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辉煌的十年
光辉的里程
——新中国钢铁工业十年来的伟大成就
新华社记者 冯健
十年前，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上刚刚停熄，中国人民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手里，救出了原来就小得可怜、而又被蹂躏得残破不堪的钢铁工业。那时候，有人背地里哼着鼻子，冷冷地嘲笑说：“中国共产党搞钢铁，那是步犁加老牛。”在鞍钢，那些被中国人民遣返的日本人，也别有用心地说：“你们在炼钢厂种高粱吧！没有二十年，想恢复鞍钢？哼，梦想！”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敌视中国人民的人，都在诅咒我们，预言我们一定要失败。
十年转眼过去了。今天，历史作出了无情的结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步犁加老牛”，不是慢吞吞的，恰恰相反，是大跃进，是高速度，是一匹奔腾如飞的骏马。
1949—1959，这是多么光辉的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不过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而我国的钢铁工业，却走完了一段长远的里程。这是从崎岖小路走上康庄大道的里程，是从幼小、孱弱到茁壮、健康的里程，是向技术的高峰飞翔的里程。
找到了康庄大道
当天安门的礼炮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的时候，我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落在二十四个国家的后面。那时候，许多工厂停止了汽笛的喧叫，高炉炉壳里，不是冻结着铁矿石的瘤子，就是成了乌鸦、麻雀、野兔子的窝。
在鞍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毁灭性的破坏和国民党匪帮一连七次抢劫，整个企业瘫痪在死一般的沉寂中。熔炉上空的烟雾消失了，没有一架完整的机器，管道成了一堆堆废铁，倒塌在蒿草丛中。就在这个残破的废墟上，鞍钢的生产建设者，根据党的号召，立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始了艰巨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那时候，缺乏器材、设备，缺乏技术，重重困难横亘在前进的路上。但是，他们豪迈地说：“红军连雪山、草地都过了，我们钢铁工人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经过十年艰苦顽强的劳动，他们在全国“东西南北来人材，四面八方送物资”的大力支援下，在苏联专家手把着手的帮助下，新建、改建和扩建了四十五项重点工程，把鞍钢建设成了祖国第一个强大的、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钢铁联合企业。1958年的产量，比恢复生产的第一年——1949年，铁增加了三六点八倍，钢增加了四九点六倍，钢材增加了四十三倍。1949年鞍钢运送全国的钢铁产品，只不过装了二千多个火车车皮；而去年，平均每天就有五百多个车皮的产品运送到全国各个角落。
鞍钢的恢复、建设，是新中国钢铁工业恢复、建设的缩影。我国钢铁工业就是这样，从废墟上迈开了第一步。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完了恢复时期的三年，才有了一百三十五万吨钢，赶到了世界钢产量的第十八位；胜利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钢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是第九位了；大跃进的1958年，钢跳到了八百万吨（适合农村使用的土钢三百零八万吨，尚未包括在内），超过了意大利而居于世界第七位。今年，我们在第七名的跑道上奋勇前进，钢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伟大的中国人民正以巨人的步伐，要在去年和今年两年时间内，走完原来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里程。
短短十年，我国钢产量从十五万八千吨将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这种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设想的。英国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起，用了六十七年（1869—1936）才走完这段路程，其中有十四年开了倒车，钢产量低于前一年；日本从明治末年的1910年一直到岸信介执政的1958年，钢产量才从十六万多吨达到一千二百一十二万吨，其中有八年开了倒车；美国，这段路程也跑了二十九年（1872—1901），其中有七年开了倒车。
且不说恢复时期的三年吧。即使从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到1959年，我国钢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也达到了36.6％。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钢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英国是3％，日本是9.6％，美国下降了8.6％。
我们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令人振奋的发展速度。但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的康庄大道。这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总路线和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从北戴河海滨响起的钢产量翻一番的战斗号角的鼓舞下，全民动员起来了，几千万人热情奔放地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那时候，多少年来沉睡着的高山峻岭被唤醒了，震荡着人们挖煤、采矿的爆破声！成千上万座小熔炉前，火光熊熊，烈焰烛天！那一幅空前壮丽的盛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激动人心。
就是依靠这成千上万座土法、洋法、土洋结合的小高炉和小炼钢炉，去年生产了几百万吨钢和几百万吨生铁，它们被送进炼钢厂和制成了简易机床、农具、工具和生活用具，有力地支援了许多经济部门。这些小炼铁炉、小炼钢炉，和“洋法”生产的大炼铁炉、大炼钢炉一道，在1958年的钢铁生产中，和对今后钢铁工业的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就是在这成千上万座小炼铁炉和小炼钢炉的基础上，去冬今春进行了合理定点、增加设备和提高技术的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了几千座由机械设备武装起来的小高炉和转炉。回忆去年秋天大办钢铁运动之初，全国许多地方没有耐火材料和焦炭，但是各地人民克服了这个困难，用低质的耐火泥和耐火砖，修成了成千上万座土高炉，使用低质煤炼出了大量土铁。人们用这些土铁制成大量热风管、冷却设备和其他简单机械，又反过来装备了土高炉，逐渐走上机械化的道路。同时，各地选择了靠近铁矿、煤矿资源和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进行了钢铁生产基点的定点工作。就是这样，从“土”到“洋”，从小到大，从普及到提高，不断地向前迈进。到现在，全国已经投入生产的小高炉，容积达到了四万三千立方米；已经投入生产的中小型转炉，容量达到了一千四百吨左右。小高炉、转炉，这两支钢铁工业的新军，今年又和大型钢铁企业一道，在钢铁工业继续跃进的道路上大放光彩。
生气勃勃的青春时代
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带给国民经济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旧中国钢铁工业不合理的布局和钢铁工业本身残缺不全的肢体，从根本上改变了。
大家知道，旧中国的钢铁工业，走着一条屈辱的道路。贪婪的帝国主义者，几乎是从我国近代钢铁工业刚刚诞生的那些年代，就伸出了血腥的手。
我国第一个现代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钢铁厂开始创办的第五年，也就是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帝国主义得以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的资源。从那时以后，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强盗，争先恐后地闯进了我国富饶的矿山。他们年年用低贱的价格从我国抢走大批铁矿石，然后再把大量钢材，抛进我国市场倾销。据历史资料，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我国生产的铁矿石，有86％被帝国主义者抢走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占领的东北区还未包括在内。今天，长江中游黄石市的港口上，还残留着一架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掠夺大冶铁矿时用的卸矿机。往事历历，凡是见过这部巨大机器的人，都会唤起阵阵仇恨的记忆。
正因为这样，旧中国的钢铁工业发育不全，满身带着帝国主义盘剥、榨取的鞭痕：
为了便于帝国主义掠夺，旧中国办了五十九年钢铁，钢铁厂大都建立在沿海一线；辽阔富饶的内地，却是一片空白。
为了便于帝国主义掠夺，钢铁工业的肢体是畸形的，炼出了铁没有能力炼成钢，炼出了钢没有能力轧成钢材。而大部分被帝国主义魔爪控制的铁矿石的产量，却比炼铁能力要大好几倍。
在东北、华北冶炼炉的炉膛里，砌着日本、德国的耐火砖，上海、天津炼钢厂用的耐火砖，也是来自远隔重洋的英国、美国。
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结果，一幅崭新的祖国钢铁工业图景，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烟雾弥漫的鞍山钢铁生产基地和新兴的长江中游的武钢，内蒙古草原上的包钢鼎足而立。解放前仅仅年产几千吨钢的上海市，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基地。在石景山、太原、马鞍山、重庆……，建筑脚手架密密层层，大型钢铁企业正在紧张地扩建和新建。在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里，也都在建设自己的中、小型钢铁企业。两年以前，除了几个知名的冶金中心外，在广大地区，小高炉、小转炉还是寥寥无几，全国有十一个省、自治区不能生产一吨钢，五个省不能生产一吨铁。今天，数千座中小高炉、中小转炉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钢铁生产基点，像花朵一样在全国各地绽开。一个由大型的和中小型的，中央管理的和地方管理的钢铁企业交织起来的钢铁工业网，已经在祖国大地上张开了。时间仅仅是短短的一年，许许多多原来的钢铁工业空白点，变成了铁水长流、钢花怒放之乡，谁能不为之欢欣鼓舞！
钢铁工业一面发展，一面在填平补齐。历史上炼铁、炼钢能力不平衡的状况，已经基本上改观了；轧钢厂的生产能力也正在迅速提高，和炼钢能力逐步相适应。
畸形状态改变了。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在充满阳光的时代里健康地成长起来。它跨过了悲惨屈辱的幼年时代，朝向生气勃勃的青春时代昂首阔步前进了。
向技术高峰飞翔
我国钢铁工人，怀着登山运动员那样坚韧顽强的意志，攀登冶金技术的高峰。在伟大的苏联兄弟般地援助下，他们不断地取得胜利。
在我们的工厂里，安装着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型设备。像工人们称作“钢铁巨人”的，容积为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炉，五百吨的大平炉，轧辊直径为一千一百五十毫米的大轧钢机。已经有成批的工人，能够娴熟地驾驭这些庞然大物。而几年前，他们大多数人还只是助手、学徒工、农民。
到1958年，我国大中型高炉每一个立方米的容积，一昼夜就能生产一点四九吨生铁，比十年前提高了一倍多；每一个平方米的平炉炉底，一昼夜就能生产七点七八吨钢，比十年前提高了二倍多。在世界同行当中，我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系数，毫无愧色地名列前茅。
党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像春风一样，吹开了钢铁工业园内万紫千红的技术革新花朵。千万名钢铁工人的智慧，泉涌般地迸发出来了。无论在炼铁、炼钢、轧钢方面，或是耐火材料、采矿方面，都涌现出了重大的创造和技术成就。就拿炼铁来说吧。曾经有一些技术人员认为，高炉的冶炼强度（每一立方米高炉容积每昼夜燃烧焦炭的吨数）只能达到一，不能再提高了，再提高，炉子就会结瘤，多费焦炭。但是，本溪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的职工，用光辉的实践成果，推翻了这个陈旧的理论。他们经过试验，寻求到一种新的操作方法，既把冶炼强度提高到了从来没有人敢于达到过的一点五，又把高炉的月平均利用系数提高到了二点四以上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每吨生铁消耗焦炭的比例也降低了。太原钢铁公司三号平炉的炼钢手们，用不屈不挠的精神，首创三槽出钢成功，用多装快炼的新方法跳跃式地提高了平炉产量。砌筑平炉炉顶用的镁铝砖的制成，也是我国冶金工业一项重要的创举。过去我国砌筑平炉炉顶，都是用镁铬砖，但是，这种耐火砖的原料——铬铁矿要依赖进口，供应困难，不能满足我国炼钢生产飞速发展的需要。鞍钢中央试验室和重庆钢铁公司的研究人员，经过艰苦的钻研，在1956年利用我国丰富的高铝土和菱镁矿资源，制成了质量很高的镁铝砖。现在这种镁铝砖已经大量生产，成功地应用在平炉上，效果好得很，完全可以代替镁铬砖了。
历史上连洋铁皮、洋钉都依赖进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已能生产五百多种优质钢、合金钢和六千多种钢材。适合我国资源特点的、我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也正在从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建立起来。
从万吨海轮上那几十吨重的机轴到精密仪表里比头发还要细的合金钢丝，国民经济每天需要的千百种钢材，绝大部分我们自己可以生产了。
在鞍山、上海、重庆……，钢铁工人们每年把新的钢材品种献给祖国，用新的技术成就改变着祖国的经济面貌。在穿过高山峡谷直达厦门海堤的鹰厦路和集二路，兰新路、宝成路上，铺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钢轨。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太原重型机器厂和兰州热电厂那些高大的厂房里，在横跨长江天堑的武汉大桥上，在拦腰截断了黄河滚滚激流的三门峡拦河坝上，以及全国无数的建筑工地上，用的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型钢和结构钢。我们用自己的无缝钢管，制造了钻探机、输油管、锅炉、火车头。用自己的钢板制造的轮船、汽车，在祖国的海洋、河流、公路上奔驰。用自己的矽钢片制成的电机，发出了强大的电流，照亮了祖国的城市和农村。
七年前，本溪钢铁公司的炼钢工人，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炼出了第一炉不锈钢。工人们欢呼着，含意深长地用这一炉钢水铸成了一双一尺多长的钥匙，上面刻着毛主席的语录：“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今天，兴奋地回顾钢铁工业十年来光辉的里程，我再一次想起那双银光闪闪的钥匙，怀着对勤劳、智慧的钢铁工人无限的敬意。过去几年，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用这把钥匙——它作为祖国工业和钢铁工业的象征——打开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大门，今后，它还将为我们打开通向繁荣富强的大门，共产主义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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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鸽飞万里
本报记者 舒倜
飞鸽带着银铃在高空飞翔。飞鸽牌自行车的声誉响遍全国，传到了国外。
每天，都有称誉飞鸽牌自行车的信件，从全国各地寄来天津自行车厂。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商人，打来电报、寄来信件，要求供应飞鸽牌自行车。印度的商人订购了大批的飞鸽牌自行车零件。居住在泰国的一位华侨，把一辆美国造的轿车，锁在汽车房里，骑上了飞鸽牌自行车。
自行车，虽然只是一种轻型的机械，一种结构简单的交通工具。可是，解放以前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人骑的自行车，竟是外国货，英国的凤头、三枪、法国的兰花、日本的富士……，充斥着中国的市场。
解放前的中国，竟造不出一辆像样的自行车！在旧中国，除了在上海有几家装配性质的自行车工厂，全国能生产自行车的工厂，只有现在天津自行车厂的前身——国民党的自行车厂。当时，生产过两种牌号的自行车，一种叫“胜利”牌，一种叫“中字”牌。“胜利”牌大概出师不利，像昙花一现似地很快就停止生产。“中字”牌刚一试制出来，国民党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伪资源委员会给工厂调来了大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美国进口无缝钢管。像要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似地忙了一阵。可是，“中字”牌自行车给国民党带来的，只有一个讽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雅号：阿司匹灵车，形容它迎风骑不动，顺风不轻松，骑上它，走不几里，混身就汗珠滚滚，像吃了阿司匹灵一样；这种车子，骑上一个礼拜，如不修理，就得报废，因此，小名又叫“礼拜车”。“中字”牌自行车的最高月产量，不过是七百辆，仅仅这么一点点，还是销不出去。
天津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接管了这个工厂。经过十年来的惨淡经营，现在这个工厂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誉满中外。年产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六十多倍。飞鸽牌自行车，也由一种普通的黑色男车，发展到有十一种品种，紫红、墨绿、天蓝等多种颜色。有车架用双管弯梁，轻巧大方的双梁女车，有车把和车轴子等可以任意升降、折叠的旅行式小型自行车，还有安上了涨闸或抱闸的高级平车。许多种飞鸽牌自行车上，都附有新式磨电滚、大皮包、反光镜、电镀衣架和电喇叭。
十年以前，当天津的人民敲响了庆祝解放的锣鼓的第二天，中国人民接管这个工厂的时候，厂院里都长满了一尺多长的枯黄的杂草。各个工段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长年失修，被国民党盗卖得残缺不全，只有在金工车间里，还留下有四部比较像样的车床。工厂的厂房，屋顶破碎，门窗不全，机器开动，厂房颤抖；一到雨天，工人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才能继续干活。当时，制造自行车的工艺图纸，技术资料，全被焚毁。“飞鸽”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向前飞跃的。
当工人们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用机枪强迫他们生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一变而为企业的主人以后，就决心要生产一种名牌自行车，来庆祝自己的新生，来表现对党对人民事业的热爱。工人们说：“咱们工人翻身了，咱们工厂翻身了，咱们的自行车也得叫它翻个身”。
这就是飞鸽牌自行车诞生的思想基础。那时，工厂缺少工具，工人们就自发地掀起了一个“献宝”运动。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工具，献给了工厂。没有工艺规程，全厂的工人都献出了自己的专长，包下了和他们有关的零件的设计和制造。没有图纸，工人们在下班以后，四出物色自行车的样子；有的在马路上注意来往的自行车的样子；有些还钻到存车棚里去仔细研究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工人们凭着多年的经验和巧灵的双手，终于制成了新车的样品，在试制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工人们淬火技术较低，淬火后的自行车零件，不是软了就是脆了。当时上级领导机关派来了工程师给工人讲解淬火的技术和理论，并将原来的一次淬火方法改为二次淬火；工人韩恩樵和李振林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淬火方法，使经过淬火的零件，表面硬，里面软，提高了车子的质量。质量优秀的车子终于在1950年诞生了。大家说，为了表示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决心，把刚刚诞生的自行车起名叫“飞鸽”。
飞鸽牌自行车的第一批顾客是邮递员同志，开始他们曾经怀疑过“飞鸽”的质量，可是不久，他们发现，这种车子，不论是飞驰在平坦的马路上，还是骑行在坎坷不平的小道上，既轻快，也不易损坏，还驮得住东西，他们就转而喜爱“飞鸽”了。据反映，第一批“飞鸽”车上的三套“轴”，经过长年累月的骑用，有许多直到今天，还没有损坏。
从此，我们的“飞鸽”就展翅高飞了。为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自行车，从1950年的下半年起，开始了全厂性的大规模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使工厂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前几年有位专家到厂里来参观，鉴定有的机器的使用年限，快有一百年了，有的是天津三条石的1860年的产品，有些日本机床，久远的连年代也考察不出来。可是，在技术革命当中，工人们把这些“三朝元老”一个个按上了马达，使它“返老还童”，变成了半自动车床，车速都由三、四百转提高到九百到一千一百转，仅此一项就等于给全厂加了一倍多的车床生产能力。解放初期，全厂最优秀的车工吴玉斌，一天能旋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根，前叉子丝扣，当时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而现在，在经过技术改造的车床上，一个刚进厂四、五个月的徒工，一天旋四千多根，不算希罕。
前些年，有个日本贸易代表团来厂参观，有个代表在车间里看了很久，如有所感地赞叹说：“哎呀，变了，都变了！”
变了！是的，全变了！厂房面貌变了，机器设备变了，生产组织变了……但是，在所有的变化中最突出的还是人的变化。解放初期的三百多个工人，今天，大部分都成了天津自行车厂或其他工厂的工段长，车间主任，正副厂长或工程师。截至今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全厂六十九个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六十三个工程师、技术人员中，工人出身的占70％。他们团结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和三千多个工人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推动了天津自行车厂在十年里的飞跃。
十年以前，生产一辆阿斯匹灵号的中字牌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而十年后的今天，生产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要不了一分钟。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巨大变化！现在我们的“飞鸽”还在继续地振翅高飞，在越飞越高，越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