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领导农业生产必须从实际出发
鲁力
农业是一门科学，大办农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不可以说是大办科学？我想是可以这样说的。既是办科学，就应该既要有向科学进军的革命干劲，又要有严格按照科学办事的求实精神，二者扭在一起，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的，把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要敢想敢说敢干，又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首先就要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敢不敢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革命者的革命品德和革命风格问题。只有敢于从实际出发的人，才能真正“求”到“实事”的“是”，使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办任何事情是这样，办农业也是这样。办农业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应当弄清当前农业的“实际”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生产政策，规划自己的行动，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当前农业的“实际”是什么呢？
例如，自然条件就是一个“实际”。办农业就是要跟自然打交道。“自然”这个对手，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根本不可战胜；有些地方经过兴修水利等，改变了自然条件，就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自然，保持丰收，这不是战胜了自然吗？但在今天的条件下，“自然”这东西，毕竟还不是轻易能够战胜的，如有些地方现在还没有控制自然的力量或者这种力量很小，就不能战胜自然。这就是说，自然界还有相当的破坏力量，在当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它。一方面，我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自然，而且这种力量在逐步增大；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完全控制自然，虽然自然的破坏力在逐步缩小。这就是当前自然条件的“实际”，否认这个“实际”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自然的破坏作用，并不是不可捉摸的怪物，它和别的事物一样，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一面根据这个规律去改造自然，提高控制自然的能力，一面适应这个规律，“见缝插针”，跟自然“打游击”，战胜自然，夺取丰收。比如湖北省的许多地方，秋天多旱，冬、春雨量一般比较充沛，几乎是历年的规律，因此，这些地方的夏收作物、早春作物和早秋作物的产量比较稳定，而晚秋作物的产量则比较不稳定。现在我们基本上认识了和掌握了这个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面兴修水利，逐步达到战胜秋旱，一面多种夏收作物、早春作物和早秋作物，少种晚秋作物，躲过秋旱，争取在秋旱以前把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的农产品拿到手，就能保持稳定增产。这是就全省来说的，至于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小队，每一块田，自然条件的实际情况，又各有不同的特点，种什么，怎么种，又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平原、丘陵、山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就是平原地区，又有什么畈田、冲田、?田、稍田、深泥田、浅泥田、泥田、沙田等等差别。丘陵地区又有什么岗地、河地、朝阳地、冷浸地、黄浆土、黄沙土、土肉厚、土肉薄、保墒地、漏墒地等等差别。山区又有什么大高山、二高山、低山、阴坡地、阳坡地、气温高的地、气温低的地等等差别。群众说：“地高一丈，大不一样”，“阴阳坡，差的多”。地区与地区，田块与田块之间的差别，这是自然的又一个“实际”。这个“实际”的差别，规定了各种不同地区和不同田块种植作物的差别，种植季节的差别，品种搭配的差别和茬口安排的差别等等；也规定了作物品种的多样性，种植季节的强烈性和生产措施的复杂性等等。在人们还没有改变地区与地区、田块与田块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以前，必须承认这种差别；适应这种差别，因地种植，因块种植，才可能争取块块增产，样样增产。总而言之，自然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当然，自然条件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这个改变要有一个过程，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的条件，还得在新的条件下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办法，适应新的情况，就是说，仍然要适应自然的客观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各种作物的特性和生长规律的不同，是农业生产上的另一个“实际”。几年来，各种作物推广了许多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对增产有很大的贡献。“三年不选种，四年少收成”，任何种子不选不换，到一定时候就要退化，农民是懂得选种、换种和培育推广新品种的好处的。现在各种作物的老品种和新品种加在一起，都有几十种之多。为什么要这样复杂，取消一些落后品种不好吗？落后的东西当然应该取消，但是当人们还没有培育出新品种以代替某些落后品种以
前，只能一面积极培育新品种，逐步淘汰落后的旧品种，一面还要使用旧品种，不能随便一下子取消。如南麦，它没有小麦好吃，也没有大麦好吃，但它的特性是抗灾力强，不怕渍、不怕旱、不怕雀害，在沿河和洲地产量比小麦和大麦稳
定得多。如果没有更好的品种来代替南麦，南麦就必须保留，否则，沿河地带和洲地的生产就成问题。又如山区有一种豆子叫“滚山鸡”，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所谓“下贱作物”，可是它的好处是种到哪里哪里长。群众说：“?屎不长蛆，好长滚山鸡”。如果把“滚山鸡”取消了，“?屎不长蛆”的薄壳地，就只有让它荒掉，不能有任何收获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存在，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要一方面积极改革不合理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一方面还要继承和发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合理的、好的东西，仔细地、谨慎地对待一切现存的东西。其次，各种作物的生长，都有他们各自的客观规律，什么作物应该在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管，什么时候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根据它们生长的客观规律来从事主观努力，主观努力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否则，冬天种水稻，夏天种小麦，就会像叫人们冬天光膀子夏天穿皮袄一样的可笑。各种作物的特性，规定了各种作物存在的必然性和生长的规律性，是不能随便更改的，一季或一年的生产怎样安排，不同的作物采取什么不同的增产措施，首先要对各种作物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安排合理，有的放矢，各得其所，全面丰收。
国家建设需要和群众生活需要，这是农业生产上的又一个“实际”。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而支援国家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所以安排生产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又要考虑到群众生活的实际需要。例如高粱，若是和别的高产作物比较，早就应当打倒，但是到现在为止，高粱是不能打倒的。因为群众生活需要高粱，特别是在岗地。高粱籽可以酿酒、做猪饲料，高粱叶子可以喂牛，高粱秆子可以当烧柴、造房子、做席子、做锅盖、做扫帚，诸如此类，需要高粱的地方还很多。岗地的群众称高粱是“用材林”。一些适于种高粱而又一直种高粱的地区，如果不种高粱，就会造成人无酒喝，牛无草吃，猪无饲料，连盖房子、晒棉花、做饭、睡觉、扫地等都要发生困难，给群众生活造成一系列的不方便。又如豌豆，若和小麦等比较也该打倒，但是到现在为止，豌豆也是不能打倒的。因为种豌豆可以“接早”（早熟），可以打凉粉，做粉条，豌豆秸灰水还可以代替肥皂……。人的生活是复杂多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复杂多样的，少了一样，就感到很不舒服。国家需要的工业原料也是这样，搞不好，就会给国家的工业建设带来困难。因此，我们在安排生产的时候，要深入调查研究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需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全面安排。
这就是说，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出发，从当时当地各种作物的特性和生长规律出发，从国家建设需要和当时当地群众的生活需要出发。此外，生产关系的不同，各个地区劳力、耕牛、农具的多寡不同等等，也是当前农业上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规定了我们在制定生产政策和确定生产任务的时候，对于各种所有制不同的单位和人力物力不同的单位，也要有所分析，区别对待，不能千篇一律。
从实际出发，也是一个作风问题。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许多同志采取和技术员、老农相结合的办法，亲自动手办起了试验田。通过办试验田，许多同志由外行变成了内行，由所谓“洋苕”、“白痴”、“相公”变成了“生产队长”、劳动能手，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减少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又由于我们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办事从实际出发，“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几年来的技术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就，证明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完全是客观真理。这是我们获得连续跃进的重要经验，今后还要继续发扬这些经验。当然，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的，因而过去的工作也出现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比如有的地方违背了因地制宜，推广了一些不适合当时当地自然条件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改掉了一些本来应当保留的东西；或者条件还不具备而进行了某些不适当的改革；或者虽进行了某些正当的改革，但因相应的其他措施没有跟上去，未能收到应有的实际效果；或者把国家建设需要和群众生活需要的东西也给改掉了等等。所有这些，比之我们改革的巨大成就来说，不过是十个指头当中的一个指头。工作中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是难免的，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人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就是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过程，任何聪明人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那样深刻和全面。在我们还没有比较深刻地和全面地认识客观实际以前，不自觉地违背客观规律，办一件、两件错事，碰一个、两个钉子，是毫不奇怪的。聪明人并不是完全不办错事，不碰钉子，而是在办了错事、碰了钉子以后，能够很快回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不再办类似的错事和碰类似的钉子。
问题是有极少数的同志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们过去曾经因为办事不从实际出发，办过错事，而现在还没有觉悟到这是错误。因此，他们还是那样不看自然条件如何，硬要在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搞水稻化（就是适合种水稻的地方，也只能主要种水稻，不能“化”），不看田块与田块之间的差别，硬要作物连片（条件相等是可以连的），不看国家建设需要和群众生活需要，硬要消灭所谓“低产作物”……。这些不从实际出发“硬要”这样那样的同志，那一年不回头，那一年都免不了碰钉子。不错，我们是革命派，我们要革命，要改革，要前进；那些不改革、不前进的人，我们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但是改革不能没有一个
目的，正像整个革命不能没有一个目的是一样。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一切不符合这个目的，或者与这个目的完全相违背的改革，都不能叫真正的改革。应该改的不改是错误的，不应该改的而偏要乱改，同样也是错误的。过去只种苞谷的山区，改一部分水田、种一部分水稻，既可以增加生产，又可以改善生活，很好。应当改可以改水稻的不改，是真正的保守思想，必须反对。可是如果有些地方水不够，或者是阴坡，种了水稻长不起来，为什么“硬要”种水稻呢？还有的地可以改种水稻，但是种苞谷带上黄豆，再加一季洋芋，更能增产，为什么不可以改成水浇地继续种苞谷呢？过去一畈田张、王、李、赵几十户经营，田埂如网，姓张的田要留作下秧，姓王的田却种的小麦，姓李的田种的油菜，清明一到，张家开始放水整田，居高临下，王家的小麦，李家的油菜都要受渍。现在公社化了，如果把一畈田连成一片，统一种植，既可消除上述现象，使之都能增产，又能扩大面积。应该连可以连的不连，那也是真正的保守思想，必须反对。可是如果一畈田里有深泥田、浅泥田、沙田、浸水田等差别，连了以后统一种植，就会有地方受渍有地方受旱，不如按土质并块，因块种植能增产，为什么不可以按土质并块、因块种植呢？
要克服不从实际出发的毛病，关键在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一个主张一个办法，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只要拿到实践当中一检验，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正的好主张好办法，决不是出之于哪一个人的脑海，而是出之于实践，只有从实践中来，经过总结提高，又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的主张和办法，才能是好主张好办法。比如你要改旱地为水田，光是伏在玻璃板上想得如何科学如何正确，是很难科学和正确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正确的东西，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要符合客观实际，必须亲自深入现场，详细勘察那里的水源、气候、土质等，跟群众一块商量、分析、比较，再提出那一块可以改，应该改，怎样改，那一块不能改，不该改，最后征得群众的同意。这样，你的主张和办法才叫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算得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好主张好办法。这也就是说，要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再有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大胆放手让群众当家。群众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年年月月跟土地打交道，每一块土地的“脾气”他们是摸得很熟的，这是任何“外来人”所不如的地方。因此，只有让群众当家，依靠群众来安排生产，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因地种植。要群众当家，就要在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解决小队权限问题。有的地方根据公社体制规定和上级指示精神，规定在生产队的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下，在保证完成生产队所布置的生产计划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因地种植权，有因地进行耕作制度改革权，有制定适合于本小队的技术措施和劳动定额权，有安排活路权，有支配劳力、耕牛和农具权，有开支小队所有部分的资金权，有经营小量副业权，有开垦零星荒地实行多种多收权等。给小队规定这些权限，是真正对群众大胆放手。现在看来，凡是这样做的地方，群众不但把生产安排的很好，而且积极性大为提高。
一个聪明能干的领导人，并不在于自己有多少超凡的智慧，而在于如何把广大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这不仅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聪明能干的领导者的前提。这里并没有多么深奥的学问，只要我们认真转变作风，坚决依靠群众，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人都能变得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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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哲学工作者就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及质变状态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讨论是由薛靖同志的文章引起的。《新建设》今年第六期上发表了薛靖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一文，随后在第七期上又发表了言立的不同意见（本报已作报道）。以后，《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又发表了周书文、吴秉元、唐凯麟、砢几等人的讨论文章。现在这个讨论已初步展开。
薛靖的主要论点是：（1）“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指对立面所具有的两种性质或两种关系。这两种性质或两种关系也构成了对立面，即它们之间也有对立统一的性质或关系。”（2）“从斗争性不能离开统一性这一方面说，斗争性也是相对的。”（3）“统一性只是有条件地存在于量变过程中，而不存在于质变过程中，而斗争性则无条件地存在于事物过程的始终。”
在为自己的论点进行答辩时，薛靖引证了恩格斯的关于对立具有相对意义的论述，作为“斗争性也是相对的”的论据。他反驳言立的批评说，既然言立同志承认“任何对立（矛盾）都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否认斗争也具有相对性。他说，否认对立的相对性，同否认统一的相对性一样，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关于他自己曾提出的“对立面的统一只是有条件地相对地存在于发展过程的量变阶段”这个论点，他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个统一是指统一状态，说质变过程中统一不存在，是指统一状态的破坏，统一体的分解。”
周书文针对薛靖的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同一性的含义之一就是互相转化，可见在质变状态中同一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事物的量变阶段，矛盾的同一性主要表现为互相依存，共处于统一体中，而在质变阶段，矛盾的同一性则主要表现为对立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转化。他也不同意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为影响”，“互为基础”的说法。
吴秉元说：认为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有相对性，它们两者的地位不过是半斤八两，这种论点不符合客观事物的辩证规律。薛靖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排斥斗争性的绝对发展，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阻碍事物发展的不是同一性本身，而是矛盾对立面中旧势力的一方。
唐凯麟写道，薛靖一方面承认斗争性存在于统一性之中，离开了统一性就没有斗争性，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统一性只存在于量变过程中，而斗争性则存在于事物过程的始终，这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质变是事物矛盾同一性的分解，但是事物矛盾的同一性的分解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而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当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完全分解了，那时事物的质变过程才最终完成，新事物才完全代替旧事物。因此，即使是质变过程中矛盾的斗争也必须存在于矛盾的同一性之中，“但是这种同一性决不是像量变过程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矛盾的同一性，而是一种为矛盾斗争迅速破坏中的同一性。”
砢几也不同意薛靖的意见。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关于事物在质变状态时有没有矛盾的同一性问题，简单地答以
“是”或“否”都是不对的，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列宁认为，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根据这一点，砢几认为，在质变状态中的同一性又存在又不存在，所以是存在与不存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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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河南哲学工作者讨论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
据《中州评论》第十八期报道：河南省的一些哲学工作者于8月底到9月初，对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展开了讨论。综合起来，有如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不但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统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他们的理由是：（1）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统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属性，因而矛盾的斗争能够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的统一也能够推动事物的发展。比如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又如我们强调政治与业务结合、劳逸结合、红专结合等，都是讲的矛盾统一性对事物发展起的促进作用。（2）事物发展的过程是适合—不适合—再适合—再不适合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最快的是适合阶段，也就是矛盾统一性的作用。例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能很快地促进生产的发展。（3）矛盾斗争性与矛盾统一性是对立的统一，它们的地位是互相转化的，有时候矛盾的斗争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有时候矛盾的统一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4）认为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一样，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对内容也有反作用。矛盾的斗争性对统一性有作用，统一性对斗争性也有反作用。
多数人不同意上述论点，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而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其主要论点是：
（1）事物的发展是新旧两方面不断斗争的过程，发展的内容则是对立的统一。当说发展是对立统一的时候，说的是充满斗争的统一；当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的时候，也是统一性中的斗争性。但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2）事物发展的动力是矛盾双方的斗争。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只能依靠斗争，不能依靠调和。任何新事物战胜旧事物都是矛盾斗争的结果，不是矛盾统一的结果。当然肯定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并不等于抛开了矛盾统一性而孤立地强调斗争性，因为斗争性寓于统一性之中，我们讲的斗争性也正是统一性中的斗争性。斗争性破坏旧统一，建立新统一，统一的新、旧交替，矛盾的主导方面与非主导方面的互相转化，都是矛盾斗争的结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也只是相对的，适合之中就有不适合，适合的形成与发展都是矛盾斗争的结果。所以，事物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矛盾着的双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