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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辉煌的十年
高举总路线的红旗 加速发展交通事业
交通部部长 王首道
十年来，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了四倍多；内河通航里程增加了一倍多；民用航空线已达三万三千公里
在新中国光荣的十年中，我国交通运输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无私援助下，以“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旧中国，从1913年中国第一条公路——湖南长沙到湘潭的公路诞生到1948年，三十六年间，共修了十三万公里公路，平均每年只修三千六百公里。解放初期，由于许多公路在国民党溃败、逃窜时遭受破坏和年久失修，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七万五千公里。而截至1958年底，我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四十万公里，也就是平均每年增加三万二千多公里公路。特别是新中国的筑路英雄们，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下，劈开了奇峰峭壁，穿过了雪山戈壁，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康藏、青藏、新藏等著名的公路。解放前，全国汽车货运量每年最多只有八百一十九万吨，1958年我国汽车货运量已达一亿七千六百三十万吨。
我国河流纵横，海岸线很长，有充分发展水运的条件。但是，解放初期全国内河通航里程只有七万三千多公里。而到1958年，我国内河通航里程已达十五万公里。特别是在号称天险的长江上游，已经可以夜航。结合水利建设，许多平原地区正在进行河网化的建设，有些山区和沙漠地区也扬起了白帆。此外，还修建了湛江、裕溪口等现代化港口，在从北京到杭州的南北大运河上，也开始了巨大的整修工程。从1872年招商局成立起，全国轮驳船货运量解放前最多的年份只有一千二百六十四万吨，而1958年我国轮驳船货运量已达七千六百三十六万吨。
国民党反动派时期，我国的民用航空完全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操纵。解放后，我国民用航空部门在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建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民用航空事业。截至1958年，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已达三万三千公里，特别是还迅速发展了工业运输、航空摄影、物理探矿、地质勘察、消灭农作物病虫害、护林防火、森林调查和撒播树种等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航空业务。
十年来，特别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新中国交通运输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旧中国交通运输业所望尘莫及的。
“往上看，一缕天，往下看，白河滩，
不是背来就是担，累得腰痛又腿酸。
× × ×
吃糠又咽菜，出入无衣衫，
一脚不小心，尸首找不见。”
这是在旧中国许多山区人民慨叹交通不便的山歌。但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唱这样悲惨的山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响彻云霄的，是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的生活、新的交通条件的歌颂：
“平地春雷一声响，太阳照到高山上。
千年深山劈开路，万代河上白帆扬。
歌唱英明的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我们向您作保证，多运钢铁多运粮。”
对资本主义运输业和个体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的胜利
十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交通运输战线上的胜利。
解放初期，在整个交通运输业中，国营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还很小；而在它的两翼，私营资本主义运输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个体运输更是为数众多。当时，私营轮船载重吨占全国轮船载重吨的57％，私营汽车占全国营业汽车总数的75％；个体木帆船数达三百一十多万吨，个体畜力车达数十万辆。这是一个庞大复杂、分布辽阔的运输阵地。在这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党曾经不断地教导说，在过渡时期，不仅要抓紧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要同时抓紧对私营资本主义运输业和个体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工业和农业部门取得胜利，而且也必须在沟通着工业和农业的交通运输部门取得胜利。
根据党的这一指示，全国交通运输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巩固和扩大国营运输力量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运输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它们进行了统筹安排，实行了“三统”政策（即统一运价、统一货源、统一调度），并且用编组编队或联营的办法，加强了对企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随着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资本主义运输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在进行经济改组时，根据车船流动性的特点，大部分和国营运输业实行了统一经营。
在对资本主义运输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个体运输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后，党领导个体运输业者摧垮了封建把头制度，接着，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又对他们不断地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帮助他们自觉自愿地组成互助组或互助队，组织运输合作社，使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从而，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个体运输业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木帆船运输业组成了近三千个运输合作社，兽力车运输业组成了近二千个合作社。个体运输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木帆船运输效率就比单干时平均提高了14.7％，社员收入增加15％；兽力车运输效率比单干时提高46％，社员收入增加33.6％。
交通运输大跃进是由交通建设、群众运输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三个方面的群众运动组成的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广大人民要求更快地改变交通事业的落后面貌，加快建设速度。特别是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更加激起了六亿五千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全国工农业生产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日千里之速，奔腾跃进。广大人民要求加快交通建设速度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们说：“推广社会主义的农具，必须改变封建时代的道路”。党在八大二次会议所提出的技术革命的任务中，也号召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形势迫使交通运输部门必须和工农业一齐跃进，促进生产的发展。
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各级交通部门和广大交通干部，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批判了在某些交通干部中存在的忽视政治挂帅、片面地强调垂直领导和业务领导，忽视贯彻群众路线、片面地强调依靠专业队伍和专门技术人材以及忽视普及、盲目追求高标准和现代化的所谓“直、专、高”的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了依靠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和广大职工，实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而目前以普及为主的“地、群、普”的指导思想。这样，就进一步激发了交通战线上广大群众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随着人民公社运动和全民炼钢铁运动的展开，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交通运输大跃进运动。
交通运输大跃进是由交通建设、群众运输和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等三个方面的群众运动组成的。在交通建设运动中，广大群众在“小忙大干、大忙小干、不忙突击”的口号下，热火朝天地兴修道路、疏浚河道、修筑机场、大造车船。在群众办运输运动中，为了赶运钢铁、煤炭和农副产品，各级交通部门除了调动各种现代运输工具参加运输外，还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发动各人民公社抽调了各种各样的民间运输工具，组成运输连、运输营或运输团参加运输。在城市则发动了市民、机关干部和学生参加短途搬运。有些省还积极开辟了地方民用航空线，运送工人、干部和紧急物资。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在广大农村展开了一个广泛的改变肩挑背负的运输方式的群众运动，在平原地区和较平坦地段大搞车子化和轨道化；在有河流可通的地方，大搞船运化；在山区、丘陵地带以及有坡度可利用的地方，大搞索道化和溜槽化。在车、船运输合作社和各种现代化运输企业中，为了充分挖掘运输潜力，也广泛地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当时，每一个地区都有成千上万的交通建设队伍，在每一条运输线上都是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在每一个运输企业，都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群众创造，这真是一幅史无前例的交通运输大跃进的壮丽图景。
在交通事业大跃进的1958年中，新建公路达十五万公里（其中简易公路约十四万公里），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公路里程的一倍以上；整治和新增内河航道一万公里，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整治航道里程的两倍；新辟地方民用航空线十九条。1958年公路、水运、民用航空所完成的总货运量较1957年增加50％（剔除机关企业自运自货部分）。
1959年交通战线经过对群众建设和运输队伍进行短期的整顿之后，又继续跃进。特别是根据党的号召，展开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从而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公路、水运、民航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加73％，在基本建设方面，除了对去年的公路、航道进行整修提高外，又新修了不少公路，开辟了不少航道，特别是对上海、天津、汉口等十二个港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人民公社提供了巨大的运输和交通建设潜力
交通事业的大跃进，使交通战线的广大群众更深刻地认识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和正确，并取得了极其丰富的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交通运输事业的经验。
交通事业大跃进的经验，首先证明了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五亿农民，是我国进行交通建设的基本力量，由于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可以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难以兴办的交通建设，可以使工农交商密切结合；可以安排一部分运力专门担任运输任务；可以加速实行运输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正是由于人民公社给交通运输带来了这些有利条件，才提供了巨大的运输和交通建设潜力。以公路运输事业为例，在1958年新增的十五万公里公路中，就有约十万公里是人民公社修建的；大办钢铁和农业丰产运动中的短途运输任务，也大部分是靠人民公社的运输力量完成的。
大跃进的经验证明，人民公社办运输（其中包括修建道路、开辟航道、道路养护等，下同）的好处很多。人民公社有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就可以便利农业机械和新式农具的推广，保证及时施肥、耕种和收割，节省了劳动力；就可以及时运入肥料、种子、农具和各种工业用品，及时运出农副产品，发展公社的商业，并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此外，人民公社办运输还可以增加公社的副业收入。人民公社的交通运输是整个国家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公社内部交通条件改善，运输力量加强以后，不但可以使国家交通运输部门腾出手来，集中完成干线和重要支线的运输任务，而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抽调一部分力量支援干线和支线。因此，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应该放手地让人民公社办运输，充分发挥五亿农民对交通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行现代化运输工具和民间运输工具并举
交通事业大跃进的经验还证明，它同样要贯彻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在交通事业中实行两条腿走路，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现代化运输工具和民间运输工具并举。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拉得多，跑得快，运得远，成本低，是交通事业的骨干力量。但是，它们的数量还很少，只能担负干线和重要支线的任务。它们的这一缺点，正需要数量大、分布广的民间运输工具来补充。我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特别在五亿农民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以后，农林牧副渔各业都在飞速跃进。我国的工业发展，也是实行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各种工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国民经济的这些特点，反映到交通运输事业上，就是短途运输量日益增长。这就要求交通事业深入到各个经济区域和最小的货物产地，面向广大农村和工矿区，满足五亿农民和广大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交通事业只有实行现代运输工具和民间运输工具同时并举，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一特点。
实行现代化运输工具和民间运输工具同时并举，不仅在运输上要统筹兼顾，而且要有一系列的相应的建设方针。譬如，在公路方面，不仅要修干线公路，而且要修适合地方民间运输工具使用的简易公路、大车路、驮运道等。在水运方面，不仅要疏浚大河大江，而且要开发支流小河；不仅要建设大港，而且要建设中小港口。在车船装卸和修理上，不仅要有洋机械，也要有土机械。一句话，两条腿走路，是我国整个交通运输高速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现代化运输企业中，也必须大搞群众运动
交通事业大跃进的经验还证明，在各种现代化的运输企业中，也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过去由于有些领导干部片面地强调现代化运输调度的集中性、运行的安全性和机件的精密性，强调由上至下的行政管理和规章制度，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存在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深入线路上去和工人打成一片，及时采纳工人的合理化建议，解决工人所提出的问题，有些规章制度也不尽合理，因此，在各种现代化运输企业中，缺乏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有一些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也是时断时续，忽冷忽热，广大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大跃进中，各种现代化的运输企业经过推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充分发挥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后，解决了许多从来没得到解决的大问题。譬如长江航运局，自从推行顶推运输的先进经验以后，由于船队加长，挡住了推轮驾驶的视线，造成驾驶操作上的困难，影响推进队形的进一步发展。过去虽然作过不少努力，但终因只在少数技术人员中打圈子，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未能彻底解决。在大跃进中，这个局的601号轮机长张金海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苦战四十天，终于试制成功了“远距离电动驾驶集中操纵仪”，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又制成了比较完备的“可移式船舶驾驶集中装置”。在推广以后，群众又根据不同类型的柴油机动力船舶，创造出各种不同结构的驾驶集中装置。目前长江已经有60％的船舶安装了这种装置。民用航空局由于在大跃进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伊尔—14型飞机停厂修理日数比1957年缩短88％。这些事例都生动地说明，只有大搞群众运动，把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完成运输任务。
交通事业大跃进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地、群、普”的交通建设方针的内容。把上述这些大跃进的经验概括起来，就可以将“地、群、普”的交通建设方针的基本点表述如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坚决依靠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中央运输企业和地方运输企业并举，现代化运输工具和民间运输工具并举，现代化修理和装卸机械和各种简易的修理和装卸机械并举，使干线运输和支线运输，长途运输和短途运输相结合，使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而目前以普及为主，使水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综合发展，使交通运输同农、林、水利等综合利用，做到工农交商并举、产运供销结合，以高速度发展交通事业，尽快地建成我国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广大人民和国防建设服务。
只有反掉右倾思想，才能贯彻党的总路线，高速度发展交通事业
国内外反动派看到交通事业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惊恐万状，狺狺狂吠。有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要否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否定全民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农业增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也对我国这次空前的轰轰烈烈的交通建设运动进行恶毒的攻击。在交通战线上也有少数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这些同志过低估计甚至否定交通事业大跃进的巨大成就，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们经常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为了使交通事业循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继续飞速跃进，对于这种右倾思想，必须严加驳斥，彻底批判。
在交通事业的大跃进中，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运输秩序。中央、省、市、专、县以及许多人民公社都由党委和政府主管交通运输工作的负责同志挂帅，组织了产运销各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的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按季按月按旬甚至按日地按照物资的缓急轻重安排运输次序；按照各种运输工具的能力和特点，分配运输任务；并负责组织各运输部门和物资部门以及各种不同运输工具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最近各级运输指挥部更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了统一计划，统一运价，统一货源，克服了个别地区曾经在短时间发生过的运价高低不一和争好线、争好货的现象。并且确定了使经常运输和突击运输、专业运输力量和群众运输力量密切结合的调度原则。在大跃进中，在各个运输现场，广大群众也建立了新的运输秩序。如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划分行驶路线，实行专线运输；在运输繁忙的路线设立民办交通警察等。特别是许多运输部门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打破了本位主义，实行了厂矿、铁路、港口、轮船和货主的“一条龙”的运输大协作，发展了水陆联运，丰富了运输组织学的内容。这是一种最有利于大跃进，最有利于完成运输任务，最有利于发挥运输效率的新的运输秩序。但是，有些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却认为交通事业的大跃进，搞乱了运输秩序。他们不了解运输秩序有两种，一种是只由专业运输部门办运输的冷冷清清的运输秩序，一种是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完成运输任务的轰轰烈烈的运输秩序。他们所说的被打乱了的运输秩序，就是那种冷冷清清的运输秩序，这种运输秩序是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对运输的需要的。所谓“搞乱了运输秩序”的论调，实质上是反对在交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
在轰轰烈烈的大搞交通建设的群众运动中，广大群众在制造简易工具和修建简易道路中，创造了许多值得专家们吸取的宝贵经验。例如河北省赤城县有条巴图营黑河，在大跃进中，当地群众在党委领导下，就地取材，修建了一座长八十五米、宽六米的石拱桥，修得又坚固又美观，平均每米造价只六百八十元（一般石拱桥每米造价需要两千元左右），群众称之为东风桥。凡是去实地看过这座桥的公路技术人员，都感到惊佩。但是，有些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却说，“高产就不能优质，优质就不能高产”，认为在大跃进中搞起来的交通建设许多是“粗制滥造”的。在1958年中，广大群众所修的简易公路，开发的支流小河，制造的简易车船和机械，确实不如高级公路和干线航道好，不如现代化的车船和机械好，但是，它们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工业遍地开花的客观需要。在1958年有75％的公路运量和66％的水运运量，就是用这种简易的民间运输工具和通过这些简易公路和小河航道完成的。至于农业田间运输、水利工地运输、人民公社以及各钢铁煤炭联合基地的内部运输，所使用的各种土造的简易运输工具（包括土轨道、滑道、溜槽、土车子等），更是无法和现代化的工具相比拟。但是，没有这些简易的运输工具，没有这些简易道路和支流小河，就不可能完成钢铁战线和农业战线上迅速增长的运输任务。而且，绝不能把质量和标准混为一谈。我们需要简易的工具和道路，按照这种简易工具和道路的规格，制造和建设起来，投入运输，这就是合乎质量要求。不能用那些高级的现代化的道路和工具的标准去衡量它们。具有右倾思想的人说大跃进中的交通建设是“粗制滥造”，实际上是反对按照我国的客观需要和财力、物力的可能，修建简易道路和民间运输工具。当然，在大跃进初期，有些地方还没有经验，交通运输部门的技术指导工作还没有跟上去，反掉了旧的保守的技术标准之后，新的技术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是在这样的时候，确实有些建设和制造忽视了质量。但是当技术指导工作跟了上去，新的技术标准建立了起来，特别是根据已有经验，进行质量鉴定和产品定型之后，一些忽视质量的现象，迅速得到了克服。具有右倾思想的人，所以要夸大我们已经纠正了的这些顶多不过是“一个指头”的缺点，并不是真正关心交通建设的质量，而是不同意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交通事业的大跃进中，经过改进劳动组织和进行技术革新之后，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起来的交通建设大多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例如我们前边所说的赤城的石拱桥就是一个例证。在大跃进中，山西省开辟太原到长治的地方民用航空线也是一个例子。这条航线从修建机场，安装通讯导航设备，到正式开航，前后历时不到二十天。在修建长治机场时，群众热情洋溢，以亲自参加修建自己家乡的机场为光荣。他们不但日夜苦干，而且想了很多办法，为国家节约了80％的修建费。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这种群众性的交通建设运动，不仅能多快好省，而且能够迅速地培养技术人员。例如广东省五华县在1958年交通事业大跃进中，不但修了二百七十五公里公路、三座二百米以上的大木桥和许多涵洞、地方道路，而且用党委书记、技术人员、人民公社社员三结合和办训练班的办法，培养了初级技术人员三百二十六人，技工五百三十六人。群众办运输的运费比现代运输工具高一些是事实。但是，由于有了群众运输运动，有了现代化运输工具和民间运输工具同时并举，而满足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工业遍地开花的运输需要，这是有得无失的。以公路运输为例，1958年群众运输的货物，若全部用汽车来运，需要新增几万部汽车。即使有了汽车，也还需要公路，需要相应的保养修理设备。我们是等待汽车，影响工农业生产合算呢？还是多支出一些运费，保证工农业生产需要合算呢？这是很清楚的一笔大账。而且，群众运输队伍随着劳动组织的整顿和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劳动力已大为节约，成本也在不断降低。如人民公社的运输队伍在建立了专业队伍，实行了三包（包任务、包质量、包收入）、五定（定人员、定工具、定载重、定里程、定支出）的办法以后，都成倍地减少了车辆和劳动力，完成的运输任务比过去还多。江苏省常州市在大跃进初期，全市动员四万人搞市内搬运，后来因为整顿了劳动组织，建立了制度，特别是用工具武装了群众运输队伍以后，全市经常性的群众运输队伍减少了90％。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为什么完全不看这些事实，而硬说交通事业的大跃进是“人海战术”，是“浪费人力、物力”呢？
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我们在工作中是不可能没有困难的。但是，正因为有困难，我们才要坚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也正是在大跃进中，在大搞群众运动中，找出了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譬如，许多地方用大闹车船拖带化的办法，实现了“一车当两车”，“一船当两船”的口号，充分挖掘了运输潜力。许多地方用大力整修废旧配件、材料和就地取材、适当利用代用品的办法，开辟了许多新的材料来源。许多地方为了缩短车船和飞机的修理时间，克服修理能力不足的困难，创造了快速修理法。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大跃进的实践生动地证明，我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只要苦干、实干、巧干，任何困难都不能阻碍我们胜利前进。但是，有些具有右倾思想的人，见物不见人，只看到客观困难，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借口计划落实，而无止境地降低计划指标，甚至说，“计划落实就是能完成多少算多少”。他们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斗志昂扬，生气勃勃，而是怨天尤人，畏缩不前。这种畏难情绪假若占了上风，我们的事业不但不能跃进，而且会寸步难行。
总之，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当前交通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不反掉这些右倾思想，交通事业就不能深入贯彻党的总路线，就不能高速度发展，就不能继续跃进。目前，交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正在深入地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努力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运输量指标，用新的成绩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用实际行动回击国内外反动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造谣污蔑。
当然，我国交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我们知道，十年来交通建设的成就纵然很大，但还没有根本改变我国交通落后的面貌，赶不上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总路线的红旗，在十年来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乘胜前进。让国内外反动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向隅而泣吧！我们一定会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继续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过程中，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在较短的期间内，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个以现代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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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溪乡见闻
才溪乡，在福建省的上杭县，二十六年前毛主席曾经在这里作过调查。那时，这里是中央苏区的模范乡。
解放十年来，才溪人民遵照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指示，把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曾荣获“增产模范乡”的光荣称号。不仅迅速恢复了国民党匪帮的严重破坏，各项事业都获得了蓬勃发展。
才溪一角。中间是“光荣亭”，是当年苏区政府为表彰才溪人民模范行为而兴建的。 新华社记者 相知摄
有着光荣传统的才溪妇女，是农、副业生产中的一支生力军。
新华社记者 侯民杰摄
当年的苏维埃代表卓才莲（左），现在是妇联主任。她天天带领妇女生产队下田生产。
老苏维埃代表谢玉华（左一）、王庆桂（左二）和公社干部在试验田里选种。
在1932年朱德总司令阅兵的地方——太坪岗建设了才溪中学。
新华社记者 相知摄
在解放前，才溪劳动群众三年还穿不上一件新衣服；现在人人有新衣。
新华社记者 侯民杰摄
1930年担任才溪乡苏维埃主席的王旭初（右）已经七十二岁了，在敬老院里安度晚年。
新华社记者 相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