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意义
吴俊扬
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连续大跃进，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的实现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的。由于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五年的任务，这就大大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加强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开辟了高速度发展我国农业的道路，并且从政治思想上和物质技术上为我国今后年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一个持续大跃进的局面。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有力地鼓舞了一切不发达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束缚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再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不仅在我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同样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以最鲜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东风已经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
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我国同英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并在1957年2月经国务院通过的。按照原定的计划，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35％左右。实际执行的结果，195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就比1957年增长94．4％，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点三一五倍，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45．8％。在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62．86％，而原来的计划是增长50％左右。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表明在社会生产的总的发展水平方面，原来打算用五年时间实现的目标，现在只用两年就已经达到了。
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了二十四项生产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1959年已经有十三项产品即钢、煤、发电量、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原木、棉纱、棉布、盐、机制纸、粮食和棉花达到并超过了原定的生产指标；在没有达到原定指标的十一项产品中，水泥和大豆已经接近原定指标，其他那些产品虽然还没有达到原定的指标，但就其增长速度来说，也已经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计划。例如按照原定的计划计算：原油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0％至24．4％，而过去两年的实际为59．3％；铝锭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8％至43．1％，而过去两年的实际为55．8％；化学肥料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9％至40．8％，而过去两年的实际则为45．3％。由此可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生产指标，完成的情况都是很好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我国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同英国之间的距离不仅已经大大缩短，而且有些产品已经超过了英国的生产水平。在1957年，即党中央提出十五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的那一年，英国生产钢二千二百零四万吨，生铁一千四百五十五万吨，煤二亿二千七百二十二万吨，而我国那一年只生产钢五百三十五万吨，生铁五百九十三万六千吨，煤一亿三千万吨，也就是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英国的24．3％，生铁产量只有英国的40．8％，煤产量只有英国的57．2％。仅仅经过两年，我国的钢产量已经增加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生铁产量已经增加到二千零五十万吨，原煤产量已经增加到三亿四千七百八十万吨，而英国经过1958年的经济危机，1959年钢产量却下降到二千零二十万吨，生铁产量下降到一千二百六十万吨，煤产量下降到二亿零六百万吨，也就是说，我国钢产量已经由1957年相当于英国钢产量的24．3％上升到1959年的66％，而生铁和原煤的产量却已经把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诚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还没有赶上英国，但两年来的发展趋势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时间，肯定比原来的设想还要快。两年，这在人类历史上说只不过是一霎眼的功夫，然而我国却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取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犹如旭日东升、而帝国主义却已日薄西山的新的有力的证据吗？
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了
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共同规律。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只是一般的高速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大跃进的高速度。这不仅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大跃进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还不够充分，更主要的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内，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到1956年由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特别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取得了决定的胜利，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充分发挥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及时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就造成了两年的连续大跃进。由此可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大跃进的高速度，特别是持续跃进的高速度，是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分不开的。总路线是大跃进的最根本的动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总路线的光辉更加灿烂，总路线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为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一个持续跃进的局面。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也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我国工业化的道路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两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沿着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条道路前进的。两年的连续大跃进，显著地加强了我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加强，不仅表现在重工业产品的飞跃增长上，同时也表现在工农业的发展比例和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的进一步改善上。
就重工业的发展来说，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下，几乎所有的重工业产品两年来都增长了一倍以上，例如：钢增长了一点五倍，生铁增长了二点四五倍，原煤增长了一点六八倍，发电量增长了一点一五倍，原油增长了一点五四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了一点五倍，化学肥料增长了一点一倍等等。我国重工业的飞跃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质的提高方面。现在，我国的机械工业已经能够生产像一千五百一十三立米的高炉和二千五百吨水压机这样的重型机械，能够生产容量为五万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和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力发电设备，汽车、飞机、拖拉机和高效能的蒸汽机车，都已成批生产；我国钢铁工业所生产的钢材品种已经达到六千多种。机械设备和钢材这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自给率，现在已经达到80％以上。我国重工业的这种飞跃的发展，大大加强了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加强了对国民经济首先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据统计，随着重工业的大跃进，在过去的两年中，国家供应农业的钢材，就比第一个五年的总和还多。大跃进以来，国家供应农业的排灌机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载重汽车，也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的总和。而在今后，在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加强并将继续加强的条件下，我们就有可能更快更好地推进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技术改造，使我国的农业更快的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更快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就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来说，在党的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轻工业和发展重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经出现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相对地落后于重工业的情况已经有显著的变化，我国工农业的发展比例和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都已有了显著的改善。在工农业的比例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8％，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5％，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比例为四比一；在过去的两年内，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2．2％，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0．8％，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比例缩小为二点五比一。工农业发展比例的这种调整，是适合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的。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重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5．4％，轻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8％，重工业和轻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为一点九八比一；1958年，由于在轻重工业同时跃进的基础上重工业的跃进速度更突出一些，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有所扩大，1959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为43．3％，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为34％，重工业和轻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缩小为一点二七比一。轻重工业发展比例的这种调整，同样也是需要的。
经过两年的连续大跃进，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都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五年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最有决定意义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五年计划，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贯彻执行了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首先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的结果，是贯彻执行了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同高速度发展农业相结合起来的方针的结果。现在，我国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协调，生产资料生产同消费资料生产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协调，而重、轻、农的关系，两大部类的关系，正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这个基本的比例关系的解决，就为今后年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既有高速度、又有按比例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土洋结合，企业遍地开花，我国工业的布局更加合理了
在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地方举办的、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相结合的中小型企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已经证明，党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以及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在大跃进中建设起来的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不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对加速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了加速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除了建设中央举办的，以洋法生产为主的大型企业外，还必须大量建设地方举办的，以简易方法生产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大洋群”是工业化的骨干，但必须充分注意“小洋群”和“小土群”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方针，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每年除了兴建上千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外，同时还兴建了数以万计的限额以下的建设项目。就工业来说，到现在为止，全国建成和投入生产的中小型企业已有钢铁厂一千多个，煤矿一万七千多座，电站五十多万瓩，石油厂四百多个，水泥厂一百多个。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个机械厂、化工厂和轻工业工厂。这些中小型企业遍布于全国的各个角落，使许多原来没有工业的地区建立了工业，使原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得到了加强，而原来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有了新的发展。这样，就为我国工业的合理布局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由于这些中小型企业大部分都建立在我国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同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着密切联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企业原来就是为支援农业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企业的广泛发展，对于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密切结合，对于促进城市和乡村的进一步接近，对于工农联盟的更加巩固，必将发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
中小型企业的“遍地开花”，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目前的工业生产中，“小洋群”的产量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例如：1959年生铁产量的一半以上，钢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和原煤产量的40％，都是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重要的还不仅是在目前生产中占了这样重要的地位，而在于有了这样一批广泛地分布在全国的中小型企业，就奠定了一个在今后年份内可以持续大跃进的基础。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十个企业的产量同时翻一番，无疑要比一个企业的产量翻十番容易得多，这就是我国工业能够持续大跃进的客观根据，也是加快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一条重要经验。
人民公社是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最好的组织形式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是同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分不开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需要有同这种发展速度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而人民公社正是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也是农业大跃进促进工业大跃进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大跃进产生了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也是我国历史上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两年，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四点六倍，平均每年增长24％，农业生产增加了85％，平均每年增长8％；在1958和1959这两年内，我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31．5％，平均每年增长52．2％，农业生产增加了45．8％，平均每年增长20．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我国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是在几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条件下达到的，人民公社比高级合作社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在这里又得到了新的证明。
人民公社不仅是贯彻执行“八字宪法”、克服自然灾害和实现农业大跃进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而且是组织农林牧副渔全面跃进和实现公社工业化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经过1959年的整顿和巩固工作，人民公社现在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在实现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伟大任务中，人民公社一定会起更加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原来打算用五年时间走完的路程，只用两年时间就走完了。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持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用更短的时间来实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号召，同时，也要用更短的时间来实现原定在1967年实现的农业发展纲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三个法宝；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根本措施。我们有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只要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旗帜，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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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基础课质量的提高看党的教育方针的胜利
李卓宝
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贯彻以来，已经两年了。两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针，这条方针执行的结果，使学校工作获得了全面的大跃进。
学校工作的大跃进突出地表现在教学质量的飞快提高上，教学质量的提高又突出基础课质量的大大提高，因为基础课所教授的是一个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基础课质量的提高，正反映着教学质量的提高。
党的教育方针贯彻以后，由于新专业的相继成立，科学研究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对基础课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基础课就显得更加重要。这首先表现在新课程和学时的增加，教学大纲内容的充实，和实验课的加强上。以清华大学为例，大跃进以来由于新专业的需要，数学、物理、化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五个教研组开出了程序设计、量子电动力学、同位素的防护及应用等十八门新的课程，基础课的学时，也大大地增加了。根据专业不同的要求修订后的教学大纲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其中包括基本理论与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如高等数学增加了数理方程、概率论。有些原有的部分，由于专业课的需要，比过去加强了，如普通物理增加了半导体、超声波、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数学加强了近似计算，理论力学加强了振动，材料力学的实验应力分析由一小节扩充成为一章。实验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就以物理实验为例，两年多以前只能开出五十个，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个。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后不但没有忽视基础课，贬低理论，相反地对基础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课的作用更为突出了。
基础课质量的提高不仅仅表现在以上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基础课开始起了质的变化。在基础课的业务领域里，隐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它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最顽强的一个阵地，有的教师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却大量的贩卖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货色，宣扬理论脱离实际，科学脱离生产，科学家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地影响了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并且直接影响了同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使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基础课的领域内，辩证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代替了理论脱离实际，抽象玩弄概念和演绎数学公式的状况。拿清华大学来说，为了正确地处理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两年来，数学、物理、化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各教研组曾进行了一百零三个专题的研究讨论，举行了二百三十多次讨论会。这些专题包括如下的内容：一、对各门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改变了过去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逻辑联系和数学关系的形式主义观点，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分析概念和原理所反映的实际内容及其对实际问题的指导作用。二、对各种现象、运动规律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这种研究改变了过去那种静止地孤立地去了解自然现象，而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加深对物质世界全面统一的了解。三、对科学发展史，科学家作用的研究。这种研究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唯心主义地讲述科学发展史，夸大科学家的作用；而是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科学发展史，正确地讲解科学与生产，理论与实际，科学家与劳动群众的关系。当然这些工作还只是开始。缺点错误仍是不少的，但由于理论教学作了这些改进，质量就显著地提高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教师参加生产劳动，也有助于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提高。因为教师参加生产劳动后，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生产一无所知的情况，实际生产知识大大增加了，这就为在教学中贯彻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帮助了他们从实践中更透彻地理解自己所学的理论，提高了业务水平。参加生产劳动对改变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年青教师，反右以前一贯认为自己是“学物理的料”，从小所有理论课都是一百分，劳作课就得六十分。他立志要毕生从事于抽象理论的研究，不屑作任何实际工作。两年来参加了建立实验室的工作，收获很大，他说：“在教学大辩论时，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生产推动科学。但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在一年的劳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人们的主观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就一定要碰钉子。过去很遗憾自己为甚么不早生十年，以致失去了出国镀金的机会，现在则很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能够跟着党走向共产主义，现在还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没有很早地把自己的全部才能贡献给党，今后要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现在他不仅已经成为实验室的积极分子，而且是教研组内主要的技术骨干。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基础课的质量必然要进一步提高。
有些人，曾经怀疑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性，他们首先就怀疑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会不会降低教学质量，尤其是怀疑会不会降低基础课的教学质量。现在事实已经作了有力的答复，这种怀疑是根本上错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教学质量，而是从根本上提高了教学质量，基础课教学质量的大大提高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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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科学出版社将出版
关于生物、地质普查成果的三种书
科学出版社最近将出版一批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有“中国经济动物志”（鸟、兽、寄生蠕虫三卷）、“南海鱼类志”和“广西西部下三迭纪菊石”等。
“中国经济动物志”（鸟、兽、寄生蠕虫三卷）是在我国动物学家对许多地区进行动物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和生产实践直接有关的研究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有关单位集体编写成的。这三卷经济动物志，共约一百五十余万字，全面地介绍了我国所产经济意义较大的鸟、兽、寄生蠕虫约四百七十余种，详细地描述了它们的形态构造、生活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意义等，并附有插图、分布图和彩色外形图。
“经济动物志”可以说是我国动物区系调查研究成果和群众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为今后编著全国动物志奠定了基础。
“南海鱼类志”是中国动物区系方面的巨著之一。它包括八百六十多种南海鱼类，其中有六个新种在我国还是新记录。全书按分类系统，首先介绍目、科、属的特征，然后叙述每个种的形态、地理分布、生活习性和经济意义。这部书是根据近五年来实际采集调查得来的三万多号标本编写而成的。
“广西西部下三迭纪菊石”是著者赵金科教授主要根据亲自进行地质普查时采集的材料编著而成的。它包括著者亲自采集的菊石标本二千余件，较整的有六百七十多块，分为二十三科，五十九属，二百零四种。其中，新种约占80％以上，新属也有十属。
菊石是划分和对比上古生代及中生代海相层的可靠依据。研究这类化石，可以帮助地质勘探，寻找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工作。我国三迭纪地层发育比世界其他各国都完备，特别是下三迭纪地层在世界各地发现的还很少。广西西部下三迭纪菊石的科属之多，更是目前世界各地所未见的。并且，广西西部下三迭纪含菊石地层有其显著的特点。这本书中的材料不论对研究生物的系统演化，或者对讨论地层分层和地理分布都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