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
专栏:辉煌的十年

中国工艺美术的青春
新华社记者 林耀
1956年9月,一位中国绣花姑娘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手工艺品展览会上表演刺绣。每天表演开始以前,人群早把表演台密密层层地包围起来。中国姑娘穿一次针,劈一根线,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当一幅“双猫扑蝶”的挂屏绣出来以后,人们惊呼着:“多逼真呀,几乎可以听见猫在叫唤!”“看,猫身上的毛好像在飘动,我多么想抚摸一下啊!”当时伦敦的报章、杂志、电视节目也都争先介绍中国的手工艺品和艺人的精采表演。中国的工艺美术把整个伦敦轰动了!
这是三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实岂只是在伦敦,又岂只是这一次,近十年来我国手工艺品通过展览和贸易,到过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不知听到多少像“神话”、“诗意”、“仙人的手”、“令人着迷”等等这样赞美的词句。解放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的中国手工艺品,十年来已经放出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为绚丽的光辉。
工艺园中百花争艳
最近,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汇集到北京的一万多件工艺美术品,展现出一幅工艺园中百花争艳的美妙图景。这里有精巧细腻的象牙雕刻,玲珑剔透的玉石雕刻,色泽华丽的漆器,雍容华贵的刺绣和富丽堂皇的景泰蓝;还有泥塑、面塑、石刻、木雕、铁花、竹编、剪纸、刻纸等各种绝妙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都是近几年来各地艺人创造的精品,艺术造诣之深,手工技艺之精,完全可以称得上“巧夺天工”。
请看那座题名为“人民公社好”的象牙浮雕。它的面积虽然不过一千多平方厘米,却逼真地描绘出了一幅振奋人心的农村大跃进的美丽图景。看!远处山脚下的小高炉冒着浓烟,拖拉机在田野里奔驰,电线铁塔耸立在半山上,水库的闸门打开了,奔腾的河水正顺流而下,灌溉着那肥沃的田野。老人们在敬老院里饮茶谈天,活泼的儿童在幼儿园里爬着滑梯;百货公司和公共食堂正在忙碌地接待客人。还有更多的人,敲着锣鼓从四面八方向人民剧场汇集,去参加庆祝丰收的大会。整个画面层次分明,远近清晰。没有热爱人民公社的心情,没有高超的艺术,是很难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来的。
这里不仅有像“人民公社好”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的牙雕,也有许多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没有生产过的传统手工艺品。那两幅长七尺高五尺的“八骏马”钻花大挂屏,就是二百多年来没有生产过的品种。在两块亮油油的黑漆屏面上,镶着金光闪闪的八匹骏马。熟悉画家徐悲鸿的作品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仿照徐悲鸿的画稿制成的。两幅挂屏一幅示“动”,一幅示“静”。示“动”的那幅,垂柳袅袅,树下四匹骏马,一头仰天长啸,一头低头吃草,一头回首瞻望,一头向前飞奔。真个是生气勃勃,神采奕奕。这些马和树都是艺人们拿小锤在铜片上一锤一锤地钻造出来的。据老艺人说,这对挂屏造型的完美,神态的逼真,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水平。
十年来,我国手工艺人不仅创作了许多精致华贵的手工艺欣赏品,也生产了很多经济美观,适用于人民生活的手工艺品。这里有人们日常生活常用的头巾、枕套、窗帘、台布、台灯、金银首饰、美术陶瓷;有丰富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戏衣、舞衣、乐器、道具以及节日用的宫灯、焰火、礼花等等。在我国工艺美术品的总产值中,这些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产品的产值现在已经占到了60%以上。手工艺品给我国人民的生活增添了颜色,也成为许多雄伟的建筑工程和工业产品的优美点缀。在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的两旁安装着的两排雕花栏板,上面雕刻着几十种民间窗花和剪纸的图案。它们都是手工艺人的杰作。北京展览馆上光芒四射的镏金塔是天津银饰艺人魏思聪等的精心作品。“东风牌”小汽车和“红旗牌”检阅车的仪表盘,是用福州漆器中最美的“赤宝砂”装饰起来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国优美的手工艺品已经不再是宫廷贵族或少数统治阶级玩赏的工具,它已经走进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直接为国家建设、为人民生活服务了。
光辉的历史,悲惨的遭遇
中国手工艺品曾经有过悠久的、光辉的历史。远在新石器时期,我国玉石和彩陶工艺就已经有了精致的产品,殷周时代的青铜器,战国的漆器,汉代的玉器、丝织品,唐代的唐三彩,宋朝的刺绣、缂丝,明清的瓷器和景泰蓝,都是闻名国内外的工艺品。唐代的刺绣古雅大方,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著名诗人杜甫曾在“丽人行”中用“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的诗句,描绘过当时贵族妇女的华丽的衣饰。我国手工艺人怀着美好的理想世世辈辈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手工艺人作为自己荒淫奢侈生活的工具,无穷尽地吮吸着他们的血汗。元、明、清三代的封建王朝都在南京设置织造(云锦)衙门,驱使艺人们以极低廉的代价为他们织制云锦,制作蟒袍服饰。许多艺人呕尽了心血,熬白了鬓发,最后在贫病中悄悄地死去。在这样的时代,祖国这支艺术之花不可能绚烂长开,即使一时兴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连年的战争,官僚的勒索,商人的盘剥,加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这门艺术更加枯萎雕零了。工艺美术最集中的北京市,历史上最兴盛时期,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约有二万七千多人,到北京解放前夕只剩下一千六百多人。著名的四川蜀锦,最盛时有三万人,到解放前夕剩下的手工艺人已不足十分之一。许多手工艺品产量以惊人的比例下降。景德镇瓷器在最兴盛的1923年产量达八十多万担,1939年年产只有四万多担,解放前夕连四万担都不到。许多行业中断了,像北京的烧瓷、雕漆,芜湖的铁花,成都的银丝镶嵌,湖南浏阳的菊花石和被誉为“天南贡品”的椰雕,都中断生产了十多年以至几十年。
伴随着行业的衰落和停产而来的是艺人们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南京云锦艺人形容自己凄凉的生活说,
“织的是花素锦缎,穿的是破衣烂衫。”许多艺人为生活所迫,恋恋不舍地丢开了自己心爱的技艺去当苦工、小贩,拉人力车,有些技艺精湛的石刻艺人,只能背上几块石头,天涯海角到处流浪。即使在旧社会出了名的艺人,命运也是同样的悲惨。著名湘绣艺人廖家惠兄妹俩手艺高超,曾经绣出了许多出色的作品,在国内外都赢得了盛名。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饥寒、贫困的生活,屈辱的境遇,哥哥终于在贫病交迫下死去。廖家惠也丢下绣花针,回到乡间整整住了九年。
枯木逢春,欣欣向荣
春雷一声惊醒了大地,共产党来了,工艺美术事业五千年的不幸遭遇从此结束。像枯木逢春一样,它重新发出了新芽,长出了枝叶,如今已经是蓬蓬勃勃绿树成荫了。
现在,你如果走到中国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这些手工艺生产比较发达的城市,你就可以看到在那成百上千座近代化的工厂旁边,一座座手工艺工厂和手工艺合作社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有宽敞、明亮的厂房,有充足的原料,还有专门为它们推销产品的特种手工艺品门市部。过去那种父子几人或师徒几人侷促在一个阴湿的小屋内整天为生活忙碌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看看北京玉器厂吧!它的四层大楼总面积达八千平方米,灰白色的墙壁上嵌着高大的玻璃窗,给人以明亮清新的感觉。这座大楼是根据玉器雕刻的特点、为保护艺人们的眼力和身体健康专门设计建筑的。大楼内按工序和产品品种分成四个车间,还有艺人休息室、展览室、接待室,一切都十分井然有序。这个工厂包括了北京市玉器行业的全部手工艺人,目前已发展到一千四百多人,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十倍多。今年他们计划要生产价值达六百五十五万元的商品,供给国内外市场。这个数字比1950年增加了四百二十一倍。
不仅北京玉器厂如此,这十年来,全国的手工艺行业那一个不是像长了翅膀的骏马,向前飞奔。湖南湘绣生产的从业人员今年已经达到四万三千多人,比历史上最繁荣的1933年增加三倍多,比解放初期增加四十多倍,生产总值更增加六百倍以上。1958年的福州漆器生产从业人员比解放初期增加十一倍,产值增加六十二倍。曾经一度下跌到年产四万担的景德镇瓷器,早在1955年就恢复到历史上最高的生产水平。各地过去中断了的行业现在已经全部恢复了生产。芜湖的铁花,海南岛的椰雕,山东的内画壶,贵州的玉屏箫,新疆和阗的地毯,都在解放后重新放出了光芒。许多新兴的工艺美术行业也发展起来了,如广东潮州的麦秆剪贴,上海的尼龙编结,武汉的邮票贴画都很精巧美观。它们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工艺美术的宝库。
饱经沧桑的老艺人,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这样受人尊敬,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生活得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曾在清朝皇宫里当过“御工”的老艺人林鸿增,解放前被生活折磨得双目失明,穷困、病魔几乎把这个老人推向死亡的边缘。解放后党和政府替他医好了双眼,使他重见了光明,又把他安排在福建脱胎漆器实验工厂当顾问,每月领取固定工资,老人感动得涕泪交流,说共产党是他的再生父母。那位丢下绣花针在乡下住了九年的刺绣老艺人廖家惠,在长沙解放后不久就被政府邀请回来恢复了旧艺。她还当上了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政协委员,又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的代表,不久前才因病逝世。这位老艺人生前回忆她的一生经历说:“解放后的这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月。”祖传五代的“泥人张”,现在全家有四人参加泥塑工作,老艺人张景祜早就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研究员,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的弟弟张景禧是河北省政协委员,他的侄儿张铭又是天津市政协委员,老艺人乐呵呵地说:“我们一家三个‘状元’,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旧社会贫困潦倒,新社会做“状元”。老艺人是过来人,他们怎么能不感激共产党,感激新社会?党给了手工业行业新的生命,也使那些爱好这门艺术的老艺人燃烧起无限的创作热情。他们和美术工作者结合在一起,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许多新的技艺被他们刻苦钻研创造出来;许多内容深刻的作品在他们的手下诞生。
江苏刺绣艺人解放后创造了散套针和乱针双面绣的针法,用这种针法绣出的人物鸟兽,丝线服贴平薄、色彩调和,浓淡分明,细腻逼真。前面介绍的那位绣花姑娘就是苏绣艺人顾文霞,她用这种针法绣出了唯妙唯肖的“双猫扑蝶”,结果轰动了整个伦敦。北京牙雕艺人经过刻苦钻研,把过去的浅浮雕、深浮雕、立体浮雕、立体圆雕等四种技巧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雕刻技艺。牙雕艺人杨士俊等最近用这种雕刻技艺创作了一个以歌颂祖国繁荣富强为主题的大型牙雕“百花篮”,花篮上雕刻着二十种奇草名花,各有姿态,枝枝不同,真是达到了栩栩如生的境地。
“自己做好了还不算,要把技艺留给下一代”,这是老艺人们共同的心愿。旧社会所谓“养儿防老,留艺保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陈腐谚语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消逝了。许多老艺人公开了自己的绝技,培养了大批艺徒。北京市从1955年以来已经培养了一万多名艺徒。北京象牙厂二十一岁的徒工王志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学会了牙雕中最困难的“开凿”技术,他开凿的人物脸型不论仕女、老头、小孩和各种佛像都非常逼真传神,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他的师傅谈起这位得意门生来就眉飞色舞,万分兴奋。浙江省二十五岁的青年木雕艺人陈程鹏在解放以来,已经创作出了“采茶扑蝶”、“秦香莲”、“并肩前进”等百余件大小作品,他创作的“儿童吹海螺”,受到工艺美术界的广泛赞誉,并参加了出国展览。成千上万个王志欣、陈程鹏这样的青年艺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在党的教育和老艺人的爱抚下,正在为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工艺美术事业而大踏步前进!
让我们祝贺祖国古老的工艺美术之花,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开放得更加灿烂,更加美丽!(附图片)
老艺人董茂林正在雕刻一个古雅美观的“花蕾瓶”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等摄


第10版()
专栏:

洼地赞歌
本报记者 芮英杰
人和自然的斗争在我国古代相传是从那洪荒时代大禹治水的故事开始的。从那以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就成了人类的崇高任务。这个任务那朝那代也没有完成,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群众才在自然面前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天津地区洼地改造的成就,就是这胜利交响乐中的一个曲章。
一位外地来的参观者曾经十分感动地写了一首“洼改颂”:
天津本洼地,一片水云乡;民生日憔悴,赖账以充肠。建国仅十年,到处尽芳香;大片植水稻,增产五倍强,鱼蟹取不尽,菱藕到处尝;吾爱此涯地,直欲居胜芳。
胜芳是天津地区的洼淀之一。那里是个好地方:水中多苇藕,盛产鱼虾蟹。“南有苏杭,北有胜芳”,据说清朝皇帝乾隆就曾经这样称颂过。今天呢,论水产,说是天津洼地数胜芳,并不过分。可是真正吸引这位参观者的首先不是这个,而是那二、三百万亩过去只长黄蓿菜的荒草洼上大片大片的水稻,是那个从千百户家庭中散发出的稻米饭的清香。洼地人民对于自己家乡生产面貌的迅速变化也是抱着惊喜的态度。静海县团泊洼紧靠着以产稻米著称的小站,过去他们光看着小站的人们种稻米吃稻米,自己糠一顿菜一顿。现在呢,头一年改造了洼地,第二年就吃上了和“小站稻”质地一样好的大米。人们衷心地把这个变化归功于党和毛主席。那是1955年,团泊洼第一次收获了稻谷以后,好多人把第一场碾下来的大米拣最好的装在布袋里给毛主席寄去。有的老太太把自己家里的“财神爷”扯下来了,在那地方郑重地挂上毛主席像,盛上第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大米饭“敬给毛主席吃”。
知道一些天津地区的过去的人,对于群众的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这里处在海河水系下游,打开地图,你可以看到全境有二十五条纵横交错的河流,有九十二个大洼淀,分布在天津地区北部霸县、武清、静海、任丘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是静海的团泊洼(四十七万亩)和任丘的文安洼(四十五万亩),最小的如任丘的五官淀等,面积也有一万几千亩,这九十二个洼淀共占当地耕地总面积的70%。每年秋季,各河上游巨量的洪水倾泻而下,冲决堤防;本地的渍水也无处泄,常常平地起水。洪水、渍水一齐往洼淀汇集,浩浩荡荡,波涛汹涌,一日半日之间,洼地竟成汪洋,田禾一洗而光。人民的生活是极端贫困的。比如文安洼吧,从解放那年往前追溯一百年,只有六年没受灾。县志上曾经记载过这里的“江湖满地流亡尽,唯有扁舟渡路人”的满目凄凉的面貌。五百年以前,明朝有个进士叫陈耀,路过团泊洼时曾经作了一首“贫民叹”。诗的全文是:“破屋茸蓬茅,麻衫发髻焦,到门唯有水,顾地绝无苗,野菜和粮食,生柴带叶烧,已看贫到骨,何计避征遥。”从这些词句里,人们也可以窥见天津洼地区人们多年来贫困生活的一斑。
世世代代,也并不是没有人想来摆脱这种贫困多灾的面貌。在武清县的筐儿港、静海县的团泊洼、任丘县的文安洼,都曾有人在那易涝的地方试着种三亩二亩的水稻、淀稻等等一类的耐水作物。但是个体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毕竟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自然不是改造而是简单的适应,虽然偶尔也能得到一些较好的收成,但是毕竟失败多多。于是,人们只好叹着气,低下头,在灾害面前认输了。
引导人们认识自然,起来和自然灾害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那是1954年全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洪渍灾害以后。党委组织了一千多名干部,深入到洼淀地区作了整整三个月的调查研究,访问了上万个农民。年年成灾的根源找到了。党规定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变水患为水利”的洼地改造方针。党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了造成洼地贫困的根源,党引导人们认识到,水灾固然可怕,但是水的本身并不是可怕的,相反,它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如果能够把大禹治水和他父亲鲧的治水方法结合起来——采取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而后达到限制、利用、改造的目的,改种适水作物,那么,水患就可以一变而为水利。这是一场新的战斗。
让我们看看九十二个洼淀之一的文安洼的农民,是怎样地进行这场斗争吧!这个包括四十万亩地的洼地改造工程从1955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兴建起用于泄、蓄、排、灌的几百座闸涵和几百条大小渠道,在洼边还要筑起一条拦住渍水的百里周边大埝。1957年初冬,六万多民工在工地宿营,日夜鏖战,风雪不停,一冬一春就干完了两千六百万方的土方工程。在修建闸涵的工地上,几百辆大车和几百条大小船只组成了几十支水旱运输大队,把物料源源运往工地。建闸没有技术人员,一千二百多个“土技术员”从群众中涌现出来。不到两个月就把大闸建成了。
工程一完,就整地插秧。这时候,快一年没下雨,旱魔临头了。土地大部失墒,河流和渠道大部干枯。在县委领导下,占全县总人口70%的十六万人出动了,人们从洼底深水处往四外开挖出七十万公尺长的九十条引水渠道,把三百台抽水机集中起来,把洼地中心的水抽向洼边,引水插秧。抗旱大军在全洼还挖了一千一百多个水柜和七千多眼水井,就这样克服了前期缺水的困难。
旱魔刚被驱走,一场倾盆雨之后又来了洪渍水的威胁,顿时大洼平地涨水一尺以上,秧苗眼看要被吞没。这是最严重的一刹那。雨还没停,县委书记、县长和许多县、乡干部就下洼了,他们淌着水,冒着风雨,划着小船,转遍全洼,观察水势。全洼的人们立即动员起来,在洼边连夜抢搭隔水埝,一夜之间,就在这几十万亩的大洼里织成了一个包括三十多条大小围埝,总计长达四千一百多公尺的“埝网”,依靠这“埝网”把高地、洼地、深水、浅水分开,停止了径流。紧跟着,全县所有的三千多马力的排灌机械集中起来了,人们甚至于把脸盆、水斗子都使用起来昼夜不停地把积水排入预定的看水区。整整十个昼夜,深水变浅了。被水淹没的稻秧又重新露出水面。
在英雄的人们面前,文安洼被征服了。光是洼内左各庄人民公社这一年种的十万多亩稻田就收获了三千二百多万斤粮食。而在这以前,这个公社的历年最高产量是一千二十万斤。他们第一次把六百五十二万斤余粮卖给国家。东德旧、北德旧、桃园、小长田、小淀庄这几个村子,每一户都平均收获了一万斤以上的稻谷。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永远结束了。现在,全公社还在近六百亩面积的水坑里养了二千多万尾鱼,栽了一千一百多亩藕。物质生活丰富了,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公社里现在有自己的书店,有电影放映机,洼里的人们每半个月就可以看到一次电影。
在英雄的人们面前,所有的洼淀都被征服了。从1955年到1957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各个洼地里完成了一亿三千五百多万方的土方工程,建立了六千多座大小闸涵和桥梁。为了举办这些工程,群众都勒紧腰带,自力更生,光是在统计数字之内的,就筹集了六百五十万块砖、七千六百多块石头、一万三千多根檩木、二百多万斤柴草。在那些生活贫困、家底空虚的日子里,群众一边投入改造洼地的工程,一边进行副业生产借以维持生产和生活。自然的困难遇到这些坚强的人们真有如摧枯拉朽。洼地向人们乖乖地交出了丰硕的果实。头一年大面积试改的二百一十万亩地就产了四亿八千万斤粮食,第二年——1956年闹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被改造的四百万亩洼地还收粮六亿六千万斤。1957年,经过三年苦战,洼地改造工程基本完成了。这一年洼地收获的粮食一跃而为八亿八千万斤。从此,洼地由缺粮一变而为自足有余。
现在你如果从天津搭乘内河航轮,溯大清河西上,行程百余里,极目所见,尽是一片汪洋,但是你要以为这是泛滥的洪水,那就错了。这是天津地区在今春完成的洼改枢纽工程——东淀蓄水工程。它把大清、子牙河流来的六亿多方水拦蓄在这三百五十二平方公里的淀泊里,而后通过十九个闸涵和十二处扬水站,灌溉着一百二十多万亩稻田,有力地战胜了今春的干旱。不信你可以站在甲板上望那东淀的两岸,和这淀水相毗连的,是一块接一块的、连绵不断的“稻的海洋”。一位农民说得好:过去看见水害怕,现在打心眼里喜爱它——它听使唤了,稻田、养鱼,离开它都是不行的。(附图片)
洼里的蓄水区,养鸭事业发展很快,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鸭群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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