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辉煌的十年
兴旺繁荣气象新
——记十年来我国市场的变化
新华社记者 海蓝 叶世涛
仅仅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的新型市场，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长、壮大起来了。
这十年，我国市场上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资本主义旧市场的种种罪恶已经根除绝迹。旧市场上，投机商人兴风作浪，翻江倒海，给生产、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危害；新市场上，社会主义商业千方百计支持生产发展，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今天，市场欣欣向荣，健康兴旺。透过市场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国家工农业生产飞速跃进的步伐，看到人民欢乐美好生活的景象。
制服了动荡的物价
物价是一个国家经济情况好坏的晴雨表。人们还记得，十年前，当祖国大地刚刚解放，举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新生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期望在我解放的国土上，激起一场物价波动的逆潮。他们恶毒地诅咒：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军事上胜利，不能使已经瘫痪的市场复活。被赶走的帝国主义分子冷冷地说：“物价波动足以使人民政权垮台。”国内的商业投机家挥着长袖说：“共产党没法制止物价波动。”地主们把肥胖的身子埋在竹椅里说：“你要东西，拿银元来。”
但是历史是如此无情！诅咒总是那么可笑！十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制服了历史上从未制服过的物价波动。这是一场尖锐的、艰巨的斗争。解放初期，国家在市场上抛售了大量物资，加强金融管理，发动全民进行反银元、金钞投机的斗争，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击溃了投机家们趁国家财政收支尚未平衡、国营经济立足未稳掀起的物价波动，使动荡多年的物价从此趋于稳定。
从1950年3月起的近十年来，全国物价一直保持平稳，即使在市场上有些商品一度供不应求时，物价也仍然那么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八大城市的零售价格指数如以1950年3月为100，那么1958年仅为101.4％。在上海，1950年3月份时，拿人民币（以新币计算）一元可以买到五点二市斤的中白粳大米或者是三十三点四斤煤球，或是两尺一九零号士林蓝布，或是四点三块固本肥皂；而到今天，一元人民币完全可以买到同样多的商品，有的还能买到更多。这样平稳的物价，旧中国一切统治阶级办不到，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做到。
今天，老一辈的人提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物价飞涨情况，还心有余悸。翻开十年以前的旧报纸，几乎满眼都是涨！涨！涨！
——涨风猛袭京沪，市场混乱，人们在惶恐中！（香港大公报，1948年6月27日）
——上周黄金风浪中，金钞轧涨一倍半、袁大头一马当先，轧涨二倍！（上海金融日报，1949年4月11日）
——涨风狂袭穗商场，市民谈“价”色变！（香港大公报，1948年11月7日）
——物价高涨，老者无人奉养，自缢身死。（北京世界日报）
当时物价究竟涨了多少倍？根据历史资料，1937年6月到194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崩溃前夕止，十一年中，一共上涨了六百万倍。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里面包含着多少人间惨剧！
从当年伪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伪重庆市政府物价指数及物价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可以看到人民遭受的掠夺、搜刮和压榨是多么深重！我们可以用一百元伪法币的购买力来编制如下一个公式：
1937年…………黄牛二头
1939年…………猪一头
1941年…………面粉一袋
1943年…………鸡一只
1945年…………鸡蛋二个
1946年…………一块肥皂的1／6
1947年…………煤球一个
1949年…………一颗大米的千万分之2.45
贵州省金沙城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谯贵斋，至今还保存着一册很珍贵的老账簿。里面记着整整三十八年的账目。这既不是谯老大爷的家庭收支账，也不是什么商品交易账，而是每个时期的粮价、煤价……。据这位老大爷说，旧社会粮价日跳夜升。穷人最怕粮价涨，粮食一领头，什么东西都跟着上去，他特地把它记下来，看看究竟涨到什么时候才算到了头。
老大爷的账到1950年就不记了。是老大爷缺乏恒心么？不是。因为“从那以后，粮价天天一样，没有记的必要了。”老大爷高兴地说，如果要记，倒不如刻个“同上”的图章，天天往上面盖一下得了！
工农商携手忙生产
揭开旧市场的盖子，里面黑幕重重，充满了投机、欺诈、剥削……。
在上海，在天津，当时都有着大批为非作歹的投机“专家”。其中有帝国主义分子，也有官僚买办、投机商人。他们的投机办法无奇不有。有所谓“踢皮球”，一张商品栈单可以在几十个投机商人之间，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做了几十次交易，栈单后面盖上几十次“过户”的图章。其实他们连商品都没有看到，但在转售之间，却捞进了一大笔钞票。在投机市场上，商品已经不是商品，更谈不到使用价值，而是他们追逐暴利，投机倒把的筹码。那时候，一些“抢帽子”的投机商人，在股票、金钞、商品价格骤涨暴跌的狂浪中，混水摸鱼。大部分投机交易，卖方没有商品，买主也没有货币，一切靠买空卖空进行。
在投机狂澜起伏的旧市场里，工商之间争夺利润，角逐市场。投机商业给正当的工业生产带来了无比的祸害。工厂产品销不出，就是卖出了，也因为物价飞涨，所得货款补不进同样数量的原料，生产奄奄一息。请看一段前“上海市工业会”在1949年5月11日致“国民政府”的自白：“目前本市工业成品外销已趋停顿……资金枯竭，罗掘俱穷，实已至无可奈何之境地。……”上海如此，其他城市的民族工业也不两样。许多工业资本家看到囤积、投机有利，也弃工就商，甚至就“囤”就“投”，把生产弃之脑后。
今天，投机家也好，“冒险家”也好，早已被人民赶出了市场，作为他们孳生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全国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就基本完成。全国市场从此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
社会主义商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把促进工业生产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担当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商部门，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十年来，商业部门积极收购和推销工厂产品。1958年，上海商业部门收购的工业品，要比1950年增长十四倍。现在几乎每天就有价值二千多万元的各种工业品涌进国营商业的仓库和货栈，工厂产品一生产出来，马上就投入流转领域。这跟解放以前工厂产品销不出，原料补不进的萧条景象，构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不仅是这些，广大商业人员还深入工厂，挖潜力，作助手，配合工业部门解决原料困难；出主意，当参谋，协助工业部门全面安排生产；找资料，供设备，支持工厂大闹技术革命。当年上海的金融投机中心“证券大楼”，现在是国营五金机械、交通电工器材两个采购供应站，这个地方，过去是尽人皆知的投机“司令部”，现在是支持工业生产，安排市场供应的后勤部。由于他们积极支持工业增产，每年供应各地的五金、交电产品相当全国总供应量的一半左右。
对农业，国营商业同样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和帮助。
每年春耕季节，商业人员携带资金和物资，到农村指导农民按国家计划安排生产，与农民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困难。每年，国营商业部门发放的农产品预购订金在十亿元以上。这些订金是无利息的，到秋收时仍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国家从各个方面支持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国营商业部门的收购量越来越大，农民的生活越过越好。1958年国家收购的粮食、棉花、油料、烤烟、茶叶等产品分别比1952年增加一倍到六倍；1957年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超过1952年的一半。
旧中国城乡对立，城市掠夺、剥削乡村的关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亲密地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农村给城市提供了大批粮食以及棉花、麻、烟等工业原料。城市制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也源源下乡。农村春耕时，送去拖拉机和双轮双铧犁；秋收时又送去收割机、脱粒机；施肥有化学肥料；排涝抗旱有抽水机；发生虫害还有各种各样的农药和农械。这十年里，全国供应的排灌机械、农药、化学肥料等增长了几十倍。在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工业城市，不论冬夏，无分昼夜，每天都有满载花布、内衣、胶鞋、自行车等日用百货的车船，驶往农村。商业人员深入农家，了解农民的爱好，根据他们的意见设计了不少新产品。印有孔雀开屏、百子图的花布，全开襟的卫生衫、矮胖的竹壳热水瓶……一直畅销农村。
两个社会，两种商业，对待工业、农业的两种态度，泾渭分明。谁破坏生产，谁促进生产，人们自会得出结论。
柜台内外情谊深
旧市场是投机商人的“乐园”，劳动人民则视为畏途。人们到商店买东西，尽管怎样留神、提防，在资本家那一套哄、骗、欺、诈的手腕下，还是要上当，要吃亏。
年龄大些的人还记得，当年来到城市的大街，农村的市集，几乎都有一片闹哄哄的叫卖声。有些商店厚着脸宣传自己的商品如何好，明明是当地的土织袜子，硬说是上海有名的“墨菊牌”；有些商店挂着“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的大招牌，只要顾客多跑两家，西洋镜马上拆穿。棉布店以“加三放尺”招揽生意，其实他们的尺特别短，量布时又有特殊的手法，顾客回家复量，一尺还是一尺。不少商店还有所谓“勾引品”，选择几个小商品稍稍减低价格，登广告大吹大擂，不明真相的顾客上了钩，买到一样便宜货，却吃进了几样“老虎肉”。更恶劣的是有一种专门欺骗老实人的“老虎摊”。他们先用谎言把顾客吓跑，又用甜言蜜语把顾客哄回来。如果不买，他们就威胁、咒骂，强迫成交，按他们的行话，叫做“不打不骂不成交易”。
资本主义商业就是这样欺骗顾客，剥削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市场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1958年商业战线上大跃进以来，我国市场上更是气象万千。多少年来人们理想的“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已经成为事实。
“千方百计为顾客服务”，已经成为营业员们的行动指南。今天，在商店里，不能再把商品、货币看成顾客和营业员之间唯一的东西，虽然他们仍旧是通过交换的方式接触着，但是营业员与顾客之间，已经不是普通的买卖关系，而是情长谊深的亲人和朋友。
在上海，为了让一个过路的旅客买到她喜爱的金鸡牌听装饼干，一个营业员又一个营业员，一家商店又一家商店到处为她物色，终于满足了顾客的要求。
在哈尔滨，一个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发现顾客匆忙间，买走了有污迹的裤子，连忙赶出去把她追回，给她换上好的。
在商店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和买卖无关的事情。皮鞋店的营业员免费为顾客缝好脱线的皮鞋；粮食店营业员帮助附近居民改进烧饭方法，节约用粮；百货店女营业员主动在业余时间为单身顾客织毛线袜……这些难道能列入商品交易的范围吗？而这些事情，今天在祖国各地的商店里，经常都在发生着。
国营商业肩负着“管家人”的光荣任务。商业人员既要为顾客服务好，又要尽量让人们买到称心满意的东西。为着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千千万万采购员风尘仆仆，组织货源。调运副食品的采购员，更是不辞辛劳，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奔波江海河野，走遍山林草原，废寝忘食，餐风饮露。在西南的采购员押着牛群翻过云贵丛岭；在安徽的采购员赶着鸭子渡过长江激流。为着人民的需要，商业部门既要经营足够的“大路货”，也要供应很多零星、特殊的小商品和高档商品，既要经营成套整件的商品，也要供应细小的零件和配件。
繁荣更繁荣
今天我国市场到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无论大城市或是农村，商店或是供销社，都是顾客盈门。上海市国营第一百货商店，每天就要接待近十万的顾客，星期假日更要达到二十万到三十万人次。商店每天成交的买卖大约在四万笔左右，以去年的营业额计算，平均每秒钟就做了一笔四元六角的交易。在车站、码头，物资南来北往，进城下乡，更是忙碌非常。
十年来，国营商业部门供应的生活用品虽然年年增长，仍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58年的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多，而今年头七个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这样飞速的增长，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六亿五千万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后涌现出来的巨大购买力，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繁荣的源泉。今天的中国人民，不但摆脱了解放前那种“终年劳动，不得一饱”、“今年盼望明年好，明年仍是一件破棉袄”的悲苦日子，而且在解决吃、穿、住等根本问题之后，生活越过越美好。工人、农民的最高愿望，已经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门七件事，而是几十件、几百件事。他们需要搪瓷面盆、手电筒、金笔、暖水瓶、毛毯、绒衣、自行车，甚至连一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像呢绒、绸缎、手表、收音机、缝纫机，现在也成了他们家庭里不很稀罕的家当了。十年来，这些商品的销售量都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有人问，解放以后中国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到底提高了多少？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1958年和1952年比较，全国职工购买力增加了一倍半，农民购买力增长了70％左右。
看惯了市场上这种兴旺繁荣的景象，往往叫人容易忘记过去的日子。在旧社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店里尽管陈列着很多商品，但这与劳动人民有什么关系呢？穷人没有钱，还是买不起。尽管资本主义市场表面上也很“热闹”、“繁荣”，但这正像垂死的人脸上涂满脂粉，也掩盖不了他苍白、憔悴的本色。所谓“繁荣”是虚假的、畸形的繁荣。那里市场上，有的是“空头支票”、“空头栈单”；有的是专供剥削阶级腐化作乐的酒巴间、舞厅、赌场、酒楼，市场交易的金额也许大得吓人，但真正零售商店的营业却很清淡。1949年4月24日上海大公报的一条新闻中，曾经描写了当时上海商店的窘态：“各门售店都门可罗雀，生意寥落，几家百货公司尤感困难。据说每天营业收入只够买买小菜等日常开支。”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繁荣，是几年来国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结果；是市场上经过了打击投机、平稳物价，回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三反”、“五反”运动两场“谁战胜谁”的激烈斗争获得的胜利果实。因此，这个繁荣是真正的繁荣，稳定的繁荣。
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对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更新更高的追求，已经变为推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有了空前的发展，明天还有更大的跃进。随着生产的增长，人民生活将会更美好，市场将变得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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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山巨坝锁蛟龙
姚文锦
被称为五岳之一的恒山因形势雄壮而有塞北第一山之称。著名的恒山十八景——金鸡、王年、琴棋台、白云洞、石脂图、飞石窟、玄武井、夕阳岭等……，不知吸引过多少游人。但今天更加引人注目的却是被誉为第十九景的恒山水库。
从浑源城南行七里，便进了唐峪，唐峪是桑干河最大支流——浑河的一个发源地，它的东边连着海拔二千多公尺高的恒山主峰——玉华山峪内高与天齐的悬崖绝壁如同巨斧劈开的一般，大有“黄鹤之飞尚不得，猨猱欲度愁攀缘”的气势，前人喻之为塞北的“剑门天险”。
入峪二里许，就到了“三根马尾吊在半岭”的悬岭寺，这座寺是恒山十八景中的一景。所谓“三根马尾”不过是一种夸张，真的悬岭寺是在三十米高的峭壁上靠着一块突出的岩石修建的。前面支撑着碗口粗的几十根长木柱，远远望去，危梯相通的层楼飞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真如在半空悬吊着一样，“云深结海楼”的意境，宛然在目。
由悬岭寺南行数十步，转过一个湾，便看到恒山的第十九景——水库，秀丽的夕阳岭、神妙的白云洞与之相比，固不足道，即使是“令人叹观止矣”的悬岭寺，和水库大坝一比，也顿觉黯然失色了。三丈六的城墙算是高的了，而这个拱坝比城墙要高五六倍。吊在半空的悬岭寺简直不能望其项背。高还算不了什么，高而且薄，就更使人啧啧称奇了。水库工程指挥部主任袁步澧同志谈，如果在这里修个土坝，就需要三百多米厚，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混凝土拱坝，顶宽不过二米半，连坝底也只十五米宽，比修土坝要节省50％至80％的人力。站在山顶俯视，大坝像插在唐峪当腰的一块玻璃板，这样薄的高拱坝，据说在我国还是头一次出现。七个工程师和技术员根据既要安全又要经济的原则（坝身的厚度每减少一米即可节省八万多元的造价），专为计算这个坝身的“应力”（拱身承受外界压力的力量），抱着四架计算机，没日没夜地摇了两个多月。他们除了计算坝身对水压力的“应力”外，还计算了对冰压力、浪压力、风压力、地震力、拉力、气温变化等各种“应力”。总之，一切可能影响坝身安全的自然现象，他们都计算到了。尽管这样，国家还在坝内埋设了许多观测温度、沉陷、变位、水温等的仪器，这些仪器好比一付听诊器，坝身有了任何一点小毛病，一看便知，就能立即采取防预措施，因此人们说这里不是靠坝来挡水，而是靠科学挡水。
这个水库的全部竣工将使恒山面貌为之一新，那时可蓄水一千七百多万公方，面积有几千亩大的人工湖，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在恒山群峰的环抱中闪放银光。那时人们称为“有山没水”的塞北第一山——北岳恒山，那时将真正是湖光山色、风景宜人了。但是，恒山水库决不只是装饰河山而已，重要的是它能灌溉浑源川下的八千一百多亩土地，它能每年发出三百三十度电力，还能用来发展养鱼、养鸡等多种经济。而且对于减少永定河、桑干河的含砂量（浑河每年即输出三百四十万公方泥砂，是永定河泥砂的主要来源之一），维护官厅、十三陵等兄弟水库的寿命，保卫可爱的首都北京，都有直接的意义。不过，对于恒山脚下的二十万浑源人民来说，永远难忘的是彻底解除了恒山洪害。
恒山是个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和避暑胜地，但是旧社会里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并没有那样的“福分”。相反，浑源的劳动人民解放前靠上这个北岳恒山，确是受害不少。我国有一句成语叫“洪水猛兽”，而这两宗正好都是恒山的特产。就说蛇吧，早在战国时代的孙武子就说过：“常山（就是恒山）之蛇曰‘率然’，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腹则首尾俱应。”在恒山被猛兽毒蛇伤害了的人真是为数不少。
更可怕的还是洪水。平时，从恒山流到唐峪的水不过零点三到零点七秒公方，但当山洪骤发之际，它可以大到两千秒公方以上。这股水从金龙口泻出以后，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一样，向浑源城扑去。
浑源人民当然不甘心被这只恶龙吞掉。每年都拿出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向洪害搏斗。金龙口下浑源城那长达八米多高、厚三、四丈的护城大石坝，就是人们借以向恒山洪害进行搏斗的一个工事，为了修建这个大石坝，用工最多的年份，七、八千户的浑源城差不多平均每户三天就得花费一个劳动日。但是坝增一尺，河长十寸，由于砂石的冲积，河床的抬高，年年加坝，坝并不见高，反而防不胜防，危险性日益严重。现在，河床比浑源城关竟已高出五十米了，洪水一来便以居高临下之势，浩浩荡荡直奔人烟稠密之地。就这样，恒山洪害年甚一年地一直遗传到解放前夕。
历史上恒山崩，浑河溢，浑源城被淹没的记载，累累皆是。远的不说，1939年阴历5月29日水淹浑源城的惨状，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嵌在人们记忆中。早上，还是好端端的一个浑源城，饭后，大坝突然决口，眨眼之间，就变成一片茫茫洪水，几小时后洪水退去，有好些青悠悠的瓦房院连个影儿也没了，留下的只是一汪稀泥。这次水灾，三万人口的浑源城，就有四千余人死于非命。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麻绳，历经洪水浩劫的浑源人民听到一声雷，就坐卧不安，心惊肉跳，老人们更是颤梭地念着：“恒山爷保佑……”，然而“恒山爷”又在哪里呢？
真正保佑人民的不是“恒山爷”，是党，是毛主席。解放以来，党和国家每年都要拿出几万或几十万元的防洪款，帮助浑源人民加固堤防，战胜洪害。一入汛期，只要电话中一传来洪汛，不论是大雨滂沱的黄昏，还是雷电交加的午夜，以县委书记、县长为首的防洪指挥人员，马上奔到堤防上去。哪一块阵地最危险，他们就奔到那一块阵地。十年中，虽然有好几次特大的洪水，但在千军万马的抢救下，都未酿成巨祸。根据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精神，党和国家还领导浑源人民在千沟万壑的恒山上，大搞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从而在70％的水土流失面积上大大收到了蓄水拦砂、减缓径流之效。这样，不但减轻了恒山的洪害，安定人民生活，土地产量也逐年提高。到1958年，山上山下的贫瘠土地已由解放初期的亩产不满百斤提高到一百三十五斤了。六万多亩被洪水冲成砂滩的沿河好地，也因为有了防洪的保障而逐渐恢复了耕种。从1939年到1949年的十年中，被洪水冲得到处残垣断壁的浑源城，几乎没有一间新房子出现，因为说不定何年何月洪水会连人带房子一齐吞掉，谁还有大兴土木的心思。但是从解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年来，发电站、汽车站、学校、商店、加工厂、宿舍……纷纷出现。一条新修的马路横贯全城。浑源城开始了它的新生活。
大跃进的1958年，党提出了根除洪害、变水害为水利的任务，按照全面治理浑河的规划，决定兴建恒山水库。这比人们多少年来盼望的导河西下的计划不知要强多少倍。金龙口这个吃人的血口被封闭了，从此，悲惨的防洪史结束了最后的一章，幸福的生活开始了。
恒山水库虽然是民办公助，两千多万个工由全县人民负担，但是国家仍要拿出三百余万元的材料费、机器租赁费和技工工资。这笔投资即相当于全县1949年至1954年的六年的全部公粮。这个水库是按百年一遇的洪水来设计、按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来校核的。这样，即使遇到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浑源人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