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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公社为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奠定巩固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高歌猛进
新华社3日讯 人民公社制度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阶段，为各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除西藏等一小部分地区外，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高级合作社时期，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少数民族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资金和生产经验等条件的限制，没有力量全面发展多种经济，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人民公社把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善地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各民族的智慧和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许多过去单一地经营畜牧业或猎业的民族，开始学会多种经营；长期用原始方法进行农牧业生产的民族，很快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社办工业已经遍地开花。
过去一年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跃进到新的水平，各民族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坚决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进一步改变了原来落后的耕作制度，普遍推广了新式农具。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生产，已经赶上或者接近汉族地区的水平。在新疆人烟稀少的阿勒泰专区，去年扩大了播种面积，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67％以上，油料作物也增长二点八倍。广西去年有三江、大苗山、龙胜等八个少数民族聚居县，粮食生产赶上了广西汉族地区的先进水平。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剑河、黎平、黄平、独山、镇宁和多民族杂居的赫章，都在去年一跃成为水稻千斤县，海南岛的黎族苗族地区，去年绝大多数人民公社的稻谷产量都比前年增长三、四成，不久前还存在“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深山，也出现了许多千斤亩。很多牧区建立人民公社后，都抽出一部分劳动力，组成农业生产专业队，发展农业生产，过去牧区人粮畜料靠外地供应的情况正在改变。青海已有十个牧区的县，粮食做到自给。
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人民公社力量大，能够兴办过去办不到的牧业基本建设，有条件贯彻各种牧业增产措施。据内蒙古牧区不完全统计，去年共打新井五千八百多眼，兴建了一批水库、水电站、机械供水站和渠道，扩大草原灌溉面积六十六万多亩；新建的棚圈有二十多万座，足够容纳一千多万头牲畜，粮食饲料基地扩大到三百七十万多亩。青海牧区人民公社化后，饲养管理工作大大加强，去年年底牲畜的一类膘达到95％左右，比前年同期的一类膘增加25％，并出现了许多高额丰产羊群。以前少数民族牧区很少养猪，公社化后，除了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养猪的地方越来越多，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去年下半年繁殖起来的猪数，比前年激增一倍半，平均每户一点六头。从来没有饲养过猪和家禽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草原，去年也出现了鸡鸭成群猪满圈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普遍建立起为农牧业生产和集体生活福利服务的各种工厂，少数民族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了，原来当地不能制造的工具现在能够制造了，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开始被人们开发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已经初步组成农具制造修配网，公社化以来，共制造和修配了四十二万件农具。内蒙古已有十万多人初步掌握了社办工业中的各种生产技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在公社化以前，全县只有一个榨油厂、小酒厂和小型水电站，现在各公社普遍建立了农具厂和综合加工厂等。在新疆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一年来新建的几百座奶粉厂和酥油厂，就生产了四百吨奶粉和四百多吨奶油、酥油。
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是由两种民族以上的成员联合组成的。各民族有了人民公社大家庭，更便于帮助落后民族赶上先进民族，达到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完全平等和共同繁荣。过去一年中，民族聚居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的人民公社，广泛开展了大规模的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和帮后进的革命竞赛，亲密协作，相互支援。例如广西的三江侗族自治县，把全县各公社的力量扭成一股绳，和自治区内外的三十二个县挂钩，展开革命竞赛，各公社在竞赛中学习广东潮安县的合理排灌方法，去年的晚稻全部没有倒伏，得到大面积丰收。宁夏黄河灌区土壤盐碱化严重，回汉人民就依靠人民公社，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劳动力，一起兴修了上千条排水沟渠，改良土壤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由于各民族成员在一起共同劳动和生活，取长补短，发扬了各民族人民的优良传统，破除了千百年来不利于生产的陈规陋俗。贵州的苗族过去大都是习惯插晚秧，每年“栽秧栽到六月末，打谷打到十月半”（指农历），使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去年，苗族社员们彻底改变了这种生产上的旧习惯，提前半个多月插完秧，收获期也相应提前了。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打破迷信，原来的生产“忌日”也照样出工。
（附图片）
贵州高原镇宁县扁担山人民公社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搞大面积丰产。这是布依族社员们正在给冬小麦加追二道肥 新华社记者 郑祖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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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 党的民族政策伟大胜利
全国少数民族添人增寿
新华社3日讯 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迅速增长，许多在旧中国奄奄一息的弱小民族，现在人寿年丰，欣欣向荣。在那些解放前婴儿很少的草原上，而今，人民公社也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校，抚育着大群的少数民族儿童。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到处呈现“人畜两旺田增产”的欢乐景象。
少数民族人口从下降到上升，生动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以前，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和民族内部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下，饥寒交迫，加上疾病、天灾、匪患、械斗带来的苦难，人口不断减少，民族的延续受到了严重威胁。广大农牧地区，过去没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少数民族人民生了病只得求鬼拜神。被称做“瘴癘之区”的云南边疆地区，就曾经出现过“十室九空”的惨象。在有些地方，反动统治者还挑拨各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相互仇杀，也造成大批生命的死亡。解放以后，少数民族摆脱了日渐衰亡的命运，党和国家领导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改革，废除剥削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为少数民族发展人口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许多少数民族迅速扭转了人口下降的趋势，仅仅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就由三千五百多万上升到三千八百多万。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预言五十年内即将灭种的内蒙古蒙古族，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1947年到1958年，增长了三十八万多人，相当于原有蒙古族人口的36％。在地广人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少数民族在七年当中，增加了五十八万多人。贵州省1958年的少数民族人口，比1949年净增六十多万，达到四百多万人。青海省的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人烟稀少，平均每十三平方公里才居住一个人，许多无儿无女的牧民，现在已经消灾灭病，抱上了娃娃。黑龙江的赫哲族，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内被反动统治屠杀、驱逐和剥夺，从两千多人锐减到三百人。经过党和国家亲切的照顾，这个濒于灭亡的民族到1958年已上升到六百多人口。人民公社化以后，各民族人民欢聚在公社大家庭中，有吃有穿，有劳有逸，更是普遍地添人增寿。
人口增长是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结果。各民族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正在逐步消除，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据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四个自治区1958年的统计，平均每人消费品购买力比1949年提高了将近四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巫脚寨有一百零四户，五百二十三人，解放初期全村只有七件棉衣，没有一床棉被，都是盖木皮、秧被或烤火过冬，现在家家有棉被，人人有棉衣。在东北地区，原来住在树林、山洞和仙人柱（用桦树皮或兽皮搭的棚屋）的赫哲族和鄂伦春人，已经迁进宽敞明亮的新屋，他们身上的鱼皮衣、兽皮衣，也为布衣、绒衣所代替。在各个大草原上，二百多万牧民结束了千百年飘游无定的生活，实行定居放牧。人们生活条件改善以后，死亡减少了，婴儿成活率大大提高。
党和国家为了帮助各少数民族更快地发展，特别重视民族地区的卫生医疗工作，一面广泛建立医疗机构，一面派出巡回医疗防疫队，使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受到国家的免费医疗或补助。到1958年底，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一万五千九百多个医院、保健所、防治站等医疗机构，以及大量的乡村医院、产院。现在，长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蔓延最广、危害最大的几种传染病，已经被基本上控制或根除，妇幼保健工作普遍开展。各族人民在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中，树立了爱清洁讲卫生的社会风气，体质有了增强。他们实现人口兴旺、民族繁荣的心愿以后，热情地歌颂着：花也舞来山也笑，民族政策光辉照，五谷丰登人健壮，幸福全靠党领导。
（附图片）
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从1953年到1958年，人口增加23％。1958年秋全自治县建成一个人民公社，儿童们都进了幼儿园和托儿所，适龄儿童都进了学校。图为公社祁连大队托儿所的孩子们在用早餐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
这是过去的“瘴气区”云南景洪曼景迈寨的两个傣族儿童。在这个寨的二百多口人里，解放后出生的小孩就有五十多个。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在过去的“瘴气区”云南勐海傣族农民艾交夫妇，解放前生了四个娃娃，死去三个；解放后又生了四个，全家大小七口都很健康。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人民公社，建立了四个妇产院。这是维吾尔族产妇帕塔木汗（右）在产院喜看自己初生的婴儿 新华社记者 艾海提 武纯展摄
黑龙江省小兴安岭新鄂人民公社建立了产院，对鄂伦春族妇女是一件历史上的大喜事。社员莫秀珍在产院生了孩子，医生来看望她
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青海省门源县苏吉滩公社办了五个托儿所，孩子们在保育员的细心抚育下，个个活泼健壮。这是保育员带着孩子们去散步
新华社记者 班智远 赵生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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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建成发电站
韦志彪僮、汉、毛难族的英雄汉，喜笑颜开干的欢；公社建成发电站，灯光点点挂满山。社员穿起了民族服装，像孔雀张开了翅膀；跳呀，纵情的歌唱呀！欢乐的歌声飘满山岗。青年用手摸着电灯泡，老人用手遮眼抬头瞧，儿童望着灯光跳又叫，妇女望着灯光咧嘴笑。山村之夜呵，像神话里的天宫，千万颗夜明珠在闪耀，把沉睡的田野照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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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乐的藏民村
本报记者 杨立本 李启平
下排，是青海省一个藏族农民聚居的小村，这里是家增人口地增产，全村喜气洋洋，每天早饭后，妈妈们抱着娃娃送托儿所，大一些的孩子就像一群群吱吱喳喳的小鸟，提着小书包边唱边跳地走向小学和幼儿园。白天，大人们都在田间劳动，村子里只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唱歌声和喧闹声，田野里不时传来阵阵悠扬的藏族民歌声。
下排村，这个在旧社会蒙受着难言的耻辱和苦难的藏族小村，在人丁兴旺、连年丰收的今天，怎么能够不欢乐歌舞啊！
村子离贵德县城很近，解放前马匪步芳统治青海，驻在县城的匪军官兵常到这儿来酗酒取闹，欺凌妇女。在民族压迫极端残酷的年代里，藏族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后来，马匪官兵竟干脆把下排当作他们的淫乐场所，经常闯进居民家中，奸淫调戏妇女。多少人受不住欺凌和耻辱，有的悄悄跳进了黄河，有的到草原上去流浪了。匪军的蹂躏压迫，使村民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受到严重疾病的折磨。解放以前，村里有90％左右的青壮年男女传染上了淋病、梅毒等性病，还有一种藏语名叫“格鲁”的疥疮，普遍地在男女老少中流行。疾病不仅使许多人辗转床褥，不能参加劳动，更严重的是使大部分青壮年男女丧失生育能力，全村人口一年比一年减少。村里的老年人悲痛地告诉我们说，在旧社会，下排村有三多一惨：匪军多、性病多、垃圾多，妇女被马匪军糟踏的惨。到解放时，村中只有六十七户，二百七十八人，而且有三十一家没有后代。在1943年到1949年六年多中，全村只生养了十四个娃娃，其中有八个一生下来就死了。老年人日夜忧虑地念叨：再过几十年，下排村就没有人了。
1949年秋天，无恶不作的匪军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党和政府领导下排村人民大搞生产和各项建设，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亩产从解放前的一百来斤提高到去年的三百二十多斤。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使人民生活安定，心情舒畅。为了解除下排村人民长期所受的疾病痛苦，党和政府领导他们大力开展卫生工作和给他们防治性病。从1951年到去年，除了贵德县人民医院经常派人在这里防治性病以外，中央、省、自治州还先后七次派来防治性病的工作队，进行免费检查、治疗和复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54年，好几个工作队在村里住了几个月，对全村居民作了全面的防治，一举消灭了显发性的性病。从这一年起，村里生养娃娃的妇女就逐渐多了起来。现在，全村的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二百七十八人增加到三百六十一人，净增加30％左右，其中解放以后新添的孩子就有一百一十二个。1957年一年当中，就新生了三十七个娃娃。由于扑灭了性病，一些三、四十岁从未生育过的妇女也怀了胎，许多解放前悲叹“命该绝后”的人家，也有了后人。
下排的基层党组织十分关心妇女保健工作，早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就规定，给妇女派活时“在经期派干不派湿，在孕期派轻不派重，在哺乳期派近不派远”。现在，作为河西人民公社的一个小队，下排已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产院。适龄儿童绝大部分都入所入园了。在旧社会，藏族妇女不能在家中生育，必须到牲口圈棚里去养娃，自己用石头砸断脐带。如今，她们生养时都到产院来，由接生员负责照顾。村中有两个新法接生员，她们对所有的产妇都做到产前检查，产后七天到十天探视，遇有不能解决的难产就请公社卫生院的助产士来帮助处理。
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下排村的性病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现在全村六十多个正在生育年龄的妇女，除了有几个人因为在旧社会被疾病摧残得太厉害以外，其余都有了胖娃娃。解放以后，差不多每户都增添了人口。一到村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群群壮实的孩子在蹦蹦跳跳。下排村现在不仅人丁兴旺，而且由于居民健康情况一天天好转，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解放初期，村里的许多青壮年因病不能到田间劳动，1955年建立初级合作社时，劳动力出勤还只能达到72％左右，现在，每天的出勤率都保持在95％以上。在这人丁兴旺、丰产增收的幸福日子里，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怎么能不用歌舞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欢乐啊！他们歌唱：
黄河流水一去不回头，
耻辱与灾难永远过去了。
共产党和毛主席，
给我们带来了春天。
感恩的歌声像一脉长流水，
永远流不尽，唱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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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化后各族人民分工合作取长补短
鄂伦春自治旗各种经济全繁荣
本报讯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族猎人，在党的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飞马跃进，1959年春天全部加入了人民公社。至此，鄂伦春族已跨进社会主义社会。而解放初期，鄂伦春兄弟民族还是带有原始状态的、基本是单一猎业经济的社会。
鄂伦春自治旗的人民公社，都是多民族的联合社，由鄂伦春、汉、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组成。公社成立后，各族社员相互取长补短，分工协作，促进各种经济共同发展。汉、达斡尔、鄂温克等族社员，通过公社以粮食、蔬菜、饲料和车辆等直接支援猎人；猎人以猎产品换回现金或农具，支援工、农业。这样互相支援，一齐繁荣，1959年猎副业收入达三十二万多元，比1958年增加18．2％。而且，公社开始贯彻执行养和猎并举方针，组织猎民展开了捕鹿运动，捕到了一部分活鹿，已有两个公社建立了小型养鹿场。公社化后的第一年，新兴的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1958年增产70％，蔬菜总产量达四十四万七千斤，猎民的蔬菜已基本自给。
猎、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交通和文教的发展。各公社为了适应猎、农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木工厂，自己制造、修配车辆和农具。各公社还建立了小型皮革加工厂，加工狍皮大衣、被子、手套、靴子等，除了供社员自用外，还支援了大兴安岭林区的职工。有的公社因马铃薯丰收而建立了淀粉厂，把吃不了的马铃薯加工成粉条支援了外地。各公社都建立了小学校，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国家帮助下，各公社还建立了卫生所、供销社、气象站、邮电所、银行营业所、粮食供应站等部门。有的公社还建立了有线广播站。
1959年，这个旗还出现了一座新的城镇——阿里河。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现在已有了整齐的街道，街旁建起许多砖瓦房。鄂伦春自治旗党政领导机关，都迁到了这里。阿里河还建立了商店、邮局、银行、广播站、澡堂，并装上了电灯电话。电话可通到全国各地。
今年，这个旗将贯彻执行以林为主，养猎并举的方针，有计划地发展工农牧业生产，实现继续跃进。今年旗里要建立大型养猪场，各社建立小型养猪场，生产队也办野兽养殖场。干部、猎人齐动手，开展大规模的捕鹿运动。旗里要扶助公社办两个枪枝、农具修配厂，两处粮米加工厂。旗里还要建立砖瓦厂、石灰厂，以支援基本建设。农业要做到蔬菜全部自给。为了适应公社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1960年要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并在旗完小里设立中学班。
（白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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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疆发现一对木乃伊
死者衣着和很多用品都是内地产物，证明汉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在两千年前就结成了兄弟友谊
新华社乌鲁木齐3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南疆考古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部探掘民丰县尼雅河旁一座古代遗址时，发掘出一对男女合葬的“木乃伊”。从死者衣着和殉葬物考察，这对“木乃伊”可能是距今近二千年、东汉时代（公元一至三世纪）的人物，它对研究塔里木南部地区古代人种学、中西交通历史、民族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从两具“木乃伊”并卧在一口棺木里的情况看，死者是一对夫妻。他们的面部、胸腹和四肢都很完整。两人都枕着红色毛织元宝形枕头，全身和面部用细绸复盖。左边盖黄绸的妻子，辫发枕在头下，头旁放着一个我国南方常用的藤条编的奁盒，内有一面用篆体书写着“君宜高官”的铜镜、绸制绣花粉袋、木梳、线具等妇女用品；右边盖绿绸的丈夫，身上放着一张一米二十厘米长的木弓和木箭筒，筒内装着四支没有镞的箭杆，脚下摆着木碗、木杯和陶罐等殉葬物，都很完整。从“木乃伊”的鼻梁很高、颧骨大的特点，特别是女的多辫发型看来，死者是属于当地民族的，而且从衣着的讲究、殉葬品的丰富看来，死者还是当地的统治阶级人物。
这两具“木乃伊”的发现，证明汉族与新疆各民族很早在祖国统一的历史中就结成了兄弟友谊。死者所穿的锦袍、锦袜和各色细绸以及很多用品都是内地的产物，特别是从男“木乃伊”身穿的那件红底花锦袍上织着“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宜子孙”等隶书看来，是由内地运到新疆的；女“木乃伊”殉葬品如藤奁、“君宜高官”铜镜和汉族人用品无异。据考古工作者推测，东汉时代南丝道（即今若羌、民丰、和田一带）是中西交通要道，新疆各民族与内地交往频繁，文化交流很盛。
“木乃伊”穿着各色丝绸衣服，甚至连袜子袜带都是花锦和刺绣的。汉代花锦和丝绸是我国特产，也是出口大宗。当时的丝绸和花锦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已经非常稀少。而这两个“木乃伊”的衣服除在身下部分已经腐烂外，大部分都还完好，锦袍的花纹和色泽还很清晰、鲜艳。
“木乃伊”原来居住地尼雅古城，实际上没有城墙，只是一丛一丛作星散状的房屋群，南北长十四公里，东西宽二公里，尼雅河从城南流过。考古工作者为了完成对这座古城遗址的考察，他们在去年10月间从民丰县红旗公社出发，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跋涉了三天才到达目的地。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工作，除发掘出两具“木乃伊”外，还发现了六十多个“佉卢文”木简、未启封的木牍、汉代“五铢”钱以及陶器等文物。
现在，这对“木乃伊”连同棺木已运到乌鲁木齐市，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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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邀工商业者家属 女工商业者代表座谈
新华社3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今天下午邀请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中的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举行座谈会。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座谈会的一百多名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热烈地在会上发言。她们表示：一定要积极参加街道生产、服务工作和社会活动，把街道作为改造自己的基地，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全国妇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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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佑君烈士纪念碑落成
新华社成都3日电 为坚贞不屈的女英雄丁佑君烈士修建的纪念碑，最近已经在烈士的家乡——四川省乐山县五通桥区落成。碑上刻有朱德委员长的亲笔题字。
丁佑君烈士于1950年1月参加革命，她在原西康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昌县工作。1950年9月18日，她在参加西昌盐中区征粮工作时被土匪杀害，牺牲时年仅十九岁。丁佑君烈士在敌人面前表现了青年团员为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就义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丁佑君烈士牺牲后，中共西昌县委根据她生前的请求，追认她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了纪念丁佑君烈士，表彰她的英雄事迹，五通桥人民1957年决定筹建纪念碑。共青团组织在筹建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了烈士的英雄事迹，并在青年中开展了“人人动手，亲自修建烈士纪念碑”的义务劳动。重庆建设机床厂还指派人员为纪念碑塑造了烈士的半身铜像。
参加纪念碑落成典礼的有乐山专区和乐山县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负责人以及乐山县人民共三千多名代表，烈士的母亲和姐姐也参加了落成典礼。中共乐山县委书记葛金台和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白尚武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群众和广大青年学习丁佑君烈士的高贵品质，永远忠实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把祖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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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对外贸易部部长到京
新华社3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部长奥·德勒格尔扎布今天中午乘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雷任民、副部长卢绪章、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外贸部第一局副局长明克等人。
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以及在北京的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团员：国家计委副主席额仁沁波力吉、驻华商务参赞道尔吉等也到机场迎接。
今天下午，雷任民代理部长同奥·德勒格尔扎布部长进行了会谈，晚上并举行了欢迎宴会，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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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3日讯 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地区经济和贸易部次长马哈茂德·巴达韦·希亚提为首的阿联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副局长闵一民等。
阿联驻华大使萨拉赫·丁·塔拉齐也到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