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聂耳、冼星海不朽
夏衍
今天，首都的文化、音乐工作者将隆重地举行集会，纪念中国人民的歌手、中国无产阶级音乐艺术的先驱者聂耳同志的逝世二十五周年，和冼星海同志的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他们两个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十五年了，但是他们还活着，他们将永生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是永生不朽的了。
聂耳和冼星海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也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法西斯文艺思想斗争得最剧烈的时代。他们都是从旧垒中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也还有不小的因袭的负担，所以，当他们像海燕一般冲入这一场斗争的暴风雨中来的时候，首先要决定的是走哪一条道路和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决定了走革命的道路，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道路，他们选择了依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聂耳在他早年的日记中写过，要革命，就得要求自己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这样，他就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冼星海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正碰上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他住过巴黎的贫民窟，生活早就使他认识了代表两个阶级的两种不同的音乐艺术的差别，所以一回到上海，他就如鱼得水一般地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音乐队伍中来了。他们找对了方向，找到了“立足点”，他们用音乐作为武器来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联系群众，从斗争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并从实际斗争中来改造自己，逐步地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他们两个有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在创作上也有不同的风格，但是，他们都是无畏的人、勇敢的人，他们都是不知困难、不知疲劳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当他们站在音乐战线的前列，高举起革命音乐的大旗的时候，他们都很年轻，他们没有“名气”，没有“文凭”，甚至也没有——特别是聂耳——受过正规的音乐艺术的“基本训练”，可是，他们的出现像是一声晴空的巨雷，像是一头威慑群山的狮子。他们敢于藐视貌似强大的“权威”，敢于和这些“权威”作坚决的斗争，他们根本就无视一切资产阶级“学院派”对他们的奚落和讥诮。他们参加实际斗争，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切切实实地磨砺自己的武器，也就用这种从实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术，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真正能够反映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聂耳写下了《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冼星海用豪迈的调子，唱出了“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的歌声，接着就创造了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和革命精神的《黄河大合唱》这一部不朽的作品。他们两个的创作活动的时间都很短促，他们真有点像暴风雨中的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可是他们却就在这短促的三五年的时间之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热情如火、永远振奋人心的作品。
中国的新音乐艺术是在革命和斗争的年代里，从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就具备了目的性很明确、倾向性很鲜明的特点；同时，中国新音乐艺术一开始就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一种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武器，它首先要在工农兵群众中流传，它必然地先要通过人民群众的考验和批准，所以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就具有土生土长的、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聂耳和冼星海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道路。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革命的、战斗的精神，和群众化、民族化的方向，正就是我国音乐艺术的最值得珍视的传统。
聂耳同志逝世已经二十五年、冼星海同志逝世已经十五年了，他们离开了我们，他们没有能看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歌声，他们的精神，却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起来”，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我们的祖国即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而屹立于世界。聂耳、冼星海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今天，我们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来告慰我们早逝了的战友，明年，在建党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无愧于今天这个伟大时代的音乐作品，来作为献给他们的香花和旨酒。（附图片）
学习了聂耳和冼星海的榜样，把战斗的凯歌到处传扬！
（麻胶刻） 陈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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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聂耳、星海
田汉
接到中国音乐家协会纪念聂耳、星海的信使我很惊讶，原来聂耳离开我们竟已二十五年了，星海也逝世十五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呀！
我认识聂耳是在他从云南经湖南、广东辗转到上海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月歌舞团（也就是电影里的五花歌舞团）的乐队任小提琴手，同时因他的同乡一位张君的介绍参加了“上反”（上海反帝大同盟，党的群众组织）的工作，他常到沪西一带跟劳动人民接近。由于他对音乐艺术有他自己的想法，又对他所从事的音乐工作有所不满，也由于他反帝国主义爱国的热情迫切地要求革命，要求靠近党，我曾应约到明月歌舞团跟他相见。我们谈得很多，了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也知道了他在工作学习上的苦闷。后来我介绍他加入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在这里他接触了几位党的音乐家，在他们的帮助下提高了他的思想和艺术技巧，后来他也在这里入了党。聂耳由明月歌舞团转入联华公司，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自己任指挥。我还记得《新女性》上映时，他热情洋溢地指挥着全部穿工人服装的合唱团员高唱《新女性》主题歌。
我跟他合作过很多歌曲，电影方面从《母性之光》的《开矿歌》，《桃李劫》的《毕业歌》等，到《风云儿女》的《义勇军进行曲》。话剧方面有《回春之曲》的《告别南洋》、《梅娘曲》等，我们也合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这戏最近将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来纪念这位党的音乐天才。（该剧由刘郁民导演，茅沅音乐构成。）
《扬子江暴风雨》1935年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堂演出，用的是麦伦中学庆祝校庆的名义。当时演员有郑君里、王唯一、露露等，他们都是左翼戏剧家。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他向敌人冲去，吼着“我们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码头工人们，打桩、打砖的工人们也唱着“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的战歌跟着一道冲去时，引起了当时爱国群众的热烈共鸣，全场跟着吼起来了。在场的塔斯社记者也把这激动的场景向莫斯科报道了。
事情隔了二十五年，中国劳动人民做了中国的主人了。当时要打倒的敌人国内反动派已经打倒了，当时主要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也投降了，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也赶出大陆了。中国人民终于获得解放，而且在党的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我们正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建设着社会主义，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后又将向共产主义的光辉远景兼程前进。这真是我们值得向聂耳同志告慰的事。
看过中央实验歌剧院《扬子江暴风雨》的排练，大家感到聂耳的曲调和高昂的节奏就是那样富于战斗性。当时的中国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侵凌压迫，逼着每一个中国人回答抗战还是屈服的问题。聂耳通过他那充满着革命感情的歌曲对敌人做了回答，对同胞做了号召。《扬子江暴风雨》的《前进歌》实际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基础。这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曲调的确是有些火药气的，这样的曲调可能不投合某些和平主义者的口胃了。但聂耳的调子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我看一点也不！
曾经有人说代国歌过时了，我们现在是大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不久将要过渡到更美好的共产主义，怎么还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当然，随着建设的进展代国歌总是要换的，但别忘了现在还有帝国主义。尽管它们在垂死阶段，还是要作最后挣扎。它们步步与我们为敌，时时对我们进行攻击破坏，不让我们建成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还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必须经常对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保持高度警惕，加强自己的团结和努力，给胆敢侵略我们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民族免于危险。因此，当我们发愤图强的今天，多唱唱聂耳的歌曲，提高对敌人的警惕和战斗意志，我看是完全必要的。
我认识冼星海同志是张曙介绍的。那时他们在萧友梅主持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读书。张曙是南国社社员，因此星海跟南国社也发生了关系。
我跟星海合作较多却是在他从法国回来以后。他在法国学音乐真是辛苦备尝，在菜馆澡堂之类的地方替人家跑堂、扫地，或带着小提琴到街头巷尾村边演奏，以谋一饱。马思聪先生在巴黎的时候也曾帮助过他。他所崇仰的几位作曲大家，看出他的才能，也被他的坚强意志所感动，尽力教给他理论和技巧而不取学费。他的音乐知识就是这样苦学得来的。
星海十分敬爱他的母亲。当星海在巴黎苦学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在上海给人家做工度日，以成就她儿子的学业。星海回国后才把母亲接回来。星海的曲子像《顶硬上》等就是呈献给他母亲的。
1936年我出狱以后曾约张曙、星海、金山诸位在苏州会面。我们同游了太湖洞庭山。在山光水色中我们交换了一些戏剧、音乐上的意见。那时张曙和星海都用我写的歌词新谱了一些歌曲，至今还记得张曙在船上唱了星海作曲的《黄河之恋》。
我们在洞庭山拍过一张照，这是我跟星海的唯一的纪念。
在上海，星海写了一个民族交响曲，起先他还希望有人支持这个交响曲的演奏。后来才知道“肉食者鄙”，他才把力量完全用在鼓吹抗战、鼓吹民主的歌曲上了。
我在南京把托尔斯泰的《复活》话剧化，以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二十六周年，是想通过这个戏对革命起一定作用。戏中用了许多歌曲，有张曙作曲的，也有星海作曲的。星海作曲的《莫提起1759年的事》，后来改成了《莫提起九一八的事》，在抗战中传唱甚广。最后一支《茫茫的西伯利亚》也是星海作曲的，苍凉抑郁之中却贯串着一股雄浑坚强的情调。我非常欢喜星海这个曲子。我觉得他有一种别人难及的气魄。这也说明他何以会写出后来的《黄河大合唱》。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戏剧界组织十几队救亡演剧队，向内地出发，进行抗战宣传。星海和洪琛先生们参加了救亡演剧二队，经南京、徐州，转到武汉，在这里和张曙、林路、赵启海等汇合，组织了许多业余合唱队，歌唱抗战歌曲，人数多至五千人，武汉城乡山巅水涯都可以听到他们的高昂激越的歌声。
当武汉退出以前，为了给戏曲工作者们一些政治教育，巩固他们继续宣传抗战、争取民主的决心，曾由三厅主办了一个留汉戏曲演员训练班，对京汉楚剧和杂技演员进行了短期的讲习。星海与张曙参加了这个工作，并且为他们谱一个班歌，主要是鼓励演员们发扬民族气节，不要为敌人歌舞。这个歌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许多艺人都离开了武汉，不顾艰难困苦走向西南各地，有些是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至今武汉汉楚各剧演员还有能唱这个歌子的。
星海是从武汉进入延安的。在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星海的进步一日千里。我在桂林、昆明的时候就听到一系列他所作曲的大合唱在演剧队内演出，后来又听到《黄河大合唱》，那是多么有巨大光彩的作品！听到党送他到苏联深造，我们都为这位卓越的音乐战士祝福，期待他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是很不幸，他也跟聂耳一样成为不归之客。
新音乐界曾经出现过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音乐工作者命途多舛，而是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剧烈进行中难于避免的现象。一想到这些党的音乐战士光辉的业绩和过早的死亡，总觉得损失太大了。怎样弥补这些损失呢？那就是坚决学习聂耳、星海的革命精神，掀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歌咏运动、歌剧运动，使音乐发挥应有的革命鼓手的作用。聂耳、星海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们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勇往坚定，毫不动摇；因为他们迫切追求党的领导，而用他们勤学苦练得来的艺术技巧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他们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及前修之禾远”，踏着他们的足迹追上去吧。我们的条件比他们那时候好，我们队伍比他们那时候多，我们斗争规模比他们那时候广阔，我们的成就也应该比他们的巨大。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弥补由于失掉他们的损失，才能继承和发扬他们创造的革命音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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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贵的友谊，美丽的艺术
——欢迎朝鲜人民军协奏团
李伟
正当中国人民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隆重纪念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十周年的时候，英雄的朝鲜人民的文化使者——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张瑞焕少将率领下，应邀来我国访问演出，这不但为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异彩；同时，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为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国人民具有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艺术的交流，都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十年前，美帝国主义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地抗击了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派出了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最后，朝中人民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美国侵略者，彻底戳穿了纸老虎的真面目。在这一正义的战争中，英雄的朝鲜人民为反对侵略、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赞扬和尊敬。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两大民族唇齿相依的友谊，是两国优秀儿女为维护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而共同斗争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在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年代里，朝鲜人民对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指战员，都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和兄弟姊妹一样，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有的甚至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这种深情厚谊，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是一支由朝鲜人民军战士中选拔出来的、有艺术天才和优良品质的青年组成的艺术队伍。他们从1948年2月8日建团那一天起，就成为党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在保卫祖国、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争时期，他们始终和朝鲜人民军战士们一起，英勇地战斗在前线。他们不仅用雄壮的歌声和欢乐的舞蹈，鼓舞了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必要时，他们还直接作战，对敌人进行英勇斗争。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除了经常深入到连队教战士们唱歌跳舞，为战士们演出以外，还经常到工厂、农村，为工人、农民进行慰问演出。因此，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受到了朝鲜人民军战士和朝鲜人民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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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诗画配
讲演
天马诗 方成画
报载：10月15日，东京的法西斯分子在京桥公会堂举行大讲演会，支持对浅沼的行凶。偌大的一个会场，听众、讲演者和记者合在一起，只有寥寥数人。
会场外口号震天，
一声声：惩办杀人犯！
会场内却这么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
只有那桌儿椅儿干瞪眼。
丢脸！丢脸！
似这般尴尬场面，
如何作讲演？！
腿在发抖，
心在打颤，
这嘴巴压根儿不听使唤。
望窗外：红旗招展，
怒潮一片，
千万人民举铁拳！
作难！作难！
吃奶气力都使尽，
这车轮儿啊，
偏偏扭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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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心里有数
焦合文
河北交河县文庙公社扁渡里生产队“过日子能手”杨世符当上了“食堂顾问”，人们都说他心境大、眼力高。他常说：“过日子就凭个算计劲，细水长流，吃穿不愁，不是吗？杀鸡只能吃一顿，养鸡才能长吃蛋。”说得大家直点头。积极推行了“十个月早知道”和“十日饭表”制，社员们吃饱、吃好、又节约。
可是，农村里也有个别“闭着眼睛过日子”的人，心里没底没数，吃用大手大脚，他们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当然，让群众吃饱、穿暖，过幸福生活，这是党关心人民生活的老主意；一人有难，众人相帮，这是咱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万不能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闭上眼睛过日子”，总觉着反正有党撑腰，有人帮忙，有公社这个靠山，不愁山前没有路，只要到时候伸手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样想，这样做，真是大错特错了。人民公社是大伙的家，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就要靠大家出力，不能有依赖思想。“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路，就得找路、开路，这才是真理。
过日子也像行车赶路一样，听党的话，今天看到明天、后天，走一步看两步，甚至是看十步，勤俭当先，条条大路通天堂。
车到山前有没有路，决定在人。要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就不能养成“光伸手不动手”的脾气。过日子就是这样：数着指头过，没有越过越穷的，张着巴掌过，没有越过越富的。自己动手，从坏处想，往好处做，心里有数，脚下有根，争取主动，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过日子要作“动手派”，不做“伸手派”，这是两条道路，两个立场，两种思想，两种方法，结果是一进一退，一得一失。正确的做法是：发扬“穷棒子”精神。
我就信服这样的干部：领着群众过日子，看的远，想的全，“不图一时乱拍手，只求他日暗点头”。说起来，还是那位“食堂顾问”说得有理：细水长流，吃穿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