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猿到人和从人到猿
若水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出现时曾经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起轩然大波。什么？人是猴子变来的？这真是莫大的侮辱！——所有那些资产阶级卫道家忿怒地喊道。罗马教会把达尔文的学说列入“邪说举要”，美国有的州禁止学校教进化论。一个女官认为，达尔文的学说说来说去，不过是把她，一个可尊敬的女官，说成是一个带着帽子的猿。照信仰上帝造人的基督教徒看来，达尔文的学说当然是异端邪说。类人猿经过艰苦奋斗，经过劳动，把自己提升为人，这一点，在那些人看来不但不是光荣的历史，倒是大大的耻辱。不行！我们不要这个猴子祖先！
但是科学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不是容易推翻的。人的祖先真的是猴子吗？这个问题折磨了许多人，他们感到作为人的自尊心受了损伤。当时英国的一个首相苦恼地喊道：
“人究竟是一个天使呢，还是一只猴子呢？我的上帝啊！我但愿自己是属于天使这边的。”
各种各样反对达尔文学说的论调出来了，其中有一种说：人不是猴子变来的，猴子倒是人变来的。这样一说，人的地位倒是抬高一些，不过这就变成“退化论”了。
那时，所有这些对进化学说发出的道德的愤慨虽然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总还表明他们认为人类要比猿高得多。即使照外国谚语所说：“人是什么？一半天使，一半野兽”，也还没有承认人就等于野兽。可是现在，从西方世界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状态可以看到，有些人已经公开表明自己愿意完全当一只野兽，要在智力上、道德上以至生活上向猿猴看齐了。
英国有一个“山洞女郎会”，总部设在伦敦，会员有数百人之多。据说她们恨不得人类回复到原始时代的生活，所以每年要来一次集会，在深山的山洞中举行。在集会时，全体会员穿的是树叶做的衣服，住的是山洞，吃的是野兽，真个像原始人一般。
西方国家的某些艺术和生活方式也在“返回原始”，这并不是返回到原始阶段的那种纯朴和天真，而是发展野蛮性和疯狂性。有一种“摇摆舞”，是我们曾经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过的。据了解一些情况的人说，这种“舞蹈”根本不需要任何技术。音乐一响，青年男女就开始乱跳乱扭。有时像耍杂技一样，把女的抱起来从男的背上甩过去，或从男的腿下拉出来。“摇摆舞”的音乐节奏也是莫名其妙的，往往单调地重复一个很怪的旋律，有时突然爆发一声小号的尖叫，以制造疯狂的高潮。乐队队员也全身乱扭，有跪在地下的，有躺在地上，用头和脚顶在地上转圈的。总之，奇形怪状，应有尽有。跳完一通，这些人就乱七八糟地躺在地上，好像野性已经发作过去，周身感到很舒服的样子。
把这种歌舞同猴子的跳踉和呼啸相比，猴子倒的确要文明得多。
造型艺术的情况甚至更糟。所谓“现代派”的艺术，出现已经几十年了，内中有些东西也许还值得研究，但总的说来是越来越不像样子。早在1924年，“超现实主义派”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说：“思想是在取消理智所引起的一切束缚和在所有美学或道德的偏见之外而起作用的。”这是赤裸裸的反理性主义和蒙昧主义。
美术变成了“丑术”。这些画家丑化了自然，也丑化了人类。在一些绘画和雕刻作品中，可以看到人以类似兽的畸形姿态出现。
美国的“生活”杂志说：“对于古代的希腊人来说，人是宇宙的中心；现代的人已经把人的意义，降低到一种普通的生物学上的生物这样的水平上了。”
如果说，传统的观点是把人看作和其他动物没有任何关系的“万物之灵”，那么现在流行的一种见解就是：人和兽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有些国家流行着一种“原始派”的绘画；据说，这些画家在创作时是不思考的，什么形象的真实，什么构图的规矩，当然根本不在眼中。难怪猩猩和驴子可以当画家了，因为它们画出来的东西较之那些什么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的作品，毫无逊色，甚至更高明一些。它们的条件比人优越，因为可以保证：它们在作画时是没有运用理智的，它们决不会想到它们的画必须有什么意义，当然它们更不会有任何“美学和道德的偏见”。美国巴的摩尔动物园的猩猩别特西画画出名以后，美国“艺术新闻”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题目是：“黑猩猩的世纪”。
的确，法国反动哲学家柏格森老早就说了：靠理智是不能认识生命的奥秘的，得靠本能；所以，人要向动物学习。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得更干脆：“毁灭的发生是由于知识。”
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忙于证明：人的行为是受本能支配的，“人性”是恶的，理智所能起的作用是很小的。
至于西方世界的流行小说淋漓尽致地描绘“人的兽性”，我想用不着举例了。
反理性，反人道，宣传蒙昧主义，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反动潮流的特征。资产阶级一方面还需要科学技术，一方面又反对科学的世界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倒退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没落文化反映了他们不敢看自己的前途，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贫乏和空虚，反映了他们的绝望情绪和道德腐朽。资产阶级用这样的文化来表现自己，同时又来毒害劳动人民的意识。
一百年前，多才善辩的生物学家Ｈ·赫胥黎在牛津会议上答复主教的诘难时说：他并不觉得他起源于猿猴有什么可耻。如果赫胥黎活在现在，他一定会补充一句：从人堕落到猿才是真正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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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传鼓动的艺术武器
——“十年宣传画展”观后
马克
在我国的造型艺术中，宣传画是比较年青的画种，但是它生气勃勃，具有强烈旺盛的战斗力。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十年宣传画展”，就是宣传画的一次总检阅。这次虽然只展出了各地出版的一百八十余张政治宣传画和少数电影招贴，幅数不多，然而已明显地看出了我国宣传画发展的面貌。当我们在展览会中按着作品创作年代的顺序参观时，不禁为宣传画一年比一年迅速的成长而感到欣喜。特别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这些画的作者大多数都是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青年画家，如钱大昕、张汝济、哈琼文、杨文秀、李宏仁、詹建俊、顾祝君等就是优秀的作者。1958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宣传画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数量增多，质量提高，作品的题材内容更加丰富广阔，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更为多种多样；同时，由于画家、编辑和出版工作之间的协作，使宣传画和现实斗争的配合也更密切和迅速。例如天津美术出版社，在配合全民炼钢运动的宣传中，一张画从创作、出版到发行，一共只用了十二个小时，这样便使作品宣传鼓动的功能更加有力了。
从展览会还可看到我国的宣传画，一贯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积极以党的先进思想鼓舞和教育群众的特色。建国以来，不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论是抗美援朝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也不论是在总路线照耀下的人民公社化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等等，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号召，都在宣传画中得到及时而又突出的表现。由于这些画大都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标题，反映了与亿万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很为群众欢迎，在宣传中收效也很大。例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蒋兆和作）和“我们热爱和平”（阙文设计）等作品就有很深广的影响。当时，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挥部的墙壁上，在枪林弹雨的坑道工事里，在野战医院的病室和哨棚中，到处都张贴着“我们热爱和平”这张画。甚至有的战士在坚守阵地的紧要关头，还对着这张画表示“为了祖国的孩子，要坚持到底！”我国许多优秀的宣传画，就是这样在实际斗争中去完成它的使命的。好的宣传画，不仅在政治运动和对敌斗争中能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日常生活中，也有巨大的鼓舞力量。
宣传画不同于有些绘画作品需要读者细细品味，才能欣赏和受到教育；而常常是以简洁的形式和一目了然的形象，使人领会宣传的内容。但是简洁不是简单化，一目了然也不是一览无余。一幅作品能不能够鼓动人心，要看作者有没有深刻的政治认识和精心独创的艺术造诣。宣传画不是政治口号的单纯图解，而是用艺术形象创造性地表现党的政策精神。它要求鲜明、准确，笔少意多，言简意赅。展览会中许多成功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也还有小部分作品由于作者政治认识较浅和对宣传画的特点理解不够，致使作品没有鼓动说服人的力量。在表现手法上，有的是忽略了宣传画中一切都应该凝聚而集中的特点，平均地对待画面上的一切，结果主题和形象都不鲜明，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有的是只在形式和色彩上变花样，表现浮浅和表面化。所以我们在反对繁琐的自然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要防止过分在形式方面兜圈子的偏向，在创作中需要坚持宣传画的鲜明思想性以及饱满的战斗力，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作品的民族风格，使这把武器更加犀利，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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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梦
杜若湘 诗 苗地 画
有八百零二名华侨，在祖国各界人民的热情接待下，回到了深圳。……一位在印度尼西亚侨居四十年的六十七岁老人周帖，手里只提着一个破藤篮，祖国的亲切接待和慰问，使他感动得落泪，他说：“真真想不到，我是在做梦吗？”（1月8日人民日报）一双旧皮鞋，踏遍异乡的土地；一只破藤篮，装满辛酸的眼泪。四十年归梦，在笑声里实现；四十年噩梦，在泪影里摇碎。眼前锦绣河山，无边又无际；个个张开手臂，热烈拥抱你！海一样的关怀，蜜一般的心意，这小小的藤篮，如何盛得起！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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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山下乡”中想起的
湖南邵阳花鼓剧团 周春新
“老王：你去打几条鱼上来吧，今天花鼓剧团的演员同志在我们食堂吃饭，他们远道而来，顶辛苦的。”在公社的公共食堂里我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儿。我听了心里像吃糖，但也勾起了往事的回忆。
记得五年前我们到这一块来巡回演出时，还有人当面喊我们“戏子婆”“戏子”，背着我们骂“养子莫学戏子，困烂人家的席子”，我听了这些话真比挖我家的祖坟还痛心呢！我懂得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种下的恶果。农民一向是喜爱花鼓戏的，大部分戏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助好除恶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反动派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到处禁演，鸣大锣、出告示，一演就提锣抓人。在到处挨打碰壁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半夜偷偷摸摸演出，一直到天亮，第二天白天睡觉，这大概就是“困烂人家席子”的来由吧！同时花鼓戏本身也存在一些赞颂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和一些表现男盗女娼的坏戏，供“王孙公子”们欣赏，“戏痞人也痞”，这就造成农民一种演戏的是痞子、流氓的看法。解放后我们听了这些喊法，只好轻声地难过地告诉喊的人，“同志，这样喊是骂我们的，现在我们不叫戏子和戏子婆了，我们叫演员了。”
要移风易俗，改变农民的看法，还得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争取。几年来，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铲除了传统戏中的毒草，不演坏戏了，创作与上演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演员的旧思想、旧作风也得到了改造，真正成了党的宣传工具。还经常上山下乡，下厂矿、下连队，把新戏好戏送上工农兵的大门，每年还抽出一定的时间下乡参加劳动。
现在花鼓戏不愧为祖国艺苑中的一朵鲜花，它不仅满足了工农兵对艺术欣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服务了政治，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当我们在罗士水库慰问演出后，个个劲上加劲，一个掌握牛拉泥船的老汉边上牛轭边对牛笑嘻嘻地说：“这下你也该鼓足干劲，大干一场，要不就对不起花鼓剧团的同志了。”在半边街演出以积肥为题材的“父女争先”后，敬老院里的王子和老汉偷偷地溜走了，后面的好戏他也无心看了，因为他和敬老院里的彭老汉约定散戏后趁着月色搞积肥竞赛的。他怕彭老汉学戏中的老汉抢先出工。公社支书和厂长矿长曾多次和我们说，每当我们演出一次，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热情都有显著高涨。
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我却看出了我们的党是怎样在扭转人们思想的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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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者、作者、编者
并不是时断时续
读了去年12月25日七版张沛同志的“这也是规律”一文，觉得有一处值得商榷。文中谈到阶级斗争的规律时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高一阵低一阵时断时续地反复出现，正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虽然激烈程度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由于阶级并未消灭，阶级斗争总是存在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过，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中也反复得到证明。文中把过渡时期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说成是“时断时续”，既不符合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也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西安 李映青 北京 孙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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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意见是正确的。用“时断时续”来形容我国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是很不确切的。因此原文中这句话应改正为“高一阵低一阵地反复出现”。
张沛
喜读基层干部的文章
最近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各地基层党委干部写的文章，有农业方面的，有工业方面的，也有其他方面的。这些文章的作者由于亲自参加基层工作的领导，亲身经历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因此写的文章生动、真实，富有说服力。希望能经常发表一些。
江西 林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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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注意增加这方面的文章。八版并已辟设了“党委书记手记”专栏，不断发表这一类文章。
编者
“知识小品”给人印象深
人民日报八版上的“知识小品”，以通俗的笔调向读者介绍生产建设、日常生活、生理卫生以及自然现象中的科学知识，很吸引人看。例如去年12月9日八版上登的“现在的猿猴会不会变人？”采用了相声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谈了现代猴子为什么不能变成人的道理，读后给人的印象很深。这类知识小品能够培养读者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增加科学知识。希望以后常常有。
四川 徐昭玲
照片和新闻应注意配合
人民日报上的新闻，常常配合一些照片，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有时有些照片和新闻配合的不够好，如去年12月2日三版广西改革积肥方法的新闻，下边配的却是浙江义乌县义亭公社岩口水库民工用土起重机和卷扬机运土的照片。又如12月5日辽宁省义县后尖山子党支部向社员进行勤俭持家教育的新闻，配的是青海西宁市郊小峡公社曹家堡生产队社员丰收不忘节约的照片。虽然主题相同，但如能配上同一地区的照片，效果就会更好。
鲁杰 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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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意见很好。在一般情况下，新闻应该尽量选用同一内容或同一地区的照片配合。我们今后当注意这个问题。同时，新闻照片也可以单独发表，不一定必须和文字报道配合发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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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育第二代是光荣的任务小宝宝，睡小床，睡得甜，睡得香。床前站着好阿姨，轻轻摸，轻轻放，小被儿，给盖上，别叫宝宝着了凉。手儿巧，心儿亮，勤看护，胜亲娘。小幼苗，快快长，花儿开得鲜，园丁喜洋洋。
（朱薇 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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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云带着幸福来
“五指山峰高又高，五朵红云天上照，但愿红云降下来，苦难消散幸福到。”这是五指山下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奴役的黎族人民中，流传着的祈求幸福的神话。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组织了福安团，起来和敌人战斗。但是缺乏党的领导的自发斗争，血泪岭一战，几乎全军复没。他们决心去找党，继续战斗。终于获得了党的领导，消灭了反动派，使黎族人民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中优秀节目、同名舞剧改编的影片“五朵红云”的梗概。由华纯、查利导演，彦克作曲，舞台剧的原班人马演出。（附图片）
上图是“五朵红云”中的一个镜头：阿英忙拿起鼓槌敲起了战鼓
（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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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宋彦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