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发展中的舞蹈艺术
——观舞随笔 叶林
今年真是一个艺术上繁花怒放的好年头。以歌舞艺术来说,春夏之间,各地会演不辍,弦歌不辍,到处呈现出一片活跃的景象。令人十分高兴的是:在群众性歌舞活动蓬勃开展、专业和业余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已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舞蹈节目,它们显示了我国舞蹈艺术的新面貌。这里面,有一些是从传统舞蹈中发掘整理加工而成的,如江西的“鲤鱼灯”,福建的“双莲灯”,可以说已经琢磨得相当完整。有一些则是新创作的民间舞蹈,如安徽的“绣花舞”,福建的“走雨”,浙江的“采茶”、“采菱”等,这些舞蹈大都是由群众在业余活动中吸收戏曲或传统舞蹈的表现手法编出来,再由专业工作者加工完成的。这类新民间舞蹈的出现,打破了那些认为民间舞蹈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的错误观念,说明了民间舞蹈的发展是不会停滞的,是永远开不败的花朵。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舞蹈也出现了一些佳品,像这次在工人文工团观摩演出中出现的一些舞蹈,如“抢收白薯”、“新产品”、“在列车上”等,都反映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部队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中的许多舞蹈如“水库之夜”、“葵花舞”、“东海的早晨”等,无论是专业或是业余的创作,都具有创造性和新鲜感。少数民族舞蹈也同样出现了好作品,如总政文工团的新疆舞蹈“植棉姑娘”、四川彝族的“快乐的罗嗦”、“凉山酒舞”、“披毡送给毛主席”、藏族的“弓箭舞”、“丰收之夜”、傣族的“赶摆”、苗族的“籚笙”等等,都以反映新社会中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主要特征。今年更是舞剧丰收的年头,像大型舞剧“五朵红云”、“宝莲灯”、“蝶恋花”、“并蒂莲”,中小型舞剧“不朽的战士”、“忆当年”、“抢亲”、“英雄丘安”等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积累了不少经验。此外,北京舞蹈学校还演出了几个芭蕾舞剧。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在观摩学习之际,对有关舞蹈编导与表演方面的问题,逐步积累了一些看法,当时曾随手写下了一些个人学习的观感。现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谈谈。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道具和特技 持有器皿或道具的舞蹈,在我国是古已有之,几千年前的古代文物中就有这方面的资料。从诗歌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描写。白居易“西凉伎”有云:“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中的佳句也是历来传颂的。从民间舞蹈也可以判断,这方面的舞蹈,确是我国传统舞蹈的一个特色。
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现代的艺术家也巧妙地发展了这一特色。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们的“龙舞”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最近,福建省歌舞团演出的舞蹈“走雨”中用伞的技巧,也可谓继承了传统优秀艺术的衣钵。在戏曲中,用伞的戏很多,比如“拜月记”中的踏伞,“白蛇传”中的游湖借伞,以及“陈三五娘”、“潇湘夜雨”以至“风雪摆渡”等等戏曲中,都有不同的用伞方法。传统戏曲用伞是富于浪漫主义的,它并不呆于把伞放在头上挡雨,而是有许多发挥,让观众看来,不仅能理解这是在挡雨,而且还能借此以表现人物的心境,以及使人理解当时的环境,雨势……。“走雨”中的伞,起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它不是为舞道具而舞道具,而是通过舞道具来表现人。
贵州苗族的“籚笙舞”由于双手持籚笙边吹边舞,手部不能施展,因而特别发展了腿部的舞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这是舞蹈和乐器(也是一种道具)结合以后,经过长期的琢磨,逐步形成的。这是舞蹈运用道具的又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舞蹈由于外加了道具,使两手受到不必要的束缚而限制了舞蹈的表现力。藏族新编舞蹈“种牛痘舞”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舞蹈表现解放后的藏族人积极参加卫生防疫活动,争抱孩子来医疗队接种牛痘,内容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舞者的双手从头到尾都抱着娃娃,把西藏舞蹈原有的两臂的优雅动作取消了。
籚笙和娃娃,同样都是道具,但它们和舞蹈的关系却有如此明显的差别,一种可以促使舞蹈特点的形成,而另一种却削弱了舞蹈。
谈到了道具舞蹈,兼想到舞蹈的特技问题。有不少道具舞蹈是带有特技性的,有些特技更多地是为了抒发舞者的奔放的激情。有时在情节性的舞蹈中插进一段特技,从表面上看,好像同生活的真实和情节的真实脱节,但这正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的好地方。如“二人转”等歌舞形式中女角的耍手帕,打花鼓中用鼓槌繐子击鼓的特技等等。这些特技实质上都是表现了人的心境和感情,如果没有了这种特技,整个舞蹈将会失去光彩。此外,还有不少传统的灯舞和道具舞蹈实际上是见不到人的,如“鲤鱼灯”和“龙舞”、“狮舞”之类,只见“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或是“龙衔火树千灯焰”。这种龙腾太空、鱼跃龙门的舞蹈,实际上是不必要求既要看到灯,又要看到人的。透过灯彩的形象,其中实际上却蕴藏着人的意愿和激情。
总之,强调道具服从于人,应该小心不要因此而限制了特技的发展,更不要因此而否定了像“狮子”“鲤鱼灯”这一类舞蹈的形式或低估它们的作用。我想,这一类形式的舞蹈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是会存在的。
目前,我觉得在肯定道具舞蹈的同时,也要防止一种不问目的、不择手段地乱用道具的倾向。
此外,在重视道具舞蹈的同时,也要同样重视纯粹是肢体方面的舞蹈,这也是我们优秀的舞蹈传统。尽管这里面没有道具的帮助,也能够达到如岑参诗所咏“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的高超意境。看来,目前这方面的舞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舞剧中的舞和剧的关系
舞剧是一种把舞蹈、音乐和戏剧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戏剧艺术,它是一种用舞蹈和哑剧(表情、造型姿势)的手段来表演的音乐戏剧作品。这个说法看来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我们的舞剧创作中,却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剧多舞少;另一种则是过分地强调了舞蹈,使舞蹈的安排离开了戏剧构思。
没有舞蹈的舞剧看来是没有的。但是,比较更多地依靠戏剧性的情节和戏剧性表演而不是更多地通过舞蹈和音乐来刻划人物内心世界与表现戏剧内容的现象,却比较容易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在一场舞蹈或在舞剧的某些片断中,对于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情绪变化,更多地强调了按照一般戏剧表现方法来要求,即要求舞蹈演员像戏剧演员那样地去表演,而不是通过舞蹈来体现它;有时,甚至不考虑借用哑剧的动作,而只强调像戏剧演员那样的内心表情。其结果势必拖慢了整个舞蹈的节奏,并且损害了舞蹈方面的造型。换句话说,那就是会使人感到冗长和没有舞蹈。舞剧“宝莲灯”中有些双人舞的场面是处理得好的,舞蹈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应该运用独舞来刻划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却不能处理得很好。如果能够在这些场合,如第一场三圣母思凡的时候和第四场刘彦昌单独到三圣母庙凭吊的时候,能够运用一些独舞来表现,以代替一些戏剧化的内心表演,那该多么好。
当然,我们的舞剧艺术还很年轻,还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要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要求过高可能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传统戏曲中还有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特别是在发展男性舞蹈方面,我们是大有发展的余地的,这也使我们充满信心。
目前,相信搞舞蹈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注意的,不少同志正在用尽心智,企图改变那种剧多舞少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时防止另一种可能产生的现象,避免生硬地插进许多舞蹈,离开了戏剧的需要。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场面群众性舞蹈的安排上。有些编导者为了要增加舞蹈成分,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安排进许多场面性的舞蹈,如果这是一场龙宫场面,则各种水族的舞蹈一定跳个不停,不管剧情是否需要。这种方法不但无助于剧情,有时只会妨碍了戏剧性情节的流畅,中间阻塞过多,使人同样感到冗长。“宝莲灯”中祝贺沉香诞生的一场有些群众场面舞蹈就没有安排好;另一个舞剧“并蒂莲”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能够精炼一些,相信会更好。
独舞和双人舞
独舞和双人舞有如歌剧中的咏叹调和二重唱,最擅于抒发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情,是刻划人物的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舞剧中,不能设想只有群众性的舞蹈场面和情节性的舞蹈而没有抒情性的独舞和双人舞。这不是哑剧和一般戏剧手段所能代替的。看来,独舞和双人舞是我们舞蹈艺术创作中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作更大的努力。舞剧“五朵红云”是一个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除了内容和主题方面的积极意义以外,在艺术上,还进行了在少数民族舞蹈的基础上创作舞剧的尝试,色彩很鲜明。如果说这个舞剧在艺术上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缺少必要的单人舞和双人舞,因而观众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印象不深,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可惜,目前有一些歌舞团体还有一种把许多舞蹈素材都处理成为集体舞的习惯。那怕这些素材原来本是单人舞或双人舞,也都改编为集体性舞蹈。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们的传统歌舞和戏曲中其实并不缺乏单人和双人舞的范例和材料。“二人转”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对舞形式。今年河北省歌舞会演中曾出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打金钱”,两位年青的演员在舞霸王鞭和运用红绸方面都有独到的技巧,动作干净利落,身段优美。我们的歌舞团也特地请他们来团传授了,但整理出来以后,却变成了集体的“打金钱”,只有构图上的变化和集体热闹的气氛,却失掉了原来的艺术上和技巧上的光彩,降低了原有的水平。
集体性舞蹈是需要的,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今后也还是需要继续创作集体性舞蹈,把“二人转”改编为集体舞蹈也是可以的;但是,单人和双人舞也需要提倡。除了在舞剧中注意充分发展和运用单人、双人舞以外,还希望各地歌舞团特别注意发展这种形式,使得我们的舞蹈艺术本身也能百花齐放。
精炼、集中和含蓄
目前的舞蹈,够得上精炼两字的固然也有,但不少却苦于不精,过于冗长。
浙江省歌舞团的“采茶舞”运用帽子就用得很好。按照生活习惯,可以想像:上山采茶带上一顶帽子,一路上,帽子可能有许多不同的遭遇,可能戴在头上,拿在手上,也可能是挂在肩上,甚至放在地上。如果不加选择,都搬到台上去,那是不堪设想的。倘使能够恰当地使用它,那怕只用其中的一点,也可能更有助于刻划人物和突出帽子的作用。“采茶舞”用帽子的巧妙之处正在于此。演员集体各拿着帽子出场,随着手臂在走路时的自然摆动,构成了整齐划一的美的造型,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它能衬托出采茶少女的纯真的性格和欢快的心情。这种巧妙的用法真是恰到好处,是善于选择生活素材的正面例子之一。
藏族舞蹈“丰收之夜”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好节目,可是,其中有关喝酒的情节却用的不够精炼。在月明之夜,举起金色的龙花碗,畅饮醉人的青稞酒,放声高歌,迈步狂舞,庆祝青稞大丰收。本来,喝酒是豪情逸致的表现,当然是可以的,可惜在这个舞蹈中却用得太多了一些,喝过一次,隔不多久,又喝一次,接二连三地在同一个舞蹈中喝酒,就嫌重复了。俗语有所谓“事不过三”,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喝酒喝在恰当的地方,一定会更好些。
舞蹈的精炼与否,和艺术表现方法也有关系。
当前的集体舞蹈人数总是成双,不是八、十二,就是十六个人,而且,男女演员的数目也总是相等。因而,在舞蹈的画面与结构中,总是对称多,对比少。对称固然是一种美,但老是对称而没有对比,那还是会流于平淡,缺少起伏变化,也容易产生冗长的感觉。
一首乐曲,如果只是使用协和弦,这首乐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好乐曲,它给人的感觉只会是平庸乏味。只有协和弦和不协和弦交替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取得矛盾的统一,使协和弦由于不协和弦的存在而显得更协和。从不协和弦进入到协和弦的解决,以及由协和弦发展到不协和弦的不断矛盾和统一过程中,产生了艺术上的戏剧性结构和情绪上的紧张和松弛,也就避免了平板冗长的毛病。
舞蹈节目不够精彩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够含蓄。有的舞蹈不仅是不留余地,把许多事情应有尽有地搬上舞台,有的甚至把不必说的也都说了。
四川省歌舞团的藏族舞蹈“弓箭舞”,是以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为题材的,它的主题建立在这样的一句藏族民歌上面:“大人啊,你要小心,我们的箭已经扣上弓弦!”这个舞蹈正是在充满愤怒的奴隶们有力地张开弓弦的一刹那中闭幕的。撇开这个舞蹈别的一些缺点不谈,单论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结束真是具有千钧之力,既含蓄,又留有让观众思想继续骋驰的广阔余地。它不是任何其它的结束方法所能代替的。不能设想可以用一种爆发性的狂烈的舞蹈场面来代替这个结束。这里虽然没有暴风雨般的革命场面,但张开弓弦这一有力的集体动作却象征着整个革命和表达出革命者的精神状态。有些同志批评这个舞蹈说:“遗憾箭存弦”。他们的意见是这些箭在大幕闭下以前应该射出去,这样会更痛快些。但我却仍然认为“贵在箭存弦”。箭在张满弓弦,千钧一发的刹那之间时闭幕,正是充满戏剧性紧张的表现,它可以使观众在心上留下了非常有力的印象。相反,如果让箭射了出去才闭幕,那倒没有余味了。
几年前,记得有一位蒙古艺术家来我国时,看过了我们许多舞蹈演出以后,曾经恳切地提醒我们,要注意舞蹈结构中的“黄金之点”。看来这句话在目前还是有用的。凡事总是应该恰到好处,切忌坐失良机,该剪裁的应该剪裁,该结束时就要结束,这一“黄金之点”,确实比黄金还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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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杨高传”中杨高和崔端阳的形象
刘岚山
“五月端阳”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是李季同志近著长篇叙事诗“杨高传”的前两部。诗中写了好几个人物,如盲说书人、崔老妈妈、刘志丹、胡安和胡桂叶等,不过他们在长诗中都是处于次要地位;长诗着重刻画的是杨高和崔端阳。两部长诗发表(现在已分别出版单行本)以后,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价文章,探讨了长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在这里,仅仅试图探索一下诗人创造的这两个艺术形象。
读完“五月端阳”,仿佛是听了一曲民谣一样。一个“不知名不知姓没有家乡”、无父无母的小羊倌,一开始就把人吸引住了。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像杨高父母那样被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代理人谋杀了的农民,不知有多少!而和杨高共同命运的更是成千成万!因而,这个从民谣中也是从现实中走出来的形象,是具有概括性和典型性的,并且,在作者热情饱满的笔下,诗意葱茏,读者很自然地被诗人带入他所创造的世界。
自小无家无亲的“不知道热饭啥味道,看惯了狗的牙人的白眼”的孤儿,作为一个先烈的后代,作为受苦人的化身,他不甘心做“羊羔”、被财主当牛马使唤的性格,也是很自然的。由于这些来自生活深处的描写,杨高后来参加革命、热爱革命、以革命队伍为家、为革命不怕任何艰苦困难、不惜流血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气概,就有了阶级根源和现实基础,使人一点也不感觉突然。
对杨高性格的突出刻画,我觉得在“‘羊羔’和羊”一章内的别羊的描写上,达到了憨厚、浑朴的动人境地。那些出自腑肺的临别赠言、叮咛复叮咛的劝告等,不仅仅表现了杨高对于动物的深厚感情,并且塑造出一个优美的劳动人民儿子的纯朴形象和要改造世界的伟大抱负。而在“入党记”中,杨高因侦察敌情而遭遇战斗负伤,“疼的脸像一张纸,想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敌情后,还自我检讨起来。当指导员摇摇手,劝他不要再说话时,他却对大家笑着说:“不要紧——我杨高怎么会随便死了!”这句脱口而出的豪语,既是回顾又是展望,揭示了一个革命英雄的崇高心灵,给人以极深的印象。这样一个革命英雄的成长过程,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的。
“五月端阳”以写杨高的成长为主。作者特意安排了几个端阳节的场面,这不仅创造了气氛,加重了色彩,赋予作品以浓郁的民间情调,而且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上也有烘托和衬映的作用。当杨高第一次被白匪穷追而逃入小端阳家,种下第一颗感情的种子,从第二次杨高在崔家养伤起,这种子就发芽生长。从此,杨高的形象就生活在小端阳及其母亲的心中,并且逐渐地突出起来。这是作者在较大的背景上,利用返射来投影的一种方法,运用得很好。然而令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杨高这个人物虽然是有血有肉的,但他却好像始终在深水中游泳着前进,人们只看见他的头部,此外就全是浩淼的水波。他淹没在水里。这就是说,这个具体的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矛盾,没有得到最深刻、最集中的揭露,作者对于人物的生活经历写得太多了,例如杨高第二次被地主抓回来放羊的情节,既没有好好地描写,也见不出有什么必要。类似这类交代性质的叙述,诗里还有。正因为这样,“五月端阳”前一部分仿佛一川缓流,没有什么波浪;后一部分——即和崔端阳家发生联系后,才有一些起伏。整个说来,这部作品是比较平淡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的重点放在崔端阳身上。如果说,前一部的艺术形象刻画得还不够集中与突出,以致有平淡的感觉;那么,在后一部中就得到了克服。我以为一般读者更喜爱“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的原因在此。
随着时代的进展,杨高通过内战的道路走上抗日前线,多次经过死亡门口,最后带着满身伤痕和一只残废的手臂重回故乡三边。这个“五月端阳”中的勇士形象,现在虽然很少出面,却时时生活在后方人的心里。在这个画面上,作者竭力展示端阳的心灵,揭开她的苦难命运,使她的形象突出和生动。在抗战年代里,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母亲和妻子们不能不把儿子和丈夫送上前线,但是,许多年过去了,却连一个音信也没有,她们又怎能不日思夜想呢!作者抓住了这个矛盾,竭力展开了含情脉脉的思念前方人的描写,使端阳和母亲的形象丰满起来,从而把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融于一体,雕塑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美丽动人的典型。我想,当人们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没有会不动心的。请看端阳母亲思念杨高的那颗心的跳动吧:
“爹娘心上一块肉,昼夜里惦念着前方儿郎。
前线胜利后方喜,心连心肉连肉十指连心。”而在开荒劳动中获得红旗,被人们称赞后,少女端阳的心又是怎样呢?
“心里越想越高兴,一遍遍把杨高念在嘴上。
这都是因为想着你,念着你的名字就有力量。”
她要他在前方不要想她,夜晚要“休息好精神足再打胜仗”,但她却止不住自己的心驰神往,她坐在纺车旁一下想变一只鸟,一下又想到他在前方吃黄米饭,那最大的米粒就是自己;想着想着忘了续棉花,续上棉花又想:
“妹妹好比一条蚕,从心里吐丝线千丈万丈;
蚕丝也有吐尽时,妹的心要比那蚕丝还长。
又细又白千万丈,从三边直拉到前方。
一头拴在妹心里,那一头紧拴在你的心上。
雪白的线儿亲手纺,又传冷又传热又传思想。
你那里下雪我身上冷,线儿热我知道你打了胜仗。
线儿就是妹的心,妹把心扯成线跟你身旁。
一年四季有冷热,妹的心赛过那天上太阳。”
这真是一阕描写革命爱情的绝妙好词和一个多情少女维妙维肖的图画。
杨高改名杨红志和端阳在母亲去世后寄居坏蛋舅舅胡安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波折,达到了一个高潮,这就是端阳四追杨高。那茫茫风雪夜、那广袤的沙原、那激越的呼喊,那含着笑的责备和那含着怨的袒护,写得相当动人,最后拨开了云雾,太阳重新照临人间!这时候,诗人用了许多“笑”字来表现人民英雄们的心情。通过这些笑声,表现了苦尽甘来,展示了光明前景。这是胜利的笑,它在人们心中也会留下如诗里含意深远地所写的印象:
“说着笑着走远了,
雪地上留下了对对脚踪。”
又到了一个五月端阳了。这是最后的、也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五月端阳。由于胡安的出卖,杨高在陕北反击战初期因侦察被俘不屈后,敌人捉来端阳和桂叶,要她们劝降。但是,这两个边区女儿的回答是:“既然被抓我们就不打算活,叫我们劝红志那是妄想!”敌人是无比残酷的。与其说为了钱财不如说是为了阶级仇恨,胡安带着敌人捉了自己的女儿和外甥女;而为了阶级仇恨,凶恶的敌人更是什么“天地间残忍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到了刑场上,端阳和杨高见面了,刺刀在闪动着。端阳呵端阳,怎么办呢?你听敌人在教你怎样说话了:
“为了我一条命你低头归降”如果你不说呢,那么,敌人又在喊了:
“兄弟们,把刀刃对准她脖子上!”
怎么办呢?三边的女儿呵!怎么办呢?这是最紧要的时刻了!你看看杨高眼里射出充满仇恨的火光,你好像平素和杨高在一起时谈话那样,自然地但却大声地说了:
“三边的男子英雄汉,三边的女儿铁一般!
哥哥你永远不低头,让我们用鲜血迎接明天!”在解放战争最初的时日,在大反攻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端阳就这样英勇地倒下了!这个情节所用的篇幅不多,但对端阳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却作了最后的最重要的刻画。在这里,作者甚至没有去写端阳英勇就义前的思想感情,但读者却能在激动中十分了然的。因为她是一个边区人,一个革命先烈的后代,一个劳动战线上的先进分子,一个革命英雄、共产党员的妻子,一个受过千苦万难磨炼过来的姑娘。正因为这样,只要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简单扼要的几笔也是能够把人物形象突出起来的。
总起来说,在这两部长诗中,崔端阳的形象是塑造得鲜明突出,达到了个性化的;而杨高的性格则比较呆板,个性化还不够。这只是我读了这两部作品后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对,提出来供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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