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给美术创作带来新的生命
邓拓
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美术作品展览会，我为我国工农兵的文艺运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伟大成绩而热烈欢呼，并且衷心地预祝我们人民军队的美术创作，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新的更大的跃进！
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总的说来，一直是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示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说：“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按照这个方向坚持努力，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想像怎么会有现在这样既普及又提高的巨大成绩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从展出的六百多件美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解放军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和建设者的斗争和生活的丰富内容。这些是真正工农兵的作品。我在这里所说的工农兵，是特别指的由工农出身的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士兵和将领。他们的大多数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旧社会中从来都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因而处处受到轻视。但是，革命军队不仅给了他们以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给了他们以文化技术知识。他们的创造才能从此有了充分发挥的机会。他们的美术创作活动，同他们的其他一切创造性的活动一样，充满着蓬蓬勃勃的战斗气息，具有鲜明的部队特点。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件作品，无疑地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实际生活和斗争的生动反映。这里的题材非常广泛，表现的形式多种多样。显然，作者们都是在实际生活和斗争的体验中，感到强烈的激动，不能不进行创作，因而才产生了这许多优秀的作品。据说现在展出的六百多件作品，还只是从人民解放军各个兵种各个部队征集的四千五百多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实际上部队群众创作的成绩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大得多。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现在人民解放军的美术创作已经成为广大群众性的运动了。这个群众性的创作运动是普及和提高统一的运动。它真正向工农兵普及，因而在广大部队官兵中涌现出无数美术爱好者；它真正从工农兵提高，因而在无数的美术爱好者中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作者。
对于如此声势浩大的军队美术创作的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怎样估计它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意义呢？让我们重读马克思的一段话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写道：
“无论如何在共产主义社会组织中，消除了完全从分工而来的艺术家对于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性的屈服，也使得艺术家不要禁闭在某一艺术的范围内而仅仅作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所以单是他的活动的一个名称就充分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于分工的依赖性。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画家，而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
我们现在正处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阶段，我们今后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求得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完全实现。为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就要时时刻刻注意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正如我们要为加速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一样。我们在现阶段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随时随地积极培养共产主义的因素，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作极大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人民解放军官兵们的美术创作运动更加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显示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们正在迅速地发展成为“多面手”，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他们不但学会了现代国防的科学技术，学会了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还能写诗作画，能够参加各种美术创作活动。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了社会分工和职业发展上的限制，也开始冲破了特定的艺术范围的束缚。他们的作品可以证明，他们已经不同于寻常的美术家，而是更接近于将来社会所需要的从事美术工作的人了。他们在现时的条件下，可以叫做业余的美术工作者，因为他们的最大多数只能以业余的时间从事创作。只有他们从战斗的实际生活中创造了许多精美的作品，这才给我们的艺术带来了新的生命。
看看我们最可爱的英雄战士的作品吧，谁能不被这些作品表现的巨大生命力所鼓舞，而感到无限惊奇呢？海军战士郎卓红的作品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我看到郎卓红展出的四幅中国画和两幅油画，特别是油画中的“抢救渔民”一幅，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表现了他们在海上同狂风巨浪搏斗的紧张场面。郎卓红原来是三个海军战士的联合笔名。他们是中士赵聿贤、下士周永家、下士冉茂魁。三人都出身于贫农的家庭，只有高小或初中的文化程度，起先都不会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生活，渴望用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亲身经历的伟大题材。他们联合的笔名显示了他们是红色的优秀儿郎，他们的创作道路也正是许多部队战士们共同的道路。其他各兵种各部队战士的作品还很多。如中士张永太画的油画“第一件成品”、中士张志宏画的中国画“草原上的菜园”、上等兵毕德钦画的“鸡”、下士李奎根画的“比干劲”，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同地区实际生活的特点。这些作品的出现，又一次地证明了艺术来自生活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展览会中，我们也看到了解放军将领们的作品。少将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同志画的几幅中国画——“鹰与小鸡”、“啄”和三种花卉，应该说是相当好的作品。李逸民同志因为右手残废，绘画是用左手，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他从1953年起才把学习中国画作为自己的业余活动的重要项目，经常牺牲了夏天午睡和其他休息时间去学画，几年来不断学习，现在他的绘画技巧已经很熟练了。再如少将副部长李治同志画的“军民鱼水不可分”、大校政治部主任张加洛同志的中国画“芭蕉青蛙”等，同样是值得推荐的。可惜我没有一一记下曾经看到的好作品的全部内容，所以不能够很恰当地说出我的全部观感。但是，我深深地被这些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创作精神所感动，我简直也想画画了。
这次展出的作品方面很多，其中有八十几幅中国画，四十几幅油画，一百六十几幅版画，六十几幅年画、水彩画和水粉画，二十几幅宣传画，三十几幅漫画，二十几幅连环画和插图，十几幅素描和速写，二十几幅剪纸，还有六十几件舞台设计、雕塑及其他美术作品。作者几百人，形成了相当强大的队伍，表现了非常旺盛的创造力。这里除了大批业余的作者和业余的作品以外，还有专业的作者和专业的作品。如大家所熟悉的部队青年画家黄胄同志、柳青同志及其他知名作者的作品都受到了参观者的好评。黄胄的“喂猪”等几幅中国画和柳青的“抢救孩子”、“送饭”，谢光年的“击沉蒋军太平号”，韩柯的“渡海作战”等几幅油画，都很好地配合和反映了部队的中心任务和重要斗争。此外，得到观众好评的作品是举不完的。例如，海军一等战斗功臣、中士轮机长杨列章同志画的“大跃进万岁”、“金门海战”、“碧海红心”，和电影放映员郭西民同志就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依依难舍的情景绘成的“惜别图”长卷，也都是不易多见的作品。它们处处表现了我们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表现了我们的军队为保卫祖国、为保卫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斗的伟大英雄气概。这些无疑地给我们的美术创作带来了伟大的生命力。
我希望在这次展览之后，有机会再看到这些作品选集的出版。如果有一本人民解放军美术作品选集，我们就更容易推动部队美术创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将更有利于部队美术工作者彼此交流经验，继续普及和提高部队的美术创作。等到下一届人民解放军美术作品展览会举行的时候，我相信，部队的美术之花，将随同部队各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更加灿烂地开放出来。
第7版()
专栏：
论曲艺音乐的发展
吕骥
最近听了文化部主办的曲艺优秀节目汇报演出，自然就想起了前年8月间文化部和曲艺研究会所主办的全国曲艺会演，从规模来说，这次不如那次大，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无论在内容上或表演艺术上，比上次会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人说，曲艺虽然有了千多年的历史，但直到解放后才真正获得了青春。这句话正确地指出了解放后曲艺发展的面貌，也正是大家听了这几次演出所得到的结论。
一
这次汇报演出，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了写革命历史的。传统的节目比较少。我想这只是由于大家都希望听到各方面对新创作的节目的意见，才没有把大家过去擅长的传统节目拿出来，决不是因为强调了现代节目的重要性因而忽略了传统节目。这里使我们觉得以后不妨有计划地分别举行专题汇报演出，以免偏废。因为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和如何整理曲艺传统节目，同样有一些有意义的问题，需要组织大家共同研究。事实上，优秀的传统节目的发掘，还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在曲艺艺术中还需要各方面大力有计划地进行；比方如何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评价整理传统曲艺节目，如何运用新的技术条件和新的表演方法去表现优秀的传统曲艺节目，使这些节目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如果组织专题汇报演出，一定会推动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逐步去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优秀的传统曲艺节目更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更高的艺术性。
二
在许多反映新生活的曲艺节目中，“昨天”（赵忠、常宝华、钟艺兵作）这部相声作品引起了听众特别强烈的反应，这是因为作者不是首先从如何引起听众发笑而去从生活中寻找笑料；更不是生硬地制造笑料，强迫听众发笑；而是作者以新的观点从生活历史变化中，从新旧生活的对比中，看到了根本性的令人欢欣鼓舞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作者巧妙地把新旧生活不同的逻辑结合在一个事件上，本质地揭露了旧社会制度所制造的罪恶，劳动人民的痛苦，同时又生动地深刻地表现了劳动人民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精神面貌；真正使我们看到了吃人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而新社会中，劳动人民不再失业，不再受到生活的威胁，而且互相之间那样地互相关切。这样，怎能不使人欣然而笑呢！听众笑，是因为看到了生活由悲剧而转为喜剧，从喜剧的事件中又想起了过去旧社会中的无数悲剧。这样的笑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当然，我不以为生活中只有这种笑的存在，还有由于机智而引起的笑，由于诙谐语言和行动而引起的笑，对于敌人的胜利而产生的笑，甚至于由于强烈地嘲讽了自己的弱点而发出的笑；但我以为“昨天”的作者为相声找到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具有新的美学意义的笑。这样，就为相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我们看到了相声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它不仅能够使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笑， 而且达到了以富有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笑来教育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创造许多新的节目，代替那些只能引起毫无意义的、甚至于是低级的笑的旧的相声节目了。我们要笑，而且需要许多有意义的笑。很显然，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才能有意义地笑，才能比任何别的国家的人“笑得更好”。
三
在许多地方曲艺节目里，我发现演员和伴奏者对于音乐都付予了极大的注意，而且比较过去，更加强了音乐的作用。首先要提到伴奏，过去，许多地方的曲艺只用很少的乐器伴奏，有的只用一个三弦，像这次汇报演出中孙来奎同志表演的“夜逛千亩田”（西河大鼓）那样，可是这次中央广播说唱团孙书筠唱的京韵大鼓，伴奏除三弦外，还加了四胡和低胡，河北省代表队的梅花大鼓除三弦外，还加了四胡。上海市代表队的评弹，刘韵若同志唱“新木兰辞”时，除原来的琵琶和小三弦以外，还加了二胡、四弦阮和碰铃。天津时调除了四胡、洋琴、三弦、低二胡之外，还加了笙。吉林琴书用了洋琴、坠胡和三弦等三件乐器；潞安琴书用了洋琴、板胡、三弦和二胡等四件乐器；河南的三弦铰子书用了三弦、铰子、坠琴、二胡和八角鼓。其他许多地方曲艺也都就原来的伴奏乐器加了一件或几件。显然，每种乐器的增加，都是经过研究和挑选的。总的看起来，都比原来的伴奏更丰满、更富于色彩、更富于表现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各种曲艺的伴奏乐器有趋于一种类型的倾向，这不能不引起听众产生一种忧虑，会不会减弱了每一种曲艺形式的音乐的独特性？有许多听众都认为曲艺也应当像戏曲那样，在伴奏乐器色彩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也还有一些听众耽忧，由于伴奏乐器的增加，要大大改变曲艺原来的简单、轻便的特点。我以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各地曲艺音乐工作者注意的。每种曲艺应该在伴奏上保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我们乐器种类丰富，可以任意挑选。乐器的增加不可太多，至少要做到能增能减，有的地方的演员尝试把自己拿的乐器（有的是节奏乐器，鼓板之类）交给伴奏者，这样做也未必是适宜的。我完全同意白凤岩、良小楼等同志在“曲艺音乐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演员自己掌握乐器，对节奏的处理就很主动，而在掌握节目内容的特定感情方面，也更便于自由发挥，使曲艺音乐更富有感染力。同时也简化了演出形式……”。
当然，音乐上的发展，更重要的表演在唱腔的改革、表演艺术的改进与提高、伴奏音乐的加强与丰富等方面。
根据大家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曲艺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所谈到的，几乎每一个演员在演唱新人新事的节目时，都和伴奏者一同研究，根据内容，改革了唱腔；也都吸取了其他曲艺音乐，甚至于歌剧音乐，以丰富自己的唱腔。有些曲艺，如梅花大鼓，大胆改革了“七分乐器三分唱”的传统原则，着意加强了唱腔的表现能力，并且对不适应内容要求的华丽的过门也改得使它符合情节的发展。四川清音、上海评弹特别注意到改革自己的唱腔，努力使它能够表现新人物的坚强的革命意志。这些改革在曲艺音乐的发展上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真正加强了音乐在曲艺中的作用，使音乐——传统的唱腔伴奏，和新的内容更加统一。这就必然加强了曲艺的感染力，更高地发挥了音乐在曲艺中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像良小楼同志表演“党的好女儿徐学惠”，孙书筠同志表演“党的好女儿向秀丽”的时候，不仅把京韵大鼓的唱腔发展了，具有了更能表现英雄人物的曲调，同时也发展了伴奏。比方良小楼同志唱到后段，乐队伴奏上顿音的使用，更增强了对徐学惠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的坚强革命意志的渲染。为孙书筠同志伴奏的乐队，随着演唱者的情绪的变化，顿挫转折控制得很适当，特别在表现向秀丽的崇高的思想品质上，在表现她的许多内心活动的时候，乐队作了比较细致的刻画，这里使我们看到乐队和表演者有着密切的合作，因此对于演唱起了良好的辅助、补充作用。评弹“新木兰辞”中碰铃的使用，也是有创造性的，大大加强了明朗、欢快的气氛。
大家都看到北京市代表队和中央广播说唱团七、八人齐唱牌子曲“三呼万岁”所获得的成就，这虽然并不算新的尝试，1958年曲艺会演时，上海评弹也曾有过四人齐唱的“东风绝对压西风”；过去曲艺中偶然也有过齐唱的形式，却没有这么多的人一起齐唱；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适合新的内容。过去几个人齐唱，仅仅只是演唱人数的扩大，人多反而使人觉得不适合演唱的内容；可是“东风绝对压西风”、
“三呼万岁”这样的题材，用齐唱形式，就显得比独唱更有气势，更能表现我国人民的雄图壮志。当然，曲艺齐唱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有了规模较大的曲艺团才有发展的可能。这一次的表演，又一次破除了许多人认为曲艺不可能齐唱的迷信，也为许多从事音乐创作的在齐唱体裁上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在我们的合唱艺术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虽然这次在曲调选择上还有个别曲子，如“莲花落”不完全适合，但整个节目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独唱还应当是曲艺的主要表演形式。李凌同志认为新的斗争生活单靠一两人说唱，形象不易突出，那大概是以合唱的尺度来衡量曲艺吧！我以为形象的突出是依赖于创作和表演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是说某种音乐形式可以刻划斗争生活形象，另一种音乐形式不适合刻划斗争生活形象。曲艺采取一两人说唱形式，无论在旧社会、新社会都有其优越性，在旧社会便于经营，在新社会便于深入田头、工地、矿井和车间，而且无论在叙事、在刻划人物形象上，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效的手法，当然在表现新的斗争生活中还会不断地发展，特别是吸取了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优点以后，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大家都听到郭文秋同志在发展坠子音乐上所作的努力，她的确从原来的坠子音乐中走了出来，使它更适合于表现新生活，无疑地，在音乐内容上更丰富了，刻划人物，表现生活的能力都增强了。但也有些听众认为她同时也抛弃了乔清秀的优美的曲调。这的确是值得郭文秋同志注意的。我们必须看到乔清秀的坠子曲调的局限性，它的曲调比较单纯，不能表现复杂的情绪变化；但它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明丽而形象鲜明，富于感染力。如何既保存了又发展了乔清秀派的坠子音乐的优点，同时又丰富了坠子音乐的表现能力，这还是我们所有从事河南坠子音乐改革和表演家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像郭文秋同志和其他一些有经验、有修养的艺术家有更大的责任。一般说，任何曲艺中经过千锤百炼的优美的曲调都不宜轻易抛弃，但我们也要有创造的勇气，不要害怕失败，谭鑫培最初的失败，正好使他最后在创腔上获得了成功。只要我们不断地根据新生活内容去审查我们的唱腔和音乐，不断地根据人民的喜爱去丰富、发展我们的唱腔和音乐，曲艺音乐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会获得更高的表现力，成为一种更为完美的独特的音乐体裁。
四
也许近一两年来大家特别注意了唱腔和过门的改革，因此相对地对于说和鼓的应用就放松了，所以有些听众，觉得在这次汇报演出中许多曲艺都减少了说，至于鼓的应用就更少了，除了开始打了一段开场鼓之外，中间就很少插用。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特就这个问题提出点意见和大家研究。
“说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就在于它既有唱，又有说，叙述一个故事的情节，常是说，有时也唱；描写情景用说，也用唱；简单的对话常是说而不唱，较长的对话有时说，也有时唱。总之，唱和说，就整段书的需要和听众的习惯而安排，不是机械的。适当的安排就可以使听众不致于疲劳，始终能够聚精会神地听。至于鼓和其他打击乐器，在说唱传统节目中有多方面的作用；有时用作情绪的转换；有时用来加强情绪的强度；有时也可以用作描写敲门、击桌、秋风吹落叶、雷鸣、发炮的音响效果；有时又可以用作过门，使表演者得到适当的休息；有时又可以唤起听众的注意；有时还可以加强气氛；有时又用以加强音乐的节奏。既可表现胜利的声势，也可描写败退的狼狈情景。总之，在表演者手中有许多的用途，运用得法，是一个极有用的工具，可惜近几年来许多表演者忽视了鼓和其他打击乐器的运用，因此减弱了说唱曲艺形式的表现力量，我们以为在发展、加强曲艺音乐的同时，必须同时注意运用说；在发展加强曲艺的伴奏音乐的同时，必须同时注意发挥鼓和其他打击乐器的作用。可以说，发展曲艺音乐也应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五
这次优秀曲艺汇报演出中涌现了许多年青的有才华的青年演员，使我们看到老一辈曲艺艺术家在培养年轻的一代做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工作，他们忘我地、无私地教育年青的一辈成长，已经获得令人欢喜的成就，这是值得我们欢呼的。听说北京市曲艺团附设的训练班正在计划改成专业的曲艺学校，上海市也正在计划开办培养评弹青年演员的机构，这都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各地党的领导下，年轻的、有高度政治思想水平、有高度文化水平、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曲艺艺术家会成批地从这些曲艺教学机构中成长起来，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艺术而贡献他们的青春。曲艺的研究工作也将会随着这些教育机构的发展而获得进一步的开展。
最后，我不能不就曲艺和音乐的关系再说几句话，许多音乐工作者经过解放后十年来不断地接近、学习曲艺，对丰富的、独特的曲艺艺术有了较深的了解，批判了各种对曲艺艺术不正确的看法，承认了曲艺是我国音乐艺术中独创性很强、表现力很丰富的一种体裁，而且看到了曲艺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遗产，各地曲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近半世纪中，就曾经产生了像刘宝全、白云鹏、刘春山、乔清秀这样一些卓越的演员，他们不仅把曲艺表演艺术提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曲艺音乐上也有很多创造。因此，许多人曾经认真地学习了曲艺，有许多独唱家由于学习曲艺进一步掌握了演唱艺术的民族风格，提高了自己的演唱水平；有许多作曲家由于认真学习了曲艺，发展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但也还有许多人（包括作曲家、表演家和音乐理论家）对曲艺艺术还存在一些错误观点，甚至认为它只是一种朗诵艺术，而不承认它是音乐艺术中的一种独特的体裁，因此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可否认，曲艺中有些形式是不应该列入音乐艺术范畴的，如相声、山东快书、快板，特别是前者。山东快书、快板作为一种朗诵形式，即使不是音乐形式，也仍然有一定程度的音乐性，值得我们学习。山东快书、快板的表演艺术对于声乐演唱者更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如果我们的音乐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完全抄袭外国音乐院校的陈规，从我国音乐实际出发的话，曲艺演唱是可以作为一个专业列入声乐系的，作曲系也可以把曲艺音乐写作作为教学内容之一，民族器乐系也可以将曲艺音乐列入教学。从发展曲艺艺术的需要来看，作曲系有计划地为曲艺音乐改革培养一定数量的干部，将来对曲艺音乐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希望一些有志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的音乐教育家认真地考虑这些要求，迅速地采取具体措施，为发展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有着丰富的遗产、独具风格的曲艺音乐而尽一臂之力！过去几年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各音乐院校进一步进行教学改革，强调音乐教学民族化以后，有些音乐院校声乐系学生开始学习某种曲艺，并且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错误思想未彻底肃清，思想未彻底解放，某些迷信未彻底破除，曲艺的学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些院校至今也未把曲艺列入教学计划中。我们诚恳地希望各音乐院校早日向曲艺音乐打开它的大门！让曲艺音乐早日“回到”那些不学曲艺的音乐院校去，受到应有的培养，和其他音乐形式一样得到发展、成长的条件！某些音乐表演团体也应该欢迎曲艺“回去”，成为那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方面演唱者可以向曲艺演员学习，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曲艺演员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另一方面也还可以丰富我们的表演形式，进一步扩大我们表演团体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因为曲艺和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密切联系的。让社会主义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表演事业进一步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