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发展牧业区经济的战略任务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高峰
青海省牧业区地区辽阔，资源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牧业区的建设事业，正在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而且将逐步变成青海省的建设重点。为了适应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迅速发展牧业区经济，根本改变牧业区面貌，当前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就是大量开垦荒地，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增产粮食，实现粮食自给。
向荒地进军 向大地要粮
解放以前，青海省牧业区基本上是单一的畜牧业经济，除了共和、同仁、尖扎、都兰、玉树等县，种植少量农作物外，绝大多数地方，根本不经营农业，粮食全部依赖农业区供应。加以蒋、马匪帮的残酷压榨，交通阻塞，广大牧民群众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一年只能吃到几十斤粮食，玉树、果洛等某些边远地区的群众，甚至常年“不食五谷”，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解放以后，牧民生活水平虽然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赶不上牧业区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近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一举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牧业区广大干部和各族农牧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在畜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到1959年，牧业区已经建立了六十八个国营农场（包括河南青年垦荒队农场），绝大多数县和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农牧结合，开垦了大量荒地，种植了粮食、饲料、蔬菜作物。牧业区的播种面积由1949年的三十万亩，发展到1959年的一百五十五万亩，粮食总产量由二千九百一十五万斤，增加至四亿三千六百五十万斤。牧业区三十五个县、市（不包括门源、贵德、循化），除共和、同仁、尖扎三个县在1958年以前实现了粮食、饲料、蔬菜自给外，1959年又有贵南、海晏、都兰、德令哈、乌兰、玉树、称多等七个县，实现了“三自给”；还有一部分县和公社，实现了半自给。贵南县过马营公社，1959年还卖给国家余粮八十二万斤；岗察县哈尔盖公社，1959年第一次种地，就实现了粮食自给。
特别是1959年冬季，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的精神鼓舞下，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大量垦荒运动。“向荒地进军，向大地要粮”，力争提前实现粮食、蔬菜、饲料自给的号召，激奋人心，鼓舞斗志，群众干劲越鼓越足，垦荒指标一跃再跃，全省四十四万劳动大军，挥戈跃马，投入垦荒和兴修水利战斗。仅仅两个多月，全省即新开荒地三百八十三万余亩，提前完成了1959年冬季开荒三百万亩的计划，等于解放十年来开荒一百三十九万亩的近三倍。其中牧业区各个州、县即开荒二百万亩，等于解放前原有耕地面积四十一万亩的五倍。
牧业区发展农业的过程
就是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过程
牧业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特别是垦荒运动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整个牧业区农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和各种右倾思想斗争的过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开始就反对在牧业区发展农业，攻击我们在牧业区种地是“主观主义”。有些人说什么“海拔高不能种庄稼，绝对无霜期没有九十天，庄稼不能成熟”等等。一些有保守思想的同志，也抱着怀疑态度，劝我们“慢慢来”。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同各种形形色色的右倾思想、保守言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充分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向自然宣战，向戈壁夺田”。提出的口号是：“碱地变秦川，草原赛江南，戈壁变成米粮川”。这些豪言壮语和凌云壮志，充分表现了广大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干劲，也是牧业区发展农业生产、大量开垦荒地的重要保证。
青海牧业区海拔高、无霜期短，对发展农业生产有些不利。但是日照长，昼夜温差大，对作物生长是有利的。勇敢勤劳的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千方百计地同困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久治县的群众，修筑一千多个土炉，熏烟防霜，第一年开荒，就有二十二亩青稞平均亩产高达五百三十斤；海北藏族自治州尕曲农场，曾战胜了二十三次大小霜、冻、风、雹等自然灾害，获得了大面积千斤丰产纪录，其中三亩多青稞亩产高达二千多斤。柴达木的一些农场，采用了小麦冬播的先进经验，克服了无霜期过短的困难。戈壁农场千方百计同碱害作斗争，获得了八千亩碱地小麦平均亩产八百斤的巨大胜利。就是在海拔高、无霜期很短甚至没有绝对无霜期的地区，种植粮食也成功了。玛沁县就有一百七十三亩青稞、二十七亩油菜成熟了，青稞最高亩产达三百二十斤。这一切都说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就可以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只见物，不见人，只看见困难，看不到有利条件；在他们的面前，事物永远是静止的、不变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人们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作自然的奴隶。事实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一切谬论。牧业区不仅能够种植庄稼，而且完全能够获得大面积丰产。
以牧为主 农牧结合 发展多种经营
牧业区农业的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结果。1958年，在牧业区广泛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诉苦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彻底摧毁了牧主阶级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根本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牧主阶级霸占着大量最好的草原，死命地反对开荒种地，说什么“草原修水利不吉利”，“牧业区开荒要遭灾难”等，迷惑群众，抗拒政府，并且尽力制造和夸大“农牧矛盾”，借此反对开荒种地。当时，所谓“农牧矛盾”，是带有阶级性的。个体牧民则由于力量单薄，无力垦荒。因此，大量垦荒就是不可能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封建的草原占有制度彻底改变了，广大劳动牧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破除了一切迷信禁忌，解除了思想束缚，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社社开荒，队队种地，不少地区实现了农牧结合，粮食自给，甚至自给有余。公社化后，生产关系根本改变了，“农牧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发展农业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只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就可以作到农业、牧业相辅相成，共同跃进。农业的大发展，也就为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牧业区大量垦荒和农业大发展的胜利，充分证明省委提出的牧业区农业生产以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是牧业区人民公社唯一正确的经济方针。近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牧业区绝大多数地方是可以种植粮食的，而且一般产量较高，是青海省的粮食高产区。1958年德令哈农场就创造了万亩小麦平均亩产超千斤的奇迹，赛什克农场创造了小麦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高产纪录；1959年在全省千斤以上的四万七千亩的高额丰产田中，牧业区就占四万二千亩。许多农场，第一年开荒种地，就获得了亩产四百斤、五百斤甚至千斤以上的高额丰产。这说明在牧业区大量开垦荒地，是青海省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多快好省的途径。同时，事实也进一步证明，牧业区人民公社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统一规划，合理安排耕地和牧场，农业的发展，绝不会影响畜牧业的发展，恰恰会有力地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例如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的贵南县过马营公社直核大队，1958年耕地面积达到一万多亩，既种植了粮食作物，也种植了饲料、饲草，用麦草补饲了一千八百多头老、弱、孕、幼畜，保证了1959年牲畜净增28％，绵羊热配、一年双产也已试验成功。乌兰县茶卡公社经常固定60％的劳力从事畜牧业生产，24．86％的劳力搞农业生产，其余作为机动力量。牧业忙季搞牧业，农业忙季搞农业，平时大搞副业，既迅速发展了农业，使1958年播种面积达二千三百余亩，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又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1958年冬与1959年春就给牲畜补饲草近百万斤，青稞、燕麦二万五千斤，保证了1959年牲畜净增21％。
牧业区发展农业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牧业区大力发展农业，大量开垦荒地，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现在广大牧业区，开始形成大片大片的农业区，建立了一些粮食生产基地，正在改变着青海省的农业布局，根本结束了以往广大牧业区单一畜牧业经济的历史，也开始改变着畜牧业单纯依靠自然放牧的落后经营方式。大批国营农场、牧场的建立和实行机械垦荒，大大加强了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开始了农业的技术革命。农业的丰收，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各族农牧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信心和决心；证实了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是青海省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现在，大抓农业，大量增产粮食，已经成为青海省各级党组织同全体人民的共同思想，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农业大发展的新局面，已经形成，农业建设史上，新的灿烂的一页已经揭开。
青海省广大牧业区，地区辽阔，土地肥沃，可资利用的水源很多，初步调查，约有可垦荒地四千余万亩。只要大量开垦种植，对发展牧业区经济，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的大发展，粮食大增产，才能高速度地发展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也才能迅速发展文教卫生事业。这点，已经愈来愈被事实所证明，也愈来愈被多数同志所理解。要根本改变牧业区的经济面貌，要使少数民族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改变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必须大力发展牧业区现代工业，培养本民族的无产阶级队伍。青海省牧业区矿藏资源非常丰富，矿种多，储量大，分布广，已经发现的有七十余种，可以说是县县有矿、到处有矿，工业发展前途极大，完全有可能成为祖国的石油、化学、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基地之一。但是，由于青海省人口较少，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就必须大量移入人口，而人口的大量增加，又需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因此，大量开垦荒地，就地生产粮食、蔬菜，就成为发展工业的首要条件，否则势必影响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柴达木地区近几年来由于石油等工业的迅速发展，人口激增，粮食、蔬菜需要的更多，几年来农业虽然发展很快，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每年还从外地调入大批粮食。同样，畜牧区要高速度发展，也必须与农业结合，就地生产粮食，建立巩固的饲草、饲料基地，逐步改变完全依靠自然放牧的经营方法。无数事实一再证明，牲畜在冬春缺草季节如能得到补饲，不但可以大大增强体质，抗御风雪寒冻，减少死亡，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繁殖成活率，实现一年双产、一胎双羔。同时，牧业区也只有实行定居轮牧、农牧结合，才能更快地提高各族牧民群众的生活，迅速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改变牧业区文化落后的状况。
因此，坚决贯彻执行“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并举”的方针，全面安排劳动力，继续在牧业区大量开垦荒地，增产粮食，积极支援畜牧业的发展，并为大工业建设准备条件，就是青海省今后若干年内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也是牧业区各级党委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垦荒工作的领导，教育干部认识大量垦荒、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树立长期建设牧业区的思想，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毅力，不但在牧业区开荒种地，建立农场、牧场，而且要准备在牧业区修铁路、盖工厂，在无人区建立城市。柴达木地区的职工，已经给我们作出了良好的范例，其他地区的职工和农牧民群众，也应该急起直追，努力学习。目前，要切实把农业生产和垦荒工作紧紧地抓起来，在已经超额完成1959年垦荒三百万亩计划的基础上，乘胜猛进，争取1960年开垦更多的荒地，把牧业区早日建设成为青海省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当前的五项工作任务
当前，我们要抓紧作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进一步掀起以兴修水利和积肥造肥为中心的备耕高潮，尽量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努力增加施肥量，并充分作好种子调运、工具准备、机具维修、耕畜饲养等备耕工作，保证原有耕地和新开荒地今春全部适时播种，不误农时。
其次，要大力加强荒地、水源的勘察规划和农场的设计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合理安排耕地和牧场，保证1960年及今后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切实作到农牧业互相结合，相辅相成，在保证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大量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第三，进一步加强国营农场和机械垦荒队的领导。国营农场是牧业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机械垦荒队是一支新生的力量，将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牧业区垦荒的主力。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不断改善管理水平，提高现有机械利用率，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加强成本核算，发扬勤俭办场的优良作风，提倡少花钱，多开荒，争取用同样的投资开垦更多的荒地。
第五，进一步发动群众，大搞垦荒运动，社社开荒，队队种地，能种粮食的地区，都要努力实现粮食自给。牧业区所有机关、部队、学校、企业厂矿，也都要就地尽量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粮食，饲养家畜、家禽，有条件的要力争实现菜、肉、粮食三自给。牧业区所有人民公社和国营农、牧场，都要建立专业垦荒队，把常年垦荒和短期突击垦荒结合起来，把机械垦荒和人畜力垦荒结合起来。1960年和今后若干年内，都要在春耕后，田间管理大忙前和秋收后、春耕前，组织两次大规模的垦荒高潮，使牧业区的农业生产，以更快的速度，飞跃发展，争取更快地改变牧业区的面貌，把牧业区建设得更美丽、更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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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和实践结合，以人民为师
评“中国古代科学家”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记述了二十九位我国古代科学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它是由各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和专家撰写、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编辑而成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在我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是很不平凡的。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李冰父子所修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还能灌溉十五个县的五百多万亩田。公元后七世纪初年，李春所修河北赵州的大型石拱桥，至今还在使用。赵州桥这种形式，在欧洲出现比我们晚九百多年。至于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营造的一部最好的辞典和手册，也是全世界少见的一部奇书。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在营造建筑和水利工程方面所放射的光辉。
李时珍的本草学，是医药科学以至植物分类方面的杰出著作。张衡的侯风地动仪，发明于公元132年，比欧洲创造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多年。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密率或作355／113，约率为22／7。在欧洲，一直到德国的鄂图才得到了这一数值，比祖冲之晚了一千年。宋朝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是欧洲天文钟的直接祖先。公元105年，蔡伦改良了用植物纤维造纸。公元八世纪中叶，中国造纸术传至中亚细亚；十二世纪中叶，始由阿拉伯人传至西班牙。公元十世纪左右，宋朝的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比欧洲的谷腾堡要早四百年。指南针也是我们古代的一个重要发明，宋代已用于航海。当时，沈括并且发现了罗盘上的磁针不指正南，而略偏东。以上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是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的里程碑，是我们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光荣，也是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的光荣。
扁鹊的神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华佗的外科手术，葛洪的炼丹术，陶弘景和孙思邈的本草学和方药，一行、郭守敬、徐光启的天文学，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马钧的翻车和新式绫机，裴秀的地图画法，郦道元、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成就，贾思勰、王祯对于农业科学的整理，沈括、宋应星的多才多艺，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也有突出的贡献。
黄道婆是书中唯一的女科学家。她把海南岛黎族妇女所有的一整套棉纺织技术，介绍给她的家乡——上海妇女。由黄道婆可以见到黎族对于祖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由明安图可以见到蒙古族在数学上的智慧。这都说明，我们的少数民族在祖国文化的发展上是作出了贡献的。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和生产实践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隋代李春修造赵州石桥，得力于冶铁业的发展。李慧达建造施舍给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大铁镬，计重两千斤，这是说明公元七世纪左右冶铁技术发展的具体材料。自晋至隋，有裴秀、葛洪、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陶弘景、李春诸人。仅就裴秀、郦道元来说，他们都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所收的卷数远远超过前代，这是社会和生产发展的一个反映。十六、十七世纪的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诸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是一部当时生产技术发展的总纪录。所有这些科学家的成就，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可以从此推知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的出版，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又说明了科学技术一定要在群众中扎根，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然后才有生命。如鲁班、扁鹊、李冰父子、蔡伦、张衡、孙思邈、黄道婆诸人的一生，都和当时的劳动人民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因此，他们在过去人民的心目中是生而为人、死而为神的。此外，出身于工匠者还有李春和毕昇，他们都充分发挥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其余许多人之所以能有那样的成就，和群众的力量也是分不开的。如贾思勰，他所写的“齐民要术”是古代农业科学上一部伟大著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同老农研究和他亲自考察得来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科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但是，李时珍能以劳动者为他的助手和老师，所以他能有那样伟大的成就。王祯、徐光启和其他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也都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这一优良传统——以人民为师，从群众中汲取智慧。
建国十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以豪迈的步伐，冲天的干劲，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大搞科学，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的鼓舞。同时，它也告诉了我们，科学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有所成就。此外，由于这本书的作者都是各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和专家，所以一般而言这本书是内容丰富、深入浅出的。这种写作方法也很值得提倡。
但是，就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所已经达到的水平而论，“中国古代科学家”一书是有可能写得更好一些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愿就这本书中所存在的一些缺点提出几点意见。
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中说，“任何科学家都脱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所以书中对每个人物的时代背景都作了简单的叙述。”但是，在这本书所述写的二十九个科学家当中，有好些人的时代背景是叙述得很不够的，例如讲述北宋的毕升和元代的王祯的两篇即是如此。衡量一个科学家的成就对历史的贡献，应该和对他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的估计相一致。但是，这本书中某些篇的作者，在这一方面做得还不成功。例如，在徐光启篇中，作者认为当时“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十分显著的阶段”，同时却又遗憾地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虽然是我国一部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贯穿这书内的思想方法又在在符合了当时某些经营地主们的要求。”既然在明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确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作者对“农政全书”所致憾的就正是徐光启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了，因为经营地主就是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
书中对某些科学家和某些事件的论述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罗布淖尔西汉烽燧亭遗址里曾经掘得一张质地比较粗糙的麻纸，经考定至晚当为公元前一世纪内的遗物；在额济纳河旁的一个汉代烽燧亭遗址上也曾经掘得一张用植物纤维所做的并写有好几行文字的纸，经考定是公元后第一世纪九十年代内的遗物。然而本书蔡伦篇的作者“仍然相信蔡伦是纸的发明人”，这是不恰当的。武器兵器的制造和发明，对于防制敌人的侵袭和卫护国家民族的安全来说，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然而本书马钧篇的作者对于马钧的改进“连弩”和试制轮转式的发石机，却以为是“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不免加了一个污点，所幸他的设计没有应用，还未铸成大错。”这也同样是不恰当的。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神仙异闻等传奇的故事”，这使得水经注不只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理书，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单就深入了解古代某地区的民情风俗等事来说，通过某地区流行的故事和传说，也常常是很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本书郦道元篇的作者在估价这个特点时，却仅仅认为这是郦道元的“思想意识中还不免有唯心主义色彩”，似嫌片面。徐霞客篇的作者说，徐霞客生在“伟大的时代”，所以他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通过这一人物又表现了伟大的“时代精神”，这是和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夸大的论断。在这一篇中，作者还把长江江源和南盘江北盘江江源的发现归功于徐霞客，这是沿袭了丁文江的“徐霞客年谱”中的错误说法。
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中说，这本书是要做到“文字力求通俗”的。但是，有好些篇不甚符合这个要求，并且有些篇的文字还有不合语法、不够确切之处。书中的插图也有问题。例如，扁鹊、张仲景、陶弘景三人的画像，神情和面貌过于相似，特别是陶弘景又拿着一册木版印刷的线装书。陶弘景是第五、六世纪间的人物，那时距离雕板术的发明至少还有二百年，距离线装书的出现就更远了。此外，书中还有个别错误。例如，第五十一页七行括号里的“宝庆县”应作“邵阳县”，第一百二十九页十四行的“守山阁明刊本”应作“守山阁刊本”或“守山阁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