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社会主义劳动的美
马铁丁
我读了《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吉学霈）、《春雷》（林斤澜）、《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延安人》（杜鹏程）、《普通劳动者》（王愿坚）、《耕云记》（李准）、《套不住的手》（赵树理）、《特殊性格的人》（胡万春）、《战斗的里程》（萧木），还有其他若干篇短篇小说之后，给我一个总的印象是：劳动的美，美的劳动。
从这些作品中生动地体现了：剥削是丑的，劳动是美的。
同是劳动，新时代与旧时代，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劳动，则又截然不同：两种不同的性质，一个是自觉的，一个是被迫的；两种不同的劳动场面、劳动气氛：一个是欢乐的，一个是愁苦的；两种不同的劳动者，一个是生活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然的主人，一个是生活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自然的奴隶。
新时代、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导致人们成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完美的人。
一
自然是美的，经过人的万能的双手，社会的劳动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更美。
那就是在建筑中的十三陵水库大坝：它仿佛是一只停泊在海里的大军舰，雄伟壮丽。
那就是早春天气大汝河两岸的景色：麦苗“炸垅”，柳条轻飘。
那就是运转着的拖拉机：在蓝蓝的天，黑黑的土，无边无沿的高天大地之间，走着一个无敌英雄……
写小说当然不是写诗，也不是画画，但是，在这些描写里仍然使人有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觉。
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迷人景色，并不是引导人们去遁迹山林，逃避现实。正相反，我们正是从这迷人的景色中，看到劳动者的战斗的风貌，看到劳动者如何改造世界，美化大地。……
这使我们联想起高山上引来了流水，平地上建立起工厂，沙漠中筑起绿色的长城，人迹罕至之区开辟了宽广的大道，荒原变成了万顷良田。……这流水、工厂、绿色长城、宽广的大道、万顷良田……不仅意味着丰厚的物质财富，意味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美的享受。
在我国文学史上，那种写高山流水、自然风光的作品占了相当比重，其中又有不少是在描写高山流水、自然风光中寄托以清静、无为、飘逸、孤独的感情。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之类，这些作品只能引导读者消极厌倦，超然人世。
同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个体现着新时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积极的、战斗的、乐观的；另一个体现着旧时代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是消极的、悲观的、厌世的。
王刚，这位“合金钢”，这位特殊性格的人，这位钢铁工厂里的供销科长，同时又是一位画家。他画了黄浦江畔的繁忙喧闹的场面，他又画了江水中的吊车的倒影……他有一个抱负：画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王刚这位画家显然是双重意义的：他是拿调色板、拿画笔的画家；同时，他更是用自己创造性劳动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画家。
在后一个意义上，在广义的理解上，王刚固然是画家，《一面小白旗的风波》里的叶俊英，《春雷》里的田燕，《新结识的伙伴》里的张腊月、吴淑兰，《延安人》里的黑成威，《套不住的手》里的陈秉正，《耕云记》里的萧淑英，《战斗的里程》里的刘百能，《普通劳动者》里的林部长、小李等等也都是画家。是他们，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改造世界，美化大地；是他们，在祖国这幅又穷又白的画布上，已经画出和正在画出最新最美的画。
我们的祖先，当从猴子变成人的时候起，甚至可以说当还是猴子的年代，就用自己劳动的实践、斗争的实践，去推动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当劳动的人们还没有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那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不自觉的，是在饥饿、在剥削阶级的鞭子驱策下去进行的。
在《套不住的手》中，一位老年人这样教育青年：你不要看不起我这双满生茧皮的手，就是这双手，把光绪三年一直荒到宣统三年的一片荒地，“一钁头一钁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不错，没有这双手，荒地永远是荒地；没有人的劳动，田里决然长不出粮食来。然而，我们也从这位老人的叙述中看到：在地主阶级剥削下从事劳动的辛酸和眼泪……他们那时劳动，尽管在客观上也起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他们在自己的认识上、主观动机上并没有什么改造世界、美化大地的雄心壮志，那仅仅是迫于饥饿，迫于求得一家大小能够勉强活下去的生活条件。
剥削成为过去，劳动成为社会的风尚；被迫的、不自觉的奴隶劳动已成过去，而自觉的、有理想的、充满着自豪感的主人翁劳动，成为社会的风尚。
上述这些作品准确地、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向和时代特点。
“自然界给与人类的，并不比给予任何其他动物的多。大地上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全部文化都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高尔基）在劳动人民创造性的劳动中，那是什么奇迹都会出现的。
为劳动所创造、所变形了的第二自然是何等的美；
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劳动者又是何等的美呵！
二
两种不同的劳动性质，必然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劳动场面，劳动气氛。
同是农业劳动场面，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和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则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而在新时代、新社会里无论是拖拉机春耕的劳动场面，无论是锄麦草的劳动场面，无论是在农业教练场上的劳动场面，也无论是建筑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场面，开火车的劳动场面……有一个共同的基调：是紧张的、热烈的、愉快的，是劳动中同志式的友爱和协作。
在这个共同的基调中，自然又各具特色：工业生产的劳动是战斗的擂鼓，水库工地的劳动是壮丽的大合唱，农业生产劳动是抒情的牧歌。
农业劳动场面，往往是和山川树木，田野风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特别容易具有牧歌式的抒情色彩。
“金闪闪的晚阳，离平顶山只一杆高了。凉嗖嗖的西北风卷得天空一片瓦蓝色。大汝河像一条俊俏的银龙一样，在金黄色的阳光照耀下，明闪闪的穿过葱绿的田野、村庄，弯弯曲曲向东流去……
河两岸，不时传来一阵银铃似的欢笑声。是谁在那边唱起豫西梆子来了，嗓子是那么清脆而且响亮；是谁又在这边故意捏着腔哼起了南阳大调，声音是这样柔顺又缠绵。看吧！准是那些正在地里锄麦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东一群，西一群，南一片，北一片，黑鸦鸦的，看有多少呵！”
好迷人的景色，好欢乐的歌唱，空气又这般美好，仿佛可以嗅得出它的芬芳，?得出它的甜味。远山近水，田垅麦苗，轻风丽日同主人翁——劳动着的人们一同欢笑。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劳动场面，也是写得很美的。那就是《红旗谱》中严氏兄弟在二亩宝地上劳动的一段。
“哥儿俩，耪呀！耪呀！四条小胳膊抡着大锄，把腰猫了个对头弯。小苗上的露珠沾在裤角上，溅到腿上，沾在脚上，他们觉得多么舒坦！耪呀！耪呀！药葫芦苗，开着蓝色的小喇叭花，耪了去。水萍花，秀出紫色的花穗，耪了去。把野草都耪了去，光剩下紫根绿苗的大秧谷，长得肥肥的，壮壮的。耪呀，一股劲儿耪。”
这一段同前一段，同是写田野劳动，却从对比中看到：劳动者的不同的心境，各自所具有的特定的条件和气氛。同是繁重的手工操作劳动，前者给予人的却没有繁重的感觉。后者在“耪呀！耪呀……”中隐隐感到压在哥儿俩肩上的沉重的负担；同是对劳动、对土地的热爱和深厚的感情，前者是一片欢笑，后者在舒坦中又流露出辛酸。前者伴随着劳动的是放声歌唱，后者伴随着劳动的是哥哥对弟弟讲故事。讲的是讲者不忍讲下去、听者不忍听下去的劳动人民的流离失所史。讲者讲着讲着，把眼泪咽到肚里去，听者听着听着，别过头去偷偷的擦眼泪。
劳动、劳动者、劳动者对土地的爱，本来是美好的，但是，在旧社会里，这些美好的事物，受到丑恶的封建制度，封建地主阶级所压抑，得不到顺利的、正常的发展。你越是对那些丑恶的事物恨，也就越是对这些美好的事物爱，你越是对旧时代、旧社会恨，也就越是对新时代、新社会爱。
在反映新时代、新社会工业劳动场面的作品里，有着强烈的时间感，鲜明的节奏感，严密的组织性。可以在默默无言中，简短的对话中，某一个劳动动作中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像某些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那样，欢喜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有话不讲，工人阶级是最纯真的、最坦率的，最能开门见山的。他们的不讲话，或少讲话，完全是由于劳动紧张的缘故。
刘百能到胡大海机班“添乘”去了。胡大海不是那种说而不做，多说少做的人，他是少说多做，先做后说的人。
刘百能还没有和胡大海见面，胡大海就首先听到刘百能在车底下用小榔头检查机件的声音。
帮助人和需要人的帮助，最好是在节骨眼上、刀口上。刘百能帮助胡大海正是这样的。要“高速闯坡”了，刘百能主动地做胡大海的助手——烧煤。只看他前三锹后三锹，紧三锹慢三锹地挥舞起来。一时间火头旺盛，光焰闪闪。
胡大海原来的助手——小周看得惊呆，使他懂得要怎样爱惜每一块煤炭，懂得要怎样才能使每一粒煤粉都发挥最大的燃烧功能。胡大海是个老司机，也有一身本领，他对刘百能的帮助，是不以为然的。这时，也不能不暗暗激动。接着，噼哩叭啦下起大雨来了。坡陡路滑，机车冲不上去。需要撒砂。不巧，撒砂器偏偏出了毛病。刘百能又不顾任何危险，走到一尺来宽的踏脚板上，人工敲砂管，让砂子漏下去……不用什么说明，刘百能的行动是最好的教材，它使胡大海认识到：自己的确比刘百能少了一些东西。
战斗的里程充满着战斗，读者也是随着作者感情的起伏，屏着呼吸读下去的。是如此紧张、热烈：我们不仅同刘百能、胡大海、小周的心贴得更紧了，而且情不自禁地仿佛自己就是战斗者中的一员，同乘一列火车飞驰。
水库工地的劳动是壮丽的大合唱：人声、车声、喇叭声、机器声，……构成悦耳的音响。在这大合唱中有独唱、有对唱、有齐唱，色色俱全。林将军和小李的对唱，是最最精彩的一章。一老一小，一前一后，在一条扁担的两头，伴随着抬土的节拍，唱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劳动进行曲。
林将军和小李那些共同劳动的章节，写得非常出色：林将军是个饱受风霜，身经百战的人，他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现在又到这里参加劳动，因此，对此时此地有着特别的感情。虽然年迈了，对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免感到累人，心境却倍加开朗和愉快。他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但和一般群众又有所不同：大雨来了，劳动上更需要有坚强的指挥，林将军又立刻以自己模范行动，带动着大家有条不紊的前进。小李则完全是新时代、新社会培养出来的人，他在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中吸取了力量，又在新的劳动、战斗中受到了锻炼。林将军和小李在革命事业这条共同的纽带上，体现着完全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平等、民主、团结、友爱，并为美好理想的实现，一往直前。
从小李的劳动热忱中、主人翁的自觉感中，林将军觉察到：革命的战斗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爆发出新的火花”。林将军和小李的关系，是革命历史发展中前后两代的一个缩影。在革命历史发展的接力赛跑中，总是前浪启后浪，后浪推前浪。而每个浪头的向前奔腾而去，都是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壮丽事业中所盛开着的或大或小的鲜艳之花。
是的，时代在发展，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劳动进行曲，伴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革命的火炬，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照亮了我们的行程。
三
两种不同的劳动性质，两种不同的劳动者，也决定着对自然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耕云记》里的萧淑英，就是一个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英雄、能人、闯将。
萧淑英是人民公社的气象员，由于她预报天气非常准确，因此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以至每个人心里都埋着一句话：“这小姑娘真行！”她的哥哥萧铜锤原来是不赞成她当气象员的，后来也不能不在事实前面服输，而且写了大字报表扬她。
预报天气准确，是从不准确开始的。
第一次预报霜冻，不准确，霜冻没有来；
第二次预报霜冻，公社及早作了防预，使几万亩麦子没有受到损失。
第三次预报下雨，节省了大批浇庄稼的劳动力；
第四次预报大雨到不了这个地区，免除了水库挖堤。
当第一次预报天气失败的时候，议论纷纷，风言风语就来了。萧淑英不仅要与天斗，而且首先要与人斗。
敌对的思想，打击她。说什么“鸭子要能叼鱼，何必上陈州买鱼鹰”，说什么“这就是管天老爷哩，吃公社食堂那大白蒸馍吧！”
落后的思想，拖她的后腿。她哥瞪着眼睛对她说：“淑英，你什么工作干不了，要干这个报天气。”
当她在困难的时候，是党委会、党委书记支持了她。她流泪了，这并不是示弱，她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她的流泪，是感到没有能够对党尽到应尽责任，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深厚感情的流露。她决心用自己的实践、斗争来挽回第一次的失败。
天，自然暴君，忽而大旱、忽而大雨，忽而狂风、忽而霜冻，人们感到它变幻无常，难以驾驭，因此，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思想；
天，自然暴君，虽然是变幻无常的，但是，由于人们与它作过长期的斗争，它的规律性、它的怪脾气毕竟是能逐步认识的，制服它的办法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因此，产生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老农口中就有许多农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气的规律性，例如“云往东，刮场风，云往西，关公骑马披蓑衣”、“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东虹日头西虹雨”等等。
劳动人民当他们还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奴隶的时候，当生产方式还是十分原始的时候，也往往是自然界的奴隶。由于他们的受奴役、受剥削，或则对与天斗、与地斗不感兴趣——因为劳动果实，反正大部被别人夺去；或则缺乏与天斗、与地斗的时间和力量；或则与天斗、与地斗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即使这样：做自然界主人翁的思想，仍然在千斤重压下源远流长地曲折前进。
可不是吗？与天斗、与地斗、以至管天、管地、管山、管海的强烈愿望，那是很早很早就有了的。因此，有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那样优美的传说和故事。
时代不同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人定胜天的思想，管天管地管山管水的思想，做自然界主人翁
的思想，获得了合理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萧淑英，虽然仅仅是个公社的气象员，然而，从思想品质上说，她是一个体现着做自然界主人翁思想的难能可贵的典型！
萧淑英站在玉山顶上的一幕：与其说她眼睛看着、耳朵听着玉山下面的大风大雨、电闪雷鸣，倒不如说她骑在那个自然暴君身上。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那个“我”字，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劳动者、千千万万个像萧淑英那样的人组成的！
田燕驾驶着拖拉机，深翻沃土，要向大地索取更多、更多的报酬；刘百能、胡大海开着火车，突破大风大雨闯上高坡；建筑十三陵水库的人们，要变水患为水利，如此等等，是做自然界主人翁思想的高度发扬，是盛开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的灿烂之花！
一种人只看到千山竞秀、万壑争流，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自然界的柔和一面；而没有看到自然界同时又是凶神恶煞的另一面。
另一种人为自然界的凶神恶煞的一面所吓倒。认为人们只应该做自然界的奴隶。
为革命思想所武装的劳动人民，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既看到自然界柔和的一面，使它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服务；又勇于与自然界凶神恶煞的另一面进行斗争，变有害为有利。
从上述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自然界的美，更加看到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美，勇敢而又勤劳的美！
四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正在培养着一种新型的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身心健康的完美的人。
私有制观念是和剥削思想相通的，劳动观念则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相通的。
集体的劳动协作，最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上述这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有集体主义精神，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生动形象。
《延安人》里的黑成威、黑老太太，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直接打击敌人，在后方运军粮、担担架，积极支援前线，全力献身于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和平时期，又全力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黑成威是铁路工地材料主任，走西安，跑汉口，去上海，到东北，风里来雨里去，任劳任怨。看起来，他是个沉默寡言，脑筋迟钝的人。实质上一点不迟钝：哪里有材料？哪里无材料？哪里需要材料多少？怎么解决？心里雪亮，清清楚楚。他是个有了年纪的人，可是，一遇上劳动，生龙活虎，简直就是一个小伙子，嗖地窜上汽车，咚地又跳了下来，手挥着，口喊着，喊声压倒了工地人声和机器声。凡属于集体利益的事，他都是精力贯注，满身是劲。黑老太太同黑成威一样，对革命事业，国家资财，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她就住在材料仓库附近的茅棚里，夜晚有一点声音，她就立刻睁开了眼睛。黑成威与黑永良是父子关系，黑永良与黑成威又是上下级关系。作为父子关系，黑成威爱黑永良，反之，黑永良尊敬黑成威。但是作为上下级关系，黑成威尊重黑永良的领导，而黑永良对黑成威则按工作的需要，提出严格的要求。在这里，不仅是从事革命事业的同志感情与家庭之间的父子感情，完全一致，而且是家庭感情溶化在革命感情里。由革命战争中、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结合起来的同志爱，和家庭之间的父子爱，渗透为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爱的合金。这合金将作为一种新的美德万古流传。是黑成威、黑老太太、黑永良……千万劳动者及其干部用自己的肩膀，支撑着我国的万里江山。
陈秉正老汉有着一双“套不住的手”。这手，之所以套不住，一来固然是由于劳动惯了的，闲不下来；二来，更由于他的思想里，加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成份。在敬老院里，做些轻微的劳动不是很好吗？他不过瘾，要走出来参加田间劳动。他担负劳动教练组长，以对集体事业负责的精神，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要他逛庙会，本来是让他去散散心的，他却买回了大批桑杈；住在县城招待所里，还有半天就该回家了，他看见横梗去路的木头，就不顺眼，非得亲自把它搬掉。总之，正事、闲事、有关集体的事，他都得管。
刘百能牺牲休息的时间，冒着生命的危险，帮助战友胜利地完成行车任务。
黑成威、黑老太太、陈秉正、刘百能等等，自然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就是这些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成为他们血肉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劳动，还帮助人们性格爽朗、豪迈、坚强起来。《新结识的伙伴》里那个张腊月、泼泼辣辣，乐则大笑，愤则大怒，满身是青春的活力。吴淑兰原是个足不出户的那种“好女人”，嘴挂微笑，温文尔雅。可是，集体的劳动锻炼着她，社会主义思想感召着她，张腊月的性格，马上在她身上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吴淑兰温文尔雅的性格中，逐渐增添了经过风霜、见过世面的爽朗和豪迈。
吴淑兰性格的推移和改变，标明了一件事：
妇女劳动力从家庭解放出来之后，在实践的锻炼中，信心的加强，能力的提高，埋藏着几千年的潜在力量，开始爆发出来。它将会发生多大的作用，那是非所逆料的。
劳动，美化了人们的心灵，也美化了人们的体态。
上述那些生动形象，又都是些什么人呢？几乎个个都是又红又黑，肌肉发达、结实健康。
刘百能，长得又结实又匀称，是个魁梧的黑大汉。
王刚，长得粗犷、结实，有一双尖锐的眼睛，两肩上面，还有两块像馒头似的隆起来的肌肉。
萧淑英，高高身材，修长健壮，头发乌黑，一双俊眼。
张腊月，圆肩头，红喷喷的脸，眉里眼里露出了泼辣的神情。
吴淑兰，肤色微黑，瓜子形脸庞，长得俊秀。
俗话说：“粗手笨脚”，仿佛手脚健康、丰满，注定要和粗、笨联在一起。那是不确切的。正相反，由于劳动，手脚健康，关节灵活，也就往往特别机巧。
恩格斯说：“手不但是劳动的器官，并且是劳动的产物。只有由于劳动，由于要适应日新月异的动作，由于把这样达到的筋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久的过程——骨胳特别发达程度遗传下来，而且由于不断改进地把这些遗传下来的改进成果应用于愈益复杂的新动作上——只是由于这一切，人类的手才达到了这样高度完善的地步，以至仿佛是凭着一种魔力产生出拉菲尔的油画，托尔瓦尔德孙的雕塑，巴加尼尼的音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81—82页）
上述这些英雄形象，有哪一个粗笨？难道不正是个个心灵手巧吗？看吧，陈秉正那双满生茧皮的手，做起细活来，又是细到家的。他用高粱秆子扎成的“叫哥哥”笼子，有门有窗，而且又分楼上楼下，窗上的各种图案的窗格子，每个小窟窿，连个蜜蜂也是钻不过去的。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往往向两个畸形的方向发展。
劳动者，由于在剥削制度下，过度的体力消耗，同时，又被剥夺了获取文化的机会与条件，他们常常美化了世界，而自己变成了畸形（例如肩负超过体力所难能负担的重压，变为弓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剥削者，知识分子，由于远离体力劳动，弄成神经衰弱，四肢无力。
“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胳也愈来愈小；而其必然的结果是纤细的手足……由于无所事事，血液停留在中枢器官里，流到脑里去；……这一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经常的头痛和各种神经的疾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7—8页）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促使人们身心健康，从而均衡的、全面的发展。
田燕、萧淑英、刘升级等等，这批青年的一代，是新型的劳动者，他们是身体健康的人，也是思想健康的人。
他们已经、并将继续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的丰满、生动的形象，将对千千万万的读者发生巨大的感染作用。
高尔基曾说过：“劳动过程把直立的动物变成了人，并且创造了文化的根本的始基；这种劳动过程的作用，从未得到应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这是自然的，因为这样的研究对于劳动剥削者是没有利益的，劳动剥削者把群众的精力当作一种原料变成货币，在这里当然不能提高原料价值。”（《文学论文选》391页）
劳动的剥削者，决不会对劳动、劳动者的作用作出正确的估计的。新时代的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理应反映和充分评价劳动、劳动者对推动历史前进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的作家同志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千万读者期待着我们的作家同志循此方向前进，为树立和发展新的美学观点，为创造越多越好的、富有创造性劳动的丰满、多采的生动形象而策马加鞭。
第7版()
专栏：百花坛
谈“大嗓唱小生”刘皓
我国赴拉丁美洲及加拿大访问演出艺术团回国后，在北京举行了汇报演出，演出的京剧中有了新的尝试，那就是在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同志合演的《白蛇传》中，李少春同志饰许仙，作小生扮，却不用小生惯用的小嗓唱法而用老生的唱法演唱。这样唱法，使人听来，觉得表情自如，圆厚悦耳，并没有什么别扭之感。所以我想，这不仅是适应外国观众的欣赏趣味，我们中国的观众又何尝不欢迎！讲起来，这应该说是他们勇于发展、勇于革新京剧艺术的一种尝试。这样的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并不是说要以它去代替小生惯用的小嗓唱法，不过是把它看作对于小生唱法的一种丰富，使小生应工戏在演唱上又多了一种表现方法。多一种唱法似比少一种唱法强；多出来这样一种唱法，就使观众更加有了选择的余地，不是你爱听就去听，不爱听就甭去听；而是你爱听哪一种去听哪一种，听一种还不满足的话，就有两种可听了。因此，我们得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
肯定这样唱法，更不意味着要取消行当。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中国戏曲之有生、旦、净、丑等行当之分，不仅限于京剧，其它各种地方戏曲也这样；只是名目大同小异，行当有多有少。第二，行当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元杂剧中，就有“正末、冲末、小末、外、正旦、老旦、外旦、搽旦、净、丑、杂……”等分别。尽管今天的行当与那时的不同，但也可以看到它渊源之深远。第三，戏曲之所以形成行当，大概是由于戏曲作为一种艺术，它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又经过了提炼加工，与生活的自然形态不尽相同，因此，塑造人物，刻划性格，就须把既要反映现实生活、而又与生活的自然形态不同这两者统一起来。于是，历代的戏曲艺术家们遂根据众多角色的身份、年龄、性格、气质等条件和特征，对人物形象加以概括集中，作了大体的分类，创造出了各类人物造型，称作：生、旦、净、丑……。几百年来，这生、旦、净、丑等各种人物造型，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表演、歌唱和化妆艺术。这些，用来表现现代生活，虽然还存在若干矛盾需要解决，但一般说来，对于表现剧本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特征，都起着很大的作用。第四，行当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表明我国戏曲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技术高超，非常丰富。一个演员即使是毕生勤学苦练，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行当的表演技巧，只能是在幼年练习基本功时，打好一个基础，在那基础之上，再专精一行或两行。从上述种种可见，行当的形成与发展，在戏曲中是普遍的，久远的，并有其客观原因的，无论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和演员掌握表演技巧的实际可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都是需要行当存在的。以“小生行”而论，也许有些观众对于小嗓唱法不太习惯，甚至感到别扭，但它在塑造人物形象，却有其独特之处。其它各种行当，自然也都独具特长。所以我们不仅不要求取消这个行当，而且坚决反对对行当采取一概取消的态度，主张对于这部分艺术遗产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但是，历代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大师，都是精通行当，又不拘泥于行当，他们总是既掌握了某一行当的最熟练的表演技巧，又能博采众长，突破成见，有所创造和发展，在当代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李少春同志的这一点尝试，当然还谈不到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但是，我们若是从他所饰演的各种角色、创造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如《将相和》中的蔺相如、《野猪林》中的林冲、《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等等来看，他的演技，真可谓“文武昆乱不挡”。这就可以看出，李少春同志的艺术发展前途，实在宽广得很。因此我们对于他所做的这种尝试，乃至任何人的任何新尝试，新发展，哪怕是一点点儿，都应该表示热情欢迎，积极支持。饰演小生，不用小嗓唱，其实早已有之。在某些地方戏中，既不乏先例，即在京剧方面，也不算是破题儿第一遭。田汉同志在他的《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一文中这样说：“周先生不但善于跟兄弟剧种学习，也善于向本行以外的行当学习。他自己除文武老生之外也常演大嗓小生。如苏秦、张良、韩信等。”但是，周信芳同志在解放前，用大嗓唱小生，却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的热情的支持，据说，当时有人赞成，却也有人反对。可见在艺术实践中要想作一点大胆的尝试，确实并不容易。那么，给实践者以鼓励和支持，使他们鼓起勇气，建立信心，能够不断地进行各种创造性的尝试，就愈发显得重要可贵了。
说到支持，必须一提的，是导演和同台演员们与李少春同志的合作。这是最实际、最有力的支持，也是大家勇于革新的志同道合的表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尝试带有集体创造的性质。这样的相互合作，彼此支持，是最关重要的。
我们在对这次演出表示感谢的时候，更感激我们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方针政策的指示下，谁能猜想得到，艺术家们将创造出多少什么样的又新又美的艺术让你看！但是，必然会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这样那样的又新又美的艺术产品、艺术样式，则是可以料定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