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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辉煌的十年
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国务院副总理 罗瑞卿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十周年了。
中国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热烈欢呼。十年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艰巨的英勇的斗争，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工农业生产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热烈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以移山造海的冲天干劲，继续跃进，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它证明了一个贫穷的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要有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完全可以从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任何看来是强大和凶恶无比的反动势力，都是完全可以被人民打败的。
当然，任何人民革命的胜利，都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同时，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必然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彻底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了一个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有了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革命的人民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同反革命的斗争，就一直处于绝对主动的地位。一切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同人民群众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反革命分子在人口中即使只占百分之一，或者少于百分之一，也还有相当数量。中国人民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同反革命之间仍然存在着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一百多年中，同我国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培养了大批的走狗。要想把它们一下子斩草除根，是困难的。帝国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对于自己被赶出中国，是决不甘心的。它必然要用尽一切办法，妄想颠覆人民的中国，妄想卷土重来。
我们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叛变革命以后，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它二十多年的统治期间，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建立了庞大的军事、政治、党团、特务等各种反动组织。例如：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时候，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二百万，还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万，各种特务分子六十万。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是有一批死党的，他们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的骨干，决心反动到底。蒋介石集团在逃到台湾以后，还在竭力采取各种方式，同大陆一部分反革命分子保持联系。
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从来就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主要依靠。它们在农村是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三位一体；在城市是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和流氓地痞三位一体。这批人盘踞在全国各个角落，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他们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爪牙，或者就是那块地方的“小蒋介石”。多少年以来，不管是什么朝代，也不管他们的主人是清朝皇帝、北洋军阀、蒋介石，或者是英国、日本、美国帝国主义，他们总是照旧直接压在人民的头上，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其中有很多人，混身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中国的反动势力，对于他们自己所做出的滔天罪恶，是不能逃避责任的。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比海还要深，对他们的愤怒，比火还要强烈。人民在胜利以后，完全有理由向他们讨还这一笔血债。给予他们任何严厉的处罚，都是不过分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抱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崇高理想的。为了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情况的反革命分子，为了只惩办罪大恶极的少数分子，给多数反革命分子一个自新赎罪的机会，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1949年4月25日，由毛主席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1949年7月，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权，向人民低头悔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一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拒绝接受我们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解放初期，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国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1955年，在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前夕，残余反革命在城市和农村的破坏，又嚣张起来。1957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残余反革命同其他反社会主义势力为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其破坏活动，又有抬头。
很明显，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必须同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反革命的任何复辟阴谋和破坏活动。否则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彻底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为了给革命和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安全的环境；十年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发动了同反革命的斗争，形成了前后三次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高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全国胜利以后，革命同反革命这一场尖锐的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早有英明的预见和足够的估计。1949年3月，在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号召全党要学会同国内外反革命做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毛主席强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学会同反革命做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首次会议的讲话中，再一次唤起人们注意：“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1949年7月1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极其深刻地阐明了革命的人民必须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实行专政。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重申：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都有英明的指示，正确地领导了每一个时期的革命斗争。
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在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和正确领导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思想，是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正确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在评论1871年巴黎公社的时候，热情地歌颂了巴黎公社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实例！”同时，他也严正地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多次地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完全正确。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胜利，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我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进行得最坚决，最正确，也是最彻底的。在短短的十年中，胜利地完成了它应当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一，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粉碎了敌人的复辟阴谋；二，彻底地摧毁了残存在若干落后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三，在政治上进一步解放了人民群众，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广大人民在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四，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所有这些，就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完成，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地向前跃进。
我们所说的彻底肃清反革命，是要把反革命分子全部清查出来，给以应得的处理，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应当惩办的反革命分子都通统加以肉体上的消灭。帝国主义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毒恶地诬蔑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大肆叫嚣。这只是证明了他们想吓唬我们，使我们不敢放手进行斗争，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以便于他们的复辟活动。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阶级斗争，总是不免要流血的。不仅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更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我们的专政，是革命镇压反革命，大多数人民镇压少数反动派；而剥削者的专政则相反。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专政，流了人民很多很多的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过：“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始终压迫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然会造成无数流血惨案，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镇压反革命的反抗，当然也免不了要流些血。但是，这种流血的性质同过去一切剥削阶级专政下的流血，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流的血不是人民的血，而是反革命分子的血。光是就流血的数量来说，同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残暴专政，同蒋介石国民党的残暴专政比较起来，也是流得很少很少的。一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的诬蔑，都是卑鄙无耻的造谣，正是由于我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得最坚决、最正确和最彻底，因此，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流的血是最少的。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只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少数反革命，才采取了坚决处决的手段；对于大多数罪该惩办，甚至罪该处死、但还不是非杀不可的罪犯，都采取了劳动改造的手段。在我国的刑罚中，就有一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规定。帝国主义曾经污蔑这是最大的残忍，其实，我们说这是最大的人道。连罪犯都很了解，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是人民政府刀下留人，给他们最后一次自新的机会。事实上，得到这种处理的罪犯，一般都保留下来了。试问，古今中外有过这样伟大的创举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找得出这样人道的法律吗？我们对反革命和其他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不仅是为了彻底剥夺反革命进行破坏的条件，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和其他犯罪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反革命在刑满之后不再回到犯罪的老路上去。
十年以来，经过劳动生产和思想教育，多数罪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一批罪犯已经确实改恶从善了。一批过去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不仅他们的反动的思想得到了改造，而且许多人养成了劳动习惯；有些原来毫无生产知识的，现在已成了比较熟练的技术工人或工程师；原来是文盲的，现在已经能阅读普通书报杂志。这些几乎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奇迹，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并不是什么个别的事实。
河北省有一个罪犯王仑，过去是蒋匪国防部二厅特务。他在关押劳改期间，经过政治思想教育，认罪服法，积极劳动，逐渐地学会了建筑工程的技术，现在已经具有相当四级建筑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青岛市有一个罪犯李宗英，过去是香港英帝国主义者的警察。1951年在青岛因犯罪被捕，判处徒刑五年。经过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他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劳动改造中，学会了生产技术，几次改进了机器。人民政府给予宽大处理，提前两年释放。但是，李宗英对于这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劳改机械工厂，发生了感情，主动提出留下就业。现在他已经是熟练的四级技工，每月工资五十七元，而且在1954年结了婚，1956年5月生了第一个小孩，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是热烈拥护、积极支持的。反革命罪犯的家属，对于党和政府把他们家庭中的败子改造成为新人也是衷心感激的。成千成万封信件寄给毛主席和人民政府，诉说了难以形容的激动和欢喜。天津市民韩学敏是刑满释放人员张权的妻子，她来信说：“我亲眼看到人民政府对于罪犯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人道主义待遇，而且改造了他们的反动思想，把多少个无用的渣滓变成了有用的人。我丈夫张权释放后，我们再也不争吵了，今后要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党！前天我们全家照了一个相，想做一个开始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纪念，并准备送给别人，考虑了半天，没有合适的对象，最后认为送给我们的再生父母——中国共产党才对。现随信附上照片一张，请您代党收下吧！”
人们可以看到，像王仑、李宗英和张权这样的人，作为反革命罪犯，他们是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作为新中国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这些人原来是起破坏作用的消极因素；现在，不仅不再是破坏的力量，而且经过改造已经成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一分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就是我们肃清反革命的彻底性，这就是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伟大的成功！
十年以来，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胜利，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面貌的大变化。中国已经由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反动、黑暗、混乱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光明、最安定的一个国家。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旧中国农村的黑暗情况。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反动官吏和伪保甲长，一天到晚要粮要款，拉丁拉伕；土匪和恶霸横行霸道，杀人越货，奸淫抢劫。广大农民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用这样一首歌谣来诉说自己悲惨的处境：“打下的粮食是地主的，讨个老婆是保长的，养个儿子是老蒋的！”解放以后，这种悲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国农村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的伟大改革运动，已经是光明灿烂、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五亿农民，已经彻底翻身，再也不受任何剥削和压迫了。
就拿河南省的叶县来说吧，在旧社会，这个地方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抢劫杀人的事情，天天有，夜夜有。广大群众饱受“水旱蝗汤（国民党军阀汤恩伯）”之害，极端贫困，痛苦不堪。1942年大旱灾，全县饿死一万零九百多人，有一千六百多户全家饿死。“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景，屡见不鲜。真是人间地狱。今天的叶县，成了人间的天堂。不仅军阀早已打倒，盗匪亦已绝迹，1958年农业大丰收，地里场里粮食堆积成山，没有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件。今年的大旱灾，比1942年那次还要严重，但是全县不仅没有饿死一个人，而且粮食得到增产。全县人民经过十年来的努力奋斗，特别是经过近两年来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修建了中小型水库五十二个，每个公社都建设了几个工厂，全县共有钢铁厂、水泥厂、农具厂、棉织厂等三百多个。叶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已经走上了安宁、幸福和繁荣的道路。从这个县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就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多么伟大而惊人的变革。
解放后的城市，同农村一样，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的首都北京，在旧社会是历代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的中心，各种反革命势力麇集，旧社会渣滓成堆，把一个北京城弄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解放以后，北京一变而为祖国的心脏。经过历次社会改革，全市面目一新，无论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大跃进以来，我们的首都已经建设得更加雄伟壮丽了，现代化的工厂林立，城内外遍地鲜花。就是那些过去最黑暗的角落，如今也是一片光明。著名的天桥，过去是藏垢纳污的地方，上有恶霸遮天，下有地痞横行，那里是骗子、小偷、流氓的天下，好人在那里饱受欺凌。多少良家妇女在那里受尽侮辱，沦为娼妓。解放以后，经过多次的社会改革和镇反运动，盘踞在天桥的“六虎”“四霸”，连同所有社会渣滓，一扫干净，红旗在天桥飘扬，人民群众已经彻底翻了身。
我国的大城市上海，过去是以“冒险家的乐园”而著名于全世界的；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冒险家的乐园”，而是人民的乐园了。近几年来，上海不仅抢案消灭，就是盗窃案件也很少发生。上海有一个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过去是帝国主义暗探、国民党特务、流氓、恶棍、盗窃、骗子、娼妓活动的集中地，是著名的人间魔窟，犯罪渊薮，也是那些被侮辱与被迫害者的火坑。现在，“大世界”经过民主改革和反霸斗争，恶势力已经连根铲除。每天有几十种电影、戏剧、曲艺向人民演出，它已经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娱乐和进行社会主义自我教育的幸福之家了。
当然，这样的变化，决不仅是河南叶县和北京、上海等地如此。全国广大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我国人民在自己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户户安居，人人乐业，大家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再也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反动分子的压迫和欺侮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正是新中国真实的写照。全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热气腾腾，干劲冲天，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太阳，普照四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奔腾万里。中国的今天，正如毛主席去年4月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一年多以来我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论断，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能够胜利的。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代表了最广泛的最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代表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代表了最大的真理和最高的道义。人们可以看到，广大人民在控诉反革命罪行的时候，表现了那么大的怨愤和激动；在同反革命斗争的时候，表现了那么大的勇敢和积极性；在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表现了那么大的欢欣鼓舞；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成功，产生了那么大的积极效果。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同反革命斗争的正义性，是完全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反革命分子则恰恰相反，它们干的是罪恶的反动的勾当，与人民作对，危害人民，背叛祖国，妄图阻碍社会的前进。它们完全是非正义的，为天理人情所不容，所以，它们在人民当中完全孤立，社会基础日益缩小，是一定要失败的。
第二，我国的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全国胜利以后，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依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成功。党和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规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我们政府一贯遵循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的特赦令，表现了党的这个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这个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经过十年斗争实践的检验，完全证明了我们党的方针，是最正确的方针；我们党的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在这样十分尖锐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和领导，始终像北极星一样明确，像狮子一样勇猛，像天平一样公正，像火焰一样热烈，像泰山一样镇静，表现了雄伟的革命气魄和最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党和毛主席在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规定的方针和政策，以及对于实际斗争的领导艺术，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强大生命力。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关键。
第三，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胜利。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根本路线，就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人民彻底解放自己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要战胜并彻底肃清反革命，没有群众的依靠，不放手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是不能成功的。我国的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实行了群众路线，使群众斗争同专门机关的工作相结合。事实证明，群众肃反路线，是最正确的最革命的最彻底的也是最有保证的路线。正是因为实行了群众路线，我们的胜利伟大，偏差很小，时间不长，收效极快。我们的经验成功地说明了，实行了群众肃反的路线，反革命的威风迅速打倒，人民觉悟迅速提高。今后只要还有反革命存在，还有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我们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胜利的红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光荣的旗帜高高举起来，一直到阶级斗争的完全消灭，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完全胜利！
现在，国内外的情况很好，我国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的力量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残余反革命分子已经处在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绝境。他们是一定会被彻底消灭的。但是，尽管如此，斗争并没有结束。国内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国外还有帝国主义存在。敌人虽然大大地被削弱了，但是还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还不甘心就此罢手，正在继续加紧各种阴谋活动。最近，我们的人民公安机关连续捕获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同时，也破获了一批国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的案件。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决不可以骄傲轻敌，使自己麻痹起来，放松警惕，放松斗争。
一切残余反革命分子实际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有一些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并且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6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要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加强它的颠覆破坏活动。他说“美国现在要做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离心力量”，并且公开招认，“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做了许多工作”。1959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全国记者联谊会上，针对中国又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中共继续其目前的路线，则美国确实须加以注意”。公然表示妄图“在中国大陆上造成一股波澜”。这样，艾森豪威尔就以一个国家首脑的身份，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破坏活动，提到了国家政策的水平。对于美国目前正在继续执行的这种危险的路线，中国人民“确实须加以注意”。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过去十年，既然胜利地进行了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那么，可以断言，一切反革命分子今后的命运，决不会比过去的十年好一些。在强大的有着高度革命警惕和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任何破坏阴谋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