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br/>专栏：<br/><br/> 永远要发扬“穷棒子”精神<br/> 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 赵增益<br/> 两年多来，在昆明的工业战线上，始终提倡和坚持“穷棒子”精神，并在建设事业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昆明的很多工厂，特别是市、区属工厂，绝大部分都是依靠了这种精神创办和发展起来的。<br/> 昆明是个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城市，交通不便，工业基础很差。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前，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恢复和发展，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那时仍然受着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办工业看得过分神秘。1958年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提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思想上开了窍，一个全民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兴起来了。在这个运动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和作法。有些人认为，办工业反正就得国家拨资金、修厂房、调设备，没有这些总归不行。于是，只好“两眼向上，两手向外”，依赖、等待，其结果就必然是坐失良机，一事无成。而另一些人则是本着“穷棒子”精神，强调自己动手，白手起家。他们这样给自己提出问题：“一把菜刀能闹成革命，为什么两把老虎钳办不起工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工厂不仅很快地办了起来，而且迅速地得到了发展。像现在可以大量生产电动机的昆明电工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个厂原是一个电机修理小组，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和一点简单的修理工具，后来他们利用了别厂的一个破旧仓库作厂房，因陋就简、七拼八凑地干了起来，不到半年就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小型电机制造厂，担负了二十多个机械工厂的电机配套任务。这个厂所走过的道路，对于解决一部分干部的依赖、等待等思想问题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br/>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们依仗“穷棒子”精神，取得了全民大办工业的伟大胜利。这一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倍半，主要产品产量几乎是成倍地增长。更重要的是大办了钢铁，就为持续跃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59年，随着整个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很多企业面临着“升级”并转向生产“高、大、精”产品的新任务。在新形势下，有一些人旧病复发，又觉得现在条件比过去不同了，还依靠穷办法，恐怕不见得能行吧？何况是搞“高、大、精”产品，没有洋设备怎么能办得到？按照他们的说法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来”，于是“坐以待洋”。而另外一些人则与此相反，他们继续坚持“穷棒子”道路，认定“土能生洋”“鸡毛可以上天”，结果出现了像昆明动力机械厂那样，在一无大厂房，二缺大设备，三是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制造出了“装配掀屋顶、提货拆大门”的庞大蒸气机和比较精密的空气压缩机。这就再一次地使广大干部、工人群众从自己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不仅办厂初期需要依靠“穷棒子”精神，就是在进一步发展提高和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时，也同样需要依靠这种精神。去年，全市地方工业掀起大“升级”、大提高、大造“高、大、精”产品的热潮，就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于那些新兴办的市、区和公社工业，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上起了很大作用。<br/> 两年持续大跃进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只要坚持和发扬“穷棒子”精神，我们的建设事业就能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因此，今年以来，在开展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不少企业仍然是本着这种精神发动群众向工业现代化进军，结果在很短时期内就使企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昆明锻造厂过去的生产方法比较落后，大多数工人都是从事笨重体力劳动。在技术革命中他们立下了“天高要攀，地厚要钻”的雄心大志，自制土设备，大攻锻造关，结果实现了“大件不用人扛打，小件不用手锤敲”的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云南毛巾厂也是如此。今年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们“不等不靠，大家动手造”，终于在半年内制造出了全铁毛巾机、宽幅机、经纱机和烫平机等一百一十台。工厂完全换上了新装，产品的品种、质量都有显著的增加和提高，现在和半年以前相比，确乎是面貌一新了。<br/> “穷棒子”精神不仅表现在生产上的革新技术、自制设备等等方面，而且不少企业由于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基本建设又排不上队的情况下，还自己动手大建厂房。仅据全市机电、化工、轻工三个工业局的初步统计，今年以来自建工程达三万多平方米，其中如昆明虫胶厂、安宁化工厂都是在一无投资、二无建筑力量、三无建筑材料的情况下，自己动手，烧砖瓦、采石料，利用篾席棚、旧木条，分别建成了总计约八千平方米的厂房，解决了生产场地不足的困难。现在，对于昆明市的许多企业来说，“没有厂房自己建，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材料自己找，没有技术自己学”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广大职工群众的实际行动了。<br/> 这几年来，在生产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一直紧紧抓住“穷棒子”精神，大宣传，大提倡，大发扬，经常应用对比的方法，树立鲜明的对立面以教育提高干部、群众，因而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起了很大变化。许多人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动手，轰轰烈烈；等米下锅，冷冷清清”，“‘自’字当头，气象万千；‘等’字当头，寸步难行”。同时，通过实践也进一步懂得了：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始终依靠和坚持发扬“穷棒子”精神，这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也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个根本性的方针。这种精神，不仅过去干革命需要，现在和将来进行建设也同样需要；不仅穷厂、小厂需要，大厂、现代化的工厂也同样需要；不只是办工厂“起家”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向工业现代化进军也同样需要；不只是在工农业生产建设上需要，在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中也同样需要。事实上，全市在文教、财贸等部门都同样出现了不少依靠“穷棒子”精神“兴家立业”的单位和事例。<br/> “穷棒子”精神，这是雄心壮志、敢想敢干、自己动手、发愤图强这些特点的形象性的概括。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讲到，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王国藩领导的农业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并指出：“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昆明市的工业战线上正是由于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形象”，才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穷棒子”精神，也是一种对待困难的大无畏精神的表现。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总会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又十分落后的大国，要进行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建设，没有困难是不可设想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也决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因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暂时性的困难，这种困难本身就包含着可以被克服的因素。毛主席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指出：“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因此，我们遵循着这一真理，对待生产建设中的任何困难，也和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总是在战略上、在整体上藐视它，同时在战术上、在具体工作安排上又要重视它，切实地解决工作中的每一个困难。今年以来，昆明市有许多企业，在生产建设持续跃进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若干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是，他们继续发扬了“穷棒子”精神，大破难关，取得了显著成就。昆明风动工具厂在这方面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个厂，今年要实现产品产量大革命，在工作中碰到不少困难。根据这个情况，厂的党组织总结了几年来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提出一不等（碰到困难不等待别人帮助），二不让（解决困难当仁不让），三商量（有困难和群众商量），四支持（满腔热情支持各种克服困难的创议），五出题（还要经常给自己出难题）的口号，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还把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和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四小”运动（小革新、小窍门、小改进、小创造）相结合，不断地解决矛盾，战胜困难，因而能在职工减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又取得了提前超额完成比去年同期增长四点八倍的全年产品产量计划的重大胜利。<br/> 和“穷棒子”精神相对立的是自卑感、“唯条件论”、伸手派，以及那种“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在“自”字和“等”字的关系上，他们不是“自”字当头，缺乏那种“从山上取来”的志气，而是“等”字当头，总是仰望外边支援，上边帮助。在土和洋的关系上，他们不是坚持土洋并举，而是土的看不起，洋的又搞不成，只好望“洋”兴叹。在人和物的关系上，他们总是见物不见人，死啃“条件”，强调客观困难，而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些工厂企业，虽然和别的单位具备同样的物质技术条件，甚至比别的单位条件更好，但由于精神状态不对头，在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中取得的成就却悬殊很大。昆明就有这样两个水泥厂，一个是拥有全套新式设备的现代化企业，技术和机修力量也相当强，但是对于本厂生产上的薄弱环节，一直是等待国家安排基本建设项目，自己不肯动手；在技术革命中虽然也进行了某些改造，但在转入巩固、提高阶段以后，许多革新项目又都处于拆（拆掉）、摆（摆着不用）、拖（拖着不搞）的境地，企业面貌“依然故我”，生产增长很慢。而另外一个半土半洋的小厂子，虽然技术和设备条件都比较差，却敢于和条件比自己好得多的单位比赛。他们针对生产关键大搞技术改造，仅仅半年时间就从采掘、运输、粉碎、烧成等所有工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去年同期比较生产有很大增长。这两个厂在生产和技术革命上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不同，最主要的无非是在思想上不“一个样”，他们一个是“从山上取来”，一个却是希望“等来”。“取”“等”之间，这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不同，得出相反的两种结果。因此，要发扬“穷棒子”精神，就必须大反自卑感、“唯条件论”、伸手派，大破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不破不立，不破除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坚持“穷棒子”精神，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br/> 为什么我们在建设事业中要提倡这种“穷棒子”精神？为什么一提倡就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发生这样显著的作用？从客观上讲，是因为我们穷，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从主观上说，“穷棒子”精神正是反映了人们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穷棒子”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肩负根绝一切剥削制度的历史使命，有建设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抱着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因此，他们具有雄心壮志，敢想敢干，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永远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坚信“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懂得“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刘少奇：《论党》）因此，不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我们从来总是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而决不单纯地依赖和等待。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广大群众在生产建设中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自己动手与发扬<br/> “穷棒子”精神，这是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br/> “穷棒子”精神也是我党的一种优良的光荣传统。过去闹革命、搞武装斗争，许多地方都是从“一把菜刀起家”“两条半破枪打江山”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解放区人民响应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战胜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造成的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曾经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现在，我们提倡依靠“穷棒子”精神进行建设，正是对我党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br/> 发扬“穷棒子”精神在实际工作中所能起的作用，已为两年多来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为什么在这以前这种精神就没有能像现在这样充分得到发扬，在生产建设事业中发生这样明显的作用呢？固然，这是需要经过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提出，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用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穷棒子”精神就不可能在建设事业中发挥出这样巨大的威力。总路线帮助人们破除了迷信，打掉了自卑感，解除了精神上的重重束缚，这就给“穷棒子”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毛泽东思想，正如许多人这样形象地称呼它，是一把“万能的金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才能使人们的思想“开窍”，才能把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的宝库打开，把群众的积极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昆明市有许多“穷棒子”企业，在“创业”及发展的过程中，也正像昆明风动工具厂一样，曾经碰到过不少困难，有人向他们吹过冷风，但是由于从毛主席著作中汲取了力量，终于能够战胜困难，顶住冷风，取得胜利。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干劲不足查思想，思想不通就辩论，没有办法找群众，方向不明学理论”，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都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答案。<br/> “穷棒子”精神，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可贵的风格。通过这几年来党的教育和生产建设的实践，这种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已经生了根。现在正当我们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保证我们各项建设事业持续跃进的时候，进一步地发扬“穷棒子”精神，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发愤图强的优良的革命传统，无疑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的。
第7版()<br/>专栏：<br/><br/> 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的相互关系<br/>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br/> “肥”是农业“八字宪法”重要内容之一，施肥是农业持续跃进的关键。大跃进以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多施肥和巧施肥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扩大肥源和用肥科学技术水平，就成为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br/> 我国施用肥料的种类很多，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两大类。有机肥料主要包括人畜粪尿、堆沤肥、绿肥、草炭等，是农村中主要的肥源。无机肥料包括硫酸铵、氨水、过磷酸钙、钙镁磷、磷肥等化学肥料，和磷矿粉、石灰等矿物质肥料，它们都是经过开采、加工制造而成的。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在成分、性质和施用上彼此存在着密切的关系。<br/> 有机肥料的优越性是多方面的，肥源广、数量大、肥分含量多样化、肥效持久，可以供给作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各种养分。有机肥料里含有大量有机质，对改良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培养地力，有很大作用。特别是结合深耕全层施用有机肥料，可以加速土壤熟化，使下层土壤变为活土，加深耕作层和增加土壤团粒结构，对保水、保肥和透气性都有很大的作用。土壤肥料研究所关于施用有机肥料对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作了试验，其结果为：土壤团粒（0.25—1.0毫米）对照区是3.64％，多年施用有机肥料区是15.5％，有机质对照区是1.2％，多年施用有机肥料区是2.83％，全氮量对照区是0.06％，多年施用有机肥料区是0.15％。有机肥料里还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和生长刺激素，对促进作物生育有很大帮助。有机肥料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有助于把土壤中一些难被作物利用的矿物养分释放出来，转化为可以被利用的形态，并加强作物的光合作用。生产实践和科学证明，增施有机肥料是获得大面积稳定增产的主要关键。<br/> 无机肥料（化学肥料）主要分为氮素、钾素、磷素肥料，大多能溶于水或弱酸里，很容易被植物吸收利用，肥效快，增产效果也很大，且便于包装运输和施用，较有机肥料大大节省劳力，国家正以各种方式大力发展化肥工业，这对保证我国农业的高速度增产有重大意义。因此必须与有机肥料配合施用，才能充分发挥肥效。<br/> 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施用的必要性及其关系，有下面几点。<br/> 首先，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施用可以取长补短，缓急相济，满足作物在各个生育时期对养分的要求，防止一时肥分过多和一时脱肥的情况。大部分有机肥料分解比较慢，肥效持久，适宜用做基肥，以供给作物整个生育期所需要的营养。大部分化学肥料肥力快，但不能持久，适宜用做追肥，在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加强供给作物生长最快需肥最多时期所需要的肥分。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适当配合施用，更能显著提高产量。如1958年全国棉花肥料试验平均结果，单施氮素化肥每斤氮素增产籽棉七点五斤，配合施用有机肥料后，每斤氮素增产籽棉九点五斤。又如在河北芦台农场进行的肥料试验，在不施有机肥料的基础上，每亩施用硫酸铵十五斤，增收小麦二十一点九斤，在施用一千五百斤厩肥的基础上，施用同数量硫酸铵则增收小麦三十五点九斤，比不施厩肥的提高肥效63.9％。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施用，既能改善土壤性质，又能适时供应作物营养，从而大大提高肥效。<br/> 其次，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配合施用，可以促进矿物质肥料的转化，同时也有利于有机肥料的分解。如我国云南、贵州等省群众施用磷矿粉时，为了促进磷矿粉的分解，和有机肥料混合堆沤后才施用，这样就显著提高了肥效。据云南十四个水稻区试验结果，磷矿粉与有机肥料混合施用，比单用的增产13.3％。贵州省试验结果，水稻田每亩用二万五千斤有机肥料和五十斤磷矿粉混合堆沤后施用，比单用的增产15.6％，玉米增产14％，油菜增产32.6％。增产的原因是由于磷矿粉和有机肥料堆沤后，有机肥料在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酸类物质，可以促进难溶性矿质肥料的分解，有效态养分数量增加，加速了土壤微生物的活动，从而也加速了有机质的分解，产生更多的有效养分，以满足作物的需要。<br/> 第三，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配合施用，可以缓冲无机肥料对土壤和作物所起的不良影响。无机肥料在大量和连续施用的情况下，往往引起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减退，土壤溶液浓度的增加，或酸度碱度的增高，使土壤理化生物性质变坏，影响作物的正常发育。配合施用有机肥料可以防止这些不良影响，并将土壤肥力提到更高的水平。过去在广东、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施用硫酸铵的历史较久，用量也较大，由于没有注意配合施用有机肥料，以致土壤板结，酸性增大，产量不能提高。解放后，这种偏向得到纠正，农民大量施用有机肥料，使过去已经恶化的土壤得到改善，产量逐渐增加。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br/> 第四，对绿肥作物施用少量无机肥料，能显著提高鲜草量。用这种以小肥养大肥的方法，既扩大了肥源，又培养了地力。同时绿肥作物又是一种高级饲料，对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都有重大意义。绿肥的根系很强，很多迟效性的无机肥料如磷矿粉、骨粉等用于一般作物，它的肥效远不如先期施用于绿肥作物，通过绿肥再施用于其它作物。这样做可以大大提高迟效性矿质肥料的有效性。<br/> 从上述可见，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有机肥料是基本的，它具有全面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无机肥料是辅助的，具有灵活配合施用的特点。目前要以养猪积肥为主大力发展有机肥料，并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将来化学肥料大量供应以后，有机肥料仍然是最主要的肥料，并不能被化学肥料所代替。这充分说明党所提出的“有机肥料为主，化学肥料为辅”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第7版()<br/>专栏：学术动态<br/><br/>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问题的讨论<br/> 史绍宾<br/> 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战争，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农民革命战争问题，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研究这些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仅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能够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封建社会的基本理论。同时，研究农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对于发扬我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对广大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br/> 目前研究和讨论正在继续开展。现将几个重要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br/>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br/>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具体地阐明农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研究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历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不少研究。由于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及其和农民战争的关系认识不同，他们在具体论证这一问题时便有不同的意见。<br/> 一种意见认为，农民革命战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每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严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若干改良和让步。这就使生产关系得到若干调整，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一些发展。这是过去在史学界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br/>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有些同志认为，仅作上面那种一般的阐述，特别是仅从统治阶级的改良和让步方面来考察，是很不够的。因此，有的同志便尝试按封建制的发展过程来研究。他们认为，封建制的发展有上行阶段和下行阶段。在封建制的上行阶段，农民革命战争起着保证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基本上消灭了奴隶制度的残余，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迫使统治者做出一些让步。在封建制的下行阶段，农民革命战争起着动摇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作用。具体表现在：打击了封建制度，促使它日趋瓦解，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垄断，为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br/> 另外一些同志，主张从农民革命战争规模的大小、不同的结局和对封建统治打击的程度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规模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比规模小的，取得一定胜利结局的农民革命战争比中途失败的，对社会要起着更大一些的推动作用。更有个别人认为，只有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才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规模较小的就看不出这种作用。<br/>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表现为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王朝；在社会生产上，表现为耕地面积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人口的增长等等；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对进步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发生影响。此外，在保持全国统一，促进各族融合，加强民族间的友谊等方面，农民革命战争也起着很大作用。<br/> 也有一种意见，主张以农民革命战争是否推翻封建王朝，作为衡量农民革命战争是否具有进步性的标准。这种意见受到许多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这将把历史上一切为统治阶级镇压下去的农民革命战争的作用，一笔抹杀。<br/>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性质<br/> 这是目前我国史学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战争，是否具有反对封建制度（或反封建）的性质。<br/>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自始至终都不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这种意见强调农民是自在的阶级，认为农民曾顽强地向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进行了战斗，可是他们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农民革命战争在客观上起着打击与削弱封建制度的作用，可是农民在主观上没有废除封建制度的意识。农民革命的最高要求不过是要一个好皇帝而已。<br/>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后期的农民革命战争才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这种意见认为，当封建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时期，农民觉察不到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处。所以，这个时候的农民没有提出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口号，他们的起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当封建生产方式走向衰落的时候，农民才提出“均贫富”“均田”等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口号，农民起义才具有反封建性质。如果认为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起义竟然要反对封建制度，那就会在逻辑上得出这样结论：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起义不是进步的，因为他们反对进步的生产方式。<br/> 和上述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参加讨论的多数同志都持有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在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存在，因此，农民革命战争自始至终就不能不具有反封建性质。他们不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把封建政权和封建制度割裂开来，没有看到封建制度从经济到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农民革命战争反对封建政权实质上就是在反对封建制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农民因历史的局限性不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了。他们也不同意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观点，认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自始至终存在，只不过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这种矛盾的激化程度不同，因而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反封建情况也有所不同。至于说主张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战争是反封建的，就会得出农民战争是反对进步制度的结论，这显然是只看到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一面，没有看到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有相矛盾的一面。同时，不应该把农民战争的进步作用和反封建性质对立起来，农民起义只有在反封建的前提下才会起进步作用。<br/> 但是，同意农民革命战争自始至终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同志中，对农民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制度的内容，也还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农民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取消封建的等级制度。有的强调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认为农民革命斗争只能局限于封建经济制度范围内。因此，他们认为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封建土地关系，使自己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小经济。<br/>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发展的阶段性<br/> 这是我国史学界新近提出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地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发展的阶段，将有助于了解各时期农民战争的特点，认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在讨论中，大家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有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对划分阶段的标准和对各阶段农民战争的特点认识不同，他们在具体划分阶段时就有极不一致的意见。<br/> 参加讨论的多数同志，主张把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他们主要以农民革命战争所反对的内容和反映农民要求的纲领口号作为划分标准。其中一种意见主张，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唐末的黄巢起义为前段，这一阶段农民起义的特点是都未曾提出过土地问题。从北宋的李顺、王小波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为后段，这一阶段农民起义的特点是提出了“均财富”“均田”之类的政治纲领。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可以唐中叶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一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并且，有的同志认为，前后期农民起义在纲领口号上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唐中叶以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唐中叶以后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占统治地位。<br/> 主张以唐中叶为界把农民战争分为前后两期的同志中，有的还把前期和后期各分为两段。前期分为秦至两汉、三国至唐中叶两段：前段的主要内容是争取生存权、反对兼并，后段是反奴役、反人身依附关系；后期分为唐至元、明至鸦片战争两段：前段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财产平均、人身平等，后段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赋税。<br/> 主张三段分法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根据农民起义的政治要求，结合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考察。这种意见认为，唐以前的农民起义为低级阶段。农民的政治要求主要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这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相一致的。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着全盛的阶段发展，农民的阶级斗争也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这便是唐、宋两代的农民起义。在这一阶段，农民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平均财产的口号，这就远远超过了前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上缓慢的解体过程，农民的阶级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这便是明代后期的农民起义。这时，农民全面冲击封建制度的各个方面，其表现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封建的分配关系，进行减租和抗租的斗争；反对封建的人身奴役关系，要求人身解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农民战争所反对的内容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分为这样三段：东汉末年以前的农民战争，主要特点是反封建依附化和反奴隶残余。三国到唐末的农民战争，主要特点是打击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豪族门阀的统治。宋以后的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专制统治的斗争更加激烈和高涨，其中还夹杂着反对落后经济关系的斗争。<br/> 主张四段分法的同志，是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来划分农民革命战争的发展阶段。他们认为，封建社会各时期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各时期农民革命战争的特点。因此，他们把农民战争分为四个时期：（一）封建社会的早期（战国到东汉末黄巾起义），主要矛盾为农民与豪强大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反奴役、反饥饿和争生存，农民起义的特点是有较浓厚的原始性。（二）封建社会的成长期（三国到唐末黄巢起义），主要矛盾是世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战争的主要要求是反对门阀世族地主的压迫，争取人身权利。（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期（宋到元末红巾军起义），租佃关系已很普遍，经济依附加强了，国家的赋役等剥削也很沉重，因此，这一时期农民战争便主要是反对封建租佃关系，反对残酷剥削，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四）封建社会的晚期（明到清），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比以前更明确，农民起义的主要要求是反对土地高度集中，为争取土地而斗争。<br/>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政权问题<br/> 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常常建立起一定的政治组织，以反抗封建统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必须正确地加以阐明。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能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政治组织是什么性质？<br/> 一种意见认为，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主要的理由是：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封建时代，因为农民是不断分化的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阶级，所以农民政权是不可能出现的。二、农民的斗争是自发的活动，只能局限于封建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局限于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小私有制、小经济，他们无法理解封建的上层建筑，因而没有改变国家制度的要求，不会也不可能建立政权。<br/> 持有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政治组织不是“政权”，而只是临时为军事服务的军事机构，是一种斗争形式。有的认为这种政治组织可以称为短期性政权，但不能称为“农民政权”，因为这些短期性的政权，不可能变广大农民为统治阶级。在农民的心目中和在事实上，存在的只能是“好皇帝”。这就是说，“新政权”与“旧政权”之间只存在着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不同。<br/> 和上述意见相反，不少同志认为，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能够建立政权。他们认为，政权就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权。凡是有政治机构、有政治设施、有政治纲领的组织，都应称为政权。他们也指出，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农民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短期性的。但是，不应该把这一点同农民能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能不能建立一种作为新社会制度最高暴力机构的政权混为一谈。他们还认为，农民战争是阶级斗争最高形式，因此，农民的斗争决不限于经济斗争，也要求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建立自己的政权。<br/> 持有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政治组织，是短期性的农民政权。他们也认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自身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农民政权只能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存在，并常常是军政合一的。这些同志并强调指出，农民政权虽然是仿照地主阶级中央或地方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即它领导农民反对封建王朝，对地主阶级施行政治压迫，实施一些符合农民利益的经济政策，采取原始性的素朴民主的“公议”形式，等等。<br/> 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此外，还有农民战争和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等等。但是，从上述介绍中已可看出，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已大大加强，并已取得一定成绩。为了使讨论开展得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我们想提出以下几点意见。首先，需要对一些重要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讨论，集中地加以解决。如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就是值得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其次，需要深入地研究一些较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br/> 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认真体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会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去研究农民问题，对历史事实进行创造性的分析和综合，从其中引出规律，建立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这门学科。<br/> 在研究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的时候，必须加强反对国内外反动历史学的斗争。解放前，国内外的反动历史学者，一直在恶毒地污蔑我国农民革命斗争历史，为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解放以后，在我国露骨地宣扬这些反动历史观点的是没有了，然而这些观点的影响在某些著作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丑化农民阶级，美化地主阶级，模糊阶级斗争，把农民革命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恐怖，散播感伤主义的情调，抹杀农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等等。显然，只有同这些反动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肃清这些观点的影响，才能真正阐明农民革命斗争历史，提高研究水平。<br/> 在研究和讨论中，需要认真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各个重大问题，都要展开反复地争辩。对有关史实，要集中人力分头加以整理；对经典著作有关的指示，要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讨论。不同的意见，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要允许发表，不要急于得出结论。有关的刊物，需要积极地组织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同心协力去作，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的研究一定会获得更加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