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保卫祖国是英雄 建设祖国是好汉
解放军立丰功树伟绩
一年来,英勇保卫了祖国东南沿海;迅速平息了西藏叛乱;军事训练大面积丰收;文化教育蓬勃发展;献出四千多万个劳动日参加国家建设;铁道兵在二十五条铁路线上提前二十五天完成工程建设计划
本报讯 高举毛主席军事思想红旗,向现代化革命化目标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一年中,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圆满地完成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并在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比往年更大的成绩。
一年来,福建前线部队英勇保卫了祖国的东南沿海,沉重打击了蒋军的骚扰破坏活动。前线炮兵在数十次炮战中,有力地保卫了沿海人民的生产建设,空军部队在多次空战中,保卫了海上商船、渔民的安全。临近蒋军盘踞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平潭岛,一年来在人民海军的保护下提前三十六天完成了全年的捕鱼计划,北霜、浮?等岛也由于我军舰艇的保护,捕鱼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同时,前线海军还保护了一万三千多艘商船安全通过福建沿海的航道。
去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西藏军区部队英勇奋战,迅速平息了叛乱,使西藏人民获得了新生。
在保卫祖国的同时,一年来各部队坚持不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官兵们觉悟水平不断提高。在向革命化目标前进的思想指导下,全军上下为攀登军事科学高峰,掀起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热潮。南京地区部队现有的80%的营级以上的干部参加了集训队,较系统地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数以千计的排、连级干部,通过自学提高了军事思想和政治水平。
由于毛主席军事思想深入人心,各部队的训练虽然比往年要求高,课目复杂,但是大面积丰收的单位却比往年多,整师、整团的单项“优秀”不断出现,“满堂红”的营、连也在成倍增加。在全面丰收的基础上,“一专多能”的官兵越来越多了。炮兵某部开展的各类人员互相代理职务的活动,使政治工作干部都能指挥作战,许多炮手能够进行观测、通信、驾驶车辆。装甲兵的“多能手”既能开坦克、操炮,又会简单的修理。海军舰艇上的“多能”水兵,不仅精通本职业务,还能掌舵导航,测量风向水深,辨别方位,有的还会排除机械故障,小修船只。
在文化学习中,各部队根据总政治部“十年内在干部中基本上普及中、高等教育”的指示,掀起了文化学习热潮,办起了大批文化业余学校和各种形式自学组织,建立起一支专职和兼职的教员队伍。据不完全统计,84%以上的干部参加学习,其中大部分在学习中学课程,一部分开始攻读大学课程。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对部队各项工作发生了实际作用。许多干部学习了数、理课程以后,促进了军事技术水平的提高,学习了语文课程以后,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有所提高。
一年来,各部队在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据初步统计,全军共献出劳动日四千多万个,比原订指标多36%。其中参加密云水库、东平湖水库等水利工程共有五千六百多项,参加鞍钢、包钢,昆明钢铁厂、重庆钢铁厂等工矿企业的扩建、新建工程七十多项,参加首都人民大会堂等城市建设三百九十三项。除铁道兵以外,修建的铁路路基四百一十五公里,修筑公路一万一千六百多公里。各特种兵部队还以大量的现代化装备和技术力量投入了工农业生产建设。他们除了派出飞机、舰艇抢救受水害的灾民等以外,在抗旱、灭蝗斗争中,空军出动五百七十九架次飞机,为湖北、河南、内蒙古等九个省施行人工降雨,受益面积达四千三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为陕西等省的十二万多亩土地喷洒灭虫药剂,使其免遭虫害。装甲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门等为了支援农业机械化,用各种方法帮助人民公社训练了数万名拖拉机手、汽车驾驶员、工程技术员和电工、焊工等技术工人。驻南京、武汉等地的工厂和修理所,还利用业余时间为人民公社加工制造农业机械和动力设备。海军某工厂投入生产的“万能”拖拉机,灵巧坚固,用途广,很受群众欢迎。
铁道兵部队去年在祖国南北各地二十五条铁路干线和支线上,提前二十五天完成了国家铁道工程建设计划。昆(明)一(平浪)铁路,湘黔铁路湘(潭)娄(底)段等三条干支线和五条专用线已交付国家和工矿企业运营。
现在各部队正在总结经验,欢庆丰收,为争取今年继续跃进,为保卫祖国、捍卫和平不懈地奋斗。(附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大部队积极参加旅大市修建三条市郊铁路专用线的义务劳动。目前已有五千多官兵参加了工地上的劳动。这是在工地上劳动的解放军驻旅大部队的官兵们 张友林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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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公社是各族人民的幸福源泉
贵州锦屏县三江公社党委副书记 龙本干 (苗族)
在一片跃进声中,我们三江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地度过了1959年,满怀着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胜信念,跨进了新的一年。
我们三江人民公社的二万多侗、苗、汉等族人民,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和大跃进的1958年相比:作为我社收入主要来源的林业增长了六成;畜牧业、副业、渔业分别增长8%至36%;至于我们上一辈人根本没有看到过的工业生产,竟猛增三十四点五倍。全社总收入达五百八十七万元,每人平均二百六十九元,比1958年增加将近一倍半。村村寨寨办起了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社员们的生活越过越美好了。每逢节日,在秀丽的清水池边,侗歌苗舞,欢声震野。从实际生活中,社员们日益深切地认识到,人民公社是各族人民幸福的源泉。
我们公社所处的地方,95%是山坡,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是解放前的荒山秃岭,而是一片森林的海洋。1958年全社就已实现了绿化。1959年,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我们培育了六万多亩快速丰产林。从1959年春天到现在,全社已抚育幼林三十二万亩。在我们公社广阔的林海里,可供采伐的木材蓄积量,至少有三百万立方米。但在农业社时,由于劳力少,资金不足,大量采伐却受到一定的限制,“深山积压老杉木,河边多是幼年林”的不合理现象,长时期得不到解决。1959年,公社组织了两千四百多人深入深山老林采伐木材,并在林区修建了六十六华里公路和便道,炸通六十华里的林区阴滩河道,架设运送木材的厢道和木轨平车道五十八里。由于进行了这样多的林区建设,农业社时无力采伐的深山远山的老杉、松木材,也能够源源外运了。社员们高兴地唱起来:“人民公社实在好,千年古树翻身了,运木使用平车道,哪怕悬岩和山高!”一年来,我们公社采伐的木材达两万四千立方米,价值四十多万元,比1958年增长60%。由于森林资源的广泛开发,林业化学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1959年全社办起林业化工厂七十六个,生产了栲胶、松节油、松脂等工业品十一种,共九十多吨。
我们的山是万宝山。在1959年秋耕秋种基本结束时,全社组织五千多人的采宝大军,在三十多天的时间里,共采集桐茶子、五棓子、青杠子、野生药材、松脂等各种山货五千二百四十万斤,价值二百六十二万元。如果加上采伐木材的收入,全社整个林业收入高达三百多万元,相当于全社粮食收入的一点五倍,占全社总收入的51.5%;按全社总人口算,每人平均合一百四十元。社员歌唱道:“三江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绿百花香,大山小岭全是宝,遍坡杉木似海洋。”
我们这个一向缺粮的地区,1959年也大变样了。1959年虽然遭受了六十多天的特大旱灾,可是由于公社建立后新修和补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和全体社员坚持抗旱,终于降服了旱魔,实现无雨保丰收。再加上深翻、密植和多施肥等有效措施,粮食生产获得特大丰收,平均亩产量由1958年的六百二十五斤增至一千零九十五斤。1957年我们还需要国家供应三百六十多万斤粮食,1959年不仅实现了自给,还向国家出售三百七十多万斤余粮。
随着生产的发展,公社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社四十二个生产队,1958年还有二十三个穷队,1959年一年就有十八个穷队赶上或超过了富队。全社85%以上的户数有存款,储蓄金额达六十多万元,平均每户存八十一元。
我们在1959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可是要彻底改变山区面貌,还需作更艰巨的努力。1960年,我们力争实现粮食亩产双千斤,大搞快速丰产林,部分做到六年成材;工业、牧、副、渔业生产也要实现更大跃进。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公社的具体组织下,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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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建的华侨乐园
——元旦访广州华侨新村
本报记者 岑荔丹 陈信贤
元旦的上午,我们访问了被称作“华侨的乐园”的广州市华侨新村。我们沿着环市大道向北郊的风景区走去,一个美丽的住宅区很快就呈现在眼前。这里,一幢幢色彩悦目的精巧建筑,鳞次栉比地座落在小山岗上;整洁的林荫大道横贯全村,在各个住宅种满南国花草的庭园里,孩童们蹦蹦跳跳,在玩着放爆竹、拜新年等游戏,白发苍苍的老归侨含着幸福的微笑在观看着年轻一代在欢度一年一度的新岁。
第一个在华侨新村安居的归侨赵华协,对今天的幸福生活体会特别深切。他是个三代侨居美国的华侨,他祖父死在美国,以后父亲也因贫病交迫死了。赵华协为了生活,十八岁就飘洋过海到美国谋生。1947年,他怀着眷恋祖国的心情回到广州,可是,他刚到广州,就在码头上被人抢去行李,以后又接连在住所遭到抢劫,他用血汗换来的一些外币,兑成了国民党的“银元券”不上几天就接连贬值,他气得只住了四个月,就又含泪出国。1954年,赵华协听到在国内的儿媳们说祖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回来了。回国后,他不但到处受到祖国亲人的爱护和尊重,而且亲眼见到祖国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安逸,他满意极了。一听到政府筹划兴建华侨新村,他第一个登记建一幢房子。现在,赵华协是广州市的人民代表,他说:我在新村度过五个新年了,对这里的一切都十分满意,如果不是祖国获得解放,我赵华协恐怕也像祖父一样,将来老死异国了。
谈起这个美丽的村庄的建设经过,现在华侨新村建设委员会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归侨林世奖告诉我们:这个村子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结着党和政府对华侨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第一期建设规划中,政府拨出了二十五公顷土地作为建村地址,还留出五十多公顷土地作为新村将来扩展的用地;此外,还规定了住宅地皮免费和另拨给私人花园空地和免收房地户税五年等优待办法。五年来,政府为修建新村的马路、水电线路和美化环境等就先后用了五十万元。现在新村已建成一百三十多幢住宅,住在这里的一百五十多户人家,都是美洲和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的归侨和华侨眷属。在新村的附近,还建筑了市场,开办了商店、剧场、银行,并开辟了公共汽车专线。今年,这里将继续新建八十幢住宅、三座大型公寓和一座公共食堂,让更多的侨胞在这里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在华侨新村,使归侨们特别感到高兴的,就是屹立在新村后面山岗顶上的华侨小学。这是一所设备完善的学校,有教学大楼、礼堂、学生宿舍、图书馆等,建筑面积共七千多平方米。在这里学习的八百多个学生,有的是家居新村和广州其他地区的归侨、侨眷子弟,有许多儿童是侨居国外的华侨子弟。这些家在国外的学生都以校为家,由学校和他们在国外的家长联系,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在学校庆祝元旦的五光十色的墙报上,在学生向家长们汇报成绩的展览图表中,我们看到这里的学生的学习成绩、思想觉悟和身体健康都不断提高。1957年到1958年度的毕业生,全部考上了中学。有的学生还被选拔为广州市的游泳选手、羽毛球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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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人民公社改善社员生活条件
大批农牧民迁入新居过新年
本报乌鲁木齐3日电 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万三千多户各民族农牧民欢欢喜喜地陆续迁入新居。这是新疆农村和牧区各人民公社生产大发展,社员收入大增加的显著表现。
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的农村中,公社为居住条件较差的社员修建了新房三千多幢。这些房屋一般都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筑在环境幽美、便于生产的中心地带。房内宽敞、光线充足,合乎卫生条件。在南疆喀什噶尔河畔的喀什市色满公社第九管理区,六百二十三户社员中就有一百一十三户住上了有地板和玻璃窗户的新房。贫农社员沙吾提吾守一家三口人,被褥、棉衣都是新缝的,靴子也都是新买的。公社化一年,他们全家的穿着都换了一个样。在和田县烽火公社肖尔瓦克管理区和于田县新声公社新乐园管理区新建的居民新村,每户社员一般都有一间或两间寝室、一间客厅、一间储藏室兼洗澡间。房屋的式样具有维吾尔族的特点,窗户都装有玻璃。屋前一块空地是花园兼果园,屋后留有菜地。已经建成的九十二间,都装上了电灯。
广大牧区更是一片热闹景象。在原来人烟稀少的阿尔泰山区、天山牧场和巴里坤草原上,出现了一百五十七个牧民定居新村。迁入新居的牧民有一万一千七百多户。这批定居新村都设有学校、商店、医疗机构、托儿所、幼儿园,有些还修建了俱乐部。阿勒泰专区三十个人民公社,1959年新建和扩建的定居新村就有一百五十个左右,约一万户哈萨克、蒙古等族牧民住上了新房,并且还有二十三个人民公社修建起了能够容纳五百人左右的俱乐部。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先锋人民公社在草原上修了六个定居点,新建了二百多幢住宅,包括有银行、合作社、诊疗所和一所哈萨克中学,使一千多户牧民全部定居下来。往年新年前后正是草原上最冷的季节,帐篷内寒气逼人;今年,牧民们搬进温暖舒适的新房,吃饭有公共食堂,买东西有商店,子女进托儿所或上学校念书,草原上出现一片欢乐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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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个芭蕾舞剧团成立
据新华社讯 我国第一个芭蕾舞剧团——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1959年12月30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典礼,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各兄弟艺术团体负责人都到会庆贺。这个芭蕾舞剧团是以北京舞蹈学校芭蕾舞剧科应届毕业生为主,还有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先后在会上讲话,勉励我国第一批芭蕾舞演员,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锻炼成为一支又红又专的艺术队伍。
会上苏联专家古雪夫热情洋溢地致贺词,希望中国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迅速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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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接受改造就有光明前途
两万六千多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新华社3日讯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机关及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最近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第一批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有:徐铸成、沈志远、吴茵、吴艺五、连瑞琦、陈子展、陆晶清、连阔如、王雪涛、万福恩、沈慧儒、马品芳、王海亭、晏道刚、厉无咎、苏先勤、林孔湘、叶启芳、白施恩、李紫翔、黄宪章、张雪岩、罗筱元、李述礼、孙殿才、苗复生、何善周、武百祥、叶喜扎布、王卓如、陆侃如、高觉敷、倪鹤笙、蔡维庚、潘锷鏱、徐陬、李寿恒、许显时、刘永业、王梦周、廖元、骆明、李克鸿、陈新民等二万六千多人。这一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这些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都表示感激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的宽大处理。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好地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认识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认真接受改造,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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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副总理接见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总书记
新华社3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总书记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和他的夫人。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代秘书长王明远。
今天晚间,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设宴欢迎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和他的夫人。(附图片)
陈毅副总理接见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总书记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和夫人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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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华侨的母亲
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福建仙游糖厂工人 邓亚
1959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和祖国人民一样,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是一个归国华侨。我家四代,都侨居在印度尼西亚。1955年,才回到亲爱的祖国。刚踏入祖国的国土,就受到了党和政府母亲般的照顾。政府先后分配我到泉州糖厂、福建机器厂去学习,并且负担我在学习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后,又分配我到仙游糖厂工作。
当我来到仙游糖厂的时候,厂里正在扩建,许多机器必须由厂里自己制造。能不能自制机器,决定于能不能做出木模。当时,领导上决定要制造二百吨的糖机,可是做木模没有工具、没有工作台、没有图纸、没有熟练的工人。那时我心里有些失望和感到为难。党委书记立即看出我的心事,鼓励我说:“没有工具,可以添置;没有设备,我们自己创制;你没有见过二百吨糖机,我带你去参观。只要解放思想,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党委书记的话,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他第二天就带我去锦田糖厂参观,找来了图纸,还派来四个工人和三个徒弟,成立了木模组。在大家齐心合作下,木模做起来了,糖机制造出来了,我们自己也有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后,我们还共同制造了汤匙锉、四十五度平锉等八十多件新工具,解决了工具不足的困难,为工厂节省了开支。这样,我们的木模小组,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一直保持先进,月月提前完成生产计划。从去年12月中旬,就开始干1960年的活了。
祖国在飞跃前进,我也在慈母般的怀抱里幸福地成长起来。我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一天天地提高,现在已经是四级技工了。刚回国时,不懂祖国的文字语言,现在也会说、会读、会写了。去年,我还上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这一切,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过去的海外生活。想不到过去在海外过着牛马般生活的人,今天也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为先进生产者了。我把共产党和毛主席比海还深的恩情铭刻在心上,永远不忘!我决心在这新的一年中,把自己的一切才能献给哺育我成长的母亲——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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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大院
本报记者 孙世恺
作家老舍在一年前写过一个剧本叫“红大院”,歌颂了城市居民在整风运动后参加生产劳动的新生活,成为大跃进以来北京千百条胡同里发生巨大变化的缩影。一年后的今天,北京城里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红大院”,许多家庭妇女经过生产劳动和工作的锤炼,她们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比剧中人物变化得更加深刻了。
最近一个周末的上午,我访问了宣武区棉花头条三号大杂院。走进院里,看到参差不齐的瓦房,虽然没有高楼大厦那些卫生设备,到处却打扫得干净利落,院内鸦雀无声。住在北房的马大爷领我走进刘慧敏家。我因为在院内很少看见大人和孩子,在交谈中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院住多少户?”
“全院十五户人家,共七十二口人,三十来个孩子入了街道幼儿班、托儿所,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生产和工作。我因为有病,才呆在家里,过两天好了,你也找不到了。”刘慧敏说到这儿,笑着指指坐在她对面的白发苍苍的马大爷:“平日这院里只剩下他们四位老人,成了全院的总管家人,连我们上班后锁门的钥匙都交给老人,家中有啥临时事,就请他们包着代办了。”
邻里间出现这种彼此信任和互助团结的风尚,生动地反映出居民间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久居北京的人,一般都熟悉大杂院里的情况。他们有个体劳动者,也有厂矿企业的职工,十多户乃至几十户住在一个大门里。每天,男人上班的上班,上工的上工了,家庭妇女便成了大院里的主人。她们又一向很少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和影响,经常为一些琐碎小事争吵不休。棉花头条三号这个大杂院,和北京其他街道上的大杂院一样,过去,清早起床就是孩子哭,大人骂,谁家都“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乱倒脏水、炉灰,孩子大小便弄得满院都是,不仅没人肯打扫,还经常为这些事吵架拌嘴。有些家庭妇女过去不用说参加生产,就是街道上开会也不肯参加。
一年以前,大跃进的浪潮冲击着这个“死角”。全院十七个有劳动能力的妇女,都相继摆脱了家务的牵累,将孩子送到托儿所、幼儿班,走进了街道生产组织和商店。有的在工厂、缝纫组当工人,有的成了商店售货员、幼儿园保育员。她们参加生产和工作后,逐渐扫除了旧社会留下的游手好闲的风气,开始关心集体,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了。
谁能想到六个孩子的妈妈张淑敏,现在当上了街道副食品商店的经理,还被评选为全市的先进工作者,坐到人民大会堂里参加北京市的群英会。谁又能料到四十八岁的郭春华围着锅台转了半辈子,现在当上幼儿园的负责人。她懂得做保育员是一项崇高的工作,决不能像过去在家带孩子那样,要做到保育全好非得有文化不可。尽管她从小就没有摸过笔杆,现在却在夜晚的灯光下,坐在桌前孜孜不倦地埋头学文化。
刘文英变了。全院男女老少异口同声这样称赞她。刘文英过去是全院出名的好吃懒作的妇女,每天头不梳脸不洗,屋里弄得又脏又乱。走到街上,碰见什么好吃的就买。丈夫每月交给家中的生活费,总不够她花销。夫妻为此经常吵嘴,有时还要闹离婚。为了孩子及一些生活琐事,她就和邻居打架,街坊四邻对她都有意见。前年大跃进中,她在街道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参加了生产,经过集体劳动的锻炼和学习,她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懂得了勤俭持家的道理,月月都把家中的生活安排好,大人孩子穿得干净整齐。有时,她还给孩子讲些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和工厂里开展生产竞赛出现的新人新事。过去连自己家门口都不肯打扫,现在也关心起集体了。她看到马大爷每天自动搞院内公共卫生,便也挤些时间帮助清扫厕所。刘文英和邻里相处团结了,夫妻也和睦了。她爱人不仅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在休息日还帮助她料理家务,一家生活得很美满。一年多以前,她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意义,现在却兴致勃勃地和邻居们说:“在大跃进里,人人要比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得大家干啊!”
像这样的变化,在这个大杂院里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住在西屋的李福兰当上工厂里的红旗手,立刻又变成全院的新闻。不论是街坊姊妹,还是老大爷老大娘,见到她都说两句祝贺话,往往又是一语双关。谁都知道她到一个机床厂当学徒工以后,不仅在生产上创造出成绩,还改善了婆媳关系。李福兰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婆婆。婆媳间长期不和。一年前,当李福兰要走出家庭参加生产时,丈夫反对,婆婆更不同意,总认为媳妇就应在家里伺候公婆、丈夫,带孩子和做饭。可是,李福兰却下定决心要走出家庭。老婆婆看看全院的青壮年妇女都走了,儿媳妇领到工资还给她买点东西,老人慢慢也转变了看法,感到儿媳妇的路走对了。婆婆每天主动做好热饭热菜等儿媳妇下班回来吃。她还兴奋地说:“你们年轻力壮的人出去生产吧,咱老太太在家做饭干些家务事。”
家庭妇女走出家庭的“小天地”以后,眼睛看得远,思想也开阔啦,再也不像过去整天斤斤计较柴米油盐和针脑线头,她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在成长。有一次,全院买了四百斤白薯,大家过秤一分,发现其中有四、五斤亏损。怎样办呢?这时,谁也没想向副食品商店去交涉,都自动从自己买的白薯中拣出几棵好的补上去。前不久,当副食品商店登门送菜时,她们知道郊区农民种这些大白菜不容易,争先购买没心的和快烂的菜。再说公共卫生吧!过去这个大院里还建立一个值日牌,挨户轮流打扫男厕所等公共地方,现在索性也取消了。年过花甲的老大爷看到青壮年妇女都参加了生产和工作,就自动担负起这些服务性的工作,还兼管收发全院各家的信件。
这一切,对那些不太熟悉城市街道居民生活的人看来,也许觉得很平常。但是,这里的老居民一谈起这些变化,都显得十分激动。在这继续跃进的年代里,向来被视为城市里落后的大杂院,现在却成为红旗飘扬的模范院了。(附图片)
七十二岁的马大爷被居民们称为全院的“总管家人”。这是他正在把新领回的购货证交给邻居。
本报记者 顾德华摄
六个孩子的妈妈张淑敏当上了街道副食品商店的经理,她正在商店里售货。本报记者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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