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我这十年来
十年和五十年
周信芳
从七岁登台算起，我的舞台生活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可是真正认识到舞台生活的意义，领略到舞台生活的乐趣，还是建国十年来的事。
在艺术上，我从来是反对“闭关自守”的。早年，我有幸常常看到“须生泰斗”谭鑫培的表演；我长期地和前辈艺术家汪笑侬、王洪寿（老三麻子）同台演出；我对花脸刘永春的唱和花旦冯子和的创造脚色感到浓厚的兴趣……可是，解放后我才领会到：旧社会在我们艺人之间安放下多少道重重帷幕，使我们彼此隔绝，在艺术上不能交流，在感情上俨若路人。
1952年举行全国戏曲会演，通过这次盛大的交流演出，我才恍然认识到：祖国的戏曲艺术是那么浩瀚渊博，无论是老大哥的秦腔、昆曲，无论是小弟弟小妹妹的越剧、评剧，在共产党的培养灌溉下，都没有例外地长得那么茁壮，开得那么娇艳。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对于艺术事业的发展，对艺术交流与艺术工作者的成长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在党的推动和协助下，几年来我对自己常演的十几出被公认为较优秀的剧目，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整理。我与协助我进行这一工作的同志们对脚色进行了新的估价，对事件进行了新的解释，对情节进行了必要的新的安排，对唱词和宾白进行了适当的润色。经过这一番修改整理，被歪曲了的革命英雄宋江不再是一个无聊的嫖客，“杀惜”不再是妒杀或仇杀，从这一般男女关系的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描容上路”一剧中，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本，我把善良的老人张广才对贤德的少妇赵五娘的关怀和爱护更加人情化了，我要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经过这次彻底的修改，若干脚色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些人物的精神品质升华了，舞台上出现了更加简洁、更加优美的新的局面。这就是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体现，而离开了党的领导，这种局面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1955年，当中央文化部为我和我的老友梅兰芳同志举行了“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的大会和观摩演出之后，我的另一个愿望也实现了。中央为我安排了为期八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跑遍了东北、华北、华东五个省的十个城市，我以自己不成熟的艺术向各地求教，同时也得到了最好的机会，认真向当地各个剧种学习他们的成就和经验。1958年，我再一次得到为期六个月的巡回演出的机会，我们的足迹遍历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七个省的十一个城市，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古老剧种的优秀艺术。
通过在巡回演出中一连串的接触交往，使我永志难忘的第一件事是：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像现在这样路隔万重山、一见面就亲如同胞手足的现象，却是解放前我“跑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们尊称我为老艺术家，到处邀我看戏，到处邀我作报告、开座谈会，到处是热情的笑脸，到处有人要拜我为师。说也有趣，“麒派”原是江南流行的一个艺术流派，我的学生大多是江南的京剧演员，而现在远至当时驻在朝鲜的志愿军京剧团里都有了我的门弟子了。
1956年到1957年的两个期间，我还和上海京剧院的许多同志一道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等八个城市作了访问演出。这次访苏演出，是一件使我永不能忘怀的大事。当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苏联艺术大师和我握手言欢，以热情洋溢的语调歌颂中国戏曲艺术的巨大成就时，我内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戏曲演员，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因而他的责任就更大了。
为了继承和发展遗产，为了扩大上演剧目，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以往保留剧目的翻箱底和再估价的工作。这其中，我重新整理了“鹿台恨”、“生死板”、“斩经堂”等等的剧目，并新排了“十五贯”创作了“义责王魁”。这在剧目创作上只是很小的一个数字，我把它看成我的舞台生活又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个人的水平是有限的，个人的力量是棉薄的；我决心先从自己着手，把自己的表演艺术先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供戏曲艺术理论家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参考。党十分关心我的艺术生活，在党的主持下，这个艺术记录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说到艺术记录，我不能不联想到党对戏曲艺术各种流派的大力提倡。由于我表演上的某些特点，在长期舞台实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流派，人们叫它“麒派”。许多专家们对“麒派”正像对其他许多流派一样，作了许多精辟的研究工作。他们分析、归纳了我在表演艺术上的主要特点，并在理论上加以阐述。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的某些优点，克服和改正我们的许多缺点。除非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哪一个政府有心肠、有兴趣来提倡什么艺术流派！难怪苏联一位艺术同行抓紧我的手热情地说：“毛主席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说明中国是一个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
十年来我的舞台生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不断地为工农兵演出，我曾几次去朝鲜战场和海防前线，挤在坑道里和站在海岸上为那里旦夕守卫着祖国门户的健儿们演出。我也曾专程去到东北最边远的基建工地，为那里鼓足干劲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工人演出。我常常和同志们一道到远郊或近郊的农村去，站在绿油油的田头上，与农民共同劳动，并为他们清歌数曲，来鼓舞他们的生产热情。
当你在广场的高台上演出，面对着正襟危坐的成万的战士，当你发现阵雨落在他们身上，他们仍旧一动不动地凝神看你的演出时，你不由得感从中来，万千种念头一齐涌上心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众啊！为他们演出一场戏，谁能不引为毕生的光荣和幸福！
这十年和过去任何一个十年相比，我的舞台生活都更丰满得多；也可以说，这十年来所作的事情，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超过以往近五十年的总和。每一想到党和人民给我的重大的荣誉和优渥的待遇——在全国戏曲会演中颁给我荣誉奖，为我和梅兰芳同志举行“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通过各种重要的工作岗位让我参与戏曲界的领导工作，选我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近还接受我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每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汗颜，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好在六十几岁还不算老年，建国十年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也只是个起步。来日方长，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监督下，矢忠矢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来报答党和人民长期以来对我的培养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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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疯狗吠日
廖梦醒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
最近像一群疯狗乱叫，说我们把人民压得像“木棒”，
说我们八中全会文件“令人苦恼”，我们的跃进他们看了不高兴，
恶毒地诬蔑诅咒和叫嚣。可是我们就是要庆祝公社的成立，
就是要歌颂我们的社会主义好。为社会主义连生命献出也愿意，
难道还吝惜我们这点儿辛劳？不过说我们像“木棒”也许有半点儿对，
因为我们绝不会向你帝国主义弯腰。我们妇女更加欢迎社会主义建设，
认为公社对我们样样都好。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等集体福利，
赶走了我们不能就业的苦恼，别说我们现在高高兴兴地一同劳动的快乐，
就是孤苦伶仃的鳏夫寡妇也有地方养老。我们高兴我们各方面的跃进，
并不怎样“为时过早”。“超英”的口号不是句空话，
你们不到十年就会知道。我们的预期是会稳当到手，
因为有六亿五千万人为它辛劳。任你诬蔑吧，诅咒吧，骂吧，
帝国主义者和走狗！我们光辉的成就将一样伟大，
前进的前进，飞跃的还是飞跃，不论你多少疯狗吠日，
太阳的光辉绝不会停止它的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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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打手套
曹中义
起重队赵师傅刚上班，就碰上队长老陈拿着一副崭新的白手套向他走来。
“给你领的。”老陈看了看赵师傅粗壮的双手，把那副崭新的手套递给他。
“我不要。”赵师傅用手推了过去。
“为什么？这是劳动保护用的呀，没有手套怎么能够……”
老陈话还没说完，赵师傅就接着说了：“我不但这个月不要，下个月也不要，今年内也不要。”说罢从挎包里拿出一叠用一根红绳捆得扎扎实实的新手套来。他双手递给老陈开玩笑似的说：“队长，拿着吧，这只是一点小意思。”
老陈接着这叠手套，呆了一下才愰然大悟：“赵师傅，你节约了这么多手套，真该给你记上一功啊！”
“小意思，小意思。这都是我老伴的功劳。”赵师傅停了一下，又说下去：“为了手套这事，我还挨过老伴批评呢！”
“为什么？”
这还是去年冬天的事。赵师傅上班把旧手套换上新领来的手套，旧的放到家中。晚上下班回来，正拿着酒瓶要喝酒，赵师母猛然伸手夺下酒瓶：“今天罚你不喝酒。”
“为啥？”赵师傅莫名其妙地问道。
“你有错。”赵师母走到里间拿了一件东西又出来。
“我有什么错，下班的时候支部书记还表扬我人老志气高赛过‘老黄忠’呢。”赵师傅很不服气。
“可就是有点浪费。”赵师母把手中的东西生气地放到赵师傅面前。赵师傅一看，原来是早上上班时丢下的那副已经报废了的旧手套，现在它被老伴洗得干干净净，指头破的地方用三层白布补得结结实实，整整齐齐的，看起来比新手套还耐用呢。赵师傅拿起补好的手套，这才舒了口气说：“这小事……我真没想到……”
“小事！这不也是浪费么？”赵师母还是那样一本正经的。
“我是说我太马虎了，我……”
“你，好一个‘老黄忠’，还上过光荣榜呢。”赵师母看到赵师傅认错了，噗嗤一声笑了起来，把酒瓶又递给赵师傅，赵师傅正要接酒瓶，赵师母又把拿着酒瓶的手缩回来：“等等，明天上班戴上这副旧手套，把新手套留下来。”
“你放心，我一定照办。”
从此，赵师傅把新手套存下来；旧手套一补再补，直到实在没法补的时候才不用，这样一副手套抵上三、四副用，不到十个月就省下一打手套，按照老伴的意思，用红绳把这一打节省下来的新手套捆好了交给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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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念之差
——从雪莱和拜伦谈起
杨德华
雪莱死的时候，是拜伦亲手把他埋葬的。那是在1822年，在意大利卡刹马格利的海边。两年后，拜伦为援助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在希腊米索隆基染上恶疾病逝。两位诗人生前是好友，在文坛上同为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死时又都不失为革命者。然而，马克思在谈到这两位诗人的时候，却作了迥然不同的评价。他说“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长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这其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最近重翻了他们的诗篇，似乎悟出了些道理。
是否相信群众，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的分水岭。两位诗人最大的不同也就在这里。
雪莱，对待群众是满腔热情，坚信他们必定会葬送一切统治者的。他向英国人民呼吁过：
英国人，为什么你们给那些欺压你们的爵爷们拉犁？
为什么你们替那些咒骂你们的暴君们做华丽的衣裳？
为什么你们凄惨的呻吟着，
从最初的一天到最后的一天，
保护那些比雄蜂还要无耻的家伙，那些吸
你们的汗，不是吸你们的汗，
而是喝你们的血的人？……
你们栽培了五谷，——别人来收获它们；
你们找到了财富，——别人来拿走它们；
你们织好了衣服——给谁？为的是不相干的人；
你们铸造了武器——为的是别人的权力。
栽培五谷吧——但是不给那些无耻的蠢才；
寻找财富吧——不给那些无所不为的骗子；
织制衣服吧——为的是寄生虫的死亡。
铸造武器吧——为的是保卫你们自己。
拜伦，对待群众则是高高在上的，虽然他也同情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骨子里，却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他在“曼弗雷德”里，借曼弗雷德之口向援救他的猎人说道：
忍耐！忍耐！去吧！——这些字是为那些负重的畜生，而不是为掠食的猛禽创造的；
把它去对那些像你这样的泥土的人说教吧，
我并不是你那一类的人。
如果我遇见了人们，
我憎恨作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就感到自己卑微得跟他们一样，
又变成泥土了。……
雪莱和拜伦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命题不是没有争论的。拜伦写了“曼弗雷德”之后，紧接着雪莱就写了“朱里安和马达罗”一诗，和拜伦进行了争论。雪莱断定说，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诗人的崇高理想，应该是在被压迫的人民和统治者作斗争的时候为他们服务。雪莱不同意拜伦的悲观情绪，不同意他对周围群众所采取的对抗态度。
拜伦幸而是早死了。否则他的致命弱点很可能日后导致他走上反动的道路。
今天，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同样采取的是老爷式的态度。他们不是站在蓬蓬勃勃发展着的群众运动之中像雪莱似地满腔热情地去鼓动，而是高傲地站在运动之外，叽叽喳喳地议论走快了，搞糟了，有着无穷的忧虑。骨子里，和历史上的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根本不相信群众。其结果真正值得人们忧虑的倒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创造着历史的群众，而是那些妨碍人民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自己！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对拜伦所作的评价，很值得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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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歌三首
王文丙
丰收金山山，银山山，处处粮食堆成山；山连山，山靠山，山叠山来山绕山；过去上学走直路，如今出门尽拐弯
……。
捕鱼大船开，小船摇，大船小船水上飘；叔叔捕，阿姨捞，一网鱼虾一网宝；鱼虾蹦蹦跳，大家哈哈笑，船船仓仓堆的高，爸爸撑船累弯腰！
小瓦匠读完书，下学堂，姐姐忙着去砌墙；给鸡砌个平方院，给鸽盖间小楼房！我喊她姐姐她不理，非叫我喊她小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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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风杂谈
问题不在“我”
王毅
7月18日人民日报八版登了一篇题为“架子”的文风杂谈，读后有些感想。
报刊上某些文章，确实有副架势，不是那么平易近人。毛主席在1942年“反对党八股”中指出过的歪风表现之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看来今天还有它的市场。孙元凡同志提出写文章要平易朴素、不摆架子，我举双手拥护。
可是，孙元凡同志以有些作者在通讯特写中好用“我”字，来说明这些作者有架子，就未必妥当。
正像小说既允许第一人称又允许第三人称方式描述一样，为什么通讯特写作者就不可以在文章中出场呢？为什么作者一用自己的身份跟读者直接交谈，就要遭到非议，被看成为在自我表现呢？其实，以第一人称写通讯特写，通过作者“我”的眼睛，来向读者描述、评介他的所见所闻，有时倒有它的独特的长处，这种形式，决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毫无可取。至于说用这种方式写作，就是“以‘我’为中心”，“处处不忘将作者本人‘我’放在关键地位”，来证明作者的自高自大，个人突出，更难令人信服。有的文章不用第一人称写，它仍旧可以是有架子的；有的文章，虽则以第一人称写，倒未必就有架子。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公认出色的通讯，而这篇通讯的写法恰恰是用第一人称，通过作者的“我”来叙事抒情。你能说这篇通讯有架子吗？单凭报道中有作者的“我”出场，就判定报道作者有架子，实际上就会否定在一切报道中运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了。
孙元凡同志在文章里举了一篇全文共有四十多个“我”字报道作例子。这个例子是比较突出的。不过孙元凡同志没有注明这篇报道的篇名，我们就不能过早地替这篇报道下结论，这篇报道有没有架子。但是，即使报纸上确实有这么篇报道，它有架子，而且还用了许多“我”字，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凡是用第一人称的报道都是有架子的文章呢？不能。因为“人称”与“架子”之间缺乏必然联系，从缺乏必然联系的例子中，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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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慰问妈妈 马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