社这样无比优越的组织形式，大自然无限丰富的资源一定可以为我国人民所充分利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更大改善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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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我国哲学界进一步开展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2月4日本报曾经作过报道。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普遍注意。“哲学研究”杂志和光明日报都继续发表了文章，进一步开展了讨论。
3月4日、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世诚的“试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根本对立，乃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一文，编者在文前加了按语，希望展开讨论。世诚在文中坚持自己的见解，并对王若水的批评提出了反驳。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原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基本命题。在哲学史上，这是一个早已确定了的事实。费尔巴哈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曾经一再批判了这个原理。世诚还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说，经典作家就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唯心主义的原理来批判的。
世诚断定：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了解的说法，只会抹煞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原理。并且认为，王若水同志“不了解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这两个范畴的区别，因而误把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当成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据世诚看来，所谓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就是“把根本对立的两个方面说成是同一个东西”，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至于辩证法的同一性，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就是指对立面的统一。世诚说：“思维和存在毕竟是有差别的，毕竟不是同一的。”
李唯一同志在“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的探讨”一文（“哲学研究”1960年第二期）中，基本上同意世诚的意见。虽然他说思维和存在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他认为这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的理由是：“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事物、属性和现象，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二者称之为‘同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在哲学的两大阵营斗争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完全确实的含义，它就是指把思维和存在等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古今中外所有较彻底的唯心主义的共同点，而且也是它们的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础、实质”。因此，如果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可以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那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
对于上述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意见，不少同志撰文批驳了世诚等的观点。
撒仁兴同志在“哲学研究”1960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一文，详细地论证了为什么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指出世诚的观点明显地表现了二元论倾向和形而上学。他说，世诚反对“矛盾的同一性”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即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这都必然逻辑地走向了二元论、不可知论，也就必然逻辑地否认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而坚持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世诚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就必然否认了思维依赖于存在，否认了思维能够认识存在，以及否认了思维也可以向存在转化。
撒仁兴说：近几年来，在一部分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凡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都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和世诚的观点是一致的。
周景芳同志在“谁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一文（“哲学研究”1960年第二期）中说，“世诚同志不是追随着恩格斯来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追随着费尔巴哈，在倒掉黑格尔唯心主义‘脏水’的时候，把辩证法这个‘因素’也倒掉了。”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论证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矛盾论”里论述过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理论和实践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这都是说明它们有同一性。人之所以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因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现实世界规律和思维规律有同一性，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有同一性，而这些就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的根据和基础。当然，一般而论，只能说没有存在就没有思维，不能说没有思维就没有存在。但是，作为矛盾的双方，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例如，革命的运动也有赖于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只承认存在向思维，物质向意识的转化，不承认相反的转化，至多也只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导向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就会导向否认或者不能足够估计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
王若水同志在“哲学研究”1960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形而上学还是唯物辩证法？”一文，首先强调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对立，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的本缘质，也是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的中心问题”。他在文章中答复了世诚和李唯一的驳难。王若水说，世诚和李唯一都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因为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事物，而是有差别的。但是，依照列宁的看法，辩证法正是要研究对立的事物“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思维和存在“毕竟是有差别的”，但毕竟又是同一的，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毕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毕竟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拿思维和存在的差别性来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王若水说，企图用“统一”和“同一”这种纯粹字面上的不同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根本划不清的。马克思论述过
“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恩格斯论述过“必然和偶然的同一”；黑格尔本人不但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也讲过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恩格斯也说过黑格尔主张“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世诚强调区别“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但是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种区别。这是因为，“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根本没有办法区别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唯心主义也可以承认辩证法。黑格尔所主张的同一性，就是辩证的同一性，虽然黑格尔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出发的。对于黑格尔是要批判的，但是我们是站在二元论、费尔巴哈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去批判黑格尔呢，还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去批判黑格尔？这个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王若水说：世诚只看到唯心和唯物的对立，没有同时注意到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因此他不但没有看到黑格尔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甚至也忘记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区别。
在“哲学研究”1960年第三期上，郭月争同志也发表了“再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一文，反对世诚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属于唯心主义的原理的论点。他说，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一个要不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之所以是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就是因为它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肯定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又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相互在统一性中存在着，思维反映存在，又反作用于存在。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因为假如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是各不相干的，互相隔离的，就不能设想思维能反映存在，不能设想思维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
此外，光明日报也发表了批评世诚的观点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