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在全军文艺会演中看到的和想到的
陈其通
令人兴奋的收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结束了，收获是很大的。单从戏剧方面说，有不少的节目称得起是思想健康，主题鲜明。在结构、语言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表演、导演、舞台美术工作方面，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就形式来说，确实是丰富多采。从创作思想来看，多数作品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如舞剧“五朵红云”、“蝶恋花”主题的处理和情节的安排；“南海战歌”之木船渡海的雄伟气魄；“老梨树下”、“难忘的航行”、“怀念杨靖宇将军”；“火人的故事”等诗表演里所表现的衷情、激愤；“烈火红心”“槐树庄”等话剧里所表现的革命热情和细致的人物描绘；“巧绣河山”“塔里木战歌”等话剧里显示出向自然宣战的雄伟气魄；“年青的鹰”、“将军当兵”、“遥远的勐垅沙”等剧中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新人物的个性成长的描写；还有像“挣断奴隶的锁链”、“五月的道路”、“彩虹万里”等剧中远景的想像；歌剧“红鹰”、“山清水秀”场面的新颖和继承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的成就；“东进序曲”、“凯歌行进”细致地描写了人物。从以上这些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出部队文艺工作的进步。看会演中各种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节目，有如走进百花园中看那些正在怒放的花朵一样地引人入胜。
在很多的优秀剧目中描绘了有血有肉的现代人物形象，如“五朵红云”、“蝶恋花”舞剧中的男女主角；“南海战歌”中的丁军长、大老刘、冬梅；“东进序曲”中的陈主任；“烈火红心”中的许国清、杨明才；“将军当兵”中的几个战士形象；“巧绣河山”中的师长和司务长；“槐树庄”中的郭大娘；舞蹈“不朽的战士”中的黄继光等。这些新人物的形象是完整的，是能够起激发观众前进的作用的。在描写反面人物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如“东进序曲”中的刘大麻子，“三八线上”剧中的美军上尉，“槐树庄”中的老地主等。
由于许多节目的作者注意了描写人，导演把人的行动放在剧中首要地位，演员注意到表现人在戏中的独特个性，因此观众的感受是具体而又深刻的。编、导、演的同志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明确地把描写现代的英雄，党的忠实的儿女们，作为创作的目标。这些戏描写他们在为祖国解放，为建设祖国的各个时期中表现出不屈不挠、夜以继日的战斗，在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平时他们对人谦虚，做事认真，不浮夸，居功不傲，临难不退。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深刻地反映现实，创造出思想性艺术性都好的作品来教育人民，帮助人民新道德的成长。看过会演之后，觉得部队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有人说：会演中的大节目、好节目，多数是历史题材，能不能够把今天的题材写得同样的好？这种提示是好的，但我不同意把我党领导革命斗争时期的题材当成远不可望的历史题材。即是在会演中演演千百年来的中外史剧，只要是那些史剧对我们今天有教益、启示，也并不是不可以演。何况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并非远史呢。有一位同志对我这样说：连看了几个戏，有如重温了一次中国革命史，看到昨天，想想今天，使我们想到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感到革命人的崇高，唤起我们想一想在日常工作中是否有些对不起前人的事，是不是有自私浮夸，居功自傲，临难而退，或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这倒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在会演的节目中不仅是出色地描绘了昨天那些不朽的革命人的行为，而且也十分动人地描写了全国解放以后的今天革命人的冲天干劲。像“将军当兵”、“年青的鹰”、“烈火红心”、“三八线上”、“无穷花”、“友谊”、“巧绣河山”、“翠玉岛”、“山清水秀”等剧，它们描写的革命人物在保卫国防，在向自然宣战，它们多方面地表现了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
部队文艺工作者在党和军队首长的领导下，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去年整风反右之后，总政治部指示各文工团队短期下连当兵，或到工厂农村去深入生活，帮助业余文艺工作的开展，这对于这次会演，无论是专业的和业余的创作、演出，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出现突飞猛进的成绩起着显著的作用。
成绩取得的第二个原因是军队中各级党委和首长们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就拿将军业余合唱团来说，这难道还是一件小事吗？谁听说过百多个身经百战头发斑白了的将军们唱合唱，而且是在炎热天练唱，一站一、二小时？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们重视部队文艺工作，珍视我们解放军的文艺工作传统。听将军业余合唱团演唱有很多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将军业余合唱团所演唱的几首老歌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呢？有人说是因为老人唱老歌，生活丰富，热情充沛，有如老革命家给青年人讲叙一生的革命经历一样。讲者越讲越兴奋，听者越听越想听。这的确是感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以为演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这三首歌感人的重要因素是对主题作了最正确的处理。艺术造形上也是不错的。如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我们感到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以雄伟的气魄，英雄的步伐在革命的里程上前进。“在太行山上”则把我们引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人民为了拯救祖国，把儿子、丈夫送上前线。当演唱到“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那种游击队的乐观情绪，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之时，听者不得不激动。当时好多老同志随之心和身动，真正做到演者与听者的思想感情，融合成一体了！此刻我们注意看一看台上台下的老战士们的面部，你会觉得他们仿佛正在向敌人冲杀，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赴汤蹈火。 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作品的内容是主要的。有人说整风反右之后，要求一个作品在内容上没有错误是容易的。理由是凡是此次来参加会演的作品政治上都没有问题。的确，会演里的所有节目，在内容上没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党的问题，但在个别地方浮夸、与党的政策不尽吻合，也是有的。文学艺术是有属性的。愿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党的政策是很自然的现象，甚至既要反映长远的政治目的，又要反映现实党的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长远的政治目的与现实的政策是不可分割的。作者在寻找题材的时候，总是严肃地选择并安排最适当的情节和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当舞台上出现一个党的支书、政委的时候，观众往往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当成党的方针政策来领会，因此作者对自己创作的正面人物（特别是他们代表党说话做事的正面人物）就不能过早地放心地说没问题。哪怕有很小的一点问题，都会使作品的原意受到损害，都应当改掉。试举一例：如南京部队文工团刘川同志等创作的话剧“烈火红心”，是去年以来公认的好戏，它反映了去年大跃进中人民崇高的精神面貌——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写出了我军的指战员无论是在部队上或在地方上，只要是为革命工作，只要党分配他们做什么，不管有多少困难，他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剧中几个突出的人物，如局长，厂长，副厂长，他们在特定的戏剧情景里显得那样百折不挠，诚实可亲。作品从头至尾以磅礴的气魄反映了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冲天干劲。我们肯定“烈火红心”是个好剧本。但我还不同意有人说修改过的“烈火红心”“政策思想上的缺点是基本上改过来了，某些人物的思想行为合理化了一些，但戏剧矛盾有些削弱，激情有些下沉……。”我先不谈是不是人物行为合理化了，戏剧矛盾和激情就下沉了的说法，只谈这次参加会演的“烈火红心”是不是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人物行为都合理化了？参加会演本是修改了的，但很多同志看过之后仍认为某些基本缺点并没有改过来。复员军人许国清等书本知识不多、没有干过工业、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电偶管的人，一干而电偶管造成了。钱学美和有技术的人干不成，这说明了许国清等人的政治热情高，有冲天的干劲，有恒心，白手起家建厂，勇敢地向困难进军，这都是工程师钱学美所不及的。但在另一面，许国清等人对科学有些不够重视，如电偶管还没有试制成功就敢于答应订货，不识外文就敢说三个月学会翻译，别的厂不敢承担电磁料的订货他敢，他们根据什么呢？他只有一句口号：人家能做的我也能做……。以上这种情况我们能说内容上一点问题没有吗？能说人物的思想行为合理化一些了吗？虽然“烈火红心”的作者主要是写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用行动来证明了：人有恒心事竟成，思想对头万事兴。但是冲天干劲还需要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相结合。党再三地告诉我们要实干、苦干、巧干，巧干就是要我们动脑筋，找窍门，学科学知识。
我引以上例子，只不过是说创作一个作品要做到内容一点错误没有是可能的，但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作者应该随时多问问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得如何，对党的政策是否了解得深透，有了多少生活积累。
单有好的内容，没有通过好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就不是艺术品，这话在字面上不会有人反对。但任何艺术形式，是通过相适应的表现技巧而形成的，这一道理往往被忽视。一提到技巧，似乎就多少有点技术观点的毛病，看话剧和新歌剧的观众，也不像喜看京剧的观众那样，每看一个戏之后总要评一评某某人演得真好，有本事！而今天看过话剧、歌剧的评论家们，一般地只谈：一、政治内容如何，二、生活气息如何，很少谈到技巧如何。久而久之，对我们搞戏的人（编、写、演）形成这样的心理：内容好，有生活气息就行了，很少谈论一下演员的技巧。写剧的人为了内容没有问题就设法走捷径，尽一切可能找现成的题材，最好是真人真事。写台词的时候宁愿多写一点口号，对于艺术性、技巧，则考虑不足。导演在排演期间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真实，是不是没有形式主义的影子，是不是有生活气息，若做到这三点，那怕是看不见，听不清，也会得到一个朴素，老实，有生活，没有形式主义的赞许。这样下去，编剧、表演、导演就可以不重视文艺修养，不作基本工训练，当然更不需要什么老师了。从这次会演的节目来看，绝大部分演出单位克服了以上所说的缺点，编剧方面注意了描写人物，表演方面塑造了很多使人难以忘记的形象。观众不仅是对戏的政治主题、生活气息感到兴趣，而且深深地从剧中人的精神面貌中得到教益。当然也有些作品把塑造人物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认为集中写人物是与集体主义相违背的，是宣扬个人突出，于是他们在戏里安排了一大堆人，一个人可以说清楚的话，往往用两个人来说，似乎剧中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说明情节，他们很少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定的语言特征，虽然在台上出出进进，有说有笑，观众往往看了两幕戏还弄不清台上人是张三呢还是王四。
舞台美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像“大江东去”、“南海战歌”、“凯歌行进”、“槐树庄”等剧的灯光、布景、服装、道具，都做到了烘托表演，渲染气氛，说明场合，表演空间和具体空间适当，风格统一，没有豪华的布景和光怪陆离的服饰，也没有很讲究而又不适用的道具。但我们在这些优点里也不难看出若干布景不够精练，显得堆砌，甚至烦琐到一草一木应有尽有。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不应该搞布景的歌舞节目也搞了。这样下去不仅是舞台工作者忙不过来，对艺术性也不会有所加强，只不过是“戏不够景来凑”而已。
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内容，一方面也要强调一下技巧。没有得心应手的技巧，就达不到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的目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但怎样才有艺术性呢？恐怕就得有技巧来作保证才行。部队文艺工作者在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深入生活实际的同时，还要按各行加强基本工训练，加强文艺理论修养。文工团、队的领导在加强政治思想，集体主义教育的同时，也适当地强调一下本团、队在艺术上独特风格的形成，编、导、演的个人修养。
最后谈谈个人在观摩学习中所得的几点心得。
把文学艺术看成仅是解释政策、作现场鼓动，是不全面的；但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党的政策，作品里所反映的事情不违背党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在必要的时候不仅要通过适当的样式，做党的政策的解说员，而且也应该作现场的鼓动员。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传统正是这样。
对话剧、新歌剧、歌舞等等艺术形式和剧种来说，重视反映现代生活，反映现代人是理所当然的。帮助党培养革命的新人，促进新人物的性格形成，教育人民向新道德方面成长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因此以描写现代的革命人为主是正确的。
没有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好剧本，就很难提高演出团体的演出质量，导演、演员也无法显示自己的才能，因此今后提高创作的质量仍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演出单位不一定只演自己单位创作的剧本，可以演其他团体的，甚至是外国的名著。这样可借以提高技巧，观众也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艺术欣赏和教育。
我们的观众历来看戏都讲究看名角，那个剧团的名角多，它的号召力也就特别大，我们当然不搞“明星”制，但是，对有才能的演员作重点培养是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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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赏“风雪之夜”
宋爽
有位我所尊敬的同志说，王汶石总是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给人一种清新的喜悦。当我连续地读完了“风雪之夜”短篇小说集，觉得就其中大部分作品说来，这确是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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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之夜”短篇小说集，共收有十一个短篇。除去其中一、二篇较差外，其它作品我都喜欢。这些作品反映了终南山下、渭河两岸近年来的农村生活面貌和形形色色的普通劳动者。我没有到过陕西，自然也不了解八百里秦川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民性特征、语言、风习等等，但是从这个短篇集里，我感受到了这一地区的一些地方色彩。
歌颂新生活、新人物，是这个短篇小说集的基调。这个基调为我们许多作家所共有，王汶石又“唱”得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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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汶石对新生活新人物的歌颂，和我所读过的一些作品相比，我觉得他更善于从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面和普通人的身上，反映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和生活发展的趋向。“风雪之夜”“老人”“大木匠”这三个短篇刻划了三个性格不同的新人物。这三个人物具有一般新人所共有的新的品质，却没有一般新人所共有的激动人心的英雄业迹。乍看起来，这些普通人平平常常，细读起来，又使你感到在他们身上都燃烧着时代的精神火焰。“风雪之夜”这个短篇里，几乎没有什么故事，作者也没有精雕细刻地描画人物的鼻眼，但对自然景物、农村生气勃勃的生活描写，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烘托出了主人公区委书记严克勤的形象。他对待工作不是一般的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积极、能干等等，而是以时代主人的姿态出现的。严克勤一出场，便置身于狂风怒吼，雪浪翻滚的环境里：“树木折裂着，狂号着；那滚滚的狂风，卷着滔滔的雪浪，在街巷里急驶猛冲，仿佛要在瞬息之间把整个村庄毁掉似的。道路全被雪盖住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严寒的风雪交加的1955年的除夕，他在旷野“却悠然自得地唱呀唱的”，前去一个村“验收”新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觉得，这里大风大雪的雄姿伟力，烘托了这个人物形象，或者说，正是这个人物内在性格的写照。他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谆谆教导他所领导的基层干部“要思考在前，动作在前，要走在前面”；他以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和高瞻远瞩的思想，启发、帮助基层干部如何算细账、挖潜力，制订1956年跃进的生产计划和亩产指标；当“雄鸡唱起第三支歌曲”的时候，他结束了一个村的工作，另一种新的工作又开始了。在这些描写里，显现了他的气势磅礴，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忘我地投身于建设新生活的热情。
“老人”这个短篇，可以说也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但那个“老人”的声音笑貌和内在性格，却写得跃然纸上，使人感到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就是我们时代生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以诗意盎然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党和新生活对老人成长的影响。我们很难忘记这样一个场面：作品的“我”在
“一个常见的，春寒料峭的天气”，在刘家寺小学的运动场上给人们讲党课，由于雾重天寒，北风凛冽，引起了会场上人群越来越大的骚动，这使“我有些慌乱了，讲话的速度，不由得加快……连我自己也听不清我在说些什么”，但是在妇女堆里，“巍然站立着一个两鬓霜白的老妈妈”，“风雪包围着她，她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周围的隆隆细语，也对她没有一丝半点的骚扰。她的神情给我极大的鼓励，使我从慌乱中镇静下来。我的思想和语言重新走上轨道，会场也跟着平静下来……”。这位老妈妈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她为什么那样聚精会神听党课？作者没有解答，甚至也没有正面描写她一句，可是谁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新人的理解，来丰富和补充这位老人的形象。因为她聚精会神听党课那一个单纯的情节里面，潜伏着任凭读者联想的广阔的余地。接着读下去，我们从作者对她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爱社如家，蓬蓬勃勃的向前精神，以及她想尽办法和共青团员同去区上听讲棉花丰产经验等一连串清新、朴素的描写中，便会感到这是一个有着年青人火热的心的老人。因为她过去的生活经历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从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她找到了永不塌陷的靠山——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社。因此，她把自己的命运和农业社的命运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新的思想感情和跟着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决心。
“大木匠”中的木匠的形象，也是这样的新人。在他的身上，已经找不到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可以说他几乎和私有观念绝缘了。他为了减轻社员们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废寝忘食、不图名利，甚至牺牲自己的工分，醉心于农业技术改革；他受尽了家庭的和村里某些人的冷嘲热讽，各种冷言冷语都没有阻止他的刻苦钻研。他的兴趣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集中，甚至把他老婆交给他到集上买东西招待女婿的钱，又称了四斤铁做改革农具用。特别是他对他多年前的老朋友、摆铁货摊的李栓的态度。李栓嘻皮笑脸地探问他造了五件新农具得到政府的奖赏有多少，他“肺都要气炸了”，深深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比之旧农村，这是一个崭新的人。自然，严格说来，大木匠的形象还不够丰满，人物心灵的美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作者对“卖菜者”里的王云河老汉身上残存的私有观念的批判，是充满亲切和友谊的感情的。使你感到作者深深地爱他的人物，并对他们身上残存的私有观念的克服，充满着乐观和信心。对王云河这类人说来，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们被改造、被提高的过程。作者正是根据这样的信念，揭露和批判了残存在王云河身上的私有观念的社会原因和习惯势力。王云河老汉刚入社时，为了青骡子作价问题，想占点小便宜，结果没占上便宜反而丢了脸。事后他对驻社干部江波这样解释：
“也并非想把骡子卖个大价钱，那是我一手喂养大的，它跟我车水种菜，赶集上会多少年，像我的女儿一样亲……明知总要嫁人，可是轿到门口，总有些舍不得啊！”江波便接过来说：“是啊！是啊！何况女儿出嫁是谁也经过、谁也见过的事情，而土地牲口入社，从前谁倒听说过啊！谁说他入社时一点也没有紧张过，我倒不相信哩！”王云河老汉的那段话，虽然有点为自己辩解的味道（这辩解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别人一向称他“积极叔”；他在表面上也从来不甘落后；为骡子作价问题丢了脸，感到很不光彩，但又不愿公开承认自私。）却也真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农民彻底和私有制观念决裂不是件容易事情。他入社后，仍然有某些旧意识、旧习惯拖住了他的脚步。社里派他到集市上卖菜，他看行市，往菜里洒水……总盘算给自己社里多挣点钱，表面上看起来，他并非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为了他们的社，实际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仍是他的私有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对王云河老汉这种残存的旧意识旧习惯的批判，作者安排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别具风趣地批评了他，使他受到了教育。最后他感慨地说：“人生一世，就像朝华山，要想修成‘真人’，走上‘天堂’，就得上一级，再一级；登一山，再一山啊”！
我认为作者对“井下”里的铁旦老八的批判，又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他是那样熟悉农村生活，又那样善于捕捉戏剧性的情节来表现人物。铁旦老八是个富裕中农形象，他的阶级特征和个性表现得那样鲜明而统一。他在旧社会是个“发家致富”的能手，精明干练得无可匹敌；农业合作化后，他感到无法抗拒生活前进的力量，但还本着能多捞一点就多捞一点，到处施展他损公利己的伎俩。有趣的是，这个人物的被改造的过程，充满着喜剧的色彩。他的个人打算在新生活面前显得那样愚蠢可笑，真是“魔长一尺，道高一丈”，新的社会生活使他“到处碰壁”，甚至他在家庭的生活地位和权威也变得无力、空虚和可笑了。最后他在先进人物亚来的感化下，深深地受到了良心的责备，向亚来沉重地说了一声：“八叔不是人，没人气”，便“发疯地”劳动去了。
读了王汶石的作品，使我想到：如果说作者是带着微笑来批判农民身上的缺点的话，那么这种“微笑”，正是作者熟悉农村新生活、相信先进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旧事物，以及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戏剧情节的艺术才能，三者相结合的最集中的表现。熟悉新生活，他才能那样运用自如地汇集新生活的潮流冲击、洗刷农民身上的缺点；相信农村先进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旧事物，他才能以乐观主义精神来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而且最后总是让具有程度深浅不同的缺点的农民都走上了光辉的道路；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戏剧性的情节，才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初具雏型的艺术风格——清新、幽默、富于喜剧色彩。
其次，我也觉得，“卖菜者”“井下”和“春节前后”等作品，都惹人喜爱，但是缺乏强烈地振撼人心的力量。原因何在？“是写作技巧方面有缺陷？是选材有缺陷，或者没有钻到事物深处，抑或钻到事物深处而没有抓住它深刻而又单纯的本质？”（杜鹏程“给王汶石的一封信”，见“文艺报”1959年第三期）我也曾经这样设想过，也许是由于作者为了维护自己艺术风格的统一，为了始终给读者留下一个清新、幽默和喜悦的印象，因此回避了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的描写，特别是回避了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变化过程的描写，从而“并不强烈地动人心魄”的吧？我一时还想不清楚，但是，我爱他现在的初具雏型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