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
专栏：
我国地貌学的发展
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 任美锷
地貌学的内容
地貌学是研究地表形态的科学。地球表面的起伏形状是异常复
杂的，高山大川，奇峰深谷，波涛壮阔的海岸，一望无际的平原，
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无时不与这些地貌相接触，因而很早就对它们加以注意和研究。二千多年以前，我国“尔雅”一书就有释丘，释山，释水等篇。从现代科学意义来说，地貌学研究地表形态，必须研究它们的外部特征、成因和发展历史。这三个部分彼此密切相关，都是现代地貌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外部特征指地貌的形态，如山岭的高度，坡度，沟谷的类型等。这种形态的和数量的描述在实践上具有巨大的意义，如山岭坡度的大小，长度和形状（凹形的，凸形的，直线形的）是拟制水土保持措施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把山岭分为高山、中山、低山和丘陵，仍然是地貌类型划分中的重要内容。成因指地貌的起源，现在大家公认地貌是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力即大地构造和新构造运动，外力即作用于地面上的各种侵蚀和堆积作用（河流的，冰川的，风的，海洋的等）。一般说来，较大的地貌形态主要由内力造成，如华北平原相当于长期沉降区，太行山地则为近代强烈上升区，因此，内力作用的研究在地貌学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地貌的外部形态常与其成因有密切关系，例如河流侵蚀的谷地是一种形态，冰川侵蚀的谷地又是另一种形态，所以，形态描述不能脱离成因的研讨。和其它自然现象一样，地貌是永远向前发展的，现在所看到的地貌只是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必须研究区域地貌发展历史，才能了解该区地貌的结构和形态特征。例如，长江三峡地区的地貌发育历史主要可分三个时期，即鄂西期（准平原），山原期（壮年后期夷平面）和三峡期（现代峡谷），这三个时期地面的组合决定了三峡区地貌的全部特征。
从上述地貌学的内容看来，地貌学无疑是一门介于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必须很好地吸取有关的自然科学部门的最新成就，来充实其内容，提高其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地貌学的基础是比较广泛的。例如研究地貌成因的内力作用，须具有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等知识，研究外力作用须具有水文学，海洋物理学，气候学等知识。地貌发育史的研究须从侵蚀和沉积两方面综合来分析，故沉积学，土壤学，特别是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在地貌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同等地从地理学和地质学内发展起来的。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说明：长时期内从事地貌研究的，既有地理学家，也有地质学家。解放后，我国学者对于地貌学的性质，即它是自然地理学的一部分还是地质学的一部分，曾经有过一些争论；对于这门科学应该称为地貌学，或者称为地形学，也出过一些不同意见；现在看来，这些争论都是不必要的。地貌学的科学内容和生产实践的需要决定了它在今后也将如过去一样，须由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共同合作来进行研究。正如K·K·马尔科夫所指出：“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合作，保证了地貌学的成功”。
生产的需要推动了我国地貌学的发展
恩格斯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往后越来越是自然知识进展的主要动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495页。）我们总结一下建国十年来我国地貌学的发展过程，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推动了地貌学的飞速发展，给它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研究材料，并且大大提高了它的科学水平。现在试从下列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河流地貌和喀斯特（注）。为了综合开发河流的水利资源，解放后，我国的主要河流都已编制了流域规划（或规划要点）。进行这项工作，需要对河流的河谷地貌和发育历史作较详细的研究，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河流地貌学的发展。通过各方面调查研究，我们对长江、黄河、黑龙江、汉江、湘江等水系的地貌和发育史都累积了一些资料，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对交通比较困难的金沙江，最近也进行了河谷地貌的调查，并对著名的金沙江袭夺问题作了较详细的研究，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错误。
长江三峡水力枢纽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它的设计给地貌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例如，长江从藕池口至城陵矶一段称为下荆江，河道蜿蜒曲折，曲折率达二点八四，有九曲回肠之称，三峡水库修建后，必须彻底整治下荆江，才能使巨轮可直达重庆。因此，下荆江自由河曲的形成与演变问题就成为三峡科学研究的一个项目。南京大学地理系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证明它是在独特的地质、地貌条件、水文条件、和人类活动条件下形成的，是以上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的产物。通过这项研究，不但解决了具体问题，并且对自由河曲形成和发育的理论有新的补充。
结合三峡水力枢纽的建设，需要对坝区和库区的地貌作详细研究。从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组织三峡地貌队，进行工作，发现宜昌至南沱间的长江峡谷两岸有九级阶地，纠正了过去认为三峡内无阶地的错误看法，证明从第四纪以来，三峡地区一直是在间歇上升的过程中。这种河谷地貌的研究，不但提供了科学资料，并且也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例如三峡水库的坝址初步决定在三斗坪附近，该处深厚的风化壳给水工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风化壳的厚度与阶地有密切关系，通过对阶地的分析和制图，可以更清晰地掌握该区风化壳的分布规律，从而对三峡水库的选择坝址有所帮助。
我国石灰岩分布面积很广，石灰岩地区由于受流水溶蚀，造成特殊的喀斯特地貌。过去，我们仅对喀斯特形态有些片断的描述，很少涉及到喀斯特的历史和发育规律。近年来，通过在喀斯特地区修建水电站和其他工程建筑物，已开始对喀斯特进行专门性的研究。特别在三峡地区，由于水工建设的需要，喀斯特的研究尤为精详（主要是地质部三峡队的工作）。三峡区的喀斯特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前第三纪的喀斯特，山原期的喀斯特和现代的喀斯特。不同时期的喀斯特具有不同的形态、分布规律和发育强度。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三峡水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通过三峡地区和其他重要水工建设区域的研究，已为喀斯特学在中国的奠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冰川地貌和冰川学。虽然我国西部的高山上广泛分布着现代冰川，但在解放前，我们对现代冰川及其地貌的研究却几乎是空白的。最近，为了满足西北地区日益增长的用水的迫切需要，要求摸清西北高山上的现代冰川的分布和体积，以便采取有效措施，融冰化雪，使高山冰川也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中国科学院已组织了专门的队伍，对西北地区高山（如祁连山，天山等）的现代冰川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通过这项工作，初步了解我国高山冰川的各种类型和其分布规律，以及冰川地貌和邻近冰川地区（冰缘地区）地貌的特征，有力地推动冰川学和冰川地貌学在我国的迅速建立和发展。
另一方面，登山运动在建国以来飞跃前进，党和政府在登山运动中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我国青年地貌工作者在1957年第一次参加了登山运动，研究了四川西部贡噶山（海拔七千五百九十米）的现代冰川和冰川地貌。今年攀登慕士塔格山的壮举，有更多的地貌工作者参加，科学上的收获一定更加巨大。可以预料：随着登山运动的开展，我国高山冰川的秘密将被完全揭开。
（3）河口和海岸地貌。河口和海岸地貌的研究对于港口建设（港湾的淤塞和防止海岸的冲毁）、航运、寻找海岸砂矿、利用潮汐的发电和国防都有重大意义。这是地貌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需要特殊的装备（如船只，潜水设备等）和仪器。这在我国过去也是完全没有基础的。解放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步开展，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详细研究了长江江口和长江三角洲的地貌，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地面近期（地质时代）有显著的下降运动，但由于长江江口大量泥沙的淤积，故三角洲仍在缓慢地向海伸展着，而江口的宽度则显著减小。长江三角洲平原地貌的特征是南有太湖平原碟形洼地，北有里下河洼地，其形成原因是由于最近六千年来江口砂嘴的发展。
我国海岸的地貌形态和垂直变动（上升，下降）都十分复杂。过去认为杭州湾以北为上升海岸，以南为下沉海岸。近年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国海岸有普遍下降现象，但不同的地段在最近又有上升运动，造成了沿海的许多阶地，使海岸地貌更加复杂化。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的实际问题，必须用新的方法研究海岸带的海浪和海流的侵蚀和沉积作用，掌握海岸带所发生的各种过程的规律，这便是海岸地貌学的新的方向——海岸动力地貌学。譬如要建筑海港，就必须先进行海岸动力地貌的调查研究，了解海岸带的水文情况：泥沙移动的方向，强度等，以便根据这些资料，确定港址，选择合用的防波堤的形式，长度和分布方向，并预测出建港以后的变化情况，这样就可使港口不至受到泥沙淤塞的威胁。最近配合若干重要建设，如塘沽新港的泥沙淤塞问题（即回淤问题），钱塘江口潮汐发电站的建设问题等，我国已开始对海岸动力地貌进行研究。
（4）黄土地貌和沙丘地貌。我国西北诸省黄土复盖面积很广（约三十七万方公里），由于地面植被贫乏，黄土结构疏松，降雨又具有暴雨性质，故西北农业生产过去一直面临着严重的黄土侵蚀问题。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曾对此问题作长期调查研究，通过此项工作，使我们进一步了解黄土地区的地貌（特别是侵蚀地貌）类型和发育规律，地貌与水土流失的关系，并为我国今后不论在一个小区范围内，或大区范围内，制订水土保持规划时，如何从地貌条件的调查，编制各种地貌要素图，提供方法上和理论上的依据（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进行）。同时，还确定中国黄土可分为新黄土和老黄土两大类，它们的时代和性质是不同的；从大量黄土标本的颗粒分析，初步证明黄河中游的黄土是风成的，其物质来源是由风从西北向东南吹送而来。
我国沙漠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11％，地面上常有砂丘分布，砂丘的移动给当地农业生产和交通建设带来很大威胁。解放后，由于生产上需要，少数地貌学者曾对陕北砂丘进行研究，认为该区的大量沙丘主要是就地形成的，是过去二百至三百年来旧社会掠夺性地利用土地（过度放牧，打柴草等）的结果。1958年，为了彻底的改造我国的沙漠，中国科学院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治沙队对我国沙漠进行长期研究，可以预期，我国砂丘地貌的许多问题（如沙丘类型，沙丘移动，沙丘与风的关系等等）将会获得更好的解决。
（5）其他方面。地貌学在国民经济上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寻找有用矿产和勘探地下水需要了解区域地貌情况，因此，近年来，我国区域地质测量和水文地质测量中有时也编制地貌图，这样，就使我国地貌学的研究地区迅速扩大。砂矿是埋藏在松散堆积物（主要是第四纪的）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矿床，由于砂矿的分布与地貌有密切关系，只有详细研究了地貌条件，才能完全明了砂矿的分布规律，故在寻找与勘探砂矿时，地貌学方法常是主导的方法。譬如风化壳砂矿只保存在古老的剥蚀面上，故古准平原或平坦的剥蚀面的存在为寻找风化壳矿床的重要标帜，古平地剥蚀面的保存面积愈大，受现代的切割愈轻，则风化壳矿床愈富。侵蚀很深的年青山地不利于普查风化矿床。近年来，我国地貌工作者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如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对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砂矿的研究，南京大学地理系对云南安定风化壳砂矿的研究等。
南水北调，引用长江丰富水量接济西北和华北，是我国最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之一，对于彻底改变目前西北和华北的干旱面貌具有决定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地理系最近组织考察队，调查了三峡至黄河间的中部地区南水北调计划渠线的地貌条件，从地貌的综合研究，对渠道路线的选择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对于进一步确定渠线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这次调查使地貌研究直接与大型渠道的建设联系起来，为地貌学的一个新部门——工程地貌学的创立创造了条件。
地貌是自然条件的一个组成要素。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边疆地区的自然资源，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组织许多综合考察队，对边疆地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其中地貌研究对于全面分析自然条件和规划利用自然资源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综合考察，不但对过去研究较少的边疆地区累积了丰富新颖的地貌资料，并且还开展了地貌学中的一些新项目的研究，如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组对新构造运动和风成地貌的研究，云南综合考察队地貌组对坡度成因类型的研究等等。
由于全国经济规划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完成了中国自然区划的巨大工作。中国地貌区划是中国自然区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有关高等院校的协作下，编成中国地貌区划图和说明书，把全国分为十八个一级地貌区和五十五个二级地貌区。该书总结了1958年以前的中国地貌研究资料，是第一本较详细的论述全国地貌的专著，对于教学和生产都有参考价值。
十年来我国地貌学的主要成就
根据以上所述，应当肯定：解放十年来，我国地貌学的发展是迅速的，成就是巨大的。其中最突出的约有下列几方面：
（1）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在水利建设（如三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渠线等）、水土保持、融冰化雪、治理沙漠、普查和勘探砂矿等，地貌工作者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2）扩大了地貌学研究的领域。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部门，如海岸动力地貌，砂矿地貌，现代冰川地貌，工程地貌等都是从无到有，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逐步开始的。在地域上，许多过去没有进行过研究或研究极少的地区，近年来也都开展了地貌工作，这些地区包括新疆、黑龙江、云南、青海和西藏等。
（3）开始注意同有关学科的联系，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如河流和河口地貌的研究应用了水文学上的最新成就，这样，不但使研究内容比较深入，同时也使研究结果更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地貌调查已比较普遍地利用航空照片，浅钻、机械分析和化学分析等方法。孢子花粉分析等新的研究方向也开始受到地貌学研究者的注意。海岸动力地貌的研究则考虑使用潜水示踪元素（研究海岸泥沙运动）等新方法。
（4）累积了大量新的资料，在新的基础和方法上，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一些总结，如编制全国地貌区划图和说明书等。
（5）高等学校中建立了专门培养地貌工作者的专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设立了地貌专业，并考虑在地貌专业内设立一些专门课程，以适应现代地貌科学发展的趋势。大量新生力量的培养和长成使我国地貌工作得以迅速开展，目前许多新的重要地貌研究工作都是青年地貌学家担任的（如现代冰川地貌，海岸地貌等等）。
今后展望
地貌学是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密切关系的科学，可以肯定，随着生产的高涨，这门科学今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应当指出：建国十年来，我国地貌学虽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我们的业务水平还是不高的，地貌工作者对相邻学科的最新成就还不够熟识，许多新技术和新方法也还没有被完全掌握和普遍应用。努力学习苏联，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应该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努力方向。
地貌学和其他地学部门一样，是地域性的科学。我国疆域广大，地貌十分复杂，某些地貌现象是世界所特有的，例如我国喀斯特分布面积之广，类型之多，在世界首屈一指；我国渤海湾和连云港与长江口间的广阔淤积海岸也为世界所仅见；海拔四千公尺以上，面积二百多万方公里的西藏高原是世界独特的地貌；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但具有实践意义，而且还可能从中发现新的原则和理论，来丰富世界地貌科学的宝库。我国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已经为地貌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学习，辛勤劳动，我们一定能够攀登地貌科学的最高峰。
（注）喀斯特是自然地质现象的一种，即白云岩、石灰岩等受了地下水流侵蚀所产生的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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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苦”与“巧”
冯世昌
有的人说，苦干总是有限度的，我们还应巧干。是的，巧干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是否因为苦干有个限度，所以才要加上巧干呢？我看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说苦干有个限度的同志，只是单纯地把苦干理解为是体力上的消耗，实不知苦干既包括体力上的苦干，更包括智力上的苦干。一个人体力虽有限，智力却无穷。因为，客观世界发展是无穷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的。今天有今天的认识，到了明天，知识又增长了些，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更深广些，智慧也就更多些。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苦干怎么会有底呢？认为由于苦干有个限度，所以才要加上巧干，这实质上是把苦干与巧干割裂开来看的。
苦与巧，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分开的，没有苦干，就不可能产生出巧干来，同样，没有巧干，苦干的效果也很难提高。譬如说，当年闻名全国的劳模王崇伦同志，他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在这个工具没创造出来之前，他是经过千百次的苦思苦想，千百次的实验操作，结果苦中生巧，把万能工具胎创造出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走在时间的前面的人。能够说王崇伦只是苦干，没有巧干，或者只是巧干，没有苦干吗？王崇伦是如此，其他在社会主义劳动岗位上的成千上万的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通统是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理解不到这些道理，只想巧干，不愿苦干，妄想有脱离苦干的巧干，做任何事情一味想“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企图不下一点苦工夫，就找到巧干的窍门来，终于是不可能“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的。由苦到巧，苦中生巧，这里面深含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发展的辩证道理。所谓苦干，就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不断认识过程，是感性认识阶段；所谓巧干，就是我们对客观规律的掌握运用过程，是理性认识阶段。由对客观规律的不断认识到正确掌握和运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上一个飞跃，是一个质变。不断的苦干是量变的积累，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由量变跃为质变，苦干就会向巧干方面转化。所以，从来没有不经过苦干的巧干，正像没有不经过量变的质变一样。如果做任何工作，只想取巧，不愿苦干，不经过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那么怎么能掌握该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凭什么本钱在工作中找出窍门来呢？所谓“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个灵机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对某种事物熟悉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生出巧计来。俗语说“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我们伟大的党一再提出苦干、实干、巧干，并强调苦干的重要性，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脱离苦干的巧干，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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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苏联召开全苏哲学协作会议
讨论哲学工作者的今后任务
据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报导：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久前召开了全苏哲学问题协作会议，研究了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哲学工作者的任务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费多塞也夫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在苏共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里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里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问题，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前景问题，在大规模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政治组织问题，以及苏联共产党在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等问题。代表大会向苏联哲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是：创造性地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经验，勇敢地解决理论性的新问题，深入地研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具体地分析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问题。
费多塞也夫在报告中谈到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辩证发展的问题。他举例说，两种所有制差别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统一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立之间，便是这种辩证的发展关系；共产主义统一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立，要求消灭两种所有制的差别，而两种所有制差别的消灭，只有在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建立时才有可能。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作用时，费多塞也夫说，在大规模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职能也在变化，以前某些由国家执行的职能，现在逐渐由社会组织所代行，这也就是说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社会主义国家作用，将逐渐变成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但这绝不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作用的减弱。相反，苏维埃国家的作用，将随着共产主义的建设而增强。费多塞也夫还谈到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大约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
会议的参加者在讨论今后七年的任务时，总结了过去的成绩与缺点。大家认为今后必需克服力量分散、研究题目过多的缺点，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实际的联系，创造性地解决生活实际中发生的理论问题。
许多发言人都同意应在今后工作中深入研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问题。加强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等问题。进一步揭穿资产阶级哲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各种谬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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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民主德国哲学家
论过渡时期的矛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近几年阐释了社会发展的许多迫切问题，如一般和特殊、自发性和自觉性在社会发展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矛盾的性质，克服过渡时期矛盾的方法和形式等。在这方面特别是对发展的矛盾性学说的研究同社会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直接联系。1958年秋在柏林曾举行了关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时期的矛盾问题的理论讨论会。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召开了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时期的矛盾的性质和克服的方法”为题的讨论会。
艾希霍恩在会上作了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发展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别。他认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反映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上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或者是摆脱了剥削的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大多数内部矛盾，都带有非对抗性质。他指出，也不能就此作出一个凝固的形而上学的图式。两种矛盾之间的界限是变动的，两种矛盾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关于解决矛盾的方法，他认为，解决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内容和它们所表现的阶级利益的区别。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法，决定于国内的具体条件，首先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例如，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成分从其本身来说是对抗性矛盾。但在工农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条件下，它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即可以越来越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停止反对资本家及其思想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