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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辉煌的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财政的伟大成就
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刻，但是对于我国人民来说，是极不平常的十年，是飞跃的十年。还在全国解放以前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预言：“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他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泽东同志的预言完全正确。十年来，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十年来财政工作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我们财政工作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反转过来，我们作好财政工作，又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财政工作，正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样一条道路前进的。
我们伟大的建设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起点上开始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留给我们的，是生产破坏、民生雕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艰巨的建设工作。我们的财政工作，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年来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年，从1950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很快地在1950年3月就统一了财政经济的管理，平衡了收支，制止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接着我国人民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边抗、边稳、边建”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到1952年年底，即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争得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3年到1957年，财政工作遵照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即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动员和供应了巨额资金，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原定的建设投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中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这个时期，财政工作还通过发放贷款、改进税制等方式，促进和支持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8年开始，遵照党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了财政工作的大跃进。1958年和1959年两年国家财政投入基本建设的资金，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的总和，这样就从资金积累和分配这一个重要方面，保证了在1959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这就是十年来我国财政工作发展过程的简单轮廓。
十年来，国家财政的面貌，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面貌一样，也大大地改观了。
十年国家财政收入总数二千六百五十九亿元（亿元以下四舍五入，其中1959年是预算数，下同），支出总数二千六百一十一亿元，收大于支四十八亿元。1959年预算收入同1950年比较，大约增长了七倍，平均每年增长26％左右。1950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六十五亿元；到1952年即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财政收入达到一百七十六亿元，比1950年增长169％；到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财政收入进一步达到三百一十亿元，比1952年增长76.6％；1959年财政收入再进一步达到五百二十亿元，比1957年增长67.7％。十年来国家财政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了高速度的增长。同一时期，我国工业生产增长十点七倍，农业生产增长一点五倍，商品零售额增长二点六倍。财政收入的高速度增长，反映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反映了近两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巨大跃进。
十年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共计一千一百四十三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是国家用于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投资，增加基本建设是扩大生产规模、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的基本方法。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二百四十八亿元，比1950年增长二十二点八倍，比1952年增长五点七倍，比1957年增长将近一倍。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58年的六年间，新建和扩建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就有两千多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几万个，平均每一天多就有一个近代化的大型工厂动工建设，每两天多就有一个近代化的大型工厂投入生产。从1950年到1958年底由于建设完工而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达到七百一十九亿元。十年当中用这样多的资金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我国从清朝末年张之洞起，经过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七十年的时间兴办的近代企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的企业，包括日本统治时期东北兴办的企业在内，全部固定资产只有二百亿元左右。我们十年的建设已经超过他们七十年的几倍。
十年来，财政收支的构成情况，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变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国之初，我们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这种经济一开始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当时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1950年财政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缴款占34.1％，来自私营工商业的缴款占32.9％，来自个体农民的缴款占29.6％。到1959年，国营经济大大发展壮大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绝大部分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这些企业除了按照规定的比例给资本家支付股息以外，基本上同国营企业一样了，全国的农民除了个别地区以外，已经变为集体劳动者，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了。这一年财政收入的来源，国营经济的缴款占到87.9％，农村人民公社的缴款占11.3％（如果不包括国家下放到公社的企业的缴款，则只占7.4％），而来自残存的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民和其他方面的缴款只占0.8％。我国的财政已经稳固地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支出的构成上，国家建设支出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占的比重，1950年为36.6％，1959年增加到70％以上；国防和行政支出，1950年为60.8％（其中国防支出为41.5％），1959年下降为16.4％（其中国防支出为11.2％）。非常明显，将近90％的收入来自国营经济，财政力量是巩固了，壮大了；70％以上的支出用于建设，说明我国的财政是积极发展生产的财政，是和平建设的财政。
十年来，在积极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国家财政对于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十年中国家财政用于兴修农业和水利的支出一百三十八亿元。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和手工业贷款也在逐年增加。1956年合作化高潮当中，国家增发农业贷款二十点三亿元，手工业贷款二点四亿元。这一年农业贷款中包括长期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七亿元，帮助贫农解决了交纳入社股金的困难。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1959年国家财政拨出十亿元投资，作为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补助，帮助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发展生产，这一年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也有相当的增加。十年来国家还在农业税、其他税收和价格政策方面，采取了有利于合作化、公社化的措施和步骤。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当中，国家财政根据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础上，围绕着税收问题和定息问题，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但是尖锐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过，每个社会制度的产生，都必须要有相当阶级的财政帮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财政税收这一工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十年来，财政工作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十年来我们从根本上消灭了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人民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有所提高。十年内，职工人数增长了四倍多，每个职工的平均工资在恢复时期增长70％，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42.8％，1958年原有职工工资又增长3％，就业面迅速扩大。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负担的基本稳定，农民的收入1958年比1952年增长了43％。社会福利事业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十年来物价是稳定的。人们为物价上涨而波动不安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一百，1958年底为九十二点七，零售物价指数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武汉、重庆、广州等八大城市的统计，以1950年3月为一百，1958年底为一百零一点四。这是生产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结余的结果。
十年来，国家除了主要地通过财政收支筹集建设资金以外，还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为建设事业服务。我们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大银行，又把私营中小银行逐步改造为公私合营银行，组成了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银行网。银行通过它的信贷活动，一方面把企业、公社、机关、团体和居民手中暂时闲置的资金聚集起来，一方面有计划地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资金周转的需要。十年来，银行存款和放款迅速扩大，自有资金迅速增加。1958年存款比1950年增加八点四倍，放款增加二十五点四倍，自有资金（国家拨款和银行积累）增加十九点七倍。人民币的币值，始终保持着稳定，它在人民中有着高度的信誉。
十年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设备、技术、贷款等方面给予我国的兄弟般的援助、支持和合作。我国人民对于这些援助是深切感激的。这些援助除了建国初期苏联曾给予我国一部分低利贷款以外，主要是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互相交换的方式进行的。外债收入在我国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整个十年的数字看，只占收入总数的2％，而且都是建国初期的借款。我们的建设资金是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依靠自力更生的。随着我国财政的日益巩固，我们已经更有条件完全依靠国内的积累进行建设了。
所有以上事实都说明：我国的财政是社会主义的财政，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的财政，是为人民造福的财政，是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财政。我们的政府是最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政府用财政资金为人民办了这么多好事呢？有哪个政府的财政基础曾经有过这样巩固而又发展这样迅速呢？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下，旧中国的财政是极少数统治者榨取和镇压人民的财政。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豢养庞大的反动军队和官僚机构，而用于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支出则微乎其微。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常是收不抵支，入不敷出，他们只有依靠向帝国主义大量借债、依靠无限度地发行纸币过日子。结果是：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反动统治者一方面丧权辱国，一方面大发横财。旧中国的财政就是这样。
所有以上事实都说明：不向帝国主义讨乞，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活下去，而且比过去活得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努力建设，正以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达到的高速度跃进再跃进。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肯定地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日程会大大缩短。我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达到这个目标。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苏联的建设获得极其辉煌的胜利以后，我国十年建设的伟大成就，再次提供了一个例证：即是在原来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有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突飞猛进地向前跃进，并且一定能够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这个事实不能不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剥削的人民中发生伟大的吸引力。
历史上一切反动的阶级、反动的政治力量，从来不能如实地观察客观世界。他们对于人民的力量，对于革命运动，对于新兴的社会制度的成长，总是不相信不承认。在我国人民争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刚刚在全国范围内夺得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们曾经断言：中国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那时国内资产阶级中也有一些人说，共产党军事十分，政治八分，经济零分。不久，我们的财经状况根本好转了，有计划的建设开始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又跑出来说，五年计划是野心勃勃的，但是建设资金问题将无法解决。后来我们解决了资金的困难，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以大跃进的步伐，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事实无法否认了，他们又编造各种恶毒的谎言来咒骂我们。但是，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这些诽谤和诬蔑，不仅无损于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厦，而且只会使我们更加懂得：我们做得多么对，多么好，而敌人所以吵嚷不休到底是为了什么，害怕什么。
有些好心肠的朋友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能够在短短的时期内积累起如此大量的建设资金呢？是不是由于加重了人民负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追溯一下我们这个国家过去的贫穷落后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大家知道，我国广土众民，物产丰富，人民以勤劳勇敢著称。其所以贫穷落后，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地剥削掠夺的结果，是他们的统治严重地束缚和摧残生产力的结果。帝国主义通过军事劫掠、商品倾销、在华投资等方式，掠夺了我国人民无数的财富，其中仅“庚子赔款”一项即拿走白银五万万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亦官亦商、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等方式，搜刮的民财，包括他们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等方面的独占财产以及他们在国外的存款和产业，总数约有黄金五万万两。旧中国大小地主向农民索取的地租，每年约有粮食七百亿斤。这些数字完全是用中国工人、农民的血汗凝结成的。这些数字说明，解放以前中国并不是没有建设资金，而是被大量地装进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里去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过去被帝国主义、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所掠夺剥削的财富，现在人民自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建设自己的国家了。过去被民族资产阶级剥削的一部分财富，在公私合营以后，除了支付定息以外，归国家有计划地使用了。我国建设资金所以能够高速度积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充分发挥了六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人民，自然能够创造出比旧中国多得多的巨大财富。毛泽东同志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就是我们国家积累的基本源泉，也就是我们所以能够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自己解决建设资金的关键所在。还有，我们执行着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积累的资金可以得到合理地使用，可以用同样的钱办更多的事。至于说到我们是否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要看税收的增长是否超过了生产和收入的增长，要看市场物价是否稳定，要看人民生活是否逐步改善。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我国目前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和农村其他税收，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4％。从1952年到1959年，七年当中农业生产增长了71％，农业税却一直稳定在三十亿元左右，没有增加。整个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地方附加和农村其他税收）占农业产值的比例，从1952年的11％降低到1959年的8.55％，农民的负担不是加重了，而是相对地减轻了。在价格政策方面，前面说过，十年来我国零售物价指数是稳定的，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却有所提高，这样，由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差价的缩小，农民从价格方面得到不少的好处。五亿多农民，无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国家建设中都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支伟大的同盟军，才能无往而不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财政工作的伟大胜利，是伟大的人民民主制度、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财政问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财政思想的胜利。
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方针的完全正确。财政问题是一个分配问题。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影响生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这条方针，克服了历次严重的财政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执行了这条方针，因而在财政工作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我国人民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这种要求。我们的财政工作不仅要一般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要促进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是财政工作的根本任务。因此，财政收支的安排，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客观的可能，兼顾国家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充分挖掘潜力，积累资金，增加收入；必须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几个并举”的方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合理地分配资金，尽可能增加生产建设的投资，充分发挥资金的效能。财政预算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财政收支打得积极了，尽可能地增加收入，把收入打足，尽可能地满足需要，多收多支，这样，各方面互相督促，各方面比较紧张一些，才能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度的发展，才能达到“多快好省”的要求。反过来说，如果把收入和支出打得保守了，大家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任务，那样就会降低建设事业发展的速度，必然是“少、慢、差、费”。
我国的财政是生产建设的财政，财政支出主要用在生产建设上，少收了固然要限制支出，少支了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入。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可能和需要的范围内，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支出，更多的建设，这是通过财政收支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正确道路。我们强调高速度，并不是说可以超越客观情况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平衡。问题是如何充分认识和利用客观的可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是必须求得积极的平衡而不是消极的平衡。必须从发展经济的观点出发，力争多收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而不应当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用不适当地降低建设速度的办法，少收少支，或者多收少支，结余过多。在积极的平衡中，可能出现了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只要厉行增产节约，经过国家计划的调节，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正确执行总路线和“几个并举”的方针，就可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平衡。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既保持高速度，又做到收支平衡。认为速度高了，就不能保持收支平衡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66％，农业产值增长25％。在这个基础上，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35％，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这一年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也根据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生产建设方面的支出。1958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35％，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70％。这一年生产建设发展最快，支出最多，收入最大；这一年不仅做到收支平衡，而且还略有结余。经济兴隆，财源茂盛，事实还不明显吗？右倾机会主义者胡说什么1958年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全面紧张，这不过证明他们自己是看不见事实的瞎子罢了。
事情正是这样：从发展经济中开辟财源，增加收入；收入增加了，回过头来又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这样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既取得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又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就是我们财政工作的基本公式。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十年来财政工作的第一条基本经验。
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发动群众依靠大家办财政这一方针的完全正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一切革命和建设任务，都必须通过集中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去实现，一切正确的方针，都只有把集中领导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才能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经济要求有统一的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以保证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安排和使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又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革命干劲，才能做到多快好省。财政工作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十大关系”的指示，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国家同建设单位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正确处理领导同群众的关系，把统一领导同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同地方和企业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力量同群众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在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关系上，必须合理划分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职权范围，既坚持集中领导、统筹安排的原则，又照顾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需要。在国家财政同企业财务的关系上，既要把企业的财务置于国家统一管理之下，把企业收入的主要部分纳入国家财政统一使用；又要使企业能够按照他们的工作成果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企业的机动财力。在国家与基本建设单位的关系上，既要保证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完成建设任务，又要在规定的投资数额的范围内，给予建设单位适当的机动权。这样，既能够发挥各地方、各企业和各单位的积极性，又能够更好地保证国家整个财政计划的完成。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既要坚持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又要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每一种规章制度，都有它所要推动和所要约束的两个方面。制度是带有约束力的，不能因为怕约束就不要制度。但是约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不能因为不适当的约束而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影响事业的进行。财政部门对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采取依靠、信任和热情帮助的态度，同时，也要进行必要的财政监督。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充分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了使大家共同努力，更多地积累资金，更节约地使用资金。有的同志片面强调统一领导，忽视分级管理；片面强调集中财力，忽视应有的机动；片面强调规章制度，忽视发动群众，把本来可以统一的两个方面完全对立起来，企图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代替生动活泼的群众路线，那是完全错误的。
群众路线对于财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可以从1958年大跃进的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证明。这一年，我们改进了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适当地下放了一些权力；改进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了利润留成办法；改进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了投资包干办法；破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这样就真正发动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积极性，真正发动了广大群众，形成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突飞猛进、势如破竹的局面，创造出许多动人的先进事迹。这里可以从无数事例中举出石景山钢铁厂扩建工程发动群众节约使用资金的例子。这个工厂的扩建工程，按照原定计划，投资二亿四千万元，在五年内扩建为一个年产一百四十万吨铁、六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由于采用了“投资包干办法”，在保证不降低生产能力、不推迟交工日期、不突破投资总额、不影响工程质量、不增加非生产建设比重的条件下，把投资交给工厂，由工厂负责建设。在工厂党委统一领导下，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动脑筋，挖掘潜力，寻找降低造价节约资金的办法。这个厂的职工提出，用同样的投资，争取扩建为年产一百七十万吨铁、一百二十万吨钢的联合企业，比原来设计的生产能力增加30％到一倍，这个扩大规模的计划，已经经过主管计划部门批准。现在全厂职工正向着这个跃进指标前进。我们认为，用同样的钱，能够把建设规模即使扩大10％、20％、30％也是值得大为提倡的。这里还可以举出依靠群众大办水利的例子。从1950年到1957年八年间，国家为根治准河共投资十四点五亿元，完成工程量十六亿土石方；而1957年冬和1958年春发动群众大办水利，仅安徽、河南两省，半年之间，主要靠农民自己的劳力财力和物力，就完成了一百二十亿土石方。这些工程在今年的抗旱防灾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光靠国家投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样的事迹用老眼光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发动了有关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之后，这样的事却是每日每时地在不断出现着。离开群众，寸步难行；发动群众，一日千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不是依靠少数人办财政，而是发动群众，依靠大家办财政，这是十年来财政工作的第二条基本经验。
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这一原理的完全正确。财政是为政治服务的。财政从来就是国家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之一。我们的财政工作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这一政治任务服务的。财政上每一文钱的积累和分配，都同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关连。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包含着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各民族间的关系、各阶级阶层间的关系、各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各地区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加以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因此财政工作者处理问题，首先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我们是财政工作者，但是首先应当是总路线的执行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工人阶级的战士。当然，我们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决不是说可以忽视具体业务工作，忽视对业务问题的学习和钻研。经济工作必须越作越细致，离开具体的业务工作，政治任务也就无从实现。但是业务必须服从政治，只见业务，不见政治，就会成为盲人瞎马，就会变成事务主义的庸人，走上错误的道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大跃进“搞糟了”，公社化“搞快了”，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实行政治挂帅，就有被这种错误思想侵蚀和俘虏的危险。我们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决不是说可以忽视经济核算和物质鼓励。经济核算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法，不注意经济核算就不能最合理最有效地管理经济，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努力加强经济核算，仍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正确地规定物质鼓励的办法，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经济核算和物质鼓励只有在加强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前提下，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进一步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治挂帅，把政治与业务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这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政治挂帅，这是十年来财政工作的第三条基本经验。
十年来财政工作的胜利是伟大的，这个胜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六亿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胜利也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目前全国人民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鼓舞下，正在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增产节约高潮，为争取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而奋斗。过去的十年是充满胜利的十年，是光辉灿烂的十年，我们相信，未来的胜利将比过去更为辉煌，更为伟大。过去十年已经取得的胜利是世界上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抹杀的，今后将要取得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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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统帅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刘澜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使我国几亿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破天荒地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唯一的革命政党。十年来，我们党又经过了无限光辉的历程。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紧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国人民多少年来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们祖国广阔富饶的土地上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
建国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全党党员由1949年的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党的基层组织由1949年的二十五万个发展到现在的一百零六万个。无论在城镇和乡村、工矿企业和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和人民解放军的连队，都普遍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在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十年来，我们久经革命烽火锻炼的老干部迅速地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本领，同时在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提拔和培养了几百万优秀的新干部，他们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各个战线上担负着光荣的领导责任。十年来，全党经过几次整党和整风运动，深入地、系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严肃地批判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集中地反对了妨害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向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把数以万计的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其他各种坏分子，从我们光荣的共产党的队伍清除了出去。从而，空前地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共产主义的觉悟程度，使我们党的建设达到了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不论在劳动中、战斗中和各种工作中，都以奋不顾身、大公无私的精神，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人民群众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知心人、好朋友和好同志，情同兄弟姊妹。人民群众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共产党是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的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者。
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最进步、最优秀、最勇敢和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我们的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就能够真正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革命斗争的规律，正确掌握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提出历史的新任务，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领导全国人民从一个革命阶段前进到另一个革命阶段，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革命政党，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达到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因此，坚持不渝地加强和巩固党在一切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分明显，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有关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中的根本问题。十年来，我国历次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经验，都颠扑不破地证实了这一革命真理。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主要目标，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但是，经过全国范围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并没有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梦想的那样退出“一切阵地”，而是在各个战线上空前地加强了党的领导；不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垮台，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天下更加坚强、更加巩固了。资产阶级右派，同共产党和人民较量的结果，遭到了可耻的惨败。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在经济战线、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国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仍然存在，并且，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兴风作浪，妄图撼动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和社会主义大厦。因此，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仍然是长期复杂的，是时起时伏波浪式发展的，有时还会是很尖锐的。这种斗争还要继续几十年，直到阶级斗争完全熄灭为止。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也是毫不足怪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总是从各个方面影响和腐蚀我们的党，帝国主义和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从党的内部、从党的领导核心来进行破坏。而我们党内的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总是容易接受他们的影响；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也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愿望，把党改造成为机会主义的政党，以达到他们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目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加入我们党而毫无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被全面地、彻底地最后消灭的时候，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决定他们一定要起来坚决反抗，他们就必然同国内外反动势力遥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就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愿望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现在，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明显，如果不彻底粉碎他们的反党活动，党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巩固地掌握国家的领导权，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统一的战斗组织，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党内绝对不能容许有任何的机会主义派别存在，绝对不能容许有任何分裂党、篡夺党的言论和行动。同情、纵容这些反党活动，以及在和反党活动进行严肃的斗争中，任何调和和动摇的表现，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要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在一切社会领域里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一切革命工作。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永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必须了解，任何地方无产阶级不挂帅，资产阶级就必然要挂帅；任何地方放弃和忽略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就会脱离群众，迷失方向，走入歧路。有人坚决反对政治挂帅，他们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既不能出粮食，又不能出钢铁，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们这种把党的政治领导同群众的实际工作，把政治同业务完全割裂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要削弱以至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试问，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伟大胜利，这难道不是依靠党的政治挂帅和坚决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所取得的历史奇迹吗？
要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就必须把一切革命组织，不论是政府、军队、人民团体，不论是公安、法院、检察等政法部门，或者是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都置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包括基层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所以一切革命组织也就都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只有这样，一切革命组织的工作才能够方向正确，目标清楚，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常遇到有些单位的领导者，他们热衷于开展本单位的“独立活动”，把建立必要的系统领导和上下级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甚至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向党要求各种权力，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也有些单位只愿接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不愿服从地方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很显然，这些思想和行动实际上是否认党的统一领导，否认地方各级党委在中央领导下是各该地区的最高组织形式和领导核心的作用。这种思想倾向是很危险的，有不少同志由于坚持这种错误，结果就使他们领导的工作失掉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从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有一些同志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说，党对于非党组织只能实行政治思想领导，不能实行组织领导，否则，就是干涉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大家知道，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依靠党的各个组织（包括党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的。组织领导是实行政治领导的保证。试问，离开具体的组织领导，离开了党对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组和共产党员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还有什么保证呢？还谈得上什么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呢？应当指出，他们否认非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组织领导的实质是，不是把自己当成党派到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而是把自己看为在共产党内的行帮代表；不是把党看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而是把党当做各个团体的自由联合会。很显然，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任何革命组织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他们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要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列宁在1919年驳斥要工会脱离共产党领导而“独立”的口号时，曾经指出过，在阶级斗争中，“一切关于独立性或一般民主的言论，不管它们披上什么伪装，都是极大的骗局，都是背叛社会主义”。那些反对党对非党组织实行领导的人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说明了这个真理吗？
又有人会说，你们这样做，不是真的成了“党政不分”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首先是党政不分论者，然后才是党政要分论者。在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不能有两个“政治设计院”，一切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和总部署，都只能由党实行一元化领导；而一切非党革命组织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好。当然，这绝不是说，党可以包办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等非党组织的日常事务，混淆共产党同一切非党组织的原则区别。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只有当共产党能够不仅在原则上同一切其它阶级划清界限，并且能够站在本阶级群众的最前面，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坚持自己先锋队作用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非党组织的领导，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因此，个别地方发生过的“党社合一”、“党政合一”的现象，也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要把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同非党革命组织混同起来，从而降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我们已经批判和纠正了这种错误。
我们的党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我们认为，只有通过集体，个人的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只有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一个领导集团里，不仅要有分工负责，还必须要有人负总的责任，如同一个乐队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指挥、一个班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班长一样，各级党委也必须有自己的领导核心。否则，群龙无首，各行其是，就绝不能整齐步伐，共同行动。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真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他们反对第一书记挂帅，说这是“独裁”、这是“不民主”。其实，他们只是要攻倒所谓党的“独裁”，而由他们自己来实行独裁，这是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的一套手法。我们说，集体领导中的核心是集体智慧的集中表现；重大的工作由第一书记挂帅，就是要第一书记当好班长，做好带头工作，决不是什么脱离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独裁”。各级党委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具有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久经革命烽火锻炼、同群众密切联系的领导核心，是我们党经得起任何风险的重要保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正是企图使党的核心解体，使群众的核心解体，企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解体。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必须坚决予以回击。
以上所说的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反对党对非党组织的领导，反对第一书记挂帅等降低、削弱以至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党内的反映，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对立的。长期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但却是最根本的道理，不论任何革命组织，什么时候脱离了党的领导，什么时候就要犯大错误，只能办坏事，不能办好事；任何革命组织要在革命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避免犯大的错误，就应当把自己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关于这一问题，必须经常不断地在干部和党员中反复进行教育。同样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队伍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具有个人主义思想而不加以克服，就必然要在党内争权夺利，直到走向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因此，必须把加强党对一切革命组织的领导，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教育每个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自觉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严肃地批判和克服各种降低、削弱以至取消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是我们党的建设中的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
为了保证党对一切革命组织和一切革命工作的统一领导，党中央规定了一系列实行这一根本原则的领导制度。在军队中，我党从建军开始，就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近几年来，在工厂、企业的行政管理上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高等学校中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等。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既保证了党的统一领导，又充分地发挥了行政领导人的负责精神，从而也就大大地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我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创造性的发展。
当着全国欢庆建国十周年伟大胜利的时候，当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异常兴奋的，我们感到无限的骄傲和自豪，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是同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光荣的名字、他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领导不可分离的。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崇高威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崇高威信，是我们党对一切革命事业进行统一领导的重要保证，是我们的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历史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当着革命或建设事业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就发展、胜利，建设事业就突飞猛进；而当着革命或建设事业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指导的时候，革命就失败，建设事业就受挫折。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这是我们党胜利的标志。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最杰出的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有史以来优秀传统的最杰出的代表，是我国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灯塔，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在黑夜茫茫的反动统治下饱受苦难、经过历史上罕与匹比的艰苦斗争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回顾过去，瞻望将来，总是以十分亲切和无限尊崇的心情想到自己的领袖，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取得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六亿多人民把自己的幸福、希望和未来寄托在他的身上，把他看做是共产主义的化身，是真理的化身，是战无不胜的旗帜。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智慧、经验和他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对于党的领袖的热爱，是同对于党、对于阶级、对于人民、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完全一致的。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同志的胜利旗帜，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同心同德，亲密团结，领导着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把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