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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辉煌的十年
十年来农业战线的光辉成就
农业部部长 廖鲁言
一、农业面貌的伟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农业战线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农村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
废除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改造了劳动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实现了土地和耕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在胜利完成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阶段，发展成为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大规模的集体经济。
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恢复到并且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又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58年的大跃进，农副业总产值和各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都成倍地增长了。1958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1949年的二点三倍，粮食产量相当于二点三倍，棉花产量相当于四点七倍。1959年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农副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的产量都将再增长10％左右。
随着农业生产的成倍发展，农民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把增加的人口计算在内，按全部农村人口平均，每一个人的农副业总产值，十年来也增加了一倍。几万万农民，特别是在解放以前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雇农，还有一部分下中农，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十年以来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和不断的提高。农民自己说得好：“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领导，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庄稼汉，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翻了身，又开始了文化上的大翻身。”
这就是我国建国十年来农业战线上的辉煌成就。任何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都是注定要彻底破产的。
在长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增强了。这个无比巩固的工农联盟，毫无疑问，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胜利实现的可靠保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任何怀疑、动摇、抵抗和攻击，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二、十年来农业发展的三个时期
十年来新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可以概括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在这三年中，胜利地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1949年全国刚刚解放的时候，经过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农业生产的水平很低，各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比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都减少很多。例如，粮食减少了五分之一，棉花减少了一半。大豆、花生、油菜籽和黄麻、洋麻减少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蚕丝和茶叶都不足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产量的五分之一，大家畜减少了16％，猪、羊减少了30％左右。那时候，除了占国土一小部分的早解放区以外，在占国土大部分的晚解放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还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无地少地的雇农和贫农占农村人口的70％，封建剥削制度还没有废除，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障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1949年冬季在各个晚解放区普遍发动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的斗争，接着在1950年6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普遍展开了亿万农民的急风暴雨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了，三亿多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左右的土地和大批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1952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48.5％，扣除生产费用以后，平均每个农户比1949年增加收入约一百二十元；各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比1949年有很大的增加，例如，粮食增加了九百二十六亿斤，棉花增加了一千七百一十八万担，大豆、花生、油菜籽、黄麻和洋麻等各种农产品的产量都已经恢复并且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
第二个时期，从1953年到1957年。在这五年中，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增产任务。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任务彻底完成以后，农业将沿着什么道路向前发展呢？小农经济时时刻刻生长着资本主义。如果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不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敲起的警钟。同时，生产极不稳定的、不能经常扩大再生产的小农经济，也根本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个体分散的、畜力加手工操作的小生产的农业同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是不能长期并存的，如果不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不能顺利完成。因此，党中央在1953年2月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同年12月又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展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下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掀起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到1956年，提前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引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潮。1956年1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党中央向全国人民，首先是向五亿农民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农业生产高潮又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大发展的一年。1957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比1952年增加了一百二十亿元，增长25％，扣除生产费用以后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比1952年再增加收入八十元左右；1957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加六百一十二亿斤，增长19.8％；棉花产量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比1952年增加六百七十三万担，增长25.8％；其他各种作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大家畜增加七百多万头，羊增加三千六百八十万头，猪增加五千六百多万头。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的农业增产计划。
第三个时期，从1958年开始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期，是人民公社化发展的基础。1958年，在经济战线上以及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进一步改善了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农村中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加入公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一样，开始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1958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25％，一年的增长速度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五年；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比1957年增加一千三百亿斤，增长35％；棉花产量达到四千二百万担，比1957年增加九百二十万担，增长28％，两者都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增长的总和。农业生产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的局面。1959年正在继续跃进，农副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产量，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再增加10％左右的计划指标，可以完成，并且可能超过。而且，我们相信，在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建设得更好，它的优越性必将更大发挥的条件下，在工业生产继续跃进，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援不断增加的条件下，今后的农业生产还会以一种波浪式的发展幅度继续跃进。
三、农业生产关系的大革命，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十年来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业的生产关系大革命的过程，也是农业的生产力大发展的过程。农业的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力不断发展。首先，这个发展过程，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体现，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体现。在全国解放以后，农业战线的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才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展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以及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曾一再指出，在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不用说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也还是社会主义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一结束，在1953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停留下来，而是乘旧的富农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新的富农和富裕中农还没有成批地生长起来的时机，紧接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就立即开始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指出，生产关系的三个要素中间，还有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和分配问题这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和改善。这两个方面虽然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以后，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问题上的旧制度的残余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消失。所以，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接着就展开了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整顿“三风”，扫除“五气”；展开了全民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大斗争。在农村中又广泛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而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进一步改善了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出现了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同时，尖锐地批判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的右倾保守倾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局面，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局面，并且在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是在实践中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而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国农村十年来生产关系大革命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辩证的结合。
第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从来是首先从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和下中农（土地改革以前还有雇农）的利益出发，同时照顾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一般中农的利益；坚决依靠前者，团结后者，来实现党在各个时期所提出的斗争任务。土地改革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的迫切要求，土地改革对于中农也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党的政策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土地改革中坚决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土改以后，贫农雇农的耕畜、农具还是不足，生产中还有一定的困难，迫切要求互助合作；合作化的道路也是中农唯一正确的道路，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仍然是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土改后的新中农），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中农还是采取团结的方针，只是对于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展开斗争。人民公社运动也是如此，拥护和坚决拥护人民公社的大约占农村人口的70％，主要还是贫农和下中农，其余30％的人，动摇的居多数，反对人民公社的，包括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内，不过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几；我们坚决依靠这70％的赞成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分子，办好人民公社。不要以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农村中的阶级和阶层就已经完全消灭了。其实并没有完全消灭，在思想意识领域中，阶级还远没有消灭。忽略了这一点，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农民是现实主义的，农民群众思想觉悟水平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党也就采取种种过渡步骤和过渡形式，领导群众逐步前进。在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中，一般总是先实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经过这一步骤，来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加强农民的组织力量，锻炼农民的斗争经验，同时，消灭地主阶级掌握的民团武装和与地主阶级相勾结的土匪武装，打下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威风，削弱整个地主阶级。这是土地改革的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步骤。经过这一步骤，而后再发动分配土地的斗争，消灭整个地主阶级。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私有，并不立即实行公有，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这样做是一个不可省略的过渡步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也是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劳动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劳动和土地比例分配”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过渡形式，而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并且实行三级所有制，分级管理，分级核算，基本所有权在生产队一级，就是说，生产资料基本属于生产队这个小集体所有。还要经过一定的时期，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和平衡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基本所有权属于公社一级，实现大集体所有，并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
第四，正因为党在农村中一贯坚持依靠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和下中农，把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民统统团结起来的方针，从而在每一次的运动中都能调动起90％以上的人的积极性；也正因为党采取了种种的过渡步骤和过渡形式，使农民进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都不感到突然，从而避免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因此，十年来，经过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这样激烈的群众斗争和大革命，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仅避免了在革命运动中可能发生的损失和减产，反而能够把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发扬起来的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到农业生产方面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农业生产关系的大革命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时并进。
正因如此，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度的发展。以1958年已经达到的水平，同1949年相比较，九年的时间，农副业总产值增加一点三倍，每年平均递增9.8％；粮食总产量增加一点三倍，每年平均递增9.8％，粮食的单位产量，提高93.6％，每年平均递增7.6％；棉花总产量增加三点七倍，每年平均递增18.8％，棉花的单位产量提高一点二六倍，每年平均递增9.5％。这样的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发展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就以美国这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农业发展最发达的国家而论，它在1949年到1958年当中，粮食的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以及棉花的单位产量增加速度都比我国低得多。美国按照它自己的速度，要三十六年才能把粮食总产量增加一点三倍；美国的棉花总产量在这九年之中下降了28.1％，同我们根本不能相比。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了生产发展的桎梏；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则炳若日星。
四、在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生活大改善
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在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不断的改善。虽然目前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高的，但是，同解放以前的悲惨境遇相比，不啻是由地狱升到了天堂。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按全部农村人口平均，每人不到四百八十斤；1958年，把增长的人口计算在内，每人平均达到八百九十多斤，增加了四百一十斤，增长85％。1958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扣除生产费用以后，比1957年增加九十三亿元，平均每个农户的收入比1957年约增加七十七元；比1949年增加约三百亿元，平均每个农户增加二百元以上（把农村增长的人口计算在内）。1958年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合八十五元左右，比1957年提高9.7％，比1949年提高一倍左右。
再看看农民的货币收入，1958年农民和农村人民公社出售农副产品的总金额达到二百二十亿元，平均每户一百八十多元，比1957年增加二十四亿八千万元，平均每户约增加二十二元；1959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总金额又增加十四亿元，平均每户又增加约十二元。两者加在一起，在一年半以来的大跃进中，平均每户农民就增加了三十四元的货币收入（当然，要扣除一部分，充做公社的生产费用）。增加的这三十四元，可以买白布一百尺左右，可以买白糖四、五十斤。这就是说，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村中销售量占的比例较大的几种商品，1959年上半年比1958年同期的增长比例是：棉布增长35.4％，针织品增长60.4％，毛线增长92.6％，胶鞋增长54.6％，肥皂增长37.8％，搪瓷杯增长一点二倍，暖水瓶增长21.5％，自行车增长35.5％，钟增长53.7％。如果同1949年相比，这些工业品的销售量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由此可见，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购买力增长的一般。
农民在文化生活上也翻了身。多数农村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1958年全国小学生人数达到八千六百万人，农村大约占四分之三；高等学校学生六十六万人，其中农民的子弟也占很大的比重；中等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万人，其中农民子弟就要占的比重更大。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业余中学、农业中学以及“红专大学”在农村中到处发展起来。业余剧团、图书馆、俱乐部等等，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几乎社社都有。社有卫生院、队有门诊所，已经不是少数人民公社所特有。篮球架子，在农村中到处可见，这也是农村业余体育活动大发展的象征。旧社会遗留给劳动农民的文化落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五、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
要保证农业生产继续跃进，首先必须坚持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1958年以来领导农业大跃进的一条最根本的成功的经验。
所谓政治挂帅，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领导。“思想是灵魂，政治是统帅”。领导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思想，必须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必须是不断革命、前进不息的精神，还必须有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甘居下游，自甘落后，沉浮于中游，自以为得计的保守思想；暮气沉沉，安于现状，抱残守缺，不事进取的颓废精神，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奴才风格，都必须反对。因为，按照这样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没有希望的，还谈得上什么大跃进。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上游”是客观存在，是客观可能性。“干劲”是主观能动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客观可能性变成现实。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不赞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们反对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片面强调客观可能性；用农民的话说就是：“他们反对爬上树，搭上梯子，把成熟的果子摘下来吃，他们是坐在树底下，等那些熟得烂了的果子自己掉到他们的嘴里去”。按照他们的主张，当然不可能出现生产大跃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政治挂帅，其实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治挂帅，而是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挂帅，要用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去挂帅。这是几亿劳动人民所绝不允许的。
实行政治挂帅，还必须反对“技术挂帅”和“人民币挂帅”。技术是增产的重要条件，但是，技术是要劳动者掌握的，是要人掌握的，技术本身也是人们劳动创造的，所以，人的精神状态对于技术效能的发挥又起着决定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曾经有过偏重技术而忽视政治的倾向，这种单纯技术观点、“技术挂帅”，必须反对。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必须受到最大的重视，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立起正确的劳动报酬制度，但是，单纯强调物质刺激，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人民币挂帅”，那就是错误的。在人民公社中，单纯依靠提高劳动日的分值，热衷于“小私有”、“小自由”、“行小惠”，绝不能引起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我们历来是采取群众路线来领导群众运动的，在农村的社会改革中是如此，在农业的生产运动中也是如此。几年以来，特别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逐步摸索出一套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组织农业生产运动的经验。首先是，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方面来，按照不同的生产要求，做什么，鸣放什么，辩论什么，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群众的集体意志，变成群众自觉要办的事，坚持下去，并且依靠群众大家动脑筋，找窍门，大家动手来办成这件事。第二，开现场会议，检查评比，选择适当的典型，以一乡、一社、一块田、一个水利工程……做为开会的现场，系统地总结这个典型的经验，然后由各地来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带回去，加以推广，这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抓住典型、带动一般”的领导方法的结合和具体化。“抓两头，带中间”、“抓先进，带落后”、“抓落后，逼先进”的方法，也就是“抓住典型，带动一般”的领导方法的几种不同的具体运用。农民是最务实的，抓住具体典型，用具体实例来教育农民，对于领导农业生产运动，才能卓著成效。第三，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种试验田。这种方法，使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学会了生产的真本领，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并且以试验田的先进经验摆在群众面前，教育群众，领导群众向先进看齐。干部种试验田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创造，推广这种领导方法，是改变干部的领导作风的主要关键。第四，定期地和不定期地召开省、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六级干部会议以及公社的党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在这些会议上，都要树立对立面，都要吸收抱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参加；在这些会议上，都要充分展开意见的争论，不乱扣帽子，并且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人保留意见，用这种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在今年整社工作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方法，必须推广到农业生产运动方面去。保证在生产运动中进一步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这一切行之有效的领导群众大搞生产运动的方法，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作风的新发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系列的宝贵经验熟视无睹，漠然置之，而一味地大肆攻击生产运动中的某些强迫命令作风。他们的本意实际是反对在生产中搞群众运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农民自己会搞，根本用不着领导。或者认为生产就是生产，劳动者按时上工，按时下工，做工拿钱，照章办事，根本不需要搞什么群众运动。他们根本忽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他们还是把劳动者看做生产工具的奴隶这种资产阶级观点，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是生产力的最基本的要素。
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两者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是领导与群众的结合。没有政治挂帅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走群众路线，也不能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自觉地行动起来，也不会鼓起真正的干劲，把上游争到手。我们既要坚持政治挂帅，又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领导广大农民的生产运动，争取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
六、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是农业生产的八项技术措施，名之曰“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是我国劳动农民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经验总结；1956年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着重指出推行这些增产技术措施的重要性，1958年更把这八项措施系统化，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
几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这些增产技术措施的推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水利灌溉设施的面积，由1949年的二亿多亩增加到十亿亩左右，其中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四亿多亩，1958年冬季各地兴修的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六十多处，蓄水一千万到一亿立方米的中型工程一千二百处，小型工程数以万计，在今年抗御特大的旱灾和防涝斗争中已经发挥了显著作用。全国六亿多亩盐碱沙荒、红黄壤土、山岭薄地和低洼易涝的土地，已经加工改良和改成梯田的有三亿多亩。进行了深耕的面积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施肥面积年年扩大，施肥数量不断增加，施肥方法也有改进。十年来培育出的新的优良品种二千多个，良种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十七亿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6％，其中稻、麦、棉花、大豆等作物，良种已经基本普及。合理密植已在各地普遍推行。防治病虫害的工作也有了显著的成效，例如，稻螟的损失率已由解放前的30％下降到2％左右；麦类黑穗病的发病率已由10％至15％下降到1％以下。1958年大跃进中，在化肥、农药的制造方面，还采取了土洋结合的方针，各地各人民公社制造出大批有成效的、成本低的土化肥和土农药，很受群众欢迎。田间管理工作普遍加强。各地创造和改进了许许多多的新农具和水利建设工具、运输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并且为农业机械化做了准备。
“八字宪法”的八项内容是有机联系的，深耕和改良土壤、合理施肥、水利、良种是基础，合理密植是中心，防治病虫、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是保证，“八字宪法”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农业生产的地域性比较大，各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同，土壤的性质不同，推行“八字宪法”的时候，必须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具体办法，必须因地制宜，绝不能千篇一律。推行“八字宪法”，还必须走群众路线，同农民群众商量，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使“八字宪法”具体化，从而在实践中，使“八字宪法”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更加准确。
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改进农业耕作技术，推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先进与落后的斗争，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几年来的事实正是如此。所谓“睡犁”、“看井”之类的怪话，在推广良种中的“青森五号事件”，以及反对密植的种种怪论，都是这种斗争的反映。而且，在农业技术革新问题上的守旧思想，总是同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保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抓住个别的种植过密的例子，来攻击“八字宪法”，攻击农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我们必须把关心人民事业、关心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人们对于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同右倾保守思想对于技术革新的抵抗区别开，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借端攻击区别开。对于前者应该接受批评，改进工作。对于右倾保守思想的抵抗，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克服他们的右倾保守思想。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借端攻击，则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
七、促进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
十年来，党和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促进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国家财政对于农业和水利等等的基建投资和事业费用，直接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是年年增长的，1959年预算四十四亿八千万元；用于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等方面的投资，间接用于农业的支出，也是年年增长的，今后还将更高速度的增长。此外，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1958年国家向人民公社投资十亿元，扶助公社的发展，特别是扶助那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差、收入比较少的生产队，使它们能够比较快地赶上富队。这对于人民公社从基本所有权属于生产队一级将来过渡到基本所有权属于公社一级，是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笔投资，不仅1959年有，以后还将继续下去。这样巨额的国家投资，毫无疑问地，将大大增加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有利于将来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在税收方面，对于农业采取了轻税政策。尽管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很大，而几年来国家征收的公粮税收基本没有增加，所以农业税在农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现在已经下降到7％左右。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在农村商业和价格政策方面，也采取了扶助农业发展的方针。农村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也减少流通过程的中间费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的物价是稳定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除了1955年以外，是逐年上涨的，以1952年的基数为100，1959年提高到129％，增加了29％；从1952年算起，到1959年上半年，农民在出售农牧产品中由于价格提高而增加的收入，共达一百七十一点七亿元。同时，工农业商品的比价指数又是逐年缩小的（除了1955年以外），以1952年的比价指数为100，1959年为78％，缩小了22％。农牧产品采购价格的提高，工农业商品比价指数的缩小，都大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村信用和农贷政策方面，也是以扶助农业的发展为目的的。早在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就发展起来了，这是同地主富农的高利贷剥削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信用合作社在帮助农民解决临时性的生活困难方面，在帮助农业生产资金的周转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国家还发放了巨额的农贷，来帮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6年就曾经发出七亿多元的贫农合作基金。到1958年为止，农贷总额达到三十八点三亿元，1959年计划为四十八亿元，这样巨额的资金投放，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以上这几项主要的经济措施，对几年来的农业发展，已经表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后还要使之进一步发挥作用，促进农业更大的发展。
八、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农业而奋斗
社会主义的农业，不仅在所有制方面是公有的，先进的，还应该有先进的技术，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在农业还没有实现合作化的时候，强调农业机械化，认为没有拖拉机就不能实行农业合作化，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现在，农业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摆在农业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农业。农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此。
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几年以来虽然不断有所提高，但是，目前已经达到的平均水平还是很低的；实现农业机械化，劳动生产率才能有很大的提高。以1958年黑龙江省的调查为例，使用旧式农具的人民公社，一个劳动力全年只生产粮食八千斤，一个劳动力只能提供三千二百斤商品粮，商品率只有40％；使用新式畜力农具的人民公社，一个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一万四千斤，一个劳动力提供七千斤商品粮，商品率是50％；而使用机器生产的国营农场，一个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二万二千斤，提供商品粮一万六千多斤，商品率75％。这就是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力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如果不能迅速提高，就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大发展对于商品粮食急剧增长的需要。再看看工业原料作物的情况，例如棉花，一年增加几百万担，建国以来，十年平均，每年增加三百几十万担，数字是不算小的，这样的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找不到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多，原来的消费水平又很低，如果不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的速度，也就不能完全满足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迅速提高，尽管我国人口众多，也难以为国家工业化的大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后备。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积累也就不快、不多，就不能为国家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不高，农民的购买力也就不可能高，也就不能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总之一句话，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果没有根本的提高，“五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就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怎样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呢？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为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工作。另一方面，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必须积极实行生产工具的改革，实行技术革命，以先进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来装备农业，实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等），以及原子能在农业方面的和平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加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如果说，由于我国本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工业的底子很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不可能以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农业机械。现在，情况就不同了，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又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钢产量已经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其中洋钢八百万吨，今年单是洋钢就计划生产一千二百万吨，并且可能超过；拖拉机、农业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汽车以及化学肥料的生产设备等等，我国都能够自己制造，这就应该而且可能扩大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支援农业机械化（包括扩大化学肥料等等的生产和供应），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工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的大发展，也就是为工业本身更大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几年以来，全国各地都试办了一批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到1959年底，使用在农业方面的拖拉机有五万五千个标准台（按十五马力计算），排灌机械二百八十万马力，农村小型发电设备二十五万瓩等等。这个数字固然很小，但是，它已经在广大农民中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为农业机械化准备了初步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就是今后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农业机械化事业今后可以有准备有阵地地较快地发展。
农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将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来。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作风的发扬，将使农业生产运动的高潮越来越高涨。八字宪法的内容将越来越充实，越显著地发挥增产的效果。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支援毫无疑问将不断地扩大。人民公社加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并且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将获得不断的提高，从而完全改变“五亿农民搞饭吃”的落后面貌，使粮、棉、油、麻、丝、烟、糖、茶、菜、果、药和其他各种农作物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农林牧副渔五业来一个全线大革命，并且彻底实现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并举”、“商品性的生产和自给性的生产并举”的方针，实现“少种高产多收”和“大地园林化”的伟大理想。几亿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将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明前景。
在庆祝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为十年来的光辉成就而欢欣鼓舞，同时，要更加发扬我们的斗争意志，反对右倾，鼓足干劲，为完成1959年的农业增产计划而奋斗！为在1959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棉增产指标而奋斗！为提前实现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农业而奋斗！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完成现阶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附图片）
十年来粮棉比翼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