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谈古典文献整理与出版的问题
金灿然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整理古典文献是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步骤。整理古典文献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准备材料，创造条件；而后一种工作又是为前一种工作明确目的，提出要求。有时在一个研究工作者来说，两种工作几乎经常是交互进行的。只要承认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是必要的，那末，对古典文献资料的认真地整理，便是全部工作过程中不可超越的一关。
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给予极大的注意。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一方面反对旧式学校向学生强迫灌输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一方面又提出：“如果你们从此便想做出结论，说无须通晓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便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说到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的时候，他又说：“若不清楚了解到，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若不了解这点，我们便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更严厉地批评那些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简单化的有害的空想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如果认为这样，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讲到接受文化遗产对于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时，他说：“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这儿比较多地援引列宁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继承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中，表现现实生活，研究和总结现实的斗争经验，当然是工作的主要方面，但是对于前代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批判地继承，也是不可少的工作。只有更多地批判地吸收本国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才会产生丰富多采，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来说，批判地继承本国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用文化遗产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斗争经验，也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党和毛主席一向就给予密切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主席在这儿指出，学习即批判地继承我国数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必须把那些珍贵的遗产掌握起来，据为己有。同时他又指出，对于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所知甚少，简直是小学生。从他说这些话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我们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学习中国文化遗产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应该说，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求还相距很远，对于我国的遗产我们还学习得很差。
整理古典文献是一件光荣的工作
在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整理我国古典文献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工作。我国的古典文献数量很大。古人已用“汗牛充栋”
“浩如烟海”来形容古书之多。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成的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二种，存目六千七百三十四种，此外毁禁书据记载约二、三千种，这里面还很少包括大量的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学作品和种类繁多的地方志。从乾隆以后，学术发达，古书古物陆续出现，出版的物质条件也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朝代。根据近人丁福保编辑四库总录、丛书总录和方志总录三种书著录，古籍已达三万六千多种。丁氏说，收集还是很不全的。他估计全国存世的古籍当不下五万种。若干专家的估计，更超过这个数字。以上的记录，还没有计算地下出土的古物在内，这又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应当为我们拥有这样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而感到光荣和自豪。这样丰富的遗产，假使付出了一定的力量，以正确的方法加以整理，肯定地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宝库，必然有很大的贡献。
清代学者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曾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有些工作对今天仍然是有用的。但是，究竟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中绝大部分的功夫，只是做群经的奴婢。至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所谓“整理国故”，其学术研究机关，是掌握在少数“高等华人”的手中，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是带有极大的买办性质。他们“整理国故”的最终目的，不是企图否认中国文化的成就，为帝国主义文化张目的虚无主义，就是企图诱骗青年脱离现实，钻入故纸堆中，以“整理国故”为名的复古主义。即使他们之中有些人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比之从顾炎武到王国维的成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整理古典文献的任务，就不得不落在今天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身上。这是一项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所必须完成的光荣任务。
整理古典文献的态度和方法
在对待历史文献上，我们与过去的某些学者之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看重这些文献，不是为了悦古，好古，崇古；不是为了迷信古人，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奉为金科玉律；更不是把古书作为防空洞，钻进去，在里面自我陶醉。这是没落阶级的向后看的态度，这是复古主义的态度。历史文献在这些人的手中完全变成了死东西。整理文献，在他们就是玩古董。他们像蛀虫一样，在旧书里钻来钻去，最好的，也不过作古人的一个传声筒。我们则不然。毛主席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周扬同志在去年古籍规划小组成立时说：“我们整理和出版古籍，不是由于迷恋过去，而是由于相信将来，相信古籍中有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整理古典文献的目的，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为了调动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因素为今天服务，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地。凡是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牢牢地记住这一点。没有了这一点，我们的工作便是无的放矢，便会一无所成。
在对待古典文献的方法上，我们与资产阶级也有根本的区别。陈伯达同志在“批判地继承和新的探索”一文中用四个字来形容资产阶级对待历史文献的态度：抱残守阙。抱残守阙，这是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历史文献，最好也不过像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纸”。其结果，不是他在继承遗产，整理古典文献，而是遗产吞食了他，古典文献淹没了他。我们则不然。我们对待古典文献，像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要批判地继承。古典文献那么多，要想全部加以整理，全部印出来，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的。要整理，就要有所选择，有所取舍，选择和取舍之间，就有批判。这是一。其次，选定一部书进行整理，在编选、注释和写序文中，必然贯穿着一种观点。有所抑扬，有所臧否，也就是批判。这就是说，整理古典文献的方针，必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在这一个正确的方针指导之下，对于前辈学者所提供的训诂、考据、版本和目录等等治学的方法，都可以批判地继承，而且应当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当然，我们说要批判地整理古典文献，决不包括任何一点随便窜改、歪曲古典文献的意义在内。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历史主义者从来就反对以鲁莽灭裂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古典文献。实事求是地把古典文献放在其历史环境中来考查，并从而进行不同形式的整理，这是我们严谨的要求。
我们知道要想对于我们的古典文献进行认真地批判地整理，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应该整理的我国古典文献进行有系统的整理，这是我们最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一步，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努力，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从一个人来说，需要经过一段刻苦学习的过程，一个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方法改造的过程。在这里除了认真的学习是决无什么捷径之可言的。但是，这又是一个革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经过努力一定可以做到的，也并没有什么不可渡越的深沟高垒。不过，在今天来说，通达古典文献的人才已是不可多得，是不是要求每一个整理古典文献的人都必须首先精通马列主义然后才能工作呢？当然不是的。如果有一些人，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古典文献进行断句、校勘、集释、考证和翻译，把古书搞得好读一些，那当然是好的。我们欢迎这样的人，把他们的古典文献的知识用到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来。这是一桩对人民有益的事业。这样做，也使这些人不负平生所学，把自己的学识供献给国家和人民。当然，这样的人如果能逐渐学习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和认识上能够逐渐提高，他们在整理古典文献上所发挥的作用也就必然更大。
古籍的读者
在整理古典文献的整个工作中，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占着很大的比重。这儿要根据“古为今用”的方针，谈一谈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读者对象问题。一般来说，古籍的读者对象大体有两类人：一类是专家，一类是干部。
这儿所说的专家，指从事我国历史（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或不专门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其研究范围与这些方面有关的人，也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一部分有关上述方面的教育工作者。这些人，为了进行和提高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必须不同程度地涉猎和掌握一部分古代原始资料或经过整理的古代资料。这些专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我国古典文献有一定修养或者比较有能力阅读我国古典文献的人，一类是刚开始学习我国古典文献而学习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的人。前一类人，大多是比较年纪大一些的，后一类人，一般比较年轻。按古籍整理出版的品种来讲，大多数是供给这两类人的需要的。一般说来，供给前一类人需要的古籍，整理加工的工作暂时可以作得少一些，但是在出版的先后缓急上必须妥当安排，版本的选择上必须力求慎重，校勘工作必须认真，某些书的断句和索引工作必须进行。给后一类人看的古籍，品种的选择就要严一些，整理加工的程度也要大一些。校勘和标点都需要，有些书还要进行编选和新的注释。
这儿所说的干部，一般指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各级干部，也包括一部分大学学生。这些干部为了工作和学习上的需要，要求阅读一部分古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会越来越为他们所必需。不管从丰富历史知识，或从提高文艺欣赏来说，这种要求都是合理的，应该给予满足。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光荣的严重的任务。当然，有一部分干部，是可以从供专家用的古籍中选择他们的读物的，但是大多数的干部却要求为他们对古籍进行更多的去粗存精的工作，更多的通俗化的工作。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有义务进行古籍的普及工作，主要是向干部的普及工作。这个工作比上面所说的工作困难要多。首先，选择要精，要严，所选的东西应该力求是古籍中的精华，或者虽然不是精华，但确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其次，注释要通俗易懂，最好有白话翻译。更次，有分析、批判的指导阅读的序言或出版说明，也是必不可少的。要做好以上三件工作，整理者就要具备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并且要对所整理的古典文献确有研究，还要有适当的表达能力，把所了解的东西通俗地表达出来。当然，这是比较高的要求，不是一蹴可成的；行远必自迩，是要不断努力，逐步实现的。
整理古籍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党领导下，整理古籍的工作，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可以说就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古典文学名著的标点本和注释本。某些历史资料的辑录，有的都是在开国时安排了整理工作的。解放以后，古籍的出版逐年上升。古籍的新版本，已经成了我国出版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古籍经过我们加工整理，成为超过以前任何版本的最完善的版本。我们现在所读到新版本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某些古典剧本、古典诗文的选注本，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新版本“资治通鉴”以及某些历史资料、古典哲学名著，虽然还不是没有可批评之处，但是经过整理者和出版者的努力，与旧版本比较起来，可以说已经大大改观了。我们新整理出版的古医书，对中医的教学和医疗也起了不少作用。我们所整理出版的古农书，对农业科学遗产的接受，也给了许多方便的条件。
但是在1958年以前，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还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整个说来，计划性还很差。在一个短时期内，也曾为厚古薄今的歪风所侵袭，盲目出书，而且也出了些坏书，对读者造成不良影响。1958年初，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规划小组的成立，可以说是我国有计划有步骤的整理出版我国古籍的开始。在第一次规划小组会上，讨论了整理出版我国古籍的方针任务，讨论和制订了整理出版我国古籍的长远规划。这个长远规划在会后印发全国有关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和专家征求意见。全国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对这个规划给予很大的重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有很重要的帮助。古籍规划小组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和目的、整理出版古籍的对象更加明确了，整理出版古籍大体按照一定的规划进行了，因此，整理出版古籍的质量也就逐渐提高了。
整理古籍，在我们说来，还是一件比较新的事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在党的领导下，方针和规划都有了。但是，方针尚待具体化，规划也尚待在执行中修改补充，我们也还缺乏经验。我们的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距离我们的目标和要求还远。但是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帮助下，我们能够也必须完成我们的任务，使整理古籍的工作在整个继承文化遗产的工作中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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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华书局陆续整理出版古典文献
中华书局的主要出版任务是整理出版我国古典文献（古籍）。在整理出版古籍中，它的指导方针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到古为今用。它主要出版的是古人的东西，而它所要服务的却是今人。
古典文学总集、专集和近代文学著作
中华书局今年主要计划出版以下四个方面的古代近代文学作品。
为了给研究工作者提供比较有系统的资料，整理出版一批古典文学作品的总集。已经出版的，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这两部书可以说是姊妹篇。前一部书收集了从上古三代到隋朝为止近三千五百个作家（有的不是作家，而是传说中的人物）的单篇文章，后一部书收集了从汉到隋所有的诗歌乐府。有了这两部书，检查隋以前的文章和诗歌，就不用大翻群书了。这对读者有很大方便。下半年要出版的，有“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外编”和“清诗铎”等。“全唐诗”和“全宋词”两部书，不用解释，看到名字就会知道它们的内容。“元曲选外编”收集了著名的“元曲选”以外的六十二种元代及元明之际的杂剧，与“元曲选”合起来，可以看作一部元杂剧的总集。清朝的诗，一向不大为人所重视，这部“清诗铎”收集了不少反映社会政治情况和阶级矛盾的诗，是一部具有特色的清诗类编。以上各书除“全宋词”是今人唐圭璋编的和“元曲选外编”是隋树森编的外，都是前人编的，中华书局在这次出版时，都加了断句，并做了必要的校勘。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进步的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家。整理出版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是中华书局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计划出版的，有“曹操集”（已出）、“聂夷中杜荀鹤诗”（已出）、“皮子文薮”、“张苍水集”（已出）、“夏完淳集”和“归庄手写诗稿”等。
阿英为中华书局编的两套近代文学丛书，对研究我国近代文学的人有很大帮助。近代文学的资料，散见在许多报刊和文集中，很不容易收集。因此，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常常感到资料缺乏。阿英经多年的积累，编辑成两套丛书，一套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一套是“晚清文学丛钞”。这就为研究近代文学的人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前一套书共五部，已出版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和“庚子事变文学集”，再加上今年下半年可以出版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就出齐了。后一套书共十部，把晚清的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编进各部书中，拟目如下：（一）文学论卷；（二）小说戏曲研究卷，（三）诗词卷；（四）俗文学卷；
（五）传奇卷；（六）到（八）小说卷；（九）外国文学卷；（十）散文与杂文卷。今年可以出版“小说戏曲研究卷”和“传奇卷”，全套书明年出齐。
为了供给一般干部（包括一部分群众）需要，中华书局在使古典文学通俗化上也开始作一些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作得有计划一些，该局正在出版一套“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这套读物在选题上注意挑选具有民主性精华，并且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整理方法上注
意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分别采用选注、选译、改编和改写的各种方式。已经出版的，有“史记故事选译”、“唐诗一百首”和“女将穆桂英”，将要出版的，有“古代民歌选”、“宋诗一百首”和“古代戏曲选”等。
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和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出版古代近代历史著作和资料集，其主要读者对象为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因为历史古籍，绝大部分是资料书，可作为一般读物的很少，少数可以选读的，可以作为古典文学读物来处理。中华书局今年主要计划出版以下三个方面的古代近代历史古籍和资料书。
纪传体史书是我国主要的历史古籍，从司马迁的“史记”起，到“清史稿”为止，历代的纪传体史书连续不绝，记载了我国三千余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情况。凡是从事我国历史研究或进一步涉猎我国历史的人，都要读纪传体史书。这一类书，我们通名之为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华书局从今年起，计划用四、五年时间整理出版一套标点本的纪传体史书。这一套书的整理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帮助之下，动员了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进行的。今年可以出版“史记”和“三国志”。另外，为了集中前人对于“史记”到
“五代史”前十合史的整理和校勘的成果，中华书局还计划整理出版前十合史的集解本或合钞本。这项工作，今年下半年可以开始进行。
编年体史书，也是我国主要的历史古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最出名的。这部书连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已由前古籍出版社（已并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今年中华书局又把可以接续“续通鉴”的“国榷”和“明通鉴”整理出来了。至此，我国的一套编年体史书就整理出齐了。此外，中华书局为了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和教师阅读，今年还计划把可以视为前几部书的简编的“纲鉴易知录”标点出版。
清代的许多重要史料，保存在未经整理的档案中，很少人有机会看到。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为了供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计划把从雍正八年（1730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陆续分类整理，交中华书局出版。今年先出版
“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已出）、“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宋景诗档案史料”和“义和团档案史料”（已出）。
此外，中华书局还计划出版元明、清代和近代三套历史丛刊，近代人史料价值较高的奏议、文集、书牍和日记之类的专集，以及其他富有史料价值的书籍，如张岱的“石匮书”、吴晗编的“李朝实保中的中国资料”和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编的“清实录经济资料”（已出）等。
古代近代哲学资料和专集
为研究学习我国哲学史和关心我国哲学史中的问题的人提供参考书籍和资料，是中华书局出版哲学古籍的目的。今年这方面的出书计划，主要有两个方面。
中国哲学史料散见于许多古籍中，不便检阅；许多书籍文字难懂，不便研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鉴于此，特别组织了许多哲学史工作者编集了三种哲学史资料：“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简编”和“中国逻辑史资料”。第一种是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是选辑我国古代近代重要思想家著作中的代表性作品而成，共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初到鸦片战争和近代七个部分，每一个部分自成一书。全部附加今注，先秦和两汉部分并加今译。两汉和近代部分今年可以出版。“中国逻辑史资料”也是一套丛书，包括名家和墨家、其他先秦名家、秦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部分，并附有说明和今译。名家和墨家部分今年可以出版。
我国古代近代思想家，曾写过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专著，中华书局计划陆续整理出版。选择出版的标准主要是：（1）有显著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政治思想的著作；（2）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流传较广，或在某一时代、某一学派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3）对研究我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派别或重要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性著作。今年可以出版“庄子集释”、“孙子集校”、“晏子春秋集释”、“太平经合抄”、“水心文集”（宋代叶适著）、“藏书”（已出）、“焚书”、“续焚书”（三书都为明代李贽注）、“王船山文集”、“顾亭林文集”、“黄梨洲文集”（已出）、“龚定庵集”和“蔡元培选集”（已出）等。
类书和工具书
我国古代的类书近似现代的百科全书，分门别类，把各种有关的资料和书籍抄录进去。这些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学资料，可供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干部查考。因为其中抄录了许多书籍，有的书原书散佚了，可以从类书中辑出，有的因版本不同，可据以校勘现有的古籍。今年中华书局计划出版的有四种大类书。一是“艺文类聚”（已出），这是唐欧阳询编修的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一是“太平御览”，这是宋初编修的，全书一千卷。一是“册府元龟”，也是宋初编修的，也是一千卷，这部书约有三百年没有印过了。一是“永乐大典”，这是明朝永乐年间编修的，是世界知名的书，原书只有抄本，从未大批印过，现在中华书局在北京图书馆的帮助下把所能收集到的原本和照片，都影印出来。
工具书对于研究工作者和干部有很大方便。中华书局出版的工具书，都是与阅读古籍或研究我国古代生活和文化有关系的。今年开始出版的大型工具书有“全国丛书综录”，共九册，这是上海图书馆编辑的。我国丛书众多，翻检极不方便。这部书把可能收集到的丛书汇集起来，编成索引，今年可以出版第一卷。此外，中华书局还计划出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四千年气朔交食检算表”和“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这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人都是有帮助的。 （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