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小麦丰产的若干问题
北京市科协作物学会秘书长 卜慕华
编者按：8月10日到12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筹委会作物学会召开了一次小麦丰产科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京郊各区的生产领导者，有经验丰富的老农，有科学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工作者里面，有农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形态学、土壤学、肥料学、微生物学、农业气象学等各门学科的老专家与青年专家。大家曾由各个角度对小麦丰产进行了调查研究。会上，大家根据自己调查研究所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小麦丰产的若干技术问题提出了意见。下面的文章是作者根据会议的讨论撰写的，值得参考。
深耕的优越性
在北京科协作物学会召开的小麦丰产科学讨论会上有关深耕问题的报告共有四篇，全都肯定了深耕的优越性。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小麦丰产组，都证明深耕结合施肥后加厚了松土层，创造了作物根系生长所需要的适宜孔隙度，增加了土壤含水率，提高了冬季土壤温度。微生物研究所证明在深耕多肥的条件下，增加了菌的总量，也增加了菌的活动能力，呼吸能力和分解纤维强度都增加了，碳氮比值降低，土壤中可给性养分增多，给小麦根部创造了优良的生长环境。土壤肥料研究所提出深耕还可以调节土壤水分和空气，持水性和透水性原来并存的矛盾，也就是说把多年遗留的犁底层耕破以后，既增加了透气性又增强了透水性，持水量和含水量都增加了，土壤内养分的储备空间也扩大了，所以深耕后土层内化学性物理性都有了改善，这样可以使小麦长得更好。生产单位也都肯定了深耕的增产效果。
深耕有没有限度
但是深耕有没有限度呢？大家认识也是一致的，是有限度的。不仅仅由于劳力消耗过大和经济核算上划不来而应有限度，就是在自然现象中观察，也是过深了反而有坏处。无论就土壤肥料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或农业机械化学院哪方面材料来看，都是如此。土地尽管耕到三尺或更深，而小麦的根系密集层仍旧主要分布在零——二十厘米处，这里约占全根量40％—45％；在零——五十厘米土层内共占根量65％左右。下层根系虽然随耕深有向下延长趋势，但数量很微，到一百厘米土层以下，根量最多不超过5％。因此，耕得过深时效果并不显著。根据微生物方面的研究，耕层过深之后，下层土壤增殖了一些嫌气性微生物，使环境还原性增强，不利于植物根系呼吸，其中反硫化菌能使硫酸盐还原成二硫化氢，能使根部中毒，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有些试验田耕得过深以后，小麦的根反而不下扎的缘故之一了。
就研究的结果来看，在有肥料配合的情况下，以深耕到五十厘米（即一尺半）为最合适。考虑到目前的劳力与其他条件，大家认为目前生产上的深耕适度应为六寸到一尺，在三年内分期完成，是既能增产又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肥料施多少，什么时候施
在施肥灌水方面有五篇报告。增施肥料能增产是容易理解的事，但大家最关心的是施多少及什么时候施用。尤其是我们土地广大，在肥料还不太充裕的情况下，应该如何使用才最经济有效。土壤肥料研究所进行的“麦田土壤小麦植株及籽粒的含氮、磷、钾分析工作”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结果说明，施肥量增加，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在近似的施肥量下，植株的利用率常常有很大的差异，以致产量幅度很不相同。如北京海淀区大钟寺人民公社一块小麦地，亩施氮肥折合三十斤，利用率高达53.7％，亩产六百九十五斤，而河南偃师岳滩大队一块麦地亩施氮肥四十八斤，利用率只有23.1％，亩产只四百九十三斤。这说明施肥技术不当时，可大大减低利用率。前者用了土粪一万斤做基肥，后者用了五千斤土粪做基肥，六千斤做腊肥，很可能腊肥的作用很小，因此减低了利用率。栽培小麦最成功的结果是籽粒中含氮量高；藁秆中含氮量少，籽粒与藁秆的产量比值大；不成功的小麦栽培所得的结果常常与此相反。根据分析结果，在中等肥力亩产小麦四百——六百斤水平内，每百斤籽实约需氮二——三斤、磷酸一——二斤、氧化钾三——五，这里面程度的不同，就是由于肥料利用率有差异。高度的施肥，利用率就显著降低。如农业科学院的对照田，亩施氮肥一百四十四斤，亩产小麦七百一十二斤，虽然籽实中含氮量高达2.37％（亩施氮三十——四十斤的籽实含氮量为1.5％上下），改善了品质，但肥料利用率只有21.37％。就目前我国肥料现状来看，集中在少数田中高度施肥，显然是不经济的。要提倡施得普遍，施得经济。
会议在讨论时，大家虽同意中国科学院土壤队重视施用基肥的论点，但对所提“亩施基肥万斤以上，就比施万斤的不再显著地增产”的说法和“如果基肥用量不足，后期即使追肥灌水也难高产”的说法，有不同意见。认为一万斤基肥还不是高限，多施还可以增产。在基肥不足时，如果后期能及时追肥灌水，是同样可以获得高产的。
对于北京地区在冬季施用蒙头粪有无必要，有不少争论。多数认为蒙头粪施撒在地表，肥分损失严重，小麦吸收很少，不如改用为基肥。但也有人认为蒙头粪在冬季有保温护苗作用，这必须肥层较厚才有效果。就全面施肥来看，土粪仍以作基肥为宜；但如小麦底粪原来不足，冬季积存了些肥料，也可以把这些肥料与细土混合，施在麦垅以内，这对来年小麦返青生长是有利的。
植物研究所从小麦生长锥的发育观察上看出在穗分化时施肥灌水效果最显著，可增加穗长与小穗数。土壤肥料研究所根据植株分析结果，也认为返青拔节期是小麦积累养分最重要时期，所以这时为追肥最重要时期。在出穗开花时施肥可增加籽粒数目及饱满度。所以在有条件地区，这时候也不宜缺肥缺水。
施肥过多会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科学院小麦试验田亩施四十万斤土粪时，土壤含盐量达到了0.25％，影响了根系的生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亩施氮肥一千七百五十斤的试验田，小麦只吸收了三十斤，收获后土壤中遗留了五百二十斤，其中一千二百斤都损失了。小麦在过高肥力下生长也极不正常，因此施肥过多是浪费的。
根据目前生产条件看，一般土地还嫌氮肥过少，只要有肥就应施用。就利用率讲，瘦地施肥要比肥地高，灌溉地施肥要比旱地高。施肥要合理，一般土粪做基肥，速效肥做追肥。灌溉地亩施肥五千——一万五千斤，用五斤硫铵做种肥，十五——二十斤做追肥，可以获得三百——七百斤的产量。追肥数量不多时，应在返青拔节时一次施用，数量充裕时可分两次施用。
合理密植的问题
密植报告有八篇之多，研究内容也很深入。除了观察不同密度的株、穗、粒数量变化外，有些研究机关、院校还做了形态解剖及群落内部生态因子如光质光量、温湿度、二氧化碳等方面观测。大家兴趣也最浓厚。就北京地区各方面研究结果来看，合理密植肯定是增产的中心环节。从低肥力到中等肥力水平亩产六百斤以下水平的土地，在配合施肥的情况下，随播种量的逐渐提高，株数穗数都正比例地增加。在初增加时，由于肥力的递增，每穗粒数也同样增加，因此产量提高。到穗数增加到一定限度后，每穗粒数开始减少，但穗数增加多，每穗粒数降低慢，因此全田总粒数仍旧增加，产量继续上升。当穗数再度提高到另一限度，由于早期倒伏或生长不正常，每穗粒数显著降低，所增的穗数不能抵偿减少的粒数，产量乃转向下降。此即密植的转折点。会上谈到播种量的幅度时，认为可根据不同的条件掌握在十五斤到四十斤之间。根据大家研究及实践结果，在京郊中等肥力灌溉地以播种量二十——三十斤，保持基本苗二十五——三十五万株，成穗四十——六十万个为合理的范围，是比较一致的看法。看法不同的是旱薄地的播种量究竟少些好还是多些好？高度肥沃地播种量又是少些好还是多些好？在旱薄地方面，丰台区长辛店就是主张旱地用种比灌溉地多五斤，每亩用二十五——三十五斤，以保证有一定穗数争取多收。大部分认为在肥水都缺的情况下，播种多了养份不足以供养幼苗生长，植株发育极为矮小，不如播种较少，分布均匀的生长得好。就京郊旱地麦田来说，在通常情况下，应在原来基础上提高到亩播十五斤——二十斤比较合适；到肥力提高，水利兴办以后，播种量可以适当增加。
当地力提到更高水平以后，幼苗植株生长繁茂，早期分蘖旺盛，若播种量过多，易于形成苗期郁闭，不利茎秆的坚强发育，此时又必须将播种量适当降低，以促使生长健壮的有效分蘖；如果达到高产千斤上下的地力水平时，应考虑到这方面。
增产靠主穗还是靠分蘖
关于产量依靠主穗还是分蘖问题，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在亩产六百斤以下的麦田，大田单株分蘖一般为一点一到一点六之间，也就是一个主蘖只有零点一到零点六个分蘖，主穗率约占全部穗数60％—90％。在此水平只要肥力跟得上，增株增穗即可增产。因此产量系依靠主穗，要保证有足够的主穗数目。但是依靠主穗并不是只靠主穗，组成高产必须包括一部分分蘖穗。若分蘖穗不能形成，那一定是由于营养或光线不足所致，因而影响全株健全生长，产量不能提高。根据观察所得，要是冬前麦株能生长三——五个分蘖，永久根同样会生长良好；麦叶在入冬后匍匐如菊花瓣，来年就能形成若干分蘖穗，长成好麦子。反之，要是植株拥挤，幼苗上不形成分蘖，不发生永久根，生长将极不正常，总的成穗数低于植株数，产量将大为降低。但就目前大田水平来看，单株分蘖还不易越过一点六，分蘖穗终究在产量上占次要地位。在我国目前希望将全国平均麦产量自亩产不足二百斤提高到六百斤这一阶段，强调依靠主穗是主要的。在依靠主穗的同时，在栽培水平上还要争取分蘖穗比率的提高，产量才能不断增高，这是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
在防止倒伏方面，除了肥水因素以外，苗期在过度拥挤光照不足时，麦茎节间细长，机械组织很不发达，表层细胞不能木质化，就能形成苗期倒伏。这时只有通过疏苗透光，才能改善倒伏情况。有的播种量在初期幼苗生长合适，但到拔节起身后仍嫌过密，以致形成出穗前后茎软倒伏减产。因此，确定播种量时，必须考虑到基本苗数、地力程度、分蘖数、成长后的植株密集阴蔽程度，才能使生长全期不倒伏而最后获致丰产。
一般后期倒伏的麦田，多为肥力较高生长繁茂有可能获致高产的。北京农业大学部分同志提出了后期倒伏为丰产标志的说法。但是不少同志认为这种说法不够确切。固然，低产小麦不会倒伏，丰产田倒伏的可能性大，后者产量还可能超过前者，但倒伏终久为病象，发生了总会影响产量，只有在丰产的基础上充分克服了倒伏现象，使小麦丰产到底，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总的来讲，今年京郊地区的播种密度已有相当一致的看法，但是还应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麦田播种后出苗差，成株率低，一般在70％上下，有低到50％的，除了设法提高整地播种质量外，在暂时不可克服的情况下，就不能不按实际成株率来增加播种量，以免基本苗过少，达不到所要求的成穗数，此外，延庆地处关外，气候寒冷，也可适当多播一些。
播种期和品种
除此以外，还谈到播种期问题。植物研究所根据去年麦苗生长情况，认为京郊最适播期为9月15—23日；不少同志认为播期应与其他条件结合考虑。如在旱地，由于冬前生育较差，可以略为提早播种，灌溉地、肥地却可适当推迟，以免冬前过旺易受冻害。本地品种红芒白、齐头白品种抗寒力、冬性都强，可以适当早播。改良品种适种灌溉地，一般抗寒力较弱，尤其碧蚂一号为半冬性品种，不能播种过早，过早了不仅易受冻害，还易诱致锈病发生，但播种过晚，麦苗发育不足，势必形成减产，晚播了更不好。一般说来，在关内各区仍以“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的农谚提法，最恰当。农业气象研究室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延庆入冬较早则提早到白露播种较为合适。一般早播可以适当减少播种量，迟播的应适当增加。
在品种方面，由于去年碧蚂一号的调入，表现生长良好，穗大粒饱，为农民所喜爱，争欲扩种。但考虑到此品种原产陕西武功，属半冬性，抗寒力不强，去冬北京绝对最低温度只为－18℃，较往年高2°—4℃，因此能安全越过冬天，在延庆低温达到－28℃时，即发生30％—60％的冻害。在北京的冬季气象条件下，碧蚂一号不是可靠的应用品种，目前灌溉地仍以应用农大183、农大90、华北187、早洋麦；旱地用1885、红芒白、齐头白等品种为好。碧蚂一号只可在少量的肥水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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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才能与学习
——读书笔记
湍音
有一些传记文章，似乎特别着重于炫示古人的“天资聪颖”，“过目成诵”，五岁诵经书，七岁成诗文，等等。这些，当做一种历史事实的记载，原无谈论的必要。不过，听说有许多青年学生读了这些名人传记之后，不是得到鼓舞和启发，而是大大泄气，觉得自己已经十多岁或二十多岁了，还没有特出的才能表现出来，大概自己此生是决不可能有什么成就和贡献的了。传记所起的这种客观效果，值得引起传记作者们深刻的注意。我以为，他们可以叙述名人们的天资如何如何，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叙述名人们的才能得以发展，因而取得成功的其他条件，即人们可以了解、可以学习的方面。不这样，就会把个人的才能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这除了使读者自叹无才，灰心丧气以外，不会有什么好的作用。
谈到才能的问题，人们都熟知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天才就是勤奋”。这是马克思的切身经验。这就是说，天才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正常的人，只要在正确的方向下，进行顽强的努力，都可以从某些方面获得并发展自己的能力。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人们的天然禀赋，即所谓解剖生理特点，各有差异，有高有低。的确，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在某一方面有过人的智慧，对某一方面的活动（如音乐、绘画、诗文等等）表现出了优异的禀赋。如贝多芬四岁就会弹钢琴，列平、苏里科夫等四、五岁时就显露出了绘画的能力。我国古代的诗人曹植、王粲、王勃等等，也都是在年少时就表现出了特出的才能。我们知道，两年前吉林省有一个五岁的小孩会拉胡琴，广州有一个四岁的小孩会弹钢琴。同时，也不可忽视，人们对于某一方面的能力的发展，有的人比较容易而迅速，有的迟钝而吃力，有的长于形象思维，有的长于逻辑思维。这种差异，并不奇怪。根据巴甫洛夫两种信号系统学说的解释，这是因为人的神经中枢的两种信号系统，彼此可能处于不同的关系中，可能是平衡发展的，也可能是第一信号系统比第二信号系统占相对的优势，或则相反。因而，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可以分为艺术型、思维型、中间型三种。这种神经类型的自然的特点，是人的能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条件。
这种天然的条件，即先天的禀赋，是人人都具有的，或者是这一方面，或者是那一方面。同时，一个人具有某一方面可以发展的天然条件，其本身并不就是才能。关于才能的问题，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没有抽象的一般的才能，任何人的才能都是一定的历史的和社会需要的产物。一切历史上的天才人物，都只能作为历史的人物来看待。对才能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个人的主观努力等等。天赋才能必须和社会需要、劳动和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实现。任何具有非凡天赋的人，如果像鲁宾逊一样飘流在脱离社会生活的孤岛上，就很难成为天才，而不过是“小时了了，大未必奇”。同时，人的解剖生理和神经结构的某些先天的特性，并不是绝对不变的。据巴甫洛夫说，高级神经系统除了先天的特性外，还有一种最高级的可塑性。某种信号系统占相对优势的人，并不是永远只能朝着一个方面发展，在生活条件的影响下，原来不发达的特性和能力也可以发展起来；因为任何一种活动，都是需要结合使用许多种能力才能完成的。这就是说，社会环境对于人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任何才能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刻苦学习和坚韧地致力于某项活动的结果。
试看古今中外伟大的天才人物，莫不是在具有一定的天赋的条件下，经过了刻苦的学习和磨炼，而后才成大器的。
拿马克思来说，他对人类的伟大的贡献，就是他毕生勤奋钻研、斗争的结果。据说他有很多年每天都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里工作十小时，在家里又继续工作到深夜。他读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做提纲，写内容提要和笔记，单是这些，就可以编成许多巨册。现代的一切科学，如哲学、历史、经济学、自然科学、法律学、数学、化学等等，他都用极大的钻研精神进行研究，直到完全了解为止。马克思的女儿要他说出他最喜爱的格言，他说了一句古拉丁谚语：“人类的一切东西，对于我都不是陌生的。”
经历过马克思走过的这样的道路而成为伟大天才人物的，举不胜举。贝多芬虽然四岁就在音乐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但若不是从四岁起就被他父亲严格管教他勤学苦练，未必会有以后那样高度的发展。巴甫洛夫也以他做学问的体会，劝告想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们，要“从一开始工作起，就得在集聚知识方面养成循序渐进的习惯”，要花费艰苦的劳动，而决不要侥幸求成。
我国人民把诸葛亮看做是智慧的化身，而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这就是说，要想成为天才，就得努力学习，如不学习，就是有点才分，也不能把这才分发扬光大。切不可恃才而不学。我们平常只是看到和羡慕诸葛亮智慧很高的一面，岂不知他是在勤学之后才获得了和发展了自己的智慧的。从苏恂二十七岁才发奋求学，后来终于成为大学问家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纵然少时并未显露出特殊的天才，而且开始得较晚，只要艰苦学习，也能有所成就的。我们平常说“大器晚成”，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人都具有某一方面的能力，对于任何事情都缺乏能力的人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些人早熟，有些人晚成，但不论早熟或晚成，都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劳动，才能开出天才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向大自然斗争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才能的发挥，无非是争得自由的表现。而所谓自由，也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人们要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只有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才有可能。任何人一旦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践，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劳动，才能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因此，一个人要想活得有意义，必须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种对事业的高度的热爱，正是发展才能的最重要的因素。高尔基在给一个青年作家的信中说道：“天才是从对于工作的热情中成长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所谓天才，本质上不过是对于工作、对于工作过程的一种‘爱’而已。”因此，他屡次谆谆地劝导青年作家要热爱生活，处在“生活的浑沌之中”，了解“生活的一切川流，川流的一切细流，现实的一切的矛盾，现实的悲剧，英雄主义和庸俗性，虚伪和真实”；反之，如果处身于生活之外，无异于“掠夺自己”的才能。赫尔岑也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掌握科学的才能，但要使科学“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芽和成长”，必须“熬尽心血，哭干眼泪，沉溺于怀疑主义而筋衰骨瘦，怜惜，爱，热爱以及把一切献给真理。这就是培养科学兴趣的抒情诗。”他劝告初学者，应该把科学和真理，像伯林斯基那样当成生与死的问题，让它深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如此才能使科学“成为斗争、苦痛和巨大的幸福。”
当然，要想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并使才能发挥到正当的地方，还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我们还常常看到有一些青年人，在开始某一项活动的时候，崭露出了一定的能力，但由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不对头，特别是具有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而终于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使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到正当的地方。明朝的王阳明想试验一下“致知在格物”的方法，于是在竹子前闷头闷脑的坐了七天，结果一无所得，反而“劳思致疾”；并由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致良知”，亦即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王阳明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方法自不对头，只“劳思”而不实践，不从客观实践中探索真理，而将自己的才能固封于脑壳之中，自然不能找到真理，也不能不得出错误的结论。于此可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发展才能和使用才能，是多么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给人们一把探求客观世界奥秘的钥匙，我们应当正确地学习和使用它，使自己的才能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才能是在生活过程中，在经久不懈的勤奋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人要获得才能，是要经过长时期艰苦奋斗的，不是轻易的和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时间便是能力等等的发展的地盘”。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要勤学善学，热爱生活和劳动，才能就会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发展。那些耽心自己没有才能而灰心丧志的人，只不过是有意无意地为懒惰找到一种遁词，岂不知，“只有懒汉才是无天才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语）。而那种怕在劳动中埋没天才的人，也不过是为怕劳动的思想装璜一下门面而已。要知道，社会主义的时代，是天才辈出的时代。这是因为，天才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劳动分工以及由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教育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和教育问题时也曾指出，旧式的教育制度和分工制度必须废止，因为这种教育和劳动相脱离的教育和分工，会“在社会的一极端，生出了病态的肥大，在社会的另一极端，生出了病态的瘦小。”也就是说，它会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分别造成片面畸形的发展。马克思借引一个经济学家的话说：“不劳动的学习，比之学习而不劳动，不会是更好的。……生命的灯，依劳动而加油，思想就是将油点用。”但马克思在说明旧式的分工和教育制度必须废止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会在理论方面和实用方面，解决劳动和教育结合的问题，把“只当作一个社会部分机能负担者的部分个人”，变为“一个完全发展的，把不同社会机能当作互相替换的活动方法来做的个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特别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是一种生产率很高的熟练劳动，要求具有高度技术水平、手脑并用、全面发展自己才能的人来担任；而社会主义制度，又为培养这样的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教育条件，创造了全面而充分地发展个性、发挥体力才能和智力才能的条件。处在这样的时代，正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人人都可以完全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勤学苦练，施展抱负，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