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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谴责美国图谋劫夺我国文物的罪行
首都文化界五百四十多人发表抗议书
新华社22日讯 首都文化界人士五百四十六人今天发表了对美国帝国主义阴谋劫夺我国在台湾珍贵文物的抗议书，全文如下：
我们以无比的忿怒严正谴责美帝国主义图谋劫夺我国珍贵文物的新罪行，我们坚决拥护文化部对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我们一致认为：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侵略“能手”，也是盗窃“能手”，无论它是用何种名义，何种手段，无非是达到它的侵略和掠夺的罪恶目的。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的新活动，是它几年来一系列企图掠夺我国文物阴谋活动的继续和发展。自从蒋介石集团把这些文物盗运台湾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千方百计企图把它劫夺到美国，1954年它们就与卖国贼胡适进行勾结活动，企图把两百件珍贵文物劫运美国；1955年更进一步用美国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的名义，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我存在台湾的文物，全部加以劫夺，杰尼并且无耻地声言，美国运走这批文物“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1958年又由美国史丹福大学出面，打算以所谓商借名义，运走一批珍贵文物，并说：“假如能做成”可以引起美国的“极大好感”。在此前后，美国的所谓“考古家”、“收藏家”和一些侵略强盗——文武官员，都纷纷到台湾“参观”古物，并暗中进行活动。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之后，现在美帝国主义者索性把这些所谓“学术团体”的鬼祟活动抛开，竟然公开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假借“展览会”为名，并将由美国总统为“赞助人”，由美国派遣所谓“博物馆专家”到台湾进行挑选，将这批珍贵文物用美国海军军舰运送去美。这种露骨的无耻的劫夺行为，就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目和掠夺世界财富的野心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无遗了。这不仅是使我六亿五千万人民更加看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将使世界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我们坚决拥护政府的严正声明。蒋介石集团所运往台湾的这批珍贵文物，是我国数千年悠久历史中的文化艺术结晶，也是我国的宝贵的科学研究材料，其主权属于我六亿五千万人民所共有，蒋介石集团作为中国人来说，只负有妥善保护将来随同台湾领土一同归回祖国的责任，而没有私自“出借”给美国的权利，因之无论在美国用任何手段与蒋介石集团签定的任何草约，当然无效。美国不仅无权处理这批属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财富的文物，就是过去用各种卑鄙手段劫夺去美的文物，我们也一定要追回。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者，立即停止这一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极端无耻的盗劫行为。
我台湾的爱国同胞也应该起来坚决制止这一阴谋的实现。
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在台湾的文物，一定要随着台湾的解放而归还祖国。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沈雁冰、张奚若、钱俊瑞、夏 衍、齐燕铭、许广平、邓 拓、吴 晗、胡愈之、丁西林、陶孟和、陈 垣、范文澜、剪伯赞、章士钊、梁思成、叶圣陶、王冶秋、朱启钤、徐炳昶、吴作人、杨钟健、李麟玉、陈半丁、冯友兰、黄文弼、顾颉刚、溥雪斋、郭宝钧、尹 达、邓以蛰、刘开渠、蔡若虹、常书鸿、赵万里、夏
鼐、吴仲超、叶浅予、左 恭、韩寿萱、唐兰等五百四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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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锻炼自己 帮助后进
青海云南贵州下放干部肩负双重任务下农村
新华社西宁22日电 青海省今年下放的三千五百多名干部，已经在最近陆续出发到农牧业区人民公社和厂矿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
在这批下放干部中，省级机关干部有九百三十多名。他们绝大部分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缺乏阶级斗争锻炼和生产知识。其中大部分下放到农牧业区的人民公社，特别是到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山区人民公社参加劳动，进行全面的锻炼。
青海省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下放干部工作，把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计划在七至九年内将需要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全部轮流下放完毕。过去两年中全省已经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放了一万二千零二十九名干部。这些干部在下放劳动锻炼期间，绝大多数都能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今年下放干部出发以前，各机关单位都普遍召开了下放干部座谈会，帮助下放干部制定劳动锻炼计划。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并举行大会欢送省级机关下放干部，要求全体下放干部在下放期间积极参加劳动和各项社会活动，认真改造思想，实现劳动、思想、工作三丰收。
新华社昆明22日电 云南省省级机关最近继续下放一千一百多名干部到人民公社劳动锻炼。
在这批下放干部中，有领导骨干、大学教授、工程师、医务工作人员等，其中党员、团员占47％。他们这次下放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参加劳动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工农感情，学习工农业生产知识；另一方面帮助基层单位工作，使后进的单位变为先进。
下放干部出发前，云南省省级机关举行了欢送大会，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马继孔在会上勉励下放干部们获得劳动、思想、工作三丰收。
新华社贵阳22日电贵州省省级机关一千三百多名干部，最近下放到人民公社和厂矿企业劳动锻炼。其中，有一百一十人到基层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经过两年来的实践，贵州省广大干部深刻体会到下放劳动锻炼和参加基层工作，是改造思想作风、提高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一项根本措施。
这次有95％以上的干部向机关党组织提出了申请书，踊跃报名参加劳动锻炼。被批准下放的干部，纷纷向党组织提出了保证书和决心书。共青团贵州省委机关今年下放锻炼的干部，表示要在劳动锻炼中做一个思想好、劳动好、学习好、工作好、群众关系好的五好社员。
在省级机关欢送下放干部大会上，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吴肃勉励下放干部们到基层后要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工作，积极参加文化、技术革命运动。要求下放到基层工作的干部，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走好群众路线，同广大群众一道，迅速掀起生产高潮，实现今年的持续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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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重视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
坚持职工业余教育十二年
现已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本报讯 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本着社会主义企业“既要生产新产品，又要培养新人”的精神，十二年如一日地坚持职工业余教育，提高了职工文化技术水平，改变了企业生产面貌。
现在，这个工厂已经由1948年的几个识字班，发展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拥有六十四个班级的职工业余教育体系。原来占职工总数80％的文盲、半文盲，现已全部摆脱文盲状态；原有的七百余名职工，有35．1％已达到高小水平，有31．7％达到初中水平，有29．9％达到中等专业或高中水平，有3．3％已进入了业余大学。中层领导干部中原有十名文盲和半文盲，现在已达到高中或高中以上程度。几年来，这个工厂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企业管理干部三百八十九人，技术干部一百二十七人。
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前身，是1913年建立的一个老旧的屠宰场，职工文化程度很低。解放后，这个工厂发展成为综合性肉类联合加工企业，承担着加工出口和内销各种肉类产品的繁重任务；但整个生产过程中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笨重体力劳动，却占很大比重。为了迅速改变企业生产的落后面貌，这个工厂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以生产为中心，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有系统地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同时，根据生产发展需要，重点地培养肉食品加工、制冷、畜牧兽医等初级专业技术人材和企业管理干部。现在，全厂已经有40％的职工掌握了三种以上技术，成了生产上的“多面手”。很多职工并运用所学的文化技术知识，结合生产大闹革新，使全厂生产过程有50％以上实现了手工操作半机械化、机械化。
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在坚持十二年的职工业余教育中，认真贯彻全党全厂办学方针。工厂党委一直把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列为党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除指定一名书记负责职工教育外，党委实行了“战线分工”，规定从党委书记到各级党组织都需包管生产、包管思想、包管教育。工厂及车间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都成立了有行政、工会、共青团参加的职工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小组。各部门及各级组织在检查生产的同时，都定期检查职工教育工作情况。并实行了厂领导干部检查课堂教学，车间领导和教员、学员代表互相检查，小组按周检查等办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职工业余教育的巩固发展。
这个工厂还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结合职工业余教育工作特点，在工厂各分校、班级、学员教师中开展群众性的大评比：比出席率，比教学质量、比学用结合、比师生关系、比班级管理等，评选优秀单位、优秀学员和优秀教师，鼓舞广大职工的教、学热情。因而在去年工厂大战8、9月，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职工业余教育也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工厂各个分校的出席率都保持在90％以上。
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坚持十二年办学的另一重要经验，是善于根据工厂生产特点，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工厂党委考虑到工厂承担着加工出口和内销各种肉类产品的繁重任务，必须培养大量技术人材和企业管理干部以适应生产发展需要。因此从1948年开办识字班着手扫除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随即一鼓作气开办业余高小，并根据培养干部的规划，逐步发展建立了中学班、中等专业班、大学班。同时，在教学中把政治、技术和文化课程全部纳入教育规划，根据各级各类班级具体情况，按不同比例进行教学，使职工不仅系统提高文化、技术，也能运用学得的知识推动生产发展。在教学时间安排上，这个工厂根据“生产分散，工种复杂、班次多样、冬忙夏闲、春秋正常”的特点，提出“淡季多学、旺季少学、突击生产不停学”的要求，并根据各车间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安排：保证生产较正常车间，每周学八小时；生产任务比较繁忙单位每周学六小时；在生产多班捣、生产任务又繁又忙的单位，则采取跟班教学、补课等形式，利用一切可利用时间，以零凑整，保证每周学习六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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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一鼓作气
我国古代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它说的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一股子劲头，有信心，有毅力。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激励全党全民的革命斗志。过去，我们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在文化和技术革命战线上，更应当贯彻这一精神。
攀登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峰，要有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积以时日，一是克服困难。这就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从学习时间说，一分钟，一点钟，孤立看起来，并不算多，可能学不到很多东西；但是积累起来，就很可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毅力，有劲头。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有这种劲头，有这种毅力，职工业余教育坚持了十二年。这个工厂有许多部门生产比较繁忙，就用“以零凑整”的精神，挤时间学习，保证了学习任务的完成。这个工厂“凑”的结果，使所有的文盲都丢掉了文盲帽子，同时一鼓作气地学下去，使七百余名职工又分别达到高小、初中和高中水平，有些人还进入了业余大学学习。
从克服困难说，要求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措施。从领导到个人，都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具体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来保证学习顺利进行。在这方面，哈尔滨肉类联合加工厂无论在领导方法上，教学原则上，都有着值得学习的经验。“愚公”既能“移山”，我们一鼓作气地前进，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峰也就能够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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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陆县中毒民工全部脱险
深感千里急救之情平陆派人来京道谢
本报讯 山西省平陆县凤南公路张店营严重中毒的六十一个民工，经过各方面的大力抢救和细心治疗现已全部脱险。
民工中毒事件发生后，除了卫生部、空军司令部、北京市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和五洲电料行等单位，给予了热情的援助外，山西省人民医院、运城中心医院都派了最好的医生前往治疗，运城专署也派去了防治队。张店公社像对待自己社员一样，调动了全社二十八名医务人员，包干治疗，并拨细粮、蔬菜，改善患者生活。医务人员把患者当亲人，给患者洗衣、洗脚、剪指甲，体贴入微，照顾备至，发挥了高度的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全县人民公社纷纷打电话进行慰问，表示关切；平陆县文工团也赶到出事地点，进行慰问演出。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子弟兵、人民勤务员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经过抢救和治疗，六十一名中毒民工已全部脱险。轻患者五十六人已治愈，并已参加生产。五个较重的患者，健康情况也有好转。为了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被抢救的民工，纷纷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感谢信。民工张光秀老汉说：“党和毛主席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比爹娘还亲。”全县民工无比振奋，纷纷保证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展开了竞赛，工效大大提高。
最近，中共山西平陆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派代表来到北京，向曾经千里送药救活六十一名中毒民工的卫生部、空军司令部、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和某飞行机组表示感谢。并把四面锦旗和一些土特产品分赠以上四个单位。在赠给空军某飞行机组的锦旗上写道：人民战士热爱人民，夜行万里抢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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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集会
纪念萧邦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新华社22日讯 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今天在首都剧场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波兰音乐家弗列德里克·萧邦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
出席纪念会的，有茅盾、丁西林、阳翰笙、吕骥、蔡楚生、赵沨等一千二百余人。
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拉托、参赞邓布尼茨基以及各国在京的和平文化艺术客人也参加了纪念会。
纪念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波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说：萧邦生于波兰人民遭受残酷的外国侵略和压迫的时代。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教育了萧邦，反过来，萧邦的作品又鼓舞了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今天我们纪念萧邦，应该继承和发扬萧邦的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意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玩弄和平花招下进行扩军备战的阴谋和扩展殖民主义的反动政策。
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赵沨在会上作了“萧邦——波兰人民伟大的歌手”的报告。他介绍了萧邦的生平和他音乐创作的时代背景，并指出：萧邦的作品的内容，深刻地表现了一个音乐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异族压迫的激烈愤恨，以及对于胜利的坚定信心。赵沨还指出，萧邦从幼年时起，就热爱民间音乐，热爱波兰的民族文化，他的作品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形式上也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音乐语言中浸透着民族的特征。萧邦的音乐是在民间音乐的土壤中滋长和生根的。赵沨最后说：中国人民曾经有过和十九世纪的波兰被异族压迫的类似遭遇。因此中国人民对波兰文学艺术中反对异族压迫的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感到异常亲切。
波兰驻华大使馆参赞邓布尼茨基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介绍了萧邦的作品艺术和影响，并指出：萧邦由于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历史和艺术的源头——波兰的民间音乐中去寻找自己的创作泉源，他才会成为属于全人类的这样一个音乐创造者。
纪念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会后还举行了萧邦作品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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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蒙古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21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奥·德勒格尔扎布和他率领的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我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雷任民、副部长江明，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宋养初，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李强奋等。
接见时，蒙古驻中国大使沙拉布也在座。
接见后，李先念副总理设宴招待了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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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交通和邮电部教育考察团到京
新华社22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交通和邮电部副部长阮如晷和他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交通和邮电部教育考察团一行七人，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考察团是应我国邀请前来考察交通、邮电、铁道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和交通部、邮电部的代表。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邓青云也到车站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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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独立党第二书记尼昂到京
新华社21日讯 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塞内加尔客人、非洲独立党第二书记巴巴卡·尼昂，今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代秘书长王明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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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离任返国
新华社22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于今日上午离任返国。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
各国驻华使节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也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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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小学程度的检修工到大学程度的工程师
满怀兴奋回顾十年来的学习
旅大市水产加工厂厂长 大连工学院夜校部模范学员 陈洪明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穷苦的工人，只念过一年私塾和四年小学。解放后，我们这些旧社会的奴隶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党不断地教育我，培养我，使我走上了国家企业的领导岗位。旧社会只有财主的子弟们才进得去的学校，解放后为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敞开了大门。十年来，党始终关怀和支持我的学习，使我能够从小学程度提高到大学水平。由于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在1954年我光荣地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工程师称号。当我想起过去的艰难岁月，想起党的培养教育，真是千言万语，百感交集。没有党，我不会有今天；没有党，我不会获得任何荣誉。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党，衷心感谢毛主席。
我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那时我哥哥在外做工，由于他的接济，十二岁以后才有机会念了一年私塾和四年小学。穷人家的孩子念书，真有说不尽的艰难。学校离家远，人家在学校搭伙，我只能啃两口发了霉的糠菜；买不起纸，总是先用草根在树叶上练字。以后，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我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十七岁那年我到大连当学徒，那时见人家画图，听人家讲螺丝钉还有几寸几分的区别，都感到无比新奇。我朦胧的感到技术这玩意不简单，是个铁饭碗，暗地下了学技术的决心。我买了本“钳工手册”，散工后到一位老师傅家里看。那些表格、公式，看来看去，老是弄不明白。问老师傅，他一字不识，回答不上。以后我就教他认字，他就给我讲说不出道理来的技术。我学技术的决心，在那样的时代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梦想。
解放后，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党不断教育我们爱护自己的工厂。那时我做检修工，机器坏了，要找原因；如何维护，要想办法；领导同志又常找我研究技术问题。文化程度太低，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就拿看图纸来说吧，凭经验能看个大概，却弄不清物体的构造和原理，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对于工作中遇到的理论性问题，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种种事实使我懂得了要占领技术知识的阵地，必须首先攻克文化科学的堡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起我就开始自修文化课程。1950年以后，党为我们创办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我一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记得第一次跨进业余学校的大门时，真有千言万语在我心头翻腾。旧社会没给我求学的机会，党却为我创造了学习的条件。我深深感到提着书包进课堂不是一件平淡的事情，它体现着党的培养和期望。
这时，党又提拔我做车间主任和厂长。一个在旧社会里毫无地位的工人，在新社会却成了国家企业的领导骨干，这真是一个天翻地复的变化。每当想到这一点，我总感到自己为党做的工作还太少，自己知道的东西距离工作的需要还太远。能够辜负党的信任么？不，绝不！工作责任愈重，我就越发感到学习的重要，越发顽强地坚持学习。我向苏联同志学习企业管理的经验，我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生产技术知识，我在业余学校长年坚持系统的文化学习。学习使我增长了知识，技术人员再送来一张图纸时，我不再为那些线条所迷惑，能够进行审查和修改。平时我常同工人们一道研究生产技术，运用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学习推动了工作，反过来更坚定了我在学习上的信心和决心。我深深感到：学习——工作——学习，是一个互相促进、无限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市里领导同志每次下厂都要问起我的学习情况，每逢有课的晚间，工厂党组织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我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有工作别的同志就主动地帮我做了。没有党的关怀和支持，坚持几年学习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1950年到现在的将近十年中我没有间断过学习。最初我在旅大函授学校学习初中物理，后来这个学校不再招收市内的学员，我就转入区办业余中学继续学习；不久这个学校停办，我又转入大连四中业余中学学习初中语文和数学。1955年，为了投考高中，我在本厂技术员帮助下突击学完了初中化学，同年考入大连工学院附设夜校的高中班，自1957年起升入本科学习大学课程。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工厂组织和学校教师的帮助下，都被克服了。担负领导工作要经常出席市里召开的各种会议，为了不影响听课，我总是随身携带着当晚要用的课本和笔记，遇上有制图课时，书包装满了，还得挟一卷图纸，散会后就立即赶到学校听课，来不及吃饭，就在课间休息时啃几口预先准备的干粮。市里的会议有时要到七、八点钟才结束，散会后哪怕只剩下一节课我也要到学校去，能够听多少是多少，下课后，大伙回家了，我再留下请老师补课。十年来我从未因为散会较晚而缺席。学习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常出差，1959年上半年就曾出差四次，其中一次就长达两个星期。出差后我总是一面设法补课，一面坚持学习新课，第一次听课几乎完全不懂，但是不懂我也要听，我也要记。这样听课是很枯燥的，我总是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听到底。听过一遍总会有些印象，课后再看课本，点点滴滴，细嚼烂咽，印象就会清晰、深刻一些。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就记下来，第二次听课时再请教老师。这样，第二次课就可以听懂一半，第三次课就可以赶上队伍了。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给自己开后门留退路，一定要刻苦努力，迎头赶上，否则愈拉愈远，最后就将不得不中断学习。刚升入大学，我对课程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课外很少复习和做作业。第一次参加考试，结果只得了三分。后来经过老师的指点，加强了课外复习和作业。我所在的工厂只我一人学习大学课程，复习时没有同伴，为做一道题，总要反复思考，反复演算，有时花了三、四个小时还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眼看三、四个小时滑过去了，怎能不心痛呢？但我觉得寻求难题的解答要像勇士们攻占敌人的堡垒那样，沉着坚定，百折不回。而当经过一段紧张思索，终于解决了一道难题的时候，虽然我有了一把年纪的人，却也乐得直想蹦起来。由于加强了课外复习和作业，在高等数学的结业考试中，我取得了五分的成绩。参加业余学习，时间总是最难保证的。尤其担任领导工作，不仅上班时间抽不出空来，就连无课的晚间也被各种会议或活动挤满了，每天晌午休息时间和组织决定的其它政治理论学习时间，我又一向是用来读报和学习政治理论的。怎么办呢？只有合理安排个人生活这一条路了。每天早晨我都起得很早，吃罢早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就利用这段时间自修。每天下课后虽然已是深夜，我仍然要把当天所学的东西温习一下。然后再睡觉。星期日再把处理个人生活琐事的时间压缩一下，挤出一个上午来自修。我觉得参加业余学习最重要的在于长期坚持，养成习惯。每天早晨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如果长期坚持，一个学期就可以积累两三百个小时，相当于高等学校三个学期的全部教学时数。在学习过程中，我觉得还必须不断地跟自己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作斗争。我的身体不好，常常不得不躺着看书。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一天天地弱了，学习也有了一定的成绩，算了吧。但我又想：今天就想放弃学习，明天是否还想放弃工作呢？学习是为了工作，同样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权利放弃它！
十余年来，党不断地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提高了觉悟，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使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国家企业的领导干部；使我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所做的一切，跟党的要求、跟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比较起来，还只是迈开了第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按照党的指示，鼓足干劲，向着红透专深的目标勤奋努力。我一定要把业余学习坚持到底，并且不断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工作中去，以更大更好的成绩，回答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回答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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