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电影事业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夏衍
十年来，我国电影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大跃进以来，这种进步和发展就变得更加显著。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电影事业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只举几件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1949年到大跃进以前的1957年，我国一共只有十个电影制片厂（其中故事片厂六个），摄影棚十九座，到现在，全国已经有三十三个电影制片厂（其中故事片厂十一个），故事片厂的摄影棚二十七座。从放映单位来说，1949年全国只有六百多座电影院，放映队一个也没有，到1957年底，放映单位发展到九千九百六十五个，到1959年底，据初步统计已达到一万四千五百个左右。由于放映网的发展，人民群众看电影的机会就有了很大的增长，1957年全国电影观众十七亿五千万人次，1959年一跃而达到四十亿五千万人次。也就是说，大跃进以来的两年时间，达到了过去用八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数字。每年观众四十亿人次，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特别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观众逐年锐减的情况比较起来，我们的增长就显得非常突出（例如英国，1948年每年电影观众十六亿五千万，1958年激减到七亿五千万，去年，又降低到六亿左右）。当然，按人口比例来说，四十亿这个数字，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的。
其次，从电影制片方面来看，大跃进以来，我们的确在多快好省这四个方面都获得显著的成绩。多（我只举故事片来作例子），从1949年到1957年，八年时间，我们一共生产了艺术片一百七十一部，但是大跃进以后的两年，我们生产的艺术片可达一百八十部左右。这也是大跃进的两年等于乃至超过了过去的八年。快，过去一部故事片实际摄制时间最少是四五个月，多到一年或者一年以上。大跃进以来，生产速度大大加快了，拿去年国庆献礼的十八部艺术片来作例子，绝大部分的摄制时间是四个月到五个月，其中有几部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省，由于产量增加，摄制时间缩短，制片成本也大大降低了。1953年，一部黑白片平均成本二十万元，一部彩色片平均成本六十一万元。1957年，黑白片每部平均十九万元，彩色片平均三十五万元。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部黑白片的成本降低到十一万元，彩色片降低到二十五万元，至于纪录性艺术片，1958年一共拍了四十多部，每部平均成本仅五万七千元。至于最重要的“好”的方面，去年国庆献礼的三十六部各种样式的影片，不论在思想、艺术、技术各方面来看，都比过去有了显著的进步。当然，从严格的要求来看，即使是这些较好的献礼影片，也还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
大家知道，在解放前，我国所有的电影器材、设备，完全是依靠外国进口的，现在，除去胶片的片基要到1961年才能自己生产外，其余的器材，我们不仅基本上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而且，有了少量的出口，其中某些品种已经赶上了国际水平。在电影技术的尖端科学方面，如全景电影、立体电影，我们已经试制成功。
我们要充分地、足够地估计和肯定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正视我们的缺点。由于电影是最群众化的艺术，党的最犀利的宣传教育武器之一，所以在电影事业中，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创作思想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一定要加强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一定要紧紧地沿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前进。
由于电影界某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变，没有真正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所以不论在日常工作中或者创作思想上，就不能坚决地贯彻党的阶级政策、阶级路线，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十年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1951年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经过文艺整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特别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反右倾斗争，电影界几乎不断地进行着政治上、文艺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情况是高一阵、低一阵、一个时期缓和一些、一个时期又变成非常尖锐。例如1955年，经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在文艺思想上是一场剧烈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之后，紧接着农业合作化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合营高潮，电影工作也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电影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就在下一年，匈牙利事件之后，首先发起向党的文艺政策进攻的，是电影界党内右派分子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党外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是在1957年的春季，而钟惦棐的进攻则早在1956年冬季。1957年我们的电影中出了一些毒草和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例如“未完成的喜剧”、“谁是被抛弃的人”、“青春的脚步”等。事实上，这些电影剧本多数是和“电影的锣鼓”同时写成，而其中很大部分是在1956年第四季度和1957年上半年摄制的。1957年我们进行了一场剧烈的反右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打退了右派进攻，提高了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认清了道路，这才给1958年的电影事业大跃进奠定了基础。反右之后，电影界出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的气象，通过双反运动，向党交心，接着是大批电影工作者下乡下厂，参加劳动锻炼。一方面热烈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制作了三十几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同时试用纪录性艺术片的形式，摄制了大量迅速反映工农业大跃进的影片。
1958年的电影事业大跃进，用事实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我们的电影事业就能够向前迈进。这也证明了：任何事业只有听党的话，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事业就能够优质高产，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失败，或者死气沉沉，萎靡不振。
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到，反右斗争“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这几句话对我们印象很深，启发很大，但是他又接着指出：“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现在看来，这几句话的意义是十分深刻，而且是富于革命预见性的。全身浸透在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改造是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在电影界，“清除旧基地”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残存在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相当的严重。
由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现代修正主义容易在文艺工作者之间找到市场。在电影界也是这样。其所以如此，除了很多电影工作者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之外，也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一是修正主义不以赤裸裸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而巧妙地披上了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所以它有很大的欺骗作用；第二是在革命文艺界里面，有一些作家是修正主义者。第一个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只有从革命实践中真正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之后，才能具备的阶级敏感和辨别力的问题。西游记里有许多妖怪，他们的现象和本质很不容易看得清楚，要看出他们的本质，必须有一双慧眼。无产阶级的慧眼从哪儿来，首先是要彻底地改造自己，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成为全心全意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同时，要经常地、刻苦地钻研毛主席的著作，拿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参加实际斗争，在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能不能挺起腰干来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问题。由于我们这些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生活过来，由于我们从小就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在我们身上，还相当浓厚地存在着法门寺里的贾桂气质。我们还缺乏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概和风格。这也是对毛主席文艺思想重视不足，甚至低估了它的意义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并且进一步解决了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在当时还未能解决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因此，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掌握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随时运用这个武器来衡量事情和作品，那么，我们就能辨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就能够昂起头来，不会吓倒了。
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有些人还有崇拜西方、迷信外国的民族自卑感。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却也似乎还有一些人对无产阶级这个伟大的称号缺乏应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尽管我们已经处身在“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时代，依然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作家，把资产阶级世界的文艺成就当作独一无二的高峰，当作衡量无产阶级文艺的标准。谈起作家，就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到作品，就是“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他们不想一想资产阶级文艺继承了封建时代的遗产，他们本身也已经有了几百年的积累，而我们无产阶级，从有“共产党宣言”以来只不过一百多年，从十月革命以来也只有四十多年。资产阶级文艺已经老到快要死了，而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则还很年轻。他们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在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还没有掌握文化之前，资产阶级文艺当然是人类文化的高峰，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文艺高峰，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高峰。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乃至创作方法，都不能不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而我们无产阶级则不仅要继承人类有史以来的——包括资本主义时代在内的——全部文化积累，而且是从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为亿万劳动群众服务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将要得到整个世界，难道就只有文艺这一项不能得到吗？当然，在无产阶级在苏联取得政权还只有四十二年，在中国取得政权还只有十年的今天，也许资产阶级文艺在形式上成熟一些，我们年青一些，他们精美一些，我们粗糙一些，但是，这很明白，缺点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这只不过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现象。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告诉过我们：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而只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则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那么，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为什么要在奄奄一息的资产阶级文艺前面膜拜顶礼，而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青春的力量呢？在延安时代，毛主席将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美帝国主义看作一只纸老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今天表面上似乎还很威风的资产阶级文艺看作京戏里的架子花脸呢？杨家将里的年青的烧火丫头杨排风，可以将比她高大威武得多的架子花脸焦赞、孟良打倒，为什么我们就不敢立下雄心大志，创造我们的丰功伟绩呢？不灭资产阶级文艺的威风，就不能长无产阶级文艺的志气。不破不立，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权威的迷信，已经是时候了。当然，破，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我们要有分析，要有取舍；在破的时候，也要采取十分慎重、细致的态度。这也就是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的问题。
在电影工作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党指示我们1960年最少能拍出八部为农民服务、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这个任务我们要保证超额完成。
为什么我们过去拍的许多电影农民不能接受，看不懂，或者不欢喜？我们的优秀的革命文艺，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优秀作品，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作品具有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形式。这是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注意的。电影是最群众化的艺术，观众的绝大多数是工农群众。而我们过去拍的某些影片，它的形式是既不民族化、又不群众化的。我们体会到，问题不在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从外国传来，在中国只不过三四十年的历史，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掌握和生产电影这种艺术的不少电影工作者本身，他们洋气很重、而又脱离群众。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也是外来的，但和话剧比较起来，电影创作中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努力是十分不够的。我们电影工作者很少注意到毛主席早已讲过的民族形式的问题，往往抄袭西洋，不敢从外国电影的形式套子里解放出来。周总理几次三番地告戒我们，电影一定要让群众看懂，故事要有头有尾，脉络分明，交代清楚，不要跳来跳去，要讲中国人讲的话，每句话要让观众听清楚。对于这些重要的意见，我看，还有些人是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的。我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我很奇怪，为什么个别的电影工作者接受党的指示这样不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有这么多的困难，而接受外国电影中的某些所谓新手法、新技巧，却又是那样的敏感，那样的积极？前些时候看到有所谓“诗的蒙太奇”这种手法，有人就如获至宝地接受过来而加以应用了，不管需要不需要，群众爱不爱。这种人既有“拿来主义”，又有贾桂作风，他们所缺少的，就是最起码的、对五亿农民负责的群众观点。文艺的形式问题是重要问题，电影也不例外。不能设想，用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末期的不足取的艺术形式，能够很好地表达无产阶级的内容。因此我想，假如我们电影工作者——首先是编剧、导演、演员、音乐、美术工作者们，一方面能够破除对西方电影的迷信，勇敢地从西方电影形式的框子里解放出来；同时，又能够继续深入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使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成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再对民族化、群众化这个问题作出艰苦、顽强的努力，那么，我相信，为五亿农民服务、为农业四化服务、而又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电影，将不止八部，而是十八部，二十八部，或者更多一些。
现在形势很好。大跃进的形势很好，人民公社的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的四大指标和许多重要项目，都已经在两年内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正在迅速发展，这替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准备了很好的条件。现在万事俱备，我们需要的只是更强更大的东风。东风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趁此大好形势，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了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我们这支队伍就可以勇往直前，百战百胜。我们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期之内，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文艺高峰——无产阶级的文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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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曲艺艺术的新面貌
陶钝
从1958年8月召开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举行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到现在，已经有一年零四个月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照耀下，正以飞跃的速度向前发展。随着工农业生产和文化艺术事业的跃进，曲艺工作也在跃进。这次文化部举办的曲艺优秀节目汇报演出，就是曲艺跃进的成绩在首都的展览和交流。
参加这次汇报演出的是一部分省、市和一部分曲艺团体演员所演出的，包括二十五个曲种的七十五个节目。这些节目有80％是现代题材。它们唱的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新人新事，工农业生产和服务行业的英雄，红军长征的故事，为党为人民牺牲的烈士。总之绝大多数是歌颂人民创造的业绩的。有的也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狼狈相。这里，我只举几篇各类的作品来作简单的介绍。
快板（数来宝）是曲艺中比较简单，也是群众性比较广的形式。快板“青海好”写得生动活泼。作品的主题是要把被内地群众误解为荒僻之地的青海省作一个正确的介绍。作者运用新旧对比的手法，把旧日马步芳统治下的青海，和今天人民当家作主后的青海作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还运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把青海的自然环境生动地描绘了一番，然后把今天在党领导下的青海的飞跃的建设作了热情的歌颂。作者随时把旧日青海的悲惨相插入，顺理成章地出了噱头。作品中关于青海产硼砂的描写很生动。说旧日的情况是：“这么多的硼砂不过问，英国人偷着往外运。自己的宝藏不开采，用着了再向英国买。硼砂从西藏偷运走，再从香港来进口；偷了东西还吹大气，说硼砂出在英吉利。”
这个作品对青海过去的交通描写得也非常形象：“汽车一走乱摇头，人在车里摇煤球。”读者、听众一想到北京工人在用筛子制煤球的情形，不由得发笑。
对于富有群众性的快板有人存在着轻视的态度，但“青海好”的演出效果却说明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观众的一致热烈欢迎和作品的感人力量，说明了这个创作是一个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的好作品。歌颂新社会正在生长的新事物，拿旧社会的悲惨景象作陪衬，是一种好的写作手法，它将使听众对现在和将来充满了信心和喜悦，对过去投出鄙弃的嘲笑。无怪一个听众这样说：“这个节目最好对分配到青海工作的毕业学生演唱，会起一篇动员报告的作用。”
“夜逛千亩田”是河北西河大鼓演员孙来奎的新作。1958年他以自己写的小麦丰产中的进步和保守斗争的“五千一”参加会演，博得了好评。他写过很多的作品，这次演出的“夜逛千亩田”也是他的好作品之一。作品反映了在人民公社大搞千亩小麦丰产田的迁坟工作中，遇到了有封建思想的王老汉的阻拦，展开了父子之间的思想斗争。王老汉故意不去看丰产田，但是爱庄稼的老习惯迫使着他夜里偷偷地去看，恰好又遇到儿子和儿子的爱人坐在祖茔前的石板上谈话，给了他很大的刺激，最后终于转变了。公社党支部坚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有斗争、有步骤地提高生产，发挥公社的优越性，把困难一个个地克服后才达到胜利。“夜逛千亩田”具体地提出了公社搞千亩丰产田所遇到的困难，又生动多趣地描写了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作品在农村中演出对农民是很好的教育。作者孙来奎为了创作，三次到安国县人民公社里去劳动，体验生活，边劳动、边写作、边演唱，对生产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由于作者深入了生活，积累了材料，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才写出了这篇作品来。曲艺工作者应当学习他，赶上他。这样，不仅会繁荣曲艺创作，也会对农业生产有推动作用。
在相声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是“昨天”。这个作品的故事是写一个三轮车夫在旧社会受到的债主的逼迫，和反动军警的迫害，实在生活不下去，临解放的时候疯了；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将近十年才医治好出来，恍然一梦，意识中还是昨天。对于十年来出现的新事物，他还是用昨天的观点来看，自然会产生很多的笑料。作品生动地说明了只是短短的十年，新中国的新面貌已经不能辨识了。从1958年国庆到1959年国庆只一年，离开北京的人再到天安门前已经不能辨认，所以作者所写的思想境界是真实的。这个作品不仅思想性高，艺术性也是很强的。它运用了相声的传统技巧“包袱儿”给听众很多的笑料，而且这些“包袱儿”又是从事物本身发展的，不是从旁边取来的无关主题的“包袱儿”。这个作品的艺术技巧是作者从事物的发展中提炼出来的，在传统的相声作品中是找不到的。它不仅暴露了旧社会，歌颂了新社会，并且揭示了相声创作应当是从事物本身的矛盾中找“包袱儿”或笑料，不应该离开主题去找廉价的噱头。
以上所举只是很少的几个例子，这次汇报演出中的好作品很多，如写共产主义品德的清音唱词“江竹筠”、弹词“向秀丽”、京韵大鼓“党的女儿徐学惠”，写解放军的山东快书“老将军让车”，写热情为人民服务的大调曲子“好阿姨”等都是，这些节目表演以后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这次演出的传统节目都经过了整理。观众虽然受了语言的限制，但对评弹“老地保”还是热烈地欢迎的。“老地保”本来是“描金凤”中的一段，整理出来当作中篇来使用，是能单独说唱的。一般写冤狱的作品，不得不写清官、大官，这个作品却把老地保写成了见义勇为的侠士，能使冤狱平反。在原著中人物不够突出，经过整理把这个人物突出来是很合理的，给整理工作作了好的范例。
曲艺作品写出来是供说唱的，在说唱实践中也可以修改和丰富原来的作品。所以好的曲艺作品，要有好的表演才能生动地传达内容，收到艺术效果。这次汇报演出，在曲艺表演艺术上较之一年以前也有显著的提高。首先是曲艺演员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了较深的体会。例如京韵大鼓老艺人良小楼表演“党的女儿徐学惠”，就打破了她过去表演“李逵夺鱼”等一套老的表演方法，体会了徐学惠不怕凶恶的敌人，勇敢奋斗保护国家资财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表演这段词，她去听了徐学惠的报告，为徐学惠的行为所感动，所以她没有用旧的手势、唱腔来表演这种崭新的人物；而是经过仔细揣摩，创造出一些新的手势和唱腔，把京韵大鼓作了宣传新人新事的、古为今用的曲艺形式，使它获得了新的生机。再以高元钧和刘洪滨表演的山东快书“长空激战”为例：戏剧舞台上表演空战有困难，电影表演空战也不是没有困难；用曲艺的说唱来表演，那就更不用说了。用曲艺表演空战不但在传统艺术中找不到，就是新的艺术中也缺少可参考的材料，一切必须自己创造。在“长空激战”的表演中，使听众感受到了空战的气氛，感染到我机尾追敌机、歼灭敌机的紧张情绪和战斗胜利的欢悦心情。这种表演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说，曲艺表演除了接受有限的、可以使用的传统艺术之外，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和体会，加工和运用。实际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我们的曲艺表演艺术将要有无限光明的前途。
在表演艺术上，汇报演出中普遍出现的好现象是很多的，节目的音乐性加强了，没有弦乐伴奏的加上了弦乐，有弦乐伴奏的乐器也加多了，有的还加上了管乐。这些乐器的加添都是比较适当的，大多数没有破坏曲种原有的音乐特点。音乐方面也有了改进和创作，老艺人根据内容改变原有的唱腔，增添了新腔。例如，“梅花大鼓”素称不容易表达新内容。但是“罗昌秀”和“月夜荡泥船”改革了音乐，表达了新内容，听起来还是很好的。四川“清音”也有同样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出现的一批青年演员凭借他们天赋的优美的音色，使很多节目增加了感染力。总之，从这次汇报演出，可以看出曲艺表演艺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次汇报演出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青年演员占了多数，其中红领巾学员可以列成一个排。他们都是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下培养出来的。有的仅仅学了两年就有了斐然可观的成绩，有的只学了两三个月就能登台演唱，就是伴奏的演员中也有不少是学艺一两年就上台的。这一事实有力地反击了曲艺后继无人的谬论。今天还只是新生力量的发芽时期，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曲艺一定会开出更灿烂的花朵。
当然，这次汇报演出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例如有的作品中还有些自然主义的东西。在表演上，也还存在着追求庸俗噱头的个别情况。但这些缺点经过讨论和认识，一定会迅速改正的。此外，如有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还不高，有些节目的表演艺术缺乏创造等等。我们相信，通过研究讨论，进一步地加以革新和提高，曲艺艺术一定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