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
黎澍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某些归附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跟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别处搬来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点调和起来”，并且说，他们“每个人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是力求这样或那样使这新的科学适合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私人的科学并且立即要求把这一科学教给别人。”（“马恩文选”两卷集，第二卷，485页）时间过了八十年，可是在我们这里依旧不缺乏这样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尚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人。
在1959年8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的“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一文中，尚钺同志俨然以历史科学中的“新事物”的保护者自居，发表了许多关于学术批评的意见。在1959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中国史学工作应如何跃进？”一文中，尚钺同志又强调说：
“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也许史学界有多数人持一种相同的看法，从而这种看法甚至被暂时认为是真理。但在与各该时代现实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作全面考察时，或在与这种历史问题的先行的与后继的生产关系变化和事变连系起来考察时，这种意见也许不如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看法更符合于科学的客观规律，就是说，可能更接近于真理。……从这里，我们检查一下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其革命之初，都是少数，不过，他们通过社会生活实践对未来事物萌芽有着科学的预见。……这个预见是我们一般人很难有的，但也不是在某些个别问题上绝对没有的。因为某些专家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学会了接受群众的帮助，对某些个别历史问题只要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就必然有些人对于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就可能透过历史上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实践，提出比较符合科学规律的独到认识。这个认识在最初提出时，可能与一般看法不同。”
“将来还必然有许多‘新冒出来’的问题，如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及中国民族形成问题之类。这是需要史学界以最大的关怀、宽容来考虑和帮助的。这些新冒出来的问题，可能与旧的传统史学体系不尽符合，但是却有助于更完满、更全面地阐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时所必须予以考虑和解决的。”
一般说，我们当然应当经常注意新事物的保护，并且应当看到，在有些问题上，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看法可能比多数人更接近于真理，某些专家有他们的独到认识。但是如果把上面所引的这些话同尚钺同志本人的学术观点连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是私人科学制造者的迫切的呼声，是有所为而发的。因此，识别尚钺同志所谓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更接近于真理”的看法，所谓“我们一般人”在某些问题上的“科学预见”，所谓某些专家对于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比较符合于科学规律的独到认识”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他所反对的“被暂时认为是真理”的看法，“一般看法”，“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到底是什么，是完全必要的。
毫无疑问，在我国历史科学中至今还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要肃清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历史观的残余影响还必须作很大的努力。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中，这种反动历史观仍旧占有统治的和支配的地位，那就不符合事实。同样，如果说，在我国历史家里面，多数人直到现在还把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历史观看作真理，并且继续遵循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公开压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使之不能见容于我国历史科学领域，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家要向他们请求“宽容”，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事实是这样，那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干部和群众中和历史科学中的深刻的影响和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胜利。可见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尚钺同志所谓“被暂时认为是真理”的看法和“一般看法”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所谓“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体系，而他的所谓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更符合于科学的客观规律的看法”，“比较符合于科学规律的独到认识”等等，实际上是他的私人科学。关于这个私人科学，尚钺同志至迟在1957年3月出版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就已经公开宣传过了。最近发表的文章无非表明他仍旧坚持他在这篇序言中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
“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和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直到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在这段话里面列举出来的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之所以被尚钺同志称为“传统看法”或“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就是因为这些看法不是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就是见之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早为我国多数历史家所接受，并且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历史知识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的。这个生产方式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在印度，英国人以他们的作为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权力来破坏这种小的经济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的分解还是极其缓慢的。“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所以程度还是更小。”（“资本论”第三卷，413页）列宁在指出中国“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时，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列宁全集”十八卷，154页）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提出的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则是一个科学体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并且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18—619页）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时期，“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同上书，624页）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所以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任务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规定早已成为经典，成为连中国革命的敌人都不敢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固的阵地。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家的任务应当是用丰富的事实材料来阐明毛泽东同志的体系，并且从这里出发，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在中国历史领域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占领。可是尚钺同志不是这样做。他不顾历史的真实面目，致力于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最基本的观点。在前面所引的序言中，尚钺同志自称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明朝中叶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即十六世纪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已经引起上层建筑的显著的变化；“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渐渐发展成比较有力的社会势力”。因此，尚钺同志认为：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是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不再是什么自然经济整体的‘完整的封建社会’，或‘原封未动的封建社会’。就是说，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逐渐变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制度已经愈益成为要被推翻的东西了”。
尽管尚钺同志说，当时资本主义“还未发展成决定的社会势力，所以它还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但是他认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为起点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讨论中如果出现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在1566年以后已经脱离萌芽状态，成为“决定的社会势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那么，中国的近代就不再是指毛泽东同志依据他的科学分析而规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而是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始要从1840年上推二百七十四年，比划分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标志——法国革命（1789年）早二百二十三年，比另一个标志——英国革命（1648年）早八十二年。由此得到的逻辑的结论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消失了（尚钺同志是所谓“魏晋封建论”的主张者，按照这个学说，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它的特点便由“长期性”一变而为“短期性”了）；自然经济早在鸦片战争二百七十多年前已经开始解体，在鸦片战争以后当然也不存在了。所有作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那怕是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都需要重新考虑，有的要增加新的非常牵强的解释，有的要推翻。这个与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历史体系相敌对的体系就是尚钺同志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面如此闪烁其词和如此傲慢地向我们推荐的那个历史科学中的“新事物”、“更接近于真理的看法”、某些个别问题上的“科学预见”和“独到认识”。
这个体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谬误就在它要求完全按照西方社会历史的样子来改造中国历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尚钺同志用尽了曲解历史记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手段，把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描写为早已存在的阶级。这种企图使历史发展服从于臆想的方法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中国民族是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在漫长世纪的商品生产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的影响，也会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欧洲国家发展迅速，中国发展缓慢，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些国家按照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打了进来，影响中国历史发生转折，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变化使得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带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切问题的发生都同外国资本的侵略分不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都必须同这个变化联系起来，当作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完全新的问题来认识，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毛泽东选集，卷二，621页）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和过去不同的重要因素。中国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就因为他们是新产生的，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如果他们资格老得很，历史就不是后来那个样子。他们会在鸦片战争中同外国资本发生利益冲突，起来领导民族和民主革命。可是没有。因为他们还不存在。尚钺同志常常用大量的考证来描写市民阶级的人既有民族思想，又有民主思想，任何事件只要有他们参加，就可以反映出各种资产阶级的特点来。然而在鸦片战争时期，他们的爱国心在何处？事实表明他们一点爱国心都没有。他们不但没有爱国心，而且积极同侵略者勾结起来，用白银和茶丝换鸦片赚钱。所以无论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他们都被称为汉奸。1842年，英国兵船打到南京，首先出来求和的是扬州的盐商。这种事情多得很，都是同尚钺同志的观点正相反对的。实际上并不奇怪。中国的民族资本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封建经济的破坏而发展的，不是在四百年前就开始了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也是在他们把存放在外国洋行的资金抽出来办工业的时候，才开始明确起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尚钺同志在研究工作中所走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第一，他想证明中国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此路不通，托洛茨基分子就是例子。托洛茨基分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在用“中国因为土地买卖自由，封建势力早已不存在了”一类的胡说做根据，宣传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在当时号召“打倒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学说”在三十年前不能成立，现在改头换面还是不能成立；在三十年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改头换面也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他想用手工工场和市民阶级的存在来直接说明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思想和其他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变化，根本忽视这些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映是曲折的。这种庸俗的贴标签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例如把明末清初一些对满族统治有反抗思想的学者都看作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贴上工场手工业的标签，这就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了。此路不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舒里齐亚科夫所著“西欧哲学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就是榜样。舒里齐亚科夫企图用手工业制度来说明哲学体系，认为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都是从手工工场主的组织者的职能中引伸出来的。列宁在他的书上加了许多“胡说”、“废话”、“真是胡说”的批语，并且说：“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它对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讲关于‘组织者’的空话，只做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列宁全集38卷，564页）毫无疑问，这些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已经被无数生动的事实所证实，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策略路线的基础。而尚钺同志却把这个科学体系叫做“传统看法”或“旧的传统史学体系”，加以反对，从而代之以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私人科学体系，这就不是“更接近于真理”，而是远离真理，钻进牛角尖里面去了。
尚钺同志的私人科学体系的错误，使我们深深感到政治挂帅在历史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是党性的科学，它要求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首先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以忠实于这个科学的态度，坚定地站到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不是把他们从外部搬来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调和起来，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本身是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内在的结合。我们的历史科学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固有的这个品质，把批判的锋芒对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科学性和创造性是一切科学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但是科学性和创造性只有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并且透彻了解它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发挥出来。如果离开这个基础，把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保护私人科学的手段，就势必会要歪曲真理，走上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道路上去，因而也就谈不到什么科学性和创造性。尚钺同志走上私人科学的歧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这是党的政策。但是尚钺同志的文章表明他不是欢迎讨论，而是极力反对讨论，甚至把其他实际上是经常受到鼓励的还在讨论中的学术问题牵连在一起，要求“史学界以最大的关怀、宽容来考虑和帮助”。仿佛有人在讨论中对他的私人科学提出批评，就是不关怀，不宽容。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应当说，尚钺同志提出的问题涉及历史科学工作的方向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应当关怀，并且应当考虑和帮助，也就是说，应当参加讨论，用批判的武器使它得到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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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当喜新厌旧
龚同文
“新陈代谢”，“新旧交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不因有人厌而夭折，“旧”，不因有人喜而长寿。厌新喜旧者，跟客观规律闹别扭，自找苦吃而已。
无产阶级革命家喜新厌旧，不断革新。
客观世界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世界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去旧迎新，推陈出新。
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是“新”的发展变化速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真是这样。同志之间，隔些日子相见，彼此都有“新”的印象。原来认为是“熟地方”，过些时再去，连路也认不得了。均县李大贵引水上山的经验，在1957年冬季还是崭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的治水经验出现了。光化县赵岗乡的“西瓜秧式”水利系统，郧县大堰公社建设管理区的全面治水、治山、治土的经验，襄樊市庞公公社水肥混合自流灌溉的经验，……推陈出新，日新月异。水还是水，可是死水变成了活水，水患变成了水利，而水利的内容也是日新月异。过去是水治人，现在是人治水，由于不断革新，逐步做到水尽其利了。把我们现在治水的成就和大禹治水的成就相比，我们是应当厌新喜旧还是喜新厌旧呢？如果人类社会永远为厌新喜旧的势力所控制，那么，现在恐怕还是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代吧。
在我国，在这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国家，喜新厌旧，人之常情。新是什么？是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旧是什么？是一穷二白的弱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这种喜新厌旧的感情，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反映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在目前，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发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照耀着不断革新的道路。
新时代、新社会、新任务，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鼓之舞之”，树立新思想、新风格，大胆革新，不断革新，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因作“新”颂。
（摘自湖北“七一”1960年第一期龚同文：“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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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
关于思维和存在之间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在最近两期的“哲学研究”月刊上引起了争论。
去年“哲学研究”第十二期转载了同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世诚写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这篇文章对“哲学研究”1958年第一期所载郭月争的文章中的论点，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哲学研究”1960年第一期又发表了王若水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一文，反驳世诚的观点。
郭月争在他的文章中认为，“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简洁而准确的”。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作唯物主义的了解，也可以作唯心主义的了解。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首先是指的思维能够构成存在的正确反映，理论能够达到对现实的符合，主观能达到和客观的一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同一”，也就是“统一”、“一致”的意思。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所以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因为它要解决思维能否认识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是既包括唯物主义者，也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者的。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并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在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能与存在相符合、相一致，而唯心主义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成是等同。
世诚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原理，是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根本对立的，因此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他引用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其他一些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话后认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本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且坚决地反对过这种唯心主义理论。因此，他认为这是郭月争对经典著作的一种歪曲。同时他认为，根据矛盾的同一性来论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是错误的。他说，如果说“思维和存在是对立面，思维和存在这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那就不能和唯心主义的“原则同格论”划清界线了。他说，划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界线的标志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王若水认为，辩证法所了解的同一性是具体的同一性，即包括差别和对立的同一性，在经典著作里，“同一性”和“统一性”的意思是一样的。他说，世诚否认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看成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是根本原则的分歧。正因为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都服从于同一的规律，所以两者能够符合、一致。通过实践，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互相转化。这都表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黑格尔承认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但是他把这个统一的基础归之于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弄颠倒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颠倒的世界观顺过来，认为思维和存在的统一的基础是存在。至于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论”，这和辩证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毫无共同之处。王若水认为说恩格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作为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志，是对的。他认为，否认思维和存在的任何同一性，就意味着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或没有统一关系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对立统一这条辩证法的根本原则，竟不适用于思维和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否认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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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心理学会召开代表会
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自1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心理学会代表六十一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和反复的修改，订出了一个既跃进又落实的三年规划。根据这个规划，三年内，心理学各方面的研究将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心理学将为我国文化教育和生产建设事业的跃进发挥更大的作用。心理学将拥有能够揭露人脑反映过程规律的最新的技术装备和研究成果，对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作出贡献。综合这些研究成果，三年内将编出一部心理学教科书。
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分工协作。除加强全国性协作外，并成立了以北京、长春、西安、重庆、广州、上海和武汉为中心的七个协作区，以便各个地区按照需要和专长，分别同时开展工作，使心理学研究工作遍地开花。会议决定除继续出版原有的“心理学报”外，争取增办三种刊物。
会议期间，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菽，副理事长曹日昌等同志分别作了关于1955年第一届代表大会以来心理学工作的报告及有关心理学学术问题讨论的报告。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同志也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心理学对意识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负有重要的任务，人脑反映过程的研究也是科学上的一个尖端。他勉励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坚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指导下，尽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以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向心理学中的重大问题猛攻，攀登心理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