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穷棒子”精神的威力
王朴
“工业战线上的‘穷棒子社’”,是一篇出色的通讯。作者以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歌颂了昆明风动工具厂职工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读了这篇通讯,不由得想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时被毛主席赞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的“穷棒子社”——王国藩合作社来。只有三条驴腿的王国藩合作社的二十三户贫农,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昆明风动工具厂的支部书记和七位老工人,从一把老虎钳起家,用自己的努力,在八年时间内,制造了大批设备,使得许多参观者赞叹不已。昆明风动工具厂,就是工业战线上的“穷棒子社”,这个厂的支部书记和七位老工人就是工业战线上的“王国藩”。他们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大志,为我们写下了六亿五千万“穷棒子”办工业的最光辉的一个侧面。
昆明风动工具厂是靠穷办法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是“穷棒子”战胜重重困难的历史。他们的穷办法,说来也很简单,就是没有材料自己找,没有机器自己造,不懂技术自己钻研,没有工人自己培养,失败不泄气,成功不骄傲。然而这个穷办法却很了不起,因为它是一种革命精神,一种不甘落后、力争上游、不畏艰难、攀登高峰、自己解放自己、最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的不断革命的“穷棒子”精神。这是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人民依靠这种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夺得最后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依靠这种精神,穷队就可以变为富队,穷社就可以变为富社,小工厂就可以变为大工厂,土工厂就可以变为洋工厂,各行各业的“木杆秤”工厂就可以变为自己的“风动工具厂”,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我们强调了“穷棒子”精神,一点也没有否定或者贬低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人要从事生产活动,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行的。然而,物质技术条件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人创造的;有了物质技术条件,也是靠人来运用的。强调“穷棒子”精神,不但不是否定或者贬低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而且相反,正是肯定和重视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因为有了王国藩合作社、昆明风动工具厂的那种“穷棒子”精神,才能最快最好最省地创造新的物质技术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
从昆明风动工具厂创造的奇迹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多么巨大。怎样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调动起来呢?有人说物质刺激是一把钥匙。有了物质刺激就能使职工群众关心生产。我们说,物质利益原则是需要的,但是只靠物质刺激是不可能开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拿昆明风动工具厂来说吧。那七位老工人,那样废寝忘食地劳动着,那样苦思苦想苦钻着,那样顽强地战胜一个困难又一个困难,把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推向一个高峰又一个高峰,八年如一日,真像七棵不老松,难道为的是想多得几元工资,多得几元奖金吗?决不是的。建设又强又富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理想鼓舞着他们。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的需要,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他们没有原料,没有机器的时候,当他们试制风动工具一次、二次、三次不成功的时候,并不是领导方面给了多少物质奖励,而是政治上的热情支持,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他们头脑,鼓舞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政治挂帅才是真正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钥匙。一定的物质鼓励是必要的,但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就没有穷办法,没有“穷棒子”的不断革命的精神。我们要发扬“穷棒子”精神,要使用穷办法这个法宝,就必须紧紧地掌握政治挂帅这把钥匙。


第6版()
专栏:

工业战线上的“穷棒子社”
——昆明风动工具厂英雄创业史
本报记者 金雨困 黄昌禄
在昆明最繁华的南屏街东头,一排低矮破烂的小平房里,悄悄地诞生了一座制造精密设备的工厂。
这座工厂的名字,叫昆明风动工具厂。 挂牌之争
这个工厂是大跃进中全民办工业的产物。1959年年初,省里决定把昆明市建为云南的工业基地,这就需要把许多缺门产品补上。云南的有色金属和煤、铁等矿产资源都很丰富,矿山需要大量的风动工具来开采,因此风动工具是迫切需要补上的缺门之一。市里考虑这个问题时,就想到了这个抱有雄心大志的小工厂,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来担负。
当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厂里时,许多老工人听了都很感动、很高兴地说:“这样重要的任务,市委偏偏选中我们这个破烂的厂子来承担,简直是太信任我们了!我们决不能辜负党对我们的信任,用手锉也要把风动工具制造出来!”但是一些有严重保守思想的人,却感到有些恼火:“市委怎么这样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就把任务交给我们了!”特别是一打听,全国专门制造风动工具的只有沈阳一家,人家拥有整套苏联制造的新型装备,技术人员也有好几百!后来又听说昆明有一家著名的大工厂,曾经试制过这种风动工具,也没有成功,因此更认为:“靠我们两部破烂的‘跳舞车床’和唯一的一个四级车工,要制造什么风动工具,简直是异想天开!”
老工人虽然不信这些鬼话,但毕竟也没有看见过什么风动工具,因此建议领导请个工程师来讲讲。厂里就从机械工业厅请来了一位赵工程师。这位赵工程师来到厂里,一声气也不吭,光在车间里转来转去,一边转一边摇头叹气。直到末了,才转过身来对陪他参观的支部书记张有富同志说:“我得告诉你老实话,风动工具是机械工业中比较精密的产品,就你们厂目前的技术条件来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赵工程师这么一说,使厂里有保守思想的人觉得更加“理直气壮”了。因此党支部和老工人要把风动工具厂的招牌挂出去,他们说:“不成!”“能不能挂招牌,至少要看他十个月!现在冒冒失失挂出去,如果人家来订货,怎么对付?”果然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就通知这个厂去参加订货会议了。当领导上要他们去参加会议时,上午他们推说头疼不去;下午又说是肚子疼,去不成了。
老工人听说他们反对挂牌,又拒绝参加订货会议,都很气愤,要求党支部领导同保守派开展一场辩论:究竟能不能挂牌?能不能接受订货?能不能造出风动工具?一定要辩个明白!
一把老虎钳起家
这场大辩论是由回忆一把老虎钳起家开始的。1952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只有聂松柏、黄云顺、夏宜之等七个老工人。当时这座工厂是专做木杆秤的衡器厂,厂里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老虎钳。当时厂里没有钱买原材料,白发斑斑的老工人黄云顺就带上个小提篮,跑到专卖旧货的翠花街旧货摊上买它一篮破铜烂铁,生产上个把月。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工人的干劲却大得很。白天干了一天,半夜里睡不着了,七个老工人又一个一个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往往一直干到天亮。
为什么条件这样艰苦,他们的干劲反而更大呢?七个老工人的说法是: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原来在“五反”之前,他们都在不法资本家的工厂里做木杆秤,受够了资本家的欺压。过去,资本家一直骂他们比牛马都不如。“现在工人自己当家作主了,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给你们资本家看看!”就凭着这股气,工厂迅速由做木杆秤发展到做金属台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国家生产了九千多架台秤,基本上满足了昆明市的需要。就凭着“锉刀加干劲”,在1957年,这个厂出产的台秤还在质量上赶上了上海,达到重庆的水平(重庆生产的台秤在当时是全国最好的),在市场上获得了极大的信誉。
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它说明:人只要有了志气,就有了干劲,有了干劲,就可以克服困难把事办成。
1958年开始大跃进时,上级要求这个工厂发展成为五金工厂。要建成为一个制造五金的工厂,光靠一把老虎钳是不成的。当时,厂里有人听说昆明机床厂有个废品仓库,供销股长马上带人去,用九分钱一斤,买了三十多吨废铁回来,经过工人们一个多月的苦战,把这些废铁敲敲打打、拼拼凑凑搞起了两部六尺皮带车床和一部小牛头刨床。由于零件太破烂了,这些机床一开动,就摇摇晃晃,格达格达地响个不停。工人们给他们的皮带车床起了个外号,叫“跳舞车床”。这样才算有了三台机器设备。
这时,农村正掀起了实现运输车子化的热潮。上级给这个五金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制造小推车。
在接受这个新的任务时,一开头就遇到了保守思想的反对。他们说:过去做台秤,靠“锉刀加干劲”还能应付;现在要做小推车,没有电焊设备,没有大量机床,光靠干劲能顶事吗?
支部的办法也只有一条,找群众。于是召开了老工人座谈会,把做小推车的困难,列成了一张单子交给老工人讨论。当天晚上,老工人就提出了二百多条意见,十多种制造小推车的方案。没有电焊怎么办?老工人罗树德和聂松柏想出了一个根本不用电焊机的加工方法,质量比电焊的还好,还节约了70%的工时,成本也降低了一半。做轴承上的铜套,没有车床加工,甚至连铜也没有,怎么办?老工人傅其昌想出一个办法,用铅合金浇铸出了合金套,耐磨力比铜套还强。你出一个主意,我想一个办法,又把小推车做出来了,而且质量好,成本低。
接着,就投入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新的问题面前,保守派又旧调重弹:一无技术,二无设备……,把事情讲得困难重重。
支部充分运用了搞小推车的经验,把问题交给群众去讨论,让他们自己来作结论。在讨论中,老工人夏宜之和聂松柏请有保守思想的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世上的第一炉钢是怎么炼出来的?在世界上,是先有了炼钢技术,才炼出第一炉钢来呢?还是先炼出了第一炉钢,才产生炼钢技术的?”
这个尖锐的问题把保守派问得哑口无言。同时也启发了全厂职工,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要干起来后才能产生经验。
一窍通了百窍通。厂里七天中就建起了三座转炉。当第一炉钢水奔流出来的时候,通红的钢水流着,老工人激动的眼泪也流着。在支部书记和厂长带头苦战下,全厂很快有一半工人掌握了炼钢技术,月月超额完成炼钢任务,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市的炼钢先进单位。
通过全民炼钢,工人的思想更解放了,志气也就更大了。因此,在同年大战机床的运动中,保守派说:“没有母鸡,怎能下蛋!”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母鸡,也要叫它下蛋!”到年底,就凭三台烂机床造出了卷扬机、剪板机、电动锯床、精密台钻等四百六十三台。
在大跃进的1958年,他们就凭着“锉刀加干劲”,连破四次难关,使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三倍半,先后得到省、市奖给的红旗二十九面。
叫水往上流
1958年大跃进的事实,使人们看见了自己的力量,相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伟大作用。但是,支部书记张有富同志根据自己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体会,觉得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这种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因此,他就向职工大讲哲学,特别是反复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
经过这样一讲,“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成了厂里最广泛的议题。有的人议论说:“水总是往下流的,这是客观规律性;但是苏联修了一条列宁运河,就叫伏尔加河往上流,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又有人说:“菜刀不如枪炮,但是当初革命者靠了一把菜刀闹革命,打败了持枪炮的反革命,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有人说:“去年我们没有母鸡,不是也生下了蛋!搞出了小推车,炼出了钢,造出了机器,这不都是因为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吗?”这样议论纷纷,厂里就形成了一种蔑视困难的空气,只要谁强调什么困难,马上就有人问道:“你的主观能动性到哪里去了?”他们说:“困难是只纸老虎,专欺懒汉和懦夫!”
经过这样的学习,工人们信心倍增,大家一致的结论是:牌子一定要挂,订货一定要接,风动工具一定要做出来!这一夜,老工人们实在坐不住了,七个老工人自己写,自己刻,自己油漆。第二天清早,一块白底红字的“昆明风动工具厂”的招牌就高高地挂在了工厂大门口。
事情一开始,困难也就接踵而来。过去做台秤,主要是靠铸工、锻工吃饭的,现在做风动工具,就得靠精车、精磨、精加工和热处理了;过去产品差个两、三公厘都算合格,而现在差个半丝(即一公厘的0.05%)就得报废。要迈过这一步,确不是轻而易举的。
这个厂的支部书记和厂长都是新提拔的工人干部,领导经验和办法都较少,但是他们有一个好传统,不管作任何事情或遇到了什么困难,总是喜欢和群众特别是和老工人商量。这样,许多办不通的事情就办通了,困难也就变成不困难了。因而,他们逐渐有了深切的体会:任务越是艰巨,困难越是严重,就越要和群众商量;困难是最怕群众的,只要群众起来了,任何困难都站不住脚!特别是他们学习了毛泽东选集后,更加懂得了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群众路线是一切事业的成败关键,从此他们在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便更加自觉了。在制造风动工具的过程中,他们就依靠这个法宝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
一开始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磨风镐镐筒的内圆磨床。支委会研究以后,决定把困难交给群众,并以此作为大搞群众运动的起点。支委会立即在草棚里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支部书记号召大家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场发给每人一个镐筒,要求大家去找出不用内圆磨床磨内圆的办法。在这个会上,全厂职工就提出了四百多条意见,平均每个人提了两条。散会时,已是晚上七点钟,但是没有人回家去。人们都涌向车间,不管是锻工、铸工、车工还是钳工,也不管是工人和干部,手里都抱着一个风镐的镐筒在动脑筋,想办法。有的人用绳子在拉,有的人用脚在蹬,有的用皮带带动,也有的在钻床上安上皮砂轮代替磨床,或者在老虎钳上夹上生铁研磨杆……顿时各式各样的“土磨床”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了全厂。支部书记和厂长也把铺盖搬到了车间,同大家一道苦战。当支部书记发现老工人周文源创造的用土砂轮磨镐筒内圆的办法最好,就马上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深夜两点钟了,车床上的皮带断完了,工人从身上解下四十多根皮带来代替,使车床又继续转动。到第二天下午七点钟,五十个镐筒的内圆全部磨好了。
接着,老工人聂松柏把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集中起来,用车床改造了两部内圆磨床。这种工人集体创造的土设备,加工的效果很好,磨内圆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初战告捷,支部就因势利导,在全厂掀起一个大搞土设备的群众运动。风镐镐筒要打一个二百三十七米厘的长眼,要用两米以上的大钻床才能加工,厂里派人跑遍了市里几十家工厂,最后好容易才在一家厂里找到了一台一米高的钻床,两个老师傅整整搞了两天两夜,才打出了两个镐筒的眼,而且还报废了一个。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办法还是要靠自己动脑筋。果然,老工人一动脑筋,办法就出来了。他们用卧式偏心轴造出了一部长孔打眼机。只要三十五分钟就可打好一个长眼,效率提高了六十八倍。原来要六级老师傅才能掌握,现在进厂不久的学工都可以操作了。
这段时间的困难真是太多。风镐的镐筒需要打些内孔,厂里却没有打内孔的机床,支部又把这个课题交给了老工人。这天夜里两点钟了,支部书记看见车间里还有灯光,走进去看见老工人师本民低着头,正在入神地望着老虎钳上摆的一只拆开了的表。支部书记知道这是师本民新买的一只手表,平时表上沾点灰,他都抹了又抹,现在怎么把表拆开摆在老虎钳上呢?
“老师,你在搞哪样?”支部书记上前去问。
“我想搞一个内孔打眼机。”
“为什么把表也拆开了?”
“我想用手表里面齿轮转动的原理,来解决从镐筒内打眼的问题。”
“想得好!”支部书记被他这个想法吸引住了:“你需要什么人帮助?要些什么材料?支部全力支持你。”
第二天,支部派了两个技工来,成立了一个三结合小组,苦战了七天,就造出了内孔打眼机。用这种机床打镐筒的内孔,只消一道工序,十五分钟打一个眼,工效提高一百九十二倍。
全厂职工就用这种“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气魄,先后造出了二十二台土专用设备,搞出了二百多套工模夹具,使做风镐的每一道工序,加工每一个零件,都有了工艺装备。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没有花国家一文钱,没有要一个技术人员,便自己装备了自己。
成败之间
第一批风镐诞生了。
但是试验的结果,这种风镐朝天能响,朝地却无声,不管事。
第一批风镐失败了。
于是有保守思想的人又振振有辞:“你看,我说肯定是搞不成的,靠这些土玩意哪能搞什么风动工具!”
工人感到压力很大,但支部书记却鼓励大家:成功的经验固然宝贵,失败的经验对我们也有用。我们不怕人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老工人认真检查的结果,发现这批产品主要问题是精度不够,漏风。精度为什么不够呢?工人的技术水平不能适应。
于是支部决定在提高技术水平上也要大搞群众运动,把车间当课堂,实行火线练兵,号召全厂职工向技术进军!每个老师傅都带上了五个到十个徒弟,大徒弟带二徒弟,二徒弟带三徒弟。全厂唯一的四级车工管正荣,有时一天要讲八次技术课。许多小学工都省下早点钱买技工手册,吃饭时,也是一边吃一边看;开会前,利用几分钟时间用粉笔在地上划来划去;临睡前,还要坚持学习两小时。许多工种是厂里过去根本没有的,工人就自己来摸索学习,谁先掌握谁就带徒弟。劳动模范侬鼎芳掌握了铣工技术后,又培养了七个铣工。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就在有的人认为这些“不能成事的娃娃”中培养出了十四个新工种,其中车工就由一个发展到一百二十个,全厂职工达到平均三级工的技术水平。
就在这个基础上造出了第二批风镐。这批风镐有了进步,朝天响,朝四面也响,但是朝地还是一个哑巴。
支部同老工人一起总结研究后,发现第二批产品的毛病是硬度不够,原因是热处理没有搞好。本来按图纸要求,风动工具是需要电炉淬火的,但厂里用土炉来代替,又没有仪器检查,所以火候不易掌握准,影响了产品硬度。于是,在试制第三批产品中,支部发动全厂职工千方百计攻热处理关。工人们想了许多穷主意。他们在淬火炉旁挂了一块黑板,每处理一个零件,就细心观察火焰烧成什么颜色了,烧到什么颜色,就是烧到多少度,然后把这个颜色涂在黑板上。经过几十次试验,大家把试验的记录综合起来,讨论研究,就摸出了一条规律:什么钢材、什么零件,需要把火焰烧成什么颜色就合格了。然后把这个试验编成技术操作规程。这样就解决了热处理时温度过高或过低而影响产品硬度的问题,合格率达到了98%以上。
第三批产品制造出来了。一试,朝天、朝地、朝四面八方都会响了,但安上扦子打,却没有劲儿了。
连续三次失败,在厂里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有保守思想的人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样搞下去,工资也要发不出了,浪费了这么多的国家财产,你们不感到心痛?我们可要到市委、区委告你们去。”老工人听了很难过,有些青年也有些动摇。在这个骨节眼上,大家就等着支部书记的一句话了。支部书记如果说“不行了”,那么全厂的气就会一下子泄掉。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上级党委一直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于是党支部就把老工人们都找来开会,会上支部书记讲了话:“我们失败了三次,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世界上任何新事物出现时,从没有听到说不遭到困难的。他们要告状,由他们去告!产品做成功了,是大家的成绩;万一失败了,一切责任由支部承当!我们要准备它再失败一百次,再干它二百次!”
老工人有了支部的撑腰,信心马上又高了起来,劲头也更足了。五十四岁的老工人聂松柏干到深夜一点多钟,一点也不觉疲劳,越干越得劲,就带着工人们唱起“社会主义好……”。
第三批产品主要是零件尺寸不合,高高矮矮,粗粗细细,不能配套。而不合尺寸的原因是缺乏严格的检验工作。因此厂里就大造量规、卡尺等检验工具,并要求严格按照图纸加工,加强零件的检验工作,还组织老工人专门研究消灭废品的问题。这样,第四批产品的精度、硬度、光洁度都合格。工厂在全市质量评比中被评为先进单位。
赵工程师开窍了
1959年7月的一天,厂里举行风动工具制造成功庆祝大会。省建筑工程厅、机械工业厅和许多矿山都派代表来参加。会上,由一位老矿工当场作技术操作表演,表演结束后,他感动地说:“现在我们云南也能自己制造风动工具了,这对我们矿山的支持太大了!”有关部门当场鉴定认为六大关键项目(精车、精磨、精加工、热处理和打眼、硬度)都已达到了国家的技术标准。
上次来过的那位机械工业厅的赵工程师,这次也来了。他听了老矿工的发言后,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人悄悄溜到车间去数机器。大家还在对产品质量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讲话:“说老实话,我一直不相信你们能做出风动工具来。就是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时,我也还不信。刚才看了老矿工的操作表演后,我以为你们大概是增加了不少洋设备。可是,我跑到车间里,数来数去,还是那些破机器,就多了几台土设备,这才使我开了窍。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在生动的事实面前,厂里许多有保守思想的人也有了很大变化。生产计划股长杨培炎原来根本不信能搞出风动工具来。他现在认为“群众的干劲是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如果再不赶上去,就要成为大跃进中的废品了”!从此,他积极改变计划工作中的保守作风,创造了“跟踪调度”的先进方法,还和工人一起劳动和搞技术革新,作出了很多贡献,被评为厂里技术管理干部的标兵。原先不敢参加订货会议的供销股长鞠定均,后来虽然勉强接受了订货,但是一直捏着一把汗,因此工作被动了半年。这回他说:“现在群众说能干到的事情,我就坚决支持,就是大家要我把月亮摘下来,我也一定要想办法上天去!”事实果然如此,下半年的供应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保证了生产翻上去,而且大部原材料都是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因此被评为厂的劳动模范。
在1959年,这个厂已制造出了四种风动工具:风镐、风铲、凿岩机和捣固机,在质量上已达到了沈阳风动工具厂的水平,成本也接近沈阳的水平。这一年国家计划生产风动工具六百台,实际完成了七百二十台,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0%。因此这一年又得省、市奖旗五十二面,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七棵不老松
当跨入1960年的时候,党支部又为全厂提出新的更高的奋斗目标,要求今年在不增加人的条件下,生产六千台风动工具,将近去年的十倍。全厂职工还立下雄心大志,选择了拥有全套新型技术装备的沈阳风动工具厂作为学习和追赶对象,计划今年五一节前在风镐的成本和工时定额等几项主要指标上赶上它;三年内在以人数平均产量方面赶上它。
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豪迈的口号:要用自己的双手建成一座现代化的风动工具厂!为了实现这个口号,他们大造洋设备,最近只用二十四天的时间就造出了一台可作车、镗、磨、铣、钻五种用途的万能机床。这台机床可以自动升降、自动走刀和反正开车,能够加工一吨以上的大件活。连专门制造精密机床的昆明机床厂的工程师参观后,也深有所感地说:“我们厂做这种机床,光设计就得半年时间,你们简直是神仙!”在第一季度中,他们就计划搞这样的洋设备二十四台,把自己进一步武装起来。
这个厂从1952年建厂以来,八年时间里,没有花国家一文钱投资,而年年为国家上缴利润。当年办厂时,几根破秤杆加起来不过百把元的固定资产,而仅1958年和1959年两年,就上缴利润五十二万元。工厂人员已增加到二百六十多人。在七个老工人的影响下,这个工厂仍八年如一日地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传统。现在除了工人自己盖的几间简陋的厂房和一间大草棚作礼堂兼饭堂外,其它一如昔日。
现在,人们总喜欢把七个老工人比喻为“七棵不老松”。不久前,“七棵不老松”已有四棵调到了兄弟厂去担负更重的任务了。杨茂春、陈发、海明镜已分别担任了第二五金厂、文具五金厂和车辆厂的厂长。夏宜之在第二五金厂任工会主席。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每碰到什么困难,总喜欢回“娘家”找支部书记商量;工人有什么思想障碍,就带他们来风动工具厂参观。一参观思想就开了窍,回去后都坚决走风动工具厂的道路,用自己武装自己的办法来建设工厂。于是,铜匠担变成了造锁的工厂,修钢笔摊发展成为五金厂,自行车修理点也搞成了车辆厂。人们说:“风动工具厂的人到哪里,跃进的花就开到哪里!”
现在,昆明风动工具厂已成为云南许多工厂的学习榜样和鼓舞力量。昆明风动工具厂,就是我们工业战线上的“穷棒子社”,这个厂的支部书记和七个老工人,也是工业战线上的“王国藩”。他们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为我们写下了六亿五千万“穷棒子”办工业的最生动的一个侧面。(附图片)
毕克官 画
张有富(支部书记)
夏宜之
杨茂春
聂松柏
陈 发
海明镜
黄云顺
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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