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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这十年来
报花子的新生
杭州市邮电局报刊发行组职员 邵越
我在解放前是个报花子。
1947年，我在上海一个新闻专科学校毕了业，很久没有找到职业。后来，有位好心的同学告诉我，在杭州有个分发上海出版的报纸的工作。不过，据说这碗饭不大好吃，而且一个专科毕业生做这工作也不大体面，因为这工作说得好听些，也算是报社工作人员，说得不好听，就是当报花子——这是当时对报童、报贩和报纸发行人员的统称。那时失业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位大学教授在街头卖粽子过日子。在那毕业即失业的时候，我哪里还敢挑拣工作的好坏，到底去干那个工作了。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去干那个工作的情景。我到了杭州火车站邮政大厦旁边，在烈日炎炎的马路边和干枯的小树底下，见到了当时社会底层中的一个极其凄凉的世界。那里站着许多报贩，其中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大都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些小孩子，简直是光着屁股。也有几个特殊人物，他们站在那座日本式的火车站旁边，一个个穿着雪白的或灰色的绸质短衫裤，谈谈笑笑，得意非凡。我的工作，是把从邮局领来的报纸发给那些报贩。我的“办公桌”，就设在邮政大厦外面的人行道上。那时的火车误点误得很厉害，加上邮局的工作也很疲沓，工作时间拖延了很久，直到我在烈日下晒得头脑发胀、两眼发花了，才见一个邮政人员把报纸一捆一捆从大门里抛了出来。当我蹲下身子，低下头，正在把报纸数给报贩时，突然一声“呔！”我吃惊地抬头一看，只见那些穿短裤的人中的一个歪着脸，眼睛看着别处，一边把我正在数的报纸夺去，一边怪声怪气地对着他的伙伴说：“这个佬倌是乡瓜头儿（杭州土话，意即乡下人），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说完，他就伸出两只像蒲扇一样的大手，重重打了我两下耳光。等我俯下身去拾被打落在地上的眼镜时，几捆报纸又不翼而飞了。原来，那时的邮政大厦门前，是派报业封建把头的世界。杭州的派报业有四个大把头把持，号称“四大霸天”。凡是到这块地面上来立脚的，事先总得要孝敬孝敬他们。我刚从学校里出来，哪里懂得这些规矩，于是第一天就挨了打。我就是这样踏上自己谋生的道路的！
虽然找到这么个工作，可是那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我那一点微薄的薪金，连吃饭都不够，当然更谈不上派别的用场了。冬天来了，我连棉衣都没有。呼呼的冷风直往背心灌，我就用报捆上解下来的草绳往腰里一扎，挡挡风……解放前夕，我真的完全沦落成“报花子”了。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漫漫长夜总算到头了，我的报花子生活也从此结束了。
首先我协助党报派来的代表把旧报社接管为人民所有。
后来，因我对私营派报业情况比较了解，在我担任浙江省邮电管理局发行科业务管理组组长的时候，上级又派我参加对全省私营派报业的改造工作。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改造工作，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小城市去搞这项工作。当地有个小把头，他一贯破坏邮局的发行工作，气焰十分嚣张。他知道我们去是搞他的问题的，我们一到，他就派人拿了张条子来威胁我们。那张条子写道：“你们留些余地便罢，否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惜以生命相搏。”我们看了以后，冷笑起来。我们已经不是解放前的报花子，再不能给你们打耳光了，有党给我们撑着腰呢！党把你们的靠山国民党反动派都打倒了，还怕你这个小喽罗！后来，我们发动群众并在当地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协助下，终于斗倒了这个小把头。报童、报贩们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有些转到了工厂或企业工作，有些吸收进邮局，一部分则回乡生产。受侮辱受迫害的报花子彻底翻身了！
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党的教导和培养。解放初期，我做报刊发行工作是不太安心的，由于旧社会的影响，总觉得做报刊发行工作不很光彩，老想换个工作。当我提到这个问题时，党组织就这样教导我：“解放后的报刊发行工作，同你以前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报刊，是宣传真理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作发行工作是最光荣不过了。”有一位首长还把许多革命领袖怎样重视党报发行工作的事迹告诉我，当我知道有些负责同志在白色恐怖时期，为了宣传党的方针，在重庆街头也亲自叫卖过党报的时候，我不禁惭愧得低下了头。不久，又有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就是浙江邮电管理局选举基层工会委员时，把我也选上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也清楚地认识到，我再也不是旧社会中被人看不起的报花子了。我怎能不激动，我怎能不好好地安下心来工作呢？
在不安心工作的思想解决以后，我立刻努力钻研业务，作好工作。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报刊发行工作的先进经验，我在1950年起即学习俄文。这些年来，我编辑和翻译了不少有关发行工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邮电”和“发行员”等报刊上，把苏联的先进经验介绍给我们同行。
现在我的办公地点正在邮政大厦内。从楼窗口望下去，下面就是我昔日被封建把头打耳光的地方。每当我看着那地方时，我的眼镜面便模糊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就是以前站在外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报花子，我已经变成一个新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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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倡议
吴晗
有人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文章是人挤出来的，从前，我认为这两句话是对的。
经过这一年，我的看法改变了。现代的路是人们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走出来的路只能给人走，还不适合于十轮大卡车走。现代的路，必须道路工人挖土机挖，用石子、沥青或水泥铺装，用压路机压平，要经过巨大的劳动，光靠人两条腿走，是走不出这样的路来的。
同样，文章也不能光靠挤，不挤，不是就没有了。写文章得有干劲，有这股子劲，挤固然要写，不挤也非写不可。骨梗在喉，非吐不可，是消极的，不对头。形容得确切一些，是高兴得有话想说，非说不可，非写不可。
非说不可，非写不可，是我今天的心情。当然，也还有各方面在挤，挤你非写不可。一来是自己想写，要写，不写出来很别扭，二来加上外力的挤，于是文章出来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数量还很多。
这一年，全民大跃进的一年。我写了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预备出一本杂文集，编了解放前写的一部分杂文，题名投枪集，不久可以出版。整理了二十多年前抄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约三百万字，已经付印。
这就是我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以后呢，我自己订下计划，每年至少写十万字，一年出一本书。要搞科学研究，写一些专门论文，也要搞普及工作，写一些读书札记，编一些通俗的书，写一些明白易晓的文章。
五年前第三次改写的朱元璋传，也要在明年内再次改写出版。
就有那末一股子劲，非写不可，不写，很难受。
这股子劲来自何处？来自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来自大炼钢铁，一年内产量翻一番。来自人民公社，几个月内全国的合作社都公社化了。来自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多少万工人不间寒暑，不避风雨，日日夜夜的忘我劳动。
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干劲冲天！我呢，除岗位工作之外，还有一支笔，这支笔过去曾经使用过，闲了多少年，不该努一把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
这一年，是我生平写作最多的一年。过去，也曾经有一年，我写作杂文最多的一年，那是1946年，国民党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但是，心情完全不同。那一年，心情沉重，愤慨，这支笔是用来和敌人作战的。现在呢，我以欢欣鼓舞，昂首阔步的心情，用这支笔歌颂大跃进，歌颂总路线，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
为什么过去九年写得很少，这支笔几乎重得不能使了呢？因为还有些思想问题，自己原谅自己，工作忙，写不了，其一也。即使有时候有点时间，但很零碎，今天写几行，隔多少天再接着写，文气不贯，写不好，索性等有时间再写，其二也。更主要的是以为自己并非作家，写作是作家们的事，干吗不度德，不量力呢？其三也。还有，业务水平不高，理论呢，更谈不上，不写——横竖没有写的任务，可以藏拙，写了出了错，反而受批评，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四也。
总路线一提出，大跃进的号角一响，这些思想问题解决了。忙，不等于完全没有写作时间，问题在于如何妥善利用。时间零碎，有工夫就写，没工夫就不写，写一点是一点，总比不写好。脑子和手是自己的，不是作家也可以学着写。写不好，只要肯用功，总有写好的一天。水平不高，不写就更提不高，要写就得多看书，多学理论，在实践中自然可以提高，也只有实践才能提高。错处一定会有，不写并不等于思想中没有错误，隐藏错误，又如何能改正错误？相反，只有写出来，大家指出了错误，才能有效地改正错误。这样，思想问题解决了，劲头来了，笔也不重了，文章写出来了。朋友们在口头上，信件上，文章上指出我的错误，我改正了一些错误，信心更足了，劲头也更大了。
总结我一年来的经验，文章是鼓足干劲，鼓出来的，力争上游，争出来的。我也写得多，写得快。至于好和省，那还得继续努力，相信会有那末一天，可以做到。
这一点经验，经过这一年，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虽然不那么稀罕，还是认为应该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倡议，不写出来，也觉得很难受。
我不敢那么大胆，向作家们倡议。我只向全国的机关干部同志们，有志于写作者倡议，大家来响应党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写一点东西，每人每年写一点东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吧！
我提出这个倡议，也以这个倡议来督促、鞭策自己。
党的总路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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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出成功的悲剧
任桂林
“父子恨”（即“团圆之后”）是福建莆仙戏最近在北京上演的一出非常成功的大悲剧。这样火辣辣的悲剧，我在戏曲里还很少见过，真是别具一格，有力地抨击着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
故事是这样：一个寡妇叶氏，儿子施佾生中了状元，为她请旨诰封一品夫人，旌表她的贞节，三喜临门，却引起全家的悲剧。因为按封建礼教说，她并不贞节，她和郑司成自幼相爱，曾订山盟，但迫于父母之命，嫁到施家，不久夫死寡居，从此和郑司成结为一对秘密夫妻。施状元便是他俩所生，名义上则是施家的遗腹子。儿子长大成名了，媳妇进门了，奉圣旨立了贞节牌坊，她感到情况变了，和郑的二十多年的爱情无法继续下去，逼得她走投无路，自缢而死。施状元为了保母名节，保己功名，便以爱妻柳氏抵罪，但仍掩盖不住真像，终于暴露，知道了被自己毒害的郑司成原来是生身的父亲以后，父子二人共饮毒酒而死，柳氏也碰死在贞节牌坊上。一家四口，都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很明显，这个悲剧的发生，是皇帝老子的一道圣旨引起的，是儿子中了新科状元引起的，这是看完了戏之后，不能不得出的结论。只是剧中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用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命运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糊里糊涂地死去了，死了也不明白是谁的罪。他们不敢起来反抗封建礼教，没有条件来反抗，不敢打吃人的老虎，就被老虎吃掉，看来是合情入理的。全剧中的人，谁都不喊一声封建的罪恶，但给人的印象是，封建制度是罪恶渊薮。剧本就是这么含蓄而深刻地揭露矛盾，没有丝毫的空洞概念的说教，我觉得这是剧本非常成功的地方。
剧本还把几个主人公的内心矛盾，描写得淋漓尽致，揭示出他们复杂的心理状态。比如叶氏和郑司成的幽会，二十多年的爱情，彼此是继续不能，割断不肯，痛不欲生。状元施佾生不能不考虑欺君之罪，不能不挽救母亲的名节，但又不能不面对着冷酷的现实，无法自解。戏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几个主人公都处在不可解的矛盾中，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走向死亡。令人信服地感到，只能以死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由封建社会教养出来的人物，是想不出别的出路的。又遇到那么个维护封建礼教的知府，一心要振纲常的按司，在这铁掌之下，悲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
据说原来的传统剧目不是这样，不是死的这么干干净净的。这很自然，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样骂圣旨、贬状元的戏是演不出去的，我认为剧本的改编者正是托出过去所不敢道破的秘密，正是还给了封建时代以历史的真面目。
我觉得这个剧本的整理改编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这在一个县的剧团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全剧的结构非常紧凑，剧情的进展，一环扣一环，没有拖沓的地方。戏剧冲突一步比一步尖锐，高潮逐渐上升，看得出编剧技巧。本来是悲剧，但是偏偏从喜气盈盈的气氛中开始，欲擒先纵，悲从中来。这种编剧手法是不寻常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样一个成功的剧作的出现，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我觉得在目前的戏曲工作中，又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良好范例。解放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的传统剧目，经过了我们的手，去芜存精，才放出了光彩。据说莆仙戏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异常丰富的遗产，单是这一个剧种，福建省的同志们就收集了五千多剧本，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继续做整理改编的工作。
这个戏的演出很激动人心，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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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歌片和歌
在开展社会主义歌咏活动中，我们创造了一种推广革命歌曲的好形式——歌片。它对社会主义歌咏活动的深入开展和抵制黄色（音乐）毒素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歌片，不但以它小巧玲珑受人欢迎，而且以它革命的内容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因此，歌片的印刷量是很大的。对于这样大量印刷、深受群众欢迎的歌片，我们就应该严肃地对待它。但是，遗憾的是有些出版者却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印制歌片的时候，把一些不十分健康的歌曲也选择了进去，造成有害影响。
凡是印成歌片的歌曲，实际上是负有推荐的性质，因此要求出版者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必须为读者负责！ 王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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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常识
鸡的“化食丹”
爱林
鸡的食物很广，如：谷物、蔬菜、骨粉、小昆虫、野生植物的嫩叶等。但我们也常看到鸡吞食沙石，杀鸡时，从鸡的胃里，也能发现许多沙石。沙石对鸡能有什么营养呢？若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鸡为什么吞食它呢？
过去我们常听见一些老年人说，鸡没有牙齿，但是鸡肚子里有“化食丹”，吃的东西一遇到这“化食丹”便粉碎了，消化了。其实并不是什么“化食丹”，而是沙石。
鸡有三个消化囊。第一个叫膆囊，长在脖子的下面，囊皮薄而软，却十分坚韧，富有伸缩能力。鸡吞进的食物，在这个膆囊里要停留几小时，以至几天，并非为了别的，只是在这里吸收一些水分或少量消化液，变得柔软一些，然后，便一部分一部分地来到另外那两个消化囊。
鸡的第二个消化囊很小，却极其重要，因为能分泌出具有酸味的液体——消化液，可以溶化食物。食物在第二个消化囊里并不停留，只是为了得到消化液，从这经过一下而已。
鸡的第三个消化囊叫作沙囊，圆形、两面扁平，仿佛一个盒子，囊皮较厚，表面坚硬而强韧。鸡吞食的沙石，就在这里执行着牙齿的职能。食物在膆囊中变软以后，又在第二个消化囊吸收了消化液，再来到沙囊和沙石混合到一起。沙囊的四壁通过伸缩作用，使食物因受沙子的摩擦而变成粉末。沙囊就好像磨粉机一样。
沙囊的研磨能力，究竟有多大？它比我们的牙齿以及所有动物的牙齿都好使。百年以前，一位意大利学者斯巴拉萨尼曾作过试验。他让鸡吃下一些玻璃球，三个小时以后，他检查鸡的粪便，玻璃球已变成碎片，这些碎片，没有尖角和刺人的边，就像有人把他们磨过一样，非常光滑。后来，他又把十二只粗钢针插在一个铅球里面，钢针的尖端只露出半糎，又让一只鸡吞下去。一天半以后，把这鸡杀死一看，消化囊没受丝毫损伤，所有的钢针都断了，只有两只留在里面，已磨得很钝，其他十只都先后随着粪便排出体外了。
看来，鸡的“化食丹”——沙囊里的沙石，不仅可以“化”食，还能“化”钢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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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影片“百万农奴站起来”观后
汪锋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百万农奴站起来”已经上演了。这是一部好的影片。它揭露的事实，虽然只是西藏反动、黑暗、残酷、野蛮的农奴制度中千百万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它给每个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使每个观众都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人们在这部影片里，可以看到曾被外国野心分子百般美化的西藏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可以看到被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如丧考妣地哭泣过的旧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我们从这部影片里，可以看到在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里，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制度下，占西藏人口95％左右的农奴和奴隶，世世代代地忍受着极端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过着悲痛的生活；而那些只占西藏人口5％左右的农奴主（即官家、寺院和贵族），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把劳动人民的财物搜刮得干干净净，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
今年3月，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这个叛乱的失败，使西藏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不久以前，我曾在西藏的东噶宗、蔡宗（宗相当于县）作过些调查，并且召开过有差巴、堆穷、朗生参加的座谈会。我曾问过他们：有谁挨过领主的打？有谁欠领主的债？到会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西藏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挨领主的打，没有一个不欠领主的债的。从这个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的旧制度给群众带来的灾难痛苦是何等的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了西藏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他们要求解放的呼声是那样的高涨！他们对于党中央、毛主席是那样的热爱！他们对于党和政府当前的多项政策是那样的拥护！我相信，任何人看到那种情景都会深受感动！劳苦的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过去贫困的原因，并不是什么自己的命运不好，而是西藏的旧制度不好，是三大领主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他们说，“过去的太阳只照在贵族的身上，共产党、毛主席的太阳才照在我们人民的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正像影片所表现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了，欢笑着挺直了胸身站起来了！正是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剥削压迫残酷至极，因而农奴要求解放的心情也愈益迫切。目前，民主改革运动已经在全区开展起来，群众的斗争和生产情绪都非常高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把西藏的民主改革进行到底，并且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坚决奋斗。人民的太阳在西藏高原上升起来了，永远不会落了。
让一切帝国主义者、外国干涉者和一切叛乱分子、反动上层心里不痛快，以至咒骂不休吧，西藏永远不属于他们的了！西藏的前途是光明的、幸福的。站起来了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跟大家庭里的所有弟兄们一起，建设自己的幸福家园。正如影片结束时所描述的：“黑暗的、残酷的旧西藏正在死亡；光明的、进步的、幸福的新西藏正在诞生！”
我们为站起来的农奴欢呼！为西藏的新生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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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饲养 张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