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小麦合理密植问题的探讨
山西省晋东南农业科学研究所 刘杰
合理密植是农业增产的中心环节，这是没有异议的结论，连密植的反对派也赞成种地既不能稀也不能稠，主张合理密植，密植论者也主张合理密植，但是对合理密植的解释是不同的，在理论上还有分歧意见。稀植论者主张以“有效分蘖为主”，他们说：“种稠不算稠，长稠才算稠”，在农村中普遍流传着“一麦分九头”的说法，因此主张少播种多分蘖；密植论者认为小麦丰产必须靠主穗，控制有效分蘖，因此，主张多下种、少分蘖。
每亩地小麦总穗数有一定的限度
决定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是穗子的多少，穗子的大小，籽粒的饱满等三个基本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穗多不能穗大，穗大不能穗多，所谓合理密植就是把这三个矛盾统一在单位面积的总产量上，也就是调整个体和群体关系的客观规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一亩地到底能长多少穗子，而又以多少穗子为最好，这是合理密植的根本前提。所以稀植长大穗，也不能稀到一亩地长几百穗，一穗再大也长不到半斤。密也不能密到像某些人所说的把鸡蛋放在上边落不下去，这样密的结果，只能是减产。
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不论播种量多大，每亩总穗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再增加，不论水、旱地，大约都在七十万到一百一十万之间。播种量愈大，每亩的有效穗数的比例愈小。客观的事实并没有按照某些人的理想那样——播种量愈大，每亩穗子愈多。就目前的品种和耕作栽培方法，一百万穗左右将是小麦每亩穗数的顶点，最大的播种量是不应当超过这个限度的。
穗粒应保持有一定比例
每亩小麦虽然可以长到一百万穗左右，但是产量最高的却不是穗子最多的。最高的小麦产量必须是穗数和穗子的大小、子粒重量保持有一定比例的均衡状态，如果个体和群体失去了一定的比例均衡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减产。
这个调查虽然因为材料少，准确性还不十分可靠，其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还不能把它当成规律去看，但总算看出一个大致的趋向。穗粒比例为二千以下比一的可获得高产，二千到五千比一的可获得大面积丰产，六千到一万比一的，基本上可以不减产，一万以上比一的就要减产。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亩穗数达到六十万穗以后，要想获得更大丰产，则必须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每穗粒数和子粒重，而不是穗数的增加。
光照和倒伏是高度密植的客观限制
每亩小麦播种量增加到一百斤以后，按一般中粒种每市斤一万五千粒不分蘖计算，每亩地应当有一百五十万株穗，但实际为什么只有一百万株左右呢？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去掉5％——10％的种子不发芽，再除去10％左右因整地播种不良和地下虫为害而造成的缺苗断垅，实际上只能出一百二十万株，但这一百二十万株亦因苗期拥挤、通风透光不良等许多客观原因造成死亡和倒伏。最后能秀穗的不到一百万穗。高度密植后小麦倒伏的原因，除了浇水、施肥、深耕后土壤过分松疏等原因外，主要是因播种量超过一定限度后，在单位面积上植株过多，形成通风透光不良、遮荫大，下部叶子不能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而制造养分。同时第一、二节细胞壁疏松细薄徒长，支持不住上部的重量而倒伏。光照的强弱是小麦倒伏的决定因素，据在乳熟后期倒伏和不倒伏麦地光照调查：
凡是不倒伏的小麦，第一节部位的光照强度都在65％以上（与顶部光照强度比较），中部茎节间光的强度在80％以上。凡是倒伏后起不来的中部茎节间光度基本都在50％以下。由此可以看出，在小麦乳熟期第一节部位的光照强度必须保持在65％以上，中部茎节间的强度需保持在80％以上，否则必然造成严重的倒伏。
倒伏的小麦第一节的长度比不倒伏的长1.2倍多，重量却轻54.2％。这说明徒长的第一、第二节的物质没有什么增加，而主要是原有物质的延长。正由于这两节的茎节既长且薄，不能支持上部茎叶穗的重量，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自然倒伏。
倒伏是小麦减产的严重敌人，随着倒伏时期的早晚和倒伏程度不同，其减产程度亦不同，据在阳城调查：在同一块地，严重倒伏的比不倒伏的减产68％—77％，而倒伏后起来的仅为21％。在过分密植后的倒伏不论采用追施草木灰、松毛汁、搭架等任何措施，其效果都是不明显的。唯有不浇水的旱地能控制植株生长，才能防止倒伏。据长治市荫城、鲍店两农业试验站的旱地密植试验，虽然每亩达到80—110万株，但由于植株生长低（不过60公分），叶短、叶瘦、遮光力小，才会不倒伏。但这样的小麦由于水肥不足，使植株生长发育不良，每穗小麦只有2到4粒，千粒重也轻，每亩产量均在二百斤以下。因此不能达到我们的丰产目的。每亩小麦的总穗数不论播种量多大，它的顶点穗数大致均在一百万左右，但这样多的穗数，由于个体和群体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均衡状态，形成倒伏穗小子瘪，因而遭受严重减产。在水肥充足的条件下每亩保持有四十五万到六十万穗，使个体和群体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而穗多、穗大、子饱、倒伏少，产量也最高。每亩三十万到四十万穗的，只能获得一般的产量。如果每亩在二十万穗以下，再结合上水肥条件赶不上，这就成为减产的根源，因此必须消灭。
最适宜的播种量
播种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每亩穗数的多少，而每亩穗数的多少，主要还是由播种量来决定的。但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着严重的分歧意见，即靠主穗增产还是靠有效分蘖，这是当前密植争论的焦点，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经过这次调查还是可以找出一个初步趋向，从全区五十一个不同土地类型、播种量和产量调查看：
据高产田、一类麦、二类麦、三类麦等四个类型地调查：每亩播种量平均为二十六斤到五十一斤，每亩实有株数占应有株数的72％到84％，就是说有16％到28％的种子因发芽率低，整地不良，地下虫害及其它损耗而不能生长成有效株数。每株的平均穗数为4％到21％，最高的穗子为56％，这个事实说明了在当前耕作栽培条件下，在大田生产中，一百株小麦只能分十五个头左右，最多的也不过五十六个，那种“一麦分九头”的说法在大田生产中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小麦是一种分头作物，这是它的自然生长规律，企图用加大播种量的办法完全控制不分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小麦增产必须以“主穗为主，分头为辅”，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从实有株数和应有株数中也看到，高产田的播种量超过五十斤，其实有株数的比例反而低于一类麦和二类麦，这证明播种量是有些过大，造成植株早期死亡。窄行条播是最好的密植方法
合理密植不仅仅是要很好的确定最适宜的播种量，而且也必须采用最正确的方法，才能进一步合理利用土壤肥力、水分和太阳光能。同时也应当考虑机器操作和便于田间管理。全区的播种方法主要有：四至五寸的窄行条播，七至八寸的宽行条播，二至四寸的宽幅条播。此外还有少数的畦播和交叉播种。特别是由于去年播种量的大量增加，许多地区都强调了加宽播幅，提高直接土地利用率。因此在密植方法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和改进。但总的看来还是以五寸耧播种和十行播种机（4.5寸）为最好，土壤利用率为25％左右。阳城次营试验站试验五寸行距的亩产300.8斤，比七寸行距的亩产二百一十斤增产43％。在三寸以上的宽幅条播虽然土地利用率可达到40％左右，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获得丰产，但因摇耧播种困难，下子不匀，深浅不一致，拉着重。在土地少、劳力多的个别水地区，有些地薄肥少、用犁开沟结合集中条施肥的地区还均可采用，其增产效率极为明显。对播种前普遍撒施肥料的地区，用宽幅耧播种不如用5寸条播耧为最好。据3寸以上播幅条播地调查：在播幅两边一寸地方的小麦穗数要比中间一寸宽穗数多33.3％，每穗粒数多22.7％。另据黄穴堡等七个对比试验看，四寸行距一寸播幅比8寸行距2.5寸播幅增产43.1％。另据永济等地十个小农场调查，5寸行距，1寸播幅的比4寸行距，4寸播幅的增产3.51％。宽幅条播法从表面看虽然土地直接利用率比窄行的多15％到20％。但因植株密集在一起，不能均匀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因为地力光能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一寸的土地上），在同等面积上窄行条播的行数多，因而植株利用边行的机会也多，宽幅条播的行数少，边际利用机会也少。例如四寸播幅四寸幅距的宽幅条播法，土地直接利用率为50％，而五寸播种（加大垅背为六寸），土地利用率为25％，以每行各多利用一寸（二边半寸）计算，则土地利用率同样达到50％。
总之，密植应当以每亩的最大限度的有效穗数计算。不能以播种量多少为标准。因为决定产量的是穗子的多少、大小，不论播种量多大，每亩的最大限度的有效穗数为七十到一百一十万之间，在决定播种量时不能超过这个限度，每亩总穗数虽然可以达到一百万左右，但它不能获得最高产量。因为这样多的穗数个体和群体失去最低限度的均衡状态，一般说以四十五到六十万为最好，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得到正常发展，产量最高。每穗小麦保持一到一点五方寸的营养面积。
合理密植应当以“主穗为主，分头为辅”。在良好的水旱地应保持有四十五到六十万穗。以碧蚂一号等中粒种，每市斤一万五千粒计算，每亩播种量应播三十五到四十五斤，最高不超过五十斤，一般水地和较好的旱地应保持有三十万到四十万穗。播种量为二十五到三十五斤，最差的旱薄地每亩应保持有二十五到三十万穗，播种量为二十到二十五斤。此外也要根据播种迟早、子粒大小、品种分头特性、土地整理好坏等具体情况决定适当增减。
密植方法以窄行条播为最好。直接土地利用率在25％到30％，播幅与行距的比例为一比二或一比三，用五寸耧下种，一般耧播的播幅宽度不超过二寸。旱薄地的密植方法中心是缩小行距，使每粒种均匀地分布在土地上，尽力扩大单株营养面积。在肥料少的情况下为了开沟结合施肥，可以提倡宽幅条播，在撒施肥料的耧播地区，不应当提倡改宽幅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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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读书方法
王威宣
自从提倡认真读书以来，许多同志都在百忙中挤时间勤奋读书。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苦于缺乏钻研的经验。我想，这时候来谈谈读书方法，对于提高读书的效率，是会有一点好处的。
粗略地说来，读书可分为略读和精读两种。
略读，主要是涉猎其内容，根据各人的需要，有的地方可以读得仔细一些，有的地方只领会个大意。用这种办法读书，可以使我们看得更快些，使我们腾出较多的时间来阅读其他的书籍。每一个人总是愿意使自己懂得多一点，通过书本，使我们更深刻地、更广泛地认识生活，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如果我们只看一类书籍，往往使我们的眼界只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在今天，科学日益发达的时代，要求我们有更广博的知识。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还应该懂得更多一点，应该学点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语法修辞、逻辑、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等。这也就是扩大每个人的眼界，更深刻地更广泛地吸取人类智慧的结晶，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鲁迅先生在给颜黎民的信中便说：“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鲁迅全集”，第10卷，30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是博览群书的最有名的人。马克思在著作“资本论”的时候，先后参考了一千五百多种书籍，并且都做了必要的摘录。恩格斯阅读范围也很广泛，甚至引起了马克思对他提出劝告。恩格斯不仅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军事学等方面的著作，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连产科的书籍也津津有味地细读起来。（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94页）1849年，恩格斯乘帆船从热那亚到英国的途中，还学习了不少航海知识，并在船上记录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等等。所以，怪不得在他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书中，几乎牵涉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在学习上必须敢于攀登崎岖的道路，涉猎越广，才能使我们吸收更多的智慧。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行迹殊，故所见之物异也。”（见“诸子集成”第七卷，“论衡”，131页）也是这个道理。
有人提出“开卷有益”的老话来。当然，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书籍，就可能辨别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甚至“毒草”也可以化为“肥料”。但是，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阅读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书籍。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应该利用最短的时间学习更有益处的书籍。因此，在阅读中便应该有所选择。选择时应注意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现在，我们的书刊评介工作比过去做得好多了，可以根据报刊的介绍，阅读自己认为最必需的书籍，并仔细精读。
精读，就是要把书上的内容全部弄清楚，并加以掌握，使书本的知识变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有些同志往往有“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毛病。用这种办法来对待精读的书籍是完全不适当的。
精读时，我们可以在书上注上必要的记号，或划上红线。也可以在书眉上注上我们自己的心得或意见。只要我们翻阅列宁的“哲学笔记”，便可以看出列宁在阅读哲学著作时的感情是随着书中的思想而起伏的。有时列宁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写上：“对！”“说得好！”“注意！”等等赞同的字眼，有时则对书中的论述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看了烦琐的论述便写道：“这部著作的这些部分应当叫做：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见“哲学笔记”，第161页）他更主要的是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记上去，通过这种方式，便能深化所学的知识。
精读，顾名思义就是要“少而精”。例如，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认定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为读本。从头至尾地细读，遇有困难固然可以找必要的参考书籍，但要防止“喧宾夺主”的做法。
精读时还可以作读书笔记或读书摘记。读书笔记的写法可以根据各人的需要而有不同。可以抄录书上的重要句子、段落，也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上去。读书笔记最好分类来写，这样便于查对。在抄录原文时，应把书名、作者、页数、出版年月记下来，以便将来查对原文。读书笔记应当经常翻阅，这样可以温故而知新。马克思就有这种习惯，每隔一些时日就要重温他的读书笔记和书中做了记号的地方，甚至在散步的时候也带着笔记本，以便把所见所闻记上去。列宁也是喜欢作读书笔记的。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并不靠自己的记忆，虽然他的记忆是很好的。他从不凭记忆‘大致不差地’来叙述事实，他叙述事实是极确切的。他阅读了极多的材料（他读书，也像他写作一样，都是很快的），想要记着的地方，他都写上了笔记。在他的笔记簿上保存有很多的摘录。……所记录的东西，后来他都反复地阅读过，这从他所标记的那些符号和着重号等等中可以看得出来。”（见“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三联书店，1950年4月第七版，第三页）列宁不仅经常阅读自己的笔记，“他也反复地阅读自己的文章，也在它上面加些评注，如遇到有引起什么新思想的地方，他也打出着重号来，并在封面上记下其页数。”（同上）马克思和列宁的这种学习方法，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
如果有条件，也可以从事写作练习。把自己学习的心得写出来。读书是一种学习，练习写作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一般说来，看书多半是偏重于接受知识，而写作便是积极地理解和更深入的思考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得更加深入。
不论略读或精读，必须反对做书本的奴隶，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书中的问题。读书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书呆子的态度，认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对的，自己不加思考，变成一个“食古不化”的蛀书虫了。“韩非子”中有一则“郢书燕说”的故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郢地有一个人写信给燕国的宰相，写到半夜，烛光不亮，他便对站在旁边拿着烛光的人说：“举烛”，而自己不知不觉地却在信上写上“举烛”两字。燕国宰相接到他的信后，非常满意地说：“举烛”两字是说要光明的意思，国家要得到光明，必须任用贤能的人。他做了这个结论，并且把自己的“心得”告诉了燕王。殊不知对方写“举烛”两字，完全是写错了的。但是这个读者，却替它想了种种解释，实际上是自己主观的忆测而已。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采用另一种态度，那便是读书必须用脑筋思考，加以消化。消化食物必须分泌唾液、胃液、胆汁、肠液等等，这就是说必须支出自己的一部分东西。读书的道理也是一样。书本只是外来的精神粮食，我们要真正消化这些精神粮食，也应该付出自己的脑力劳动，拿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把书本知识重新探讨过、批判过。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书本的内容，使它成为自己的营养。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读书时就不能完全局限于字面上所写的东西，更主要的应该是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作者的主要思想。苏东坡在写给他的弟弟苏辙的一首讽刺诗中写道：“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曲尽弦犹在，器成机见空。”（见“苏轼诗选”，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意思也就是要领会书籍的精神实质，不能只在个别字句里去兜圈子。正好比听演奏我们要欣赏的是音乐，而不是去看发出声响的琴弦。如果我们只纠缠在个别的字句里，没有领会作者的精神实质，那正好像不欣赏美妙的音乐而去看那没有变化的琴弦一样可笑了！有些同志说：“书本应该越读越薄，而不是越读越厚”。这句话的意思也正是应该经过自己的消化，把书本中的内容变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只有自己掌握了全书的内容，把书本闭起来，也可以把书本的中心思想用自己的话叙述出来，只有变成自己的完全掌握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丰富我们的知识，并使这些知识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所以，应该本着学以致用的精神把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去。马克思便是把书本当成脑力劳动的工具的人，他对人说：“它们（指书籍）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362页）今天我们也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成为书本的主人，而不应该沦为书本的奴仆。这是读书方法中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