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努力反映农村生活中的新事物
——谈李准短篇小说的几个特点
姚文元 一
李准同志的创作，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在《三月里的春风》、《一串钥匙》等作品中，特别是在今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和《耕云记》这两篇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深刻的思想意义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在三面红旗照耀下社会主义农村又新又美的图画。这里用了新和美这两个字，因为李准同志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和热烈歌颂。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给予读者的美感，首先就是它的新。这不是故作新奇的新，而是革命新事物的那种新鲜活泼的朝气。崭新的农村，崭新的生活，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着崭新的精神面貌的新人，使李准同志这一时期的作品洋溢着革命的青春气息，有一股激励人们不断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到人民公社的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正冲破着各种陈腐的事物向前涌流着。
善于敏锐地察觉现实斗争中的新生力量，及时地用艺术形象反映、支持、歌颂生活中的新事物，是李准同志创作的一贯的特点。这使得他的创作同现实结合得很紧。我们看一看李准同志创作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各个主要阶段上，李准同志总是及时地创造了在剧烈斗争中前进的那些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新人物。1953年到1954年初，在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紧活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经在出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李准同志写了《不能走那一条路》和《白杨树》，坚决批判了农民中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思想，坚决支持了和歌颂了坚持互助合作道路的共产党员宋东山和董进明，并且令人信服地描写了互助组对单干的优越性，从互助合作道路的胜利中，显示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能走那一条路》在当时起了广泛的影响，以社会主义的阶级教育，使人们看清了应当走什么道路，向想走资本主义旧路的人敲起了警钟，成为有力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篇优秀作品。1954年，在合作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后，李准同志创造了富有集体主义思想的农民和富有创造性的先进人物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地表现了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反映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如《孟广泰老头》中的孟广泰，就是一个爱社如家、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大公无私的农民，他爱惜合作社的每一根麦秸棍，一心一意为了集体利益而奋斗。《陈桥渡口》中的金岭，是坚持原则、同合作社内资本主义思想作风作斗争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在合作化高潮来到的1955年7月，李准同志在《农忙五月天》中，塑造了一个坚决要把托儿所办起来的先进人物东英。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已经敏锐地接触到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问题，并用艺术形象显示了办托儿所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的意义。努力反映农村中社会主义新事物，可以说是李准同志创作中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
但是，如果把他的1958年以后的作品，特别是最近的作品，同1958年以前的作品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革命理想的加强，使作品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强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具有一种更加磅礴的气势。过去有个别的作品，例如《信》，写的是丈夫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了的一个青年妇女，因为怕婆婆知道消息后太伤心，就用编出丈夫写的假信的方法，安慰和启发还不知真情的婆婆。这样的作品，虽然也从一个侧面接触到青年妇女的刚毅坚强，但总使人感到，那里面还缺少一点超过个人遭遇的更高的东西，因而不能产生更强大的鼓舞力量。但1958年以后的作品，就改变了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故事中，在一个新人的鲜明的形象中，我们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像《李双双小传》，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人民公社中一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可以感到革命理想的力量，仿佛是站在高处俯视了时代的进程。在人物塑造上，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更大的斗争波涛中展开，因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高大，更加生龙活虎。如东英和李双双，同是妇女中的先进人物，但李双双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就比东英更大，因为《农忙五月天》中，只突出了农忙期间东英要办托儿所同保守主义者的矛盾，而李双双却是在整个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展开她成长的经历，自然给予人的印象更要深刻一些。这一方面是时代本身的发展在创作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作者思想水平得到了提高的结果。
李准同志这一时期创作中对于新事物、新人物的描写之所以十分出色，有下面两个特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比较充分地表现了新事物的力量，并且从时代的革命发展中，表现了这种力量的由来；是因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因而也就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李双双是一个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走在前头的先进人物，这个爽朗、勇敢的青年妇女之所以显得那样光采照人，不仅因为在她身上更集中地、更理想地表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从家务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妇女的新的性格，而且还因为她身上那种敢想、敢说、敢干、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革命精神，她在党的领导下政治上的飞速成长，她坚持原则的严肃的无私的态度，她对于爱人亲密而又是同志式的关怀，都表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凝结着革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美好理想。李双双性格发展的每一个步骤，无论是参加劳动或办好食堂，都同整个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巩固紧紧地联系着，因而使我们信服地感到：她的一举一动都表现着革命朝气，正是人民公社化之后进一步解放了的生产力在艺术上的表现，从李双双身上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巨大的优越性。李双双说：“如今是党领导，咱只要立得正，有理走遍天下，还有什么怕。”这种敢于斗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气魄，正是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拦不住、而大步前进的中国人民意志昂扬的精神状态。《耕云记》中的萧淑英，集中地反映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的革命性格，突出地表现了人民公社在战胜自然灾害中的巨大力量。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中，萧淑英有她成长的必然性：人民公社需要有独立地观察气候、预测风雨的新人，人民公社中就一定会成长出这样的新人。萧淑英说：“说实在的，这些成绩全是党的，要不是党，我们怎么知道土洋结合，怎么知道群众路线？”年纪这样轻的小姑娘之所以能够掌握太空中的风云变化，不只是一个科学知识问题，而首先是因为党的路线的正确，这正是这个小姑娘的形象显得比天空中的风雨更强有力的一个根本原因。掌握了自然规律的气象员萧淑英，站在玉山顶上，在闪电轰雷之中，看白茫茫的云海照着她的预测在脚下向东滚去，暴雨始终没有落到她们公社的土地上。在这一刹间，我们多么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小姑娘比漫天呼啸的暴风雨更为有力。大批掌握科学知识的农民正在农村中涌现，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在向劳动者知识化的道路迈进。萧淑英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理想的和现实的英雄形象。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描写个别先进人物，只有表现出他们是站在时代最前列，从时代变革中产生，而又是推动时代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新生力量的代表，才能够显示出他们的生命力，才能够使艺术形象有更强的典型性。如果作家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看见新事物为什么有强大的生命力。
李准同志对于新人物、新事物的描写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实地从实际斗争中来表现出新事物、新人物的成长，从斗争中刻划人物的坚强性格，在斗争中赋予人物性格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新事物、新人物正是在同资本主义势力、保守、落后的习惯势力、同工作上的困难作斗争中而射出灿烂的光辉，显示出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李双双充满了革命活力的性格，是在不断斗争中被鲜明地刻划出来的，开始是同她爱人小私有者习气的斗争，第二次是同富裕中农孙有和满脑袋自私思想的金樵的斗争，没有这些斗争，很难使李双双这个形象这样光采，像现在这样富有时代特点。萧淑英对党、对人民事业负责的英雄性格，是在她同气象预测中的困难作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她的革命的坚定性，也是在她不为富裕中农和少数落后群众的嘲笑、怀疑所动摇中表现出来的。如果萧淑英掌握气象规律十分容易，萧淑英也就不是现在的萧淑英了。 二
综观李准同志的小说，有一条总的发展线索贯穿着，这就是反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他的创作中，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李准同志不少作品中都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动向，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批判了农民中某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给读者以正面的阶级教育。李准同志为我们画出的农村图画，是在斗争中步步前进的图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创作“都是沿着这么一条线来叙述故事和人物——那就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车轮的辙印》后记）
李准同志作品中反映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大致分作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批判锋芒是直接指向富农和某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作者善于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手段，从斗争中表现战胜资本主义势力对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重大意义。在李准同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特点。《冰化雪消》揭露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隐蔽的富农刘二兴用组织假合作社的方法来破坏合作化，腐蚀和欺骗了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党员魏虎头，阴险地企图在合作社的外衣下来恢复剥削。《“三眼铳”掉口记》揭露了仇视统购统销的富裕中农裴四倍，挑拨了一个心直口快而思想有些糊涂的老贫农裴西河，替他“放炮”反对统购统销。而《李双双小传》中，李双双同富裕中农孙有的尖锐斗争，却集中到食堂问题上去了，因为办食堂是人民公社化之后一个极大的转变，是搞好集体生活的根本关键，因而坚持办好食堂就成了阶级斗争的焦点。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一方面歌颂了、描写了坚决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先进人物，一方面批判了立场动摇或思想模糊的落后人物，最后那些想望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物总是陷入完全的失败和孤立。对于那些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代表，作者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打击。
另一种类型，是批判某些干部和农民当中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这些人自己并不是反社会主义分子，但具有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或者因为只顾个人眼前利益，而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了矛盾。如《不能走那一条路》中想买地的宋老定，《一串钥匙》中还想依靠儿子、儿媳劳动偷懒享现成的白举封，《李双双小传》中同老婆发生剧烈的冲突的喜旺，都是这一类型的人。他们或者最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经过批评、帮助能够克服自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动摇；但在某些触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却还保持着小私有者的心理和习惯，因此在社会主义集体事业发展过程中，便同他们那些旧思想旧习惯发生了矛盾。李准同志的作品中，广泛地触及了这一类人民内部矛盾。作品中对于这些人物的态度，同对待那些仇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不同。作者一面严肃地指出他们的缺点，一面又显示出他们能够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走向进步。这些人物的遭遇，不少是喜剧性的，他们落后的一面同现实发生了很不协调的矛盾，使他们在某一阶段陷入窘境，有过一些同广大群众的行动相抵触的行为，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指责，但最后他们还是走到进步的道路上来，同时代的潮流趋向一致了。他们的错误思想受到了批判，但整个形象到最后给予我们的印象还是好的，并不像那些坏蛋一样，使读者对他们憎恶到底。如《一串钥匙》中的白举封，他头脑中还想靠“一家之主”的地位，把家庭经济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不让儿子媳妇有独立支配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以便靠别人劳动养活自己，这种思想受到了家庭成员的一致反对。当他经过家庭会议，“权力下放”之后，家庭关系并不是恶化，而是更加和睦。这些，就思想斗争的性质来说，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只能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不能模糊；就人来说，却并不是因一方面胜利另一方面就垮台，而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曲折地带动他们走向进步。
要领导好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干部。李准同志的小说中创造了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的形象。他们坚定地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各种政策，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同违反党的路线、政策的现象进行斗争。同歌颂这些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并行的，作者也批判了有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冰化雪消》中，生动地描写了三类领导干部：一类是以党支部书记兼红旗社社长的郑德明为代表的广大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身上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领导。郑德明坚持了党的阶级路线，同富农的破坏行为、同个别党员投降资本主义势力的错误，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坚持了团结，反对了像刘麦闹这样的干部的急躁情绪和自满情绪，最后团结了广大农民，彻底揭露了富农的阴谋。第二类，刘麦闹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缺少耐性，不善于用说服的方法处理先进同落后的矛盾，同别的小社的关系上又表现了自满情绪，结果影响了社与社之间的团结，被富农、富裕中农钻了空子。第三类干部是个别的，如虎头，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被富农的挑拨弄昏了头脑，看不见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放弃了社会主义阵地。作者热烈地歌颂了郑德明，尖锐地批判了丧失立场的虎头，也批评了麦闹的错误实际上是有利于阶级敌人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当麦闹和红旗社的干部都端正了作风之后，广大农民群众就团结在党的周围，一小撮破坏分子就水落石出，彻底暴露。《耕云记》中在林书记、关书记、萧淑英身上体现出来的踏踏实实的党的工作作风，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他们把敢想、敢做、敢负责的革命气魄同深入的调查研究，紧紧结合在一起；把战略上藐视困难同战术上重视困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实验室里的资料同群众的智慧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能掌握真实情况对症下药，取得了抗旱斗争的胜利。就是到了最后，根据充分的材料，断定了暴雨不会过山，可以暂不放水，也还是从两种可能性上准备了两手，组织了青壮年力量上堤守护，作最坏的打算。这就使自己的工作立于不败之地。小说一开始，作者就突出地刻划了关书记和萧淑英对于一切事情都回答得异常准确，什么时候刮风、下雨，多少亩田种了什么，下了几遍肥，都用精确的数字说明，没有任何含混不清的回答，给我们以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踏踏实实的劲头，正是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就是林书记所概括的对一切问题都“有根据，有调查，有研究。”玉山人民公社的一切胜利，都同这种作风分不开的。这篇小说里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篇小说较之李准同志以前这类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思想水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创作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作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逐渐提高，对创作发展的决定作用。就是在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的时候，李准同志在创作上也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受到了不好的影响，走过一小段弯路。如《芦花放白的时候》这篇作品，就明显地受到了所谓
“揭露阴暗面”的谬论的影响，小说中看不到李准同志以前和以后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蓬勃的新气象。这正是因为作者没有坚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所以一时迷了路。这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今天李准同志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成就，同过去一小段弯路相对照，不正说明了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吗？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够正确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我们只有用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去认识现实、概括生活，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不断地向更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发展。 三
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在艺术描写上也有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在艺术概括性比过去加强了。
艺术概括性的问题，就是作品中描写的生活如何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也更带普遍性，能更有力地推动现实向前发展。艺术概括性越强，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也就越大，读者也就越能够从艺术作品中强烈地感到整个时代的发展。无论过去和现在，总的说来，李准同志的作品都是来源于农村实际生活的，他没有脱离实际生活去臆造故事，他的作品中始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于农民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李准同志是很熟悉的。朴朴实实的文风，生动的群众化的语言，描绘生活的语言同人物语言和谐地一致，是李准同志创作的一贯的特色。他的小说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作品，不但同样具有上面的艺术特色，而且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比过去更大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一，艺术上比过去更加精炼，“去芜存菁”的加工做得更好了。过去有的作品，在内容上显得芜杂和冗长了些，现在的作品，在素材的处理上大多环绕着一个中心思想而展开，无关的就加以省略，因而显得更加集中。如《一串钥匙》、《三月里的春风》、《李双双小传》，都能够把艺术描写集中到主题思想的焦点上。第二，过去的作品，作者还偏重于从叙述故事来形成作品的结构，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比较注重从故事展开中表现人物性格的个性特点，而较少注意在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体现时代的风貌，最近一个时期的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的描写更加鲜明，而且更加注意了从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体现整个时代的气氛。从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体现时代的特点，也更加注意从人物相互关系上体现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因此人物性格同整个作品的典型性都加强了。比较一下两篇小说：《林业委员》和《两代人》，篇幅都不长，一篇六千多字，一篇八千多字。两篇作品都是歌颂农村中的先进人物，前一篇是歌颂两个青年：一个是青年姑娘“小劳模”沈玉凤，一个是黄河农业社造林好手小伙子秀山；后一篇是歌颂农业社中的母女两代：母亲高秀贞是新任造酒厂的厂长，女儿珠珠是新任的妇联主任。但后一篇给读者的印象比前一篇强烈。为什么呢？在《林业委员》中，沈玉凤和秀山两个先进人物的形象也是明朗的、生动的，现实和理想也都是美丽的，在思想上也是健康的。这篇小说的故事就是沈玉凤到秀山社里去参观造林，在参观过程中，表现了沈玉凤的热情、虚心和秀山的活泼和钻劲。但是，从这两个很可爱的青年先进人物的形象上，除了他们本人的优秀品质以外，我们还不能强烈地感到合作化时期所引起的深刻变革；在沈玉凤和秀山的关系上，除了故事情节使他们发生联系外，也还缺少精心地从人物的关系上体现出整个农村新关系。《两代人》显然有了很大发展，虽然人物也只是两个，但高秀贞的精神面貌上却强烈地反映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整个农村生活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一接触到高秀贞兴奋的、充满活力的心情，我们立刻感到了大跃进的气息扑面而来。作者把人物性格同时代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生动地、形象地描绘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又从人物兴奋的、愉快的心情中反映了农村中巨大的变化。高秀贞老当益壮、干劲十足、奋发前进的性格，正是这个变得又快又好的跃进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反过来，浓郁的时代色彩又使得高秀贞的心情富于感染力，使读者很容易受到感动，引起共鸣。《两代人》中安排高秀贞同珠珠的关系，不只是各自调动工作，而是把她们两个的工作写成衔接的关系，这就加深了作品的意义：两代人不只是年龄上的两代，也是事业上紧随前进的革命的两代。
短篇小说在我国文学创作中是很繁荣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色，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作品。李准同志的创作是其中的一枝花。读者们希望李准同志沿着《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的方向继续前进，为我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李准同志在《车轮的辙印》一书后记中说：“从宋老定发家致富，要买土地开始，到人民公社化后，白举封把最后几把钥匙‘下放’给儿媳妇止，……我自己回顾一下，也觉得我们祖国的农村变化多么大啊！”是的，过去十一年的变化是伟大的变化，但更伟大的变化还在前头，更伟大的胜利还在前头，相信在李准同志今后的作品中，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更伟大的变化，看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土地上的更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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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艺术独创和百花齐放
谢帆
从文学史上来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流传得很久很久，艺术生命力很强，阅读和欣赏它的人往往超出它的时代。就当代文学作品来看也是这样。凡是好的作品总是吸引读者一次再次地去看它。构成这种现象的主客观原因当然很多，如果简单分析起来，主要的也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品的内容对读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思想价值，这是主要的方面；其二，是艺术上的美的享受，这个方面当然和前者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是要受前者的制约。不能离开作品的内容孤立地评价它的艺术上的美的享受，否则就会上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但是，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这两方面应该是取得谐和一致的，或者是在一定高度上取得谐和一致。也就是说，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思想深刻，反映生活有其独到的深度，而且要有相应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在艺术上也有独立的创造，给读者以艺术上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新鲜的美的享受。读者对于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作家和作品，往往称赞他（它）们有艺术上的独创性。我想优秀的作品所以能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除去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这艺术上的独创性，也是使人“百看不厌”的原因。周扬同志说：“人民的生活本来是丰富多采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应该丰富多彩……新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爱读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火辣辣的作品，也爱看舞台上演出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和传说的故事；爱听动人心弦的战斗进行曲，也喜欢优美而健康的抒情音乐和抒情舞蹈。新时代需要有更多壮美的革命历史画、革命风俗画和人物画，但是新风格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我们的画苑中，难道不应当同样有它们的地位吗？人们在精神生活上需要振奋，也需要愉悦。只要不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规定的六项政治标准，最主要的就是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各种形式、题材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得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这是关于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最好的说明，也是对革命文学艺术家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活动的最热情的鼓励。
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的提出，一方面是根据革命时代的要求（这是主要的），另方面也是对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正如上面所说，在文学史上，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是否长久，艺术方面有无独创性，能否给人以新的美的享受，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流传，给我这方面的感受最深。元、明以来作为近古文学史主流的一脉的长篇小说的遗产是浩如烟海的，但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直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严格地说来，为数也不是那么多。以第一流的作品来看，也不过只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作品。
为什么这几部作品能够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呢？当然最主要还在于它们的内容，但是，是不是在艺术上也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创造呢？恐怕是有的。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在艺术上确实都有独立的创造，以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丰富了我们的文学遗产的宝库。《三国演义》是那样善于描写复杂的政治风云的变幻，善于在这种政治风云变幻中，传神地描绘那些封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而《水浒》却是那样善于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突出它的革命农民英雄的性格。《西游记》虽然是一本神魔小说，有着极其丰富的幻想，它的神魔英雄的形象完全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但是，从它的现实性来看，它的神魔世界分明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幻化，富有强烈的现实生命力。而且在它的神魔形象的创造上，它又是那样善于真实地把握它们的生理特点，来烘托、突出它们的性格。《红楼梦》是一部封建家族的兴衰史，它没有前三部作品那样广阔的斗争背景，但是，又不能不承认，长篇古典小说发展到《红楼梦》，却是它的艺术上的高峰。人们在称赞它的艺术形象创造得成功的时候，曾说它的不同性格的人物如“过江之鲫”。《儒林外史》又完全是另外一种作品，它的辛辣的讽刺和深邃生动的喜剧画面，是对我国传统的讽刺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
它们是那样的不同。不仅题材不同，风格不同，甚至语言、结构、艺术描写和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都有不同的特色，独到的创造，以它们的各种无法混淆和不可代替的特色和创造，屹立在我国文学史的发展里程上，争奇斗妍，永不雕谢。这种特色和创造，都显著地烙印着作品产生的时代的特点，作家个人的思想的特点，但也鲜明地表现了作家艺术创作个性的差异，研究这种差异，探索它们的社会的、阶级的、个人的以及对传统继承的各方面的原因和脉络，将会有助于我们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可惜这方面的研究太少了）。
当然，如果说这也算是文学史上的“百花齐放”，那么，这种“百花齐放”只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成果，而且它们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无论思想上、艺术上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甚至落后反动的因素，和我们的百花齐放的文艺，不是同一性质，也不能作相同的比较。不过，就它们的艺术生命力的长久来说，它们对于我们却是有一定的启示的，那就是说，它们的长久流传，说明了人民所喜爱的作品，是丰富多采的。人民不仅从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从作品的艺术风格、艺术魅力去喜爱和选择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满足人民对于文学艺术的丰富多采的要求，就必须努力实践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大发挥艺术的独创能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艺百花园，开放出更多富有特色的灿烂的花朵。自然，艺术的独创能力，并不是坐在屋子里就能取得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代，它需要丰富的文艺的修养，但也更需要丰富的生活体验，离开了人民群众和火热斗争的肥沃土壤，离开了最广大最丰富的生活源泉，又怎么能开放出富有特色的灿烂的花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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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时代的颂诗
——读傣族诗人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
陶阳
“我要歌唱我们的民族，怎样从地狱跨进天堂”
傣族民间诗人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是由七支颂歌组成的一部优美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在这部诗里，诗人通过自己民族的新生和西双版纳翻天复地的变化，歌颂了祖国十年来的光辉成就，歌颂了党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这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颂诗，极富有教育意义和美学价值。诗人使他的诗深深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壤里，对于傣家人十年来的生活图景，作了鲜明、深刻的描绘，异常生动地表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和新的民族思想面貌。诗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强烈的翻身感和民族自豪感，代表自己的民族歌唱的。由于诗人揭示了生活中的美，唱出了自己民族对于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因而，使这部颂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充满了生命和诗意。毫无疑问，这部富有特点的颂诗是我国颂诗的新发展。它是傣族的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也是我国诗坛上出现的一颗新星。
诗人在第一支歌的序歌里，以很高的艺术概括叙述了傣家人的祖先从开始创业到傣家人翻身解放的几千年的历史，傣家人的祖先在森林里狩猎，在澜沧江边刀耕火种，在富饶的西双版纳蕃衍子孙，安居乐业。可是自从大地上出现了剥削阶级，领主互争王位，头人掠夺百姓的财产，森林里随时都听到哭声。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灾难就更加深重了：“漆黑的森林看不见青天，蒋匪像虎豹在森林里横行，封建制度像毒蛇盘踞在这里，大地上血迹斑斑一片腥膻。”这个罪恶滔天的旧世界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地狱”。然而，诗人的笔锋一转：“请听吧，兄弟们，黑夜总会过去，请你不要伤心，我的歌啊，就要唱到森林的黎明。”这个光辉的黎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社会，是指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天堂”。诗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从今昔的鲜明对比开始，才能更好地表现傣族“怎样从地狱跨进天堂”这个主题，才能够使颂歌更富有说服力。颂歌就从此开始了，诗人一支又一支的颂歌，像滔滔的江水一样，“把醒来的民族和醒来的土地一齐歌唱。”这个新生的、觉醒的民族，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从奴隶一跃而成为国家的主人和“天地的主宰”，欢乐的时代使他们一下子变得如此英武豪迈：“如今大地是我们的，河水得遵从我们的命令，天空是我们的，天不下雨就把石头捏出水来。”这醒来的土地又是多么富饶美丽：“景洪的菠萝比蜜还甜，勐海的椰子林连着云天”，“谷子铺成黄金的地毯，棉田像远远的云山。”
每支歌都是有特色的，但是最惹人注目、激动人心的是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歌。这部颂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诗人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历史事件，善于把握生活中的美，从而表现了斗志昂扬的时代精神和沸腾的现实生活。
诗人用崇高的比喻和富于诗意的语言，称颂总路线是照亮幸福天堂的“灯塔”，称颂大跃进是“傣家人的第一个春天”，称颂人民公社是“澜沧江上的宝石”。在这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傣家人以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在西双版纳创造出了神话般的奇迹。看吧：“大大小小的工厂，像带儿的母鸡一样”，“数不清的烟囱比椰子林还好看”，“流沙河水电站的瀑布，像万匹骏马在奔腾”，“森林里的炼钢炉呵，像繁星一样闪闪发光”，曼菲龙水库，“像神话中的金湖”，“吃不完的粮食把新盖的竹楼也压弯了，村村寨寨沸腾着欢乐的歌声”。诗人用五彩缤纷的笔触，浓涂淡抹，描绘了一幅幅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图画，在这些美丽的图画里，充分表现了“第一个春天”给西双版纳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在圣洁的澜沧江畔，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感情颂扬这个春天的伟大使者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原因。
诗人特别热爱生活和熟悉生活，而且是以自己民族的气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洞察生活的，因而，他描绘的大跃进的生活图画是极其形象、极其传神的，当这些图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几乎是可见的和可触摸的。这也是使这部颂诗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的重要原因。有许多精采的章节，具有迷人的美。比如：
听呀！傣家人呀！
昨夜，森林里为什么闪着金光，
大地也震惊得摇晃，
澜沧江水泼出两岸，
原来是傣家人的村寨里，
炼出了第一炉钢。如果把这些诗句当作独立的短诗来看，也称得起是一首构思比较完美、意境也很新颖的诗。这第一炉钢，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在傣家人的传说里，认为铁是跌落的星星，可是如今党一句话：大炼钢铁，星星虽然没有跌落，却有了铁和钢，那就是“千百人打矿石，千百人拉风箱”炼出来的。诗人对这个历史的奇迹，情不自禁地欢呼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傣家人炼出的第一炉钢，它比黄金更可贵，它比白银更光亮。自从我们炼出了第一炉钢，我们的森林啊！马上要变成天堂。”真正的诗歌艺术，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诗人把自己民族的第一炉钢如此热情地向全世界宣布，就说明了诗人为祖国而骄傲的感情是多么强烈。
诗人对公社缝衣厂的姑娘们的描写是极富浪漫色彩的，诗人常常把神话、传说或美丽的想像和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强了诗的感染力和美感。请看！这些姑娘们为了要把每个村子里的姑娘打扮得像传说中最美丽的公主婻婼娜一样，她们居然“摘下蓝天里的星星，缝在丝绒的统裙上。剪下天边的彩霞，做成姑娘们的披毯。”甚至于要让孔雀见了不敢开屏，蜜蜂见了飞来采花。诗人在这些描写里，赞美了这些心灵手巧的姑娘们的革命干劲和美好的理想，也赞美了人民公社的幸福生活。
在歌颂公社托儿所的一节诗里，诗人所塑造的玉坎大妈这个新的妇女典型是异常动人的。玉坎大妈是一个和蔼、勤恳和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新人物，虽然她唯一的女儿，在解放前的荒年饿死了，可是四十个幼儿在她的身旁，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幸福感，因而，她把每一个孩子都当自己的骨肉抚养，白天喂奶，黑夜还借星光洗衣裳。而刮风下雨的时候，她还脱下自己的棉袄给孩子盖上。诗人用优美的抒情笔调，细腻地刻划了这个新人物的性格和崇高的精神世界。诗人唱道：“玉坎大妈呀，你一个人的辛劳，使四十个孩子的母亲，一天挖平了一座山。虽然你没去高山上种一棵芭蕉，但每一片芭蕉都在向你合掌，孩子们长大也会在芭蕉林里把你歌唱。”
康朗甩堪称为一位优秀的民族诗人，因为他出色地表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的思想面貌：
要在我们的经书上写下，
千年万年未有的变化。
敬爱的恩人毛主席共产党，
我们傣家人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
不赕佛不滴水，
人人都可以跨上天堂。
历史证明：三面红旗是多么巨大的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它是迅速改造客观世界的法宝，同时也是迅速改变和提高民族思想意识的法宝。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认为“不赕佛不滴水”，“人人都可以跨上天堂”，就充分说明了一个民族信仰的改变，一个民族思想意识上的了不起的革命。大家都知道，宗教是人们对于自然势力以及对于社会压迫的无能为力的产物，列宁在阐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时说过：“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而剥削阶级利用宗教作为压迫劳动者的工具，千方百计地传播这种意识，则是使宗教信仰从历史上保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在今天，当消除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时候，当能够战胜自然势力的时候，傣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之下，从现实生活里和共产主义的远景里，看见了真正的天堂。由于傣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整个民族的信仰起了重大的变化和革命，这个民族信仰的不再是什么神灵、佛爷和教义，而是“信仰”的人类的救星共产党和毛主席，“信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天堂”也不是在虚无飘渺的天上或渺茫的来世，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在人间，并且要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创造。诗人表现了自己民族的这种崭新的思想面貌。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照耀下，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发展，可以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跨过几个世纪。
诗人歌颂了自己民族的新生和祖国十年来的辉煌成就，可是，诗人深深理会这一点，这些伟大的功绩，应该归于光荣的共产党和领袖毛主席。因此，在最后一支歌里，诗人把全部的感情灌注在诗篇里，请开屏的孔雀在澜沧江里洗净绚烂的羽毛，带着二十五万颗傣家人的心，飞向北京去祝福：
飞雀呀！飞吧！飞吧！
带着我们丰收的双季稻，
带着西双版纳的最香的糯金花，
带着傣家人的第一炉钢，
带着结在蓝天的椰子果，
带着彩霞染过的大菠萝，
飞呀！飞呀！
飞过万里迢迢的稻田，
飞过祖国的高山大河，
飞过一座座灯光辉煌的古城，
飞到那跳动着六亿颗心的地方，
——北京！
把我们傣家人的祝福，
告诉我们敬爱的党，
告诉我们敬爱的恩人。
党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幸福的保证和源泉，正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个民族，才获得了新生，广大的人民群众才发挥出了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在祖国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处在国内外大好形势的今天，读一读这部鼓舞人心的祖国的欢乐颂，我们就会感到无比的骄傲，我们有这样伟大、光荣的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我们就会更加信心百倍地向着共产主义的极乐世界奔腾跃进，世界上无论什么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反动势力，都是阻挡不住的。
这部颂诗，所以写得比较成功，首先是由诗人的先进的世界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决定的，由于党的培养和扶植，诗人成了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一个积极投入战斗和生活的人，因而，在自己的作品中真正表现了生活中新生的、美的事物，真正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的思想面貌。由此可见，首先是一个思想先进的人，感情充沛的人，才能写出又新又美的诗。
同时，由于诗人在艺术上受过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的长期熏淘，是使这部颂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得到比较完美结合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诗人用民族的艺术形式，表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是应该大加提倡的。在民族诗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诗歌，是一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