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
理文
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导师恩格斯诞生一百四十周年的日子。
恩格斯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开辟了世界工人运动的新纪元。
列宁把恩格斯称为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整个文明世界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巨匠，具有惊人的渊博学识，精通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战士，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和战斗精神。恩格斯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因为它正确地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所提出来的问题。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斗争，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在不同的革命时期联合劳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其他被压迫的人民，进行共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给我们指明了这样一条道路。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重重的障碍，克服机会主义的倾向。恩格斯的一生，是坚持原则、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伟大榜样。
什么是机会主义？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大家知道，伯恩斯坦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叫做“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没有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地企图使工人阶级迷失斗争的方向，脱离革命的轨道。
同大大小小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而这个斗争的焦点正是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恩格斯在1891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论述，曾经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列宁在为《国家与革命》一书所做的准备材料中，把恩格斯对于这个纲领草案的政治要求部分的批判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一）直接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指出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增长，认为它是“对于巨大的、伟大的、主要的（对比关系）‘观点’的遗忘”；（二）再度叙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三）坚持成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共和国；（四）坚持取消地方自治局中一切由国家任命的官吏；（五）反对只走和平道路、只走合法道路的幻想。
在第二国际的所有政党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通过了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纲领，这应该归功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特别是篡改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便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的目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曾经引证了恩格斯一系列著作中关于国家问题的分析，揭穿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真相，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的革命面貌。列宁把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所写的序言，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立场上，对于国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决不会进行任何侵略性的战争，可是在需要用武器自卫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他号召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同时他说：“只有当欧洲各国人民都成为自己国家真正的主人时，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才会出现真诚的国际合作。”
恩格斯是中国人民的极其真挚的朋友。他热烈地关注着中国的变革，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有关中国问题的时评。在《波斯和中国》（1857年）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战争的正义性质，痛斥了英帝国主义的海盗行为和欺骗宣传。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像豪侠的英国报纸那样去宣传什么中国人的可怕暴行，而要承认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这是谋求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表明“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在作垂死挣扎，同时也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恩格斯自从他成为一个科学的共产主义者起，一直到他逝世，总是充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意志。同马克思一样，他总是把坚定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精神结合在一起。
无产阶级政党在决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时候，都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前提，客观地考虑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等各种条件。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一个伟大战略家。他在一切斗争中总是站在坚定的原则立场上，同时，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恩格斯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他精通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这个方面，他既和右的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又尖锐地批评那些“把革命当儿戏”、拒绝必要的合法斗争、醉心于革命空谈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的胜利是不可抵抗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个人，接受他们的学说的也只有很少数的人，但是他们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信心，对资本主义旧世界表现了高度的藐视。《共产党宣言》是以这种豪迈的、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句子结束的：“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曾有一次对向他欢呼的群众说：“即使五十年来，我对我参加的运动做出了某些贡献，那我也不希望任何报答。对我来说最好的报答就是你们。对我的报答是整个世界！……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个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伟大强国，是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决定一切的强国。这就是使我感到骄傲的地方！”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员已经有几千万，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占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三分之一人口，社会主义阵营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力量，民族解放力量超过了殖民主义力量，人民力量超过了反动力量，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一句话，东风压倒了西风。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活到今天看到这一切，他们该会多么高兴啊！努力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加紧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给革命导师的最好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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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相结合
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相结合，这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能不能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是我们能不能做好工作的重要关键以及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志。
目前利益应当服从长远利益，道理是很清楚的：不增加资金积累，不进行基本建设，就不可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长远利益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要想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也不能不多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道理也很简单：没有钢铁工业、机械工业，要建立起我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是谈不到的；不大搞水利，不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要战胜自然灾害，迅速发展农业也是谈不到的。所有这些都是群众的根本利益。
但是，长远利益应当和目前利益相结合。因为没有群众的目前利益，是很难设想会有群众的长远利益的。不搞好当前的生产，要实行扩大再生产是谈不上的；不适当搞好群众目前的生活，要他们关心将来的利益也是困难的。而且作为领导者来说，越是在群众积极性很高，为自己的长远利益奋力苦战的时候，我们就越应该关心群众的目前利益，越应该关心群众的生活。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既要考虑群众长远利益，又要照顾群众目前利益，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不错，这中间是存在矛盾的。正因为有矛盾，才需要我们“结合”，才需要我们做工作。事实上，有些地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是做得很好的。譬如湛江市郊的南三公社，他们在几年时间内，进行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把十个小岛联在一起，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营造起一条长达六十多华里的防风林带。这都是关系到群众百年大计，子孙万代幸福的事，群众是拥护这样做的。他们几年如一日，奋不顾身地夜以继日地苦战，就正是因为他们理解到这一点。但是，群众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着这样高的热情，又是和南三公社党委在进行这些基本建设时，同时注意了结合群众的目前利益分不开的。他们改造了荒滩，扩大了耕地面积，暂时还不宜种水稻，就用来大种番薯，因而增加了群众的口粮；他们一边进行联岛工程，一边把可做盐田的地方，开辟为盐田，因而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南三岛能够做到这样，其实道理并不深奥。一是他们有全面的群众观点，懂得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二是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对劳动力作出恰当的安排，并因地因时制宜，既照顾到基本建设的需要，又做到群众生活有所提高。
有些人认为，只有多搞长远利益才算有群众观点，甚至误认为谁如果强调一下群众的目前利益，谁就是干劲不足。又有些人认为，积累越多，基本建设越多，速度就越快，这种认识就是片面的。当然，如果只顾群众的目前利益，就不会有什么“速度”，这是我们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及那些“目光如豆”的政治上的庸人主要的区别所在。但是，是不是只讲群众的长远利益，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就可以快些呢？当然也不是。积累和消费，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比例，否则对建设速度就会发生不利的影响。这种比例关系当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不变的。在一个时期内多搞些积累，多搞些基本建设，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则多抓些当前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少积累些和少搞些基本建设，应该说都是正确的。必须知道，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但要进行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其觉悟，而且还要从物质方面保证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逐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短时期看，投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和劳动力减少了，速度似乎会受到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觉悟更加提高了，干劲也就更大，结果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是更快了，而不是慢了。
我们有些干部在认识上所以会产生一些片面性，原因在于他们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之间的关系看得绝对化了。他们没有把这两者的关系看作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东西，是互相依赖而又可以互相转化的。要知道，我们所说的长远利益，不过是从时间上说，群众直接享受到的利益要晚些（但也更大些）而已，长远利益经过一个时期就变为目前利益。在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的前提下，照顾了群众的目前利益，群众就会更积极地为他们的长远利益而奋斗，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目前利益又可以转化为长远利益。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当我们照顾了群众的目前利益时，群众才会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我们提出的有关群众长远利益的一切措施的重要性、可靠性，从而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周围，更自觉地、更积极地为他们的长远利益作不懈的斗争。
（摘自广东《上游》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作者文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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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韩子浅解”
梁启雄著 中华书局出版 关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先生著的《韩子浅解》。这本书是近几年来整理古籍的成绩之一，也是现有《韩非子》集解一类书中较好的一本。这本书在训诂、校勘方面，集中了中、日二十余家的校释，采择了他们的精华，汰除了繁杂。作者态度比较谨严，取舍比较适当，没有繁琐和陷于枝节的毛病。这本书还集中了几十年来各家对于《韩非子》考证的成绩，以浅近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各家考证的结论。在训诂、校勘和考证三方面，作者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有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例如，关于《难势》篇：有些人认为，这一篇是作者反驳慎子的“势治”主张的，把“应慎子曰”一段话当作此篇作者的主张。有的据此断言这一篇不是韩非所作，乃是混入的伪品；有的据此断言韩非亦主张“任贤”，而驳斥“应慎子曰”的“复应之曰”一段话，不出韩非之手，而是后人难韩非之辞混入正文。前一说，显然是不对的；而后一说也弄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因为人们是不能否认韩非主张“势治”的。既然韩非主张
“势治”，即使他也主张“任贤”，怎么会反驳慎子的“势治”主张呢？梁启雄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合情合理的，他说：“本篇标题‘难势’，是韩子假设客人诘难慎到的势治学说，而韩子对客人的‘诘难’加以反驳的题目，不是韩子驳难慎到势治学说的文题。”他认为“应慎子曰”是“客人”的话，自“复应之曰”直到篇末“全是韩子站在慎到一边对‘应慎子’的客作‘反驳’，从这个‘反驳’中，一面表达出他怎样替慎子辩护，一面表达出他自己的见解。”对自“复应之曰”以下一大段文字，梁先生也作了较精审的校勘、疏理。经过这样一番校勘、疏理，韩非和慎子的基本共同点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
因此，这本书不仅对于中国思想史工作者研究韩非的思想说来，很有参考价值，而且也便于一般读者浏览。除了注释简明以外，这本书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一、大都有简明的解题，或者是关于这一篇的考证，或者是关于这一篇的中心思想、基本概念的简要说明，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还有若干篇没有解题；有些篇的解题，只是关于考证的结论，而没有关于中心思想或基本概念的说明。
二、关于注释方面，一小段之后，大半有对原作基本思想的解说，这些解说不但大都比较准确、扼要，而且通俗浅显，同今译差不多。但是同今译比较起来，这个做法有一个显著的优点：有些古语译成今文是很困难的，译者为了照顾原作的语气，为了传神，常常不得不一字一句地对译过来，就是意译也得十分注意模拟原作的风格，这样却常常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原著者的原意（尽管译者确是准确地把握了原著的思想），甚或完全走了样；梁启雄先生的做法却灵活得多，他把原著的思想，用自己的话撮述出来，这在行文上就比今译有了更大的自由。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不能代替今译的；但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或从帮助一般读者学习历史知识来看，这比今译要好些。——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意见：有些十分难译的古典哲学文献（或其中十分难译的部分），可以用撮述原意的办法代替今译。如果作者对原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把握了它的思想，那就可以比今译更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意。当然，如果对原著没有认真的研究，那末，译也好，用自己的话撮述大意也好，都只能是歪曲原著，甚至后者更容易造成歪曲。
在这一优点方面，梁先生的书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句段没有通俗的解说。固然有一些原文是今天看来还通俗明白，不烦再为解说，但是也有很多并不好解，是需要作解说的。如果除去今天看来原文是通俗易懂的以外，都做出通俗解说，那就更便于一般读者了。
看来，梁先生的训诂，着重使用的是归纳法，即从《韩非子》书中（有时也参考其他的书）把同一的名词、术语、概念加以综合归纳，从而提出解释。这个方法是可用的。这样，提出来的解释常常比较准确，符合原意。例如，梁先生对于“扬权”的解释：“‘权’字似含二义：（一）权柄，表现在‘权不欲见’‘圣人执要’，‘圣人执一’等句上。（二）权衡，表现在‘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因而任之’，‘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等句上。《扬权》的直译，是‘高举权柄’，它的意译，是‘崇尚和称扬君权。’”这种解释是比较妥当的。对于韩非的“参验”这一重要概念，梁先生也是用归纳法作出了比较确切的解释。但是，这个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这样做就不够，还需要从这一学派的对立面、从他们的对立中来进行研究，需要对这一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解剖、批判，然后，其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才能搞得十分清楚。例如，关于韩非的“势”这一基本概念，梁先生从韩非书中归纳了“权势”、“势重”、“威势”，而说：“‘势’字有‘权威’之意”；并根据《八经》篇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一段话，而说：“‘权威’是因依着人情好恶的心理或人心向背的形势而造成的，君主就利用这‘心理’和‘形势’来处理政治，就成为势治政权。”这种解释，不能说不对，但是还很不够。对于“势”这个概念，需要同“法治”概念联系起来，从它们的对立统一中来加以阐明。我认为，韩非的“势”，有客观必然性的意思。他又认为除“自然之势”外，还有“人设之势”。“人设之势”，就接触到了社会领域内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当然，韩非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人设之势”，包含了主客观的矛盾，韩非没有能够解决它，结果从承认客观必然性出发，在历史领域走到了“法”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看法，也未必准确。但是我认为，要确切、全面、深刻地阐明韩非的“势”这一概念，必须同他的“法治”概念联系起来，对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单用归纳法是不够的，——这却是没有疑问的。
对古籍的初步整理，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批判的基础。有些还弄不清楚的，可以存疑，把问题提给读者，以待将来再弄清楚，这也是很有益的。古籍整理方面的每一项成绩，都应该受到重视和鼓励。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例如某些难题的解决，却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就是说，古籍的初步整理对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提供了条件；而这一分析批判工作，又会反转来帮助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看来，古籍的训诂、校勘以及考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势必更多地要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指导。因此，我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者同古籍的训诂、校勘、考证工作者，应该密切合作，互相帮助。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关心古籍整理工作。一方面要虚心地从训诂、校勘、考证工作者那里求取帮助，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关心和帮助他们，而自己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训诂、校勘、考证方面作点深入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