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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山薄土变良田 贫困落后变富裕
政治带动经济 农牧互相促进
云南寻甸县河口人民公社粮畜双双跃进
本报讯 云南省寻甸县河口人民公社，是一个拥有万猪、万牛、万羊的公社。这个公社由于坚持了政治挂帅，贯彻了粮畜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大抓农业的同时，又大抓猪、牛、羊等畜业，使畜牧业有了大发展，从而大大增加了社员收入，改善了生活，还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
河口人民公社共有四千多户，是一个汉、回、彝、苗等各民族杂居的半山区，过去土地瘠薄，人民生活穷困。由于执行了党的大力发展畜牧业的方针，这个公社目前已经有猪一万一千多头，比1958年增长40％以上；耕牛一万二千多头，增长了14％；羊一万四千多头，增长了50％。由于牲畜大发展，去年就积了一百多万担厩肥，每亩平均施用这种优良肥料七十多担。白石岩、石糟子、撒米罗等许多贫瘠的管理区，每亩田地施厩肥都在一百担以上。犁田时，普遍在地面铺上一寸多深的厩肥。有些地里挖开约两寸深，才能看见土层。因此，全社去年粮食获得了全面大丰收，水稻每亩平均产量由二百二十五斤增加到五百多斤；包谷平均亩产由二百五十斤提高到五百多斤，都增产一倍以上，粮食总产量由1958年的二千四百多万斤猛升到三千九百多万斤，平均每人有粮一千七百多斤。去年，除完成公粮、余粮任务，留足口粮、种籽外，全社今年的储备粮共六百十四万斤，平均每人有储备粮二百六十七斤，可供全体社员吃八个多月。白石岩管理区所留的储备粮，可以供社员吃两年。
畜牧业的大发展，不但支援了国家建设，而且大大增加公社积累和改善社员生活。从去年1月到目前为止，全社共售给国家三千多头牲畜和大量的畜产品。其中有肥猪一千六百多头，黄牛一千一百多头，较1958年增加一倍多。全社去年出售了三百万斤余粮，收入十五万元，而出售牲畜和畜产品以及使用畜力从事短途运输的收入就达到二十四万七千多元，占全年现金总收入的一半。给社员发的工资总额达二十九万多元，每个劳力的收入平均增长50％以上。同时还拨出九万多元从事基本建设，购买大批新式农具、牲畜配种器械和各种良种畜。现在，公社还存款二十六万多元，全社90％农户都有了存款。社员们吃肉的数量也大有增加。由于食用肉类、油类比往年多，社员们都红光满面，身强力壮。
畜牧业大发展给河口公社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节省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河口公社由于土地贫瘠，一向广种薄收，全社平均每人负担八亩多耕地，劳力十分紧张。但是，由于牲畜的大量增加，许多原来用人力干的活计，都已经被畜力所代替。这个公社有耕牛四千多头，平均一个劳动力有两头耕牛。许多生产队由于牛多，每天一个犁头使用四条、六条、八条牛轮番犁地。几小时就换一双牛，使耕田的效率提高到一倍以上。由于牲畜多，去年又造了一千四百多辆牛马车，推广了一人赶两辆、三辆牛车的经验，也节省了不少人力。以一个牲畜顶四个劳力计算，全社去年就节省了一百五十五万多劳动日，等于增加了五万五千多个全劳动力，相当于全部农业劳动力的80％多。因此这个公社虽然每个劳力平均负担八亩多耕地，但去年以来，从未感到劳力紧张。甚至在秋收秋种时，还可能抽调七百多个劳动力兴修三十多公里的公路，而且每逢生产最紧张的季节，这个公社都能主动抽出几百个劳力，几百条耕牛支援各兄弟公社。
在1959年粮畜双跃进的有利基础上，河口公社社员们今年又立下了夺取更大跃进的雄心壮志，决心今年突破十万头牲畜的大关，耕地面积再扩大75％，一年开荒四万亩。
（附图片）
河口公社的牛羊正在新建的水库旁饮水 本报记者 王传国 侯中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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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牧业生产大跃进
中共河口公社党委书记 丘金明
我们河口人民公社在1959年像全国各地一样，各项生产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年，我们公社的生猪增加了40％以上，达到了一万一千多头；牛增加了14％，达到了一万二千多头；羊增加了50％，达到了一万四千多头。被称为“万猪、万牛、万羊”公社。同样，粮食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总产量增加了62％，由二千四百多万斤增加到三千九百多万斤。农、牧业生产的大跃进，使我们公社的腰杆子更硬、社员的集体生活也更加富裕了。去年，我们不但按期给社员发了工资，而且还投资八万多元进行了基本建设；如今，公社还有存款三十多万元。社员有存款的，也占总户数的90％以上。公社去年除完成了公粮任务外，留足了口粮、饲料、籽种以外，还留下了六百一十四万斤储备粮，够全体社员吃八个多月。今天我们的公社，真像社员们唱的山歌那样：“地里有粪，菜里有油；重活有车，犁田有牛；储粮存款，人强马壮。”
从这个变化中，使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听了毛主席的话，狠狠抓住畜牧业，就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使粮畜生产都有了全面跃进。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党的粮畜并举的方针，我们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我们这一带，过去是远近有名的穷地方。山区土少石头多，解放前，风调雨顺，一亩地也只收得七、八十斤粮食，往往到过年的时候，大多数贫雇农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穿不上一条裤子，坝区条件好一些，一亩也只收百把斤，生活也不比山区好多少，解放后粮食产量虽然年年都有增加，但还没有基本解决。因此，尽快地解决粮食问题，就是广大农民和干部最迫切的愿望。我们全公社的干部都发了誓：决心要苦战几年根本解决粮食问题。任何困难，都压不倒这个决心！到1958年，全社粮食总产量就由1952年的九百多万斤增加到二千四百多万斤，增加一倍半以上。我们在去年年初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逐个分析了每个管理区增产多少的原因。在这次总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过去所没有认识到的重要规律：凡是粮食增产最大的地方，都是牲畜最多的地方；相反，凡是粮食产量最低的，也是牲畜最少的地方。全社三十多个管理区无一例外。例如：小冲、六马河两个管理区平均每人两头猪，每户两头牛，1958年粮食单产就达到了八百多斤。白石岩管理区是全公社自然条件最坏的地方，那里拔海二千四百多米，土质又瘦，土层又薄，但是，这个管理区平均每亩地有两头牲畜，1958年粮食产量由每亩四百九十斤增长到六百四十五斤；而鲁冲管理区拔海只有一千八百米，气候同四季如春的昆明相似，土质也比白石岩好得多，但平均每亩才有大小牲畜零点三头左右。每亩粮食产量只由二百多斤提高到三百斤左右。这次总结，使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眼睛豁然开朗。过去，领导上也曾经多次指出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但由于我们缺乏实际的体会，领会党的这些指示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认识到过去孤立地单抓粮食，不管畜牧业的思想是片面的。开始下定决心大抓畜牧业。
思想对头了，问题是怎样把这个思想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党委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懂得农牧业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于是，一个通过对比算账大讲农业与畜牧业关系的宣传活动，便在全公社展开了。公社一连召开了许多干部会、党员大会、社员大会和现场会议，大讲特讲发展畜牧业的好处。很快做到了家喻户晓，许多生动的典型事例启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社员们说：“牲畜全身是宝，卖了可以支援国家，杀了可以吃肉，套上可以给公社干活，喂着可以攒粪产肥”。当发展畜牧业的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们又进一步体会到：粮畜并举不但是党的正确方针，而且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群众行动起来以后，许多过去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运动中都迎刃而解。例如，以前有不少干部认为，猪牛羊都是“张嘴货”，养多了没有东西喂。可是群众却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小冲、六马河等管理区开展了采集野生饲料的活动，先后找到了一百多种，解决了所需饲料总数的60％以上。白石崖管理区组织70％的劳动力上山割草，一个多月就备足了五个月的饲料。一些苗族社员用野生饲料喂的肥猪，比用粮食喂得还肥。有的干部怕牲畜多了冬天保护不好会冻死。可是，许多管理区在下雪下雨的日子里，群众都全力以赴参加了保护牲畜过冬的工作，人们在畜厩旁架起篝火，给牲畜烧热水、喂盐巴，有的还把自己的蓑衣和草垫拿给牲畜盖，结果，去年冬天不仅没冻死牲畜，而且大部分牲畜都达到了一等膘或二等膘。
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断地巩固和发扬群众积极性，也是促进畜牧业大发展的关键。在群众热情高涨的基础上，我们又实行了饲养管理包干和奖励制度。将牲畜的繁殖率、使用年限、膘力等包给饲养放牧人员，实行超产奖励制度，大大激发了群众管好牲畜的积极性。白石崖管理区在实行包干奖励制度后，七十六头三类膘黄牛，在一个月内就全部基本上达到了满膘。营和管理区在实行了大包干的一个月内，一类膘的大牲畜也由五头增加到二十八头。由于加强了饲养放牧人员的责任心，一个热爱牲畜的新风气很快就在全公社形成了。常言说：“马喂夜草时常见，牛喂夜草不听说。”可是，我们公社的绝大部分牛、羊，去年全年都喂夜草。所有的畜厩全部都进行了修理，做到保暖、干燥、卫生。社员们还创造了小群放牧、小厩饲养等办法，避免牲畜打架和幼畜被踏被挤的现象。在良种不多的情况下，社员又提出尽量利用普通牲畜配种，他们说：“品种不好，生下来宰肉、造肥也是好的。”到去年11月份，全部大小适龄母畜配种达到了90％以上。
1959年的畜牧业大跃进，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只要让干部和群众人人懂得发展畜牧业的好处，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发挥群众的干劲和智慧，先进指标和先进措施就一定能够实现，畜牧业就一定能够得到大发展。而畜牧业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说不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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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口公社把穷队作为公社直属队
发展畜牧业由穷队变成富队
本报讯 云南省寻甸县河口人民公社创造了一项使穷队赶上富队的重要经验，把最穷的以海生产队作为公社的直属畜牧队，使这个穷队依靠公社在资金、母畜和工具等方面的扶持，迅速发展了畜牧业，从而一跃变成了富队；同时解决了公社一级饲养牲畜所需的劳动力和饲料基地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就可大养牲畜；这样，公社一级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的积累，又扩大了公社所有制的比重。中共云南省委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好经验。
河口公社以海生产队，土层薄瘠，水旱灾害频繁，解放时平均每亩才产粮食七十多斤。解放以来虽然年年增产，但增产不大，底子又薄，所以年年靠国家救济。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区委会下决心要帮助他们改变落后面貌。当这里发生旱象时，区委会就把抗旱指挥部设在以海村，从其它地方抽调了一百五十多人和八十条耕牛前来支援。国家又贷款七千元给他们买了一部抽水机。全村群众在各方支援下日夜苦战，战胜了干旱，还给每亩地施了八十担草皮肥，这一年粮食虽然增产了43％，但还是没有全部解决问题，而且仍然欠着国家三千多元贷款。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分析这个队年年翻不上去的原因是：牲畜少、厩肥少、劳动力紧张，到1958年全队只有四十一头猪和五十九头牛。但这里有山有水、有坡有坝，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很好，公社认为要使这个队彻底翻身，由穷变富，只有依靠发展畜牧业。
这时，公社也决定要发展公社所有制的经济，需要找一个生产队作为畜牧业直属队。于是，公社在征得以海生产队的同意后，把这个队改为公社的直属畜牧队。群众对此也十分高兴。接着，公社就把社一级所有的一百多头耕牛都调到这个队饲养并辅助他们大力发展养猪，这些耕牛仍归公社所有，但由生产队管理和使用，所以肥料也归生产队所有。这样公社除分期拨给这个生产队八千斤精饲料以外，便充分利用了生产队原有的畜厩设备，办起了畜牧场。由于社员饲养放牧得周到细心，牲畜发展很快。一年来，耕牛由一百六十五头繁殖到二百四十九头，猪也由四十一头发展到七十四头，从出卖的二十一条菜牛和十六头肥猪中，公社收入现金二千多元，增加了公社的收入。以海生产队也在生产上彻底翻了一个身，全队能供使役的牛由十八头增加到一百八十六头，普遍用牛犁地代替了人挖地，用牛车代替了人背人挑，用畜厩肥代替了人工积杂肥。这个只有二十八户的生产队，虽抽出十一个劳动力饲养牲畜，但光是积肥一项，就比往年减少了十九个劳动力，利用节省的劳动力加强了田间管理。去年，全队平均每亩土地施了八十多担优质厩肥，稻谷和包谷普遍薅锄了二至四道。保证了田地水饱肥足，使单位面积由一百六十斤猛增到三百二十多斤，全队粮食总产量也由十一万斤增加到二十二万七千多斤，一年就增产一倍多，平均每人有粮一千五百多斤。牲畜也有很大发展，一年中耕牛增长了52％，生猪也增长了80％，获得了粮畜双丰收。
这样，以海生产队一下改变了历年依靠国家救济的状况，还第一次向国家缴纳了公粮，出售了余粮。全队除留足了全年所需的口粮、籽种和饲料外，还剩下两万多斤储备粮，平均每户有余粮七百斤。队里除还清了历年的贷款以外，还增加了公共积累三千元，全队二十八户家家在银行存了款，从而基本上摘掉了穷队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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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寻甸县河口公社的社员在放猪
本报记者 王传国 侯中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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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人的歌
安枫过去为东家放牧，荒山就像热油锅，脚被锁链锁着，眼被泪水蒙着，哪里有心唱歌？！如今为公社放牧，太阳温暖着心窝，春风吹来稻香，赶着满山牛羊，唱着一片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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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畜遍云南
洪海人道牧场数天山，如今天山遍云南；凉山麓下牛羊多，红河两岸鸡鸭全。大个肥猪挤破厩，田野乡村骡马喧；蜜蜂翩翩花前舞，花果山上春色鲜。银兔欲攀天边月，骏马登破九重天；人杰地灵六畜旺，粮食增产堆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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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万人投入群众运动
云南养猪高速度发展
本报讯 云南省以大抓粮食、水利那样的决心和气魄，掀起了群众性的力争高速度发展生猪生产的高潮。目前全省有一百多万人正大破养猪饲料关、基建关、满怀关和防疫关。全省生猪到去年年底存栏数已达七百多万头，比1959年第三季度时增加了10．6％，一百二十万头适龄母猪已有70％到80％满怀。全省已有一个县、二十三个公社、一千四百三十个生产队达到了每人一头猪；一个公社、四百五十九个生产队达到了一亩地一头猪。按全省人口平均，不到三个人已有一头猪。
云南省养猪的条件良好，许多地方的气候都是四季如春，一年到头都能种植饲料作物和采集野生饲料，母猪一年四季可以发情配种。
为了使养猪深入开展，各县一千多个公社还都根据存在的不同的问题，召开了现场会议，并且运用报纸、广播等形式，解决了集体养猪能不能高速度发展、粮食少能不能大量养猪等问题。同时，学习和推广了先进经验，中共昌宁县委在新街人民公社弯岗管理区的现场会上，总结了这个管理区花宸寨养猪场不到半年生猪翻一番的经验，证明集体养猪发展最快、集体养的母猪由于配种及时能多下崽，在四个多月内生猪由四十二头增长到了八十五头；小猪一般在三个月内就能长到三十多斤，比分开养快四分之一左右。宣威热水公社藤子凹管理区是个山坡陡石多的穷山村，这个管理区的社员主要依靠二百二十多种野生饲料喂猪，使生猪的数量发展很快。现在平均每户有十七头多，加上其它牲畜平均每户有三十多头。
在养猪的群众运动展开后，云南各地都贯彻执行了“公养为主、公养和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社员；县以上机关、国营农场、部队都养猪。为了加强领导，全省九十五个县和大部分公社建立了县委畜牧部或县人委的畜牧科。现在每个人民公社平均都计划养猪五百头以上，每个管理区平均养猪二百头以上，并选派了大批干部去办养猪场。玉溪专区已有七万多干部下放到猪场养猪和领导养猪，他们既是饲养员、兽医，又是配种员。这批力量对全省养猪和畜牧业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
高速度发展养猪的关键是解决饲料问题。云南各族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采取了专业队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远距离垦荒与近距离垦荒相结合等措施，派出一百多万劳动力、二十多万条耕牛，组成开荒大军，向荒坝、高山、大湖夺取耕地，力争建立三百万亩饲料基地。这些大规模的饲料基地，以每亩最低饲养三头计，就可养九百万头猪，大致接近全省今年计划增长的生猪数量。加上历来习惯采用的农副产品的副产物、采集野生饲料等办法，已完全可以解决生猪大发展中的饲料问题。据玉溪、曲靖、楚雄等专区（自治州）的统计：结合开荒已种下高产饲料作物九十九万多亩、洋丝瓜二百六十八万多塘。各地还充分利用云南野生饲料丰富的优厚条件，抓紧时间采集野生饲料，把山上的找回来，湖里的捞起来，地上的拣起来，树上的摘下来，做到闲时为忙时储备。华宁县通过几天的群众性的突击，就已储备起粗、精饲料一千多万斤，平均每头猪已有三百四十斤饲料。到春节前后，全县将采集储备一亿斤粗、精饲料，为生猪大发展提供物质保证。
为了保证猪的发展，全省已有十多万人正在大兴土木，大盖猪厩。楚雄彝族自治州仅仅投入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养猪场的基建队伍就有三万四千多人，动工兴建一千五百多处集体养猪场，已兴修和改建猪厩一万七千多间，还挖了土洞猪厩一万三千多个。玉溪县杯湖公社高仓管理区发动社员献计献策，社员自动借出暂时不用的木料一万五千多棵，土基、砖、瓦等二十八万多块，解决了修盖猪舍材料不足的困难，在六天内就建成一千间猪舍。在大搞基建的同时，全省各地还发动群众大搞繁殖，消灭空怀。玉溪专区到1月底为止，已经使四万七千多头空怀母猪及时配上了种，并且选留了大批健壮的小母猪。过去养猪基础较差的通海，由书记带头，带动了全体干部深入养猪场领导配种和选留母猪，半个月内就使母猪消灭了空怀现象。现在这个运动还在发展中。
云南省各地对猪的饲养管理建立了责任制度和防疫网，并且训练了群众性的畜牧兽医人员七千八百多人。全省各地还都大搞养猪工具改革运动，尽量争取少用人多养猪。
（叶子健、田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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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牛羊满山猪满栏
牛马遍布红河岸
位于红河南岸的哈尼、彝、傣等兄弟民族聚居的红河县，去年大牲畜净增18．1％，成为云南省高速度发展大牲畜的一面红旗。
渡过红河，举头南望哀牢山，只见山麓梯田密布，溪水纵横，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好牧场。去年年初，中共红河县委向全县各族人民发出了高速度发展畜牧业的号召。各公社根据县委指示的精神，总结出了发展牲畜的六大好处：肥料多、畜力多、粮食多、出售给国家的多、肉食多、收入多。大大激发了各族群众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接着一个高速度发展大牲畜的群众运动很快就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展开了。全县各族人民公社在短短三个月内，就修建起了两千多座畜厩，做到头头牲畜有厩关。
全县开展高速度发展大牲畜的结果，在一年内，黄牛、水牛、骡马等大牲畜就由二万一千一百八十四头，增加到二万五千一百七十二头。现在，人们来到红河南岸，到处都可以听见哈尼人和彝人的牧歌，伴随着牛马的铃铛声，回荡在千山万谷之间。
撒尼人的赞歌
昔日圭山雾茫茫，
今日圭山闪红光。
人民公社力量大，
寨上建起畜牧场。
牛羊成群马成帮，
有畜必会肥，畜肥必有粮。
这是云南圭山撒尼人歌颂公社养羊的一支赞歌。撒尼人历年来就有饲养羊只的习惯。但在过去，每当水枯草衰的冬天到来，他们只好把羊群赶到几百里外的红河边上去放牧。由于路途遥远，牧羊人顾着挤羊乳炼乳饼，就顾不上保护小羊羔。因此，羊的发展速度一直很慢。
圭山建立人民公社后，公社统一划出土地建立了饲料基地，平均每二十只羊就有一亩饲料。从此，冬天也不必把羊群赶到很远的地方放牧了。公社又挑选了爱护牲畜的社员担任牧羊人，实行分群轮放，分群管理。因此，去年春天，虽然大雪封山十五天，但圭山上没有冻死一只羊。
公社还采取了多胎高产、人工授精、改良品种等先进措施，使山羊和绵羊由1958年的三万多只增加到将近五万只。羊只增产了，撒尼人的生活改善了，他们衷心地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了。
善于养猪的苦聪人
才从云南边疆哀牢山的原始森林中搬出定居不久的苦聪人，是一个善于养猪的民族。
苦聪人还在原始森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时，就知道养猪的好处了。那时，一家苦聪人的全部财产，除了一张弩弓，半边破锅以外，就是一口母猪。当万一猎获不到野兽或采集不到野果、野菜的时候，他们就杀猪来充饥，用猪皮围在身上御寒。母猪生了小猪，他们便抱着小猪到森林边缘的哈尼族或瑶族寨子去，换回一两件破旧衣裳或者换一点盐巴，改善自己的生活。
在原始森林里养猪是很困难的。苦聪人那时都住在用芭蕉叶或竹叶盖的小草棚里，人睡一边，猪睡一边。等到芭蕉叶枯黄了，苦聪人就搬家。人搬到哪里，猪也跟着走到哪里。
最近几年，苦聪人在党的关怀和政府帮助下，陆续出林定居，他们善于养猪的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人民政府每年都要贷款给苦聪人作买猪的资金。在苦聪地区工作的汉族、傣族、哈尼族等民族干部也把他们的养猪经验教给苦聪兄弟。现在，每家苦聪人都在自己的住宅旁边，盖起了猪厩，合作社还办了集体的养猪场。他们除充分利用山区的野生饲料外，还大量种植各种瓜菜作猪的饲料。猪养得又多又肥。苦聪大寨六十七户人家，共养猪二百零三头，平均每户三头多。这对改善苦聪人的生活和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经济面貌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每个苦聪村寨都经常把大量的肥猪卖给附近的汉、傣、哈尼等民族和政府机关，买回自己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斗牛选种
斗牛选种是彝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文娱活动。
每逢立秋、火把节等节日，彝族男女老幼便穿起节日的盛装，牵上牛，来到野外的草坪上，与邻近村子的牛进行“比武”。两头牛格斗的胜负一经看出，便立即有人拉开，这时观众喝采、鼓掌，给“英雄”牛的角上戴上红绫。去年立秋那天，在寻甸县河口公社撒米罗管理区附近的小凉山草地上，就有撒米罗、海甸等三、四个管理区饲养的几百对膘足力大的牛在同时格斗，观众有上千人。大跃进、公社化以来，“斗牛”实际上已成为彝族社员挑选种牛和饲养耕牛的评比竞赛。并促使大家对牲畜更加关心，精心饲养。现在，撒米罗管理区的三十多头公牛，都是在“斗牛”中选出来的，并且有人特别加以喂养，个个脖子有水桶那样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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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女放牧员足祝凤
本报记者 王传国 侯中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