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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全体会议上作报告
彻底平息叛乱 实现民主改革
委员和列席代表一致拥护班禅额尔德尼和张国华的报告
新华社拉萨7日电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3日下午继续举行大会，由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作“关于当前任务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的报告。
西藏反动势力在继续死亡，革命的新生力量在蓬勃发展。西藏当前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漏网的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现民主改革。
阿沛·阿旺晋美在报告中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张国华6月28日在会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他说，关于西藏全区当前的任务及若干政策原则，在这两个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他把当前任务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根据大家协商的意见，向大会报告，请大家讨论。他接着讲了西藏当前的基本形势和任务。
他说：“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的策动下，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武装叛乱，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反对改革，妄想永远保持西藏农奴制度，继续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面前。”
他说：“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在过去八年中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行为，同叛乱分子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残害人民的罪恶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教育了群众，从而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敌我界限很明确，群众对叛乱分子深恶痛绝，热烈拥护并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
阿沛·阿旺晋美说：“现在叛匪已基本肃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不管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如何痛哭流涕，如何无理叫嚣，叛国的西藏叛乱分子已完全被西藏人民唾弃了。西藏的反动势力正在继续死亡下去，革命新生的力量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叛乱基本平息之后，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实现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改革，打碎套在他们身上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锁，过幸福自由的生活。”
他说：“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的制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日夜难度的痛苦境地，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这个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如不改革，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要为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使西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人民一道，走向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基础，必须彻底摧毁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
阿沛·阿旺晋美指出，过去一直竭力反对改革，最后为此发动武装叛乱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已经自绝于人民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广大人民迫切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而上层中的爱国进步人士也积极赞成改革；因而现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他说：
“进行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但这将是一场和平革命。”
阿沛·阿旺晋美指出，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漏网的残余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西藏全区实现民主改革。根据西藏目前的情况，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分成二个阶段进行，民主改革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制度、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第二步是分配土地。这些步骤是完全符合西藏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普遍要求的，是正确的。
他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参加叛乱和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指原西藏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予以没收，由原耕农民耕种，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占有的土地，经过协商，今年实行减租，土地改革时采取赎买政策。”
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讲了实行民主改革中的几个主要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农村工作问题、对牧区的政策、寺庙问题、保护工商业、保护遵守法律的外国商人、行政区划问题、赎买政策问题。
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三反双减”运动，是当前西藏农村主要任务。要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会，使它成为团结教育农民进行生产改革、发展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他说：当前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三反双减”运动，他说：“三反”就是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制度、反奴役。叛乱是背叛祖国、背叛人民，反对革命的严重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彻底平息；乌拉差役制度给予劳动人民的负担最重，痛苦很大，必须明令宣布废除。西藏的农奴，都分别属于不同的封建领主，农奴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必须解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解放农牧民，使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双减’是减租减息。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今年实行二八减租，即把土地收入除去种子以外的部分，按地主得二分、劳动者得八分予以分配。减息问题，原来三大领主及二地主放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其中有些是农民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和联保债等，一般的利息都很高，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惨重。1958年以前劳动人民欠三大领主及二地主等的债务，一律宣布废除；商业债务不废；劳动人民之间互相的债务，一般维持原约规定，如有纠纷，应本团结原则由农（牧）民协商调解处理。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1959年以后放给劳动人民的新债，实行减息，利息按月利一分计算。
“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自营地’，一般都是由朗生（指领主管吃穿的农业奴隶）和领有份地的农奴支乌拉差役耕种。应当解除朗生的人身依附，朗生获得解放后，同庄园主之间的关系，改变为雇工关系，由领主发给朗生合理的工资。工资从何时起计算为好，请大家研究。乌拉差役的份地同样按‘二八减租’的原则处理。如果解除朗生的人身依附，并且改为雇工关系后，领主‘自营地’的收入不能解决朗生的工资问题时，也可按‘二八减租’的原则解决。但必须帮助安置朗生的生活，不得随便解雇，使他们流离失所。”
他说：“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一定要依靠贫雇农，并且在发动贫雇农的同时，巩固地团结中农，同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会。目前的平叛生产委员会是过渡性的组织，正式建立农会之后，可以结束平叛生产委员会，使农会成为团结教育农民进行民主改革、发展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农会又代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职权。”
在牧区肯定要实行不分牲畜和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但是同样要展开“三反”运动。
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谈到了对牧区的政策，他说：“由于牧业生产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根据西藏当前的情况，在牧区主要是保护牲畜和发展牧业生产的问题。在牧区肯定要实行不分牲畜和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但是牧区的叛乱必须肃清，牧主对牧工的封建剥削压迫以及不利于发展牧业生产的封建制度必须废除。因此在牧区同样要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的“三反”运动。“三反”中原牧奴解放后，改为牧工关系，由牧主发给合理工资。对草场的放牧使用，仍按原来的办法处理，不得有纠纷，同时宣布废除向草场占有者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等交纳草头税的制度。
“叛乱分子占有的牲畜，由政府没收，归原牧放者所有。建议在这次讨论过程中，由筹委会部分委员深入牧区调查一次，征求牧民的意见，以便使这一问题解决得更切合实际情况。
“原三大领主要牧民交纳的‘不生不死的牲畜税’，予以废除。
“在执行上述任务的过程中，成立与农民协会相同的牧民协会。”
在寺庙内必须开展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土地和债务也按减租减息政策处理。
关于寺庙问题，阿沛·阿旺晋美说：过去由于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用宗教寺庙，做为统治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使寺庙本身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剥削制度。寺庙不仅占有庄园，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拥有各种特权，压迫和残害劳动人民。这种情况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精神，也不符合宗教本身的教义，同时对寺庙本身也不利。藏族劳动人民信仰宗教，也真正爱护寺庙，但由于寺庙披着宗教外衣，惨酷地剥削压迫群众，群众又非常痛恨寺庙。寺庙内部也是等级森严，贫苦喇嘛实际上是穿着僧装的奴隶，他们迫切要求解放。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寺庙内必须开展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土地和债务也按减租减息政策处理，实行“双减”后，寺庙今后收入不足维持喇嘛生活时，由政府予以补助。
他说：“在寺庙实行‘三反双减’时，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保护寺庙内的文物古迹。”
阿沛·阿旺晋美在报告中说，要保护工商业，保护遵守我国法律的外国商人。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予以扶持发展。
调整行政区划，拟将全区划分为七个专区，一个市，八十个县。
关于行政区划问题，他说：“西藏过去基巧、宗、溪等行政区划，是按三大领土占有庄园等封建割据情况而划分的，极不合理，又不便于行政上的管理。我们认为根据地形、交通、经济、国防、便于行政管理等条件，对原有的行政区划加以调整，重新合理划分，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拟将全区划为七个专区，一个市，即日喀则、昌都、塔工、山南、江孜、黑河、阿里等七个专区和拉萨市。原有的一百四十七个宗溪行政单位，合并调整为八十个县。”
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及二地主实行赎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站到人民方面来。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谈到了赎买政策问题，他说：
“中央决定在进行民主改革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及二地主采取像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进行赎买。我们认为中央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实行赎买政策是有许多理由的。首先在政治上说，参加叛乱的和没有参加叛乱的有所区别。对参加叛乱的贵族及二地主的土地等实行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者实行赎买。这样，就界线清楚，是非明确。其次，他们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对人民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而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叛乱的时候，他们又能和人民一道反对叛乱；因此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中，为了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降低，经济上生活有保证，对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另外，在政治上也予以适当安排，这样使上层人士都能愉快地走民主改革的道路，这对于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是有利的。同时，国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进行赎买，也是有条件和有力量的。”
阿沛·阿旺晋美说，关于如何具体执行赎买政策，尚待这次会议充分加以讨论，提出意见。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占有土地的，同样实行赎买。在改革后对留住寺庙的喇嘛，生活上有困难的，按照具体情况，由政府加以贴补。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希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支持群众彻底解放的事业，站在人民方面来。
阿沛·阿旺晋美的报告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6月29日到7月3日上午，筹委会的委员和列席代表连续举行小组会，讨论了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张国华在6月28日会议上的两个报告。委员和代表们一致拥护这两个报告，拥护在西藏实行以“三反双减”为第一步内容的民主改革，然后实行土地改革，以便彻底摧毁黑暗、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
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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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麦隆在继续战斗
——访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乌安迪
帝国主义者在联合国说，喀麦隆人民已经离开了喀麦隆人民联盟。喀麦隆的局势真的像帝国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平静吗？记者最近在北京访问了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乌安迪先生，他告诉我们，事实恰恰与帝国主义者的谎言相反，喀麦隆人民正在喀麦隆人民联盟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战斗。
乌安迪先生告诉我们，在他来到北京的第二天——7月1日，曾收到了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穆米埃博士从开罗打给他的一份电报。拆开电报一看，原来是喀麦隆爱国者袭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捷报。
6月27日晚间，三十名喀麦隆爱国者在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杜阿拉海港城市连续发动了三次突然袭击，他们用手提机关枪和其他武器，打死了法国殖民者及其走狗六名，其中有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法国宪兵；重伤二十五名，其中有十名是法国殖民主义者。
事情发生以后，法国殖民当局立即派出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杜阿拉全市实行宵禁，直到第二天，局势还相当紧张，在街头和欧洲人住宅区，依然有大批殖民军队持枪巡逻。
谈起这份电报，乌安迪先生是那样地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说：“为了独立和自由，喀麦隆人民就是这样地在继续战斗着。”
乌安迪先生远在他作小学教员的年代里，就参加了喀麦隆人民的爱国斗争。1948年喀麦隆全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成立的时候，他加入了这个联盟，并且在1952年当选为这个联盟的副主席。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争取喀麦隆民族独立斗争的一位坚强战士。
在我们访问的一开始，乌安迪先生就愤愤地谈起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喀麦隆问题的决议。他说，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今年3月在美英法操纵下通过的这个决议，它只是在形式上宣布法属喀麦隆在1960年1月1日“独立”，而没有提到被英国占领下的那一部分喀麦隆的前途，并且在决议中根本没有规定独立前在喀麦隆举行普选，使喀麦隆获得真正的独立。
“这使喀麦隆人民再一次认识到：独立不能依靠联合国的赐予，独立要用斗争去争取。因此，喀麦隆人民决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获得真正的独立为止！”乌安迪先生坚定地说。
虽然殖民主义者像狐狸般的许下愿，同意喀麦隆在1960年1月1日“独立”。但是，殖民主义者怎样来实现他们的诺言呢？乌安迪先生告诉我们，殖民主义者为了在喀麦隆“独立”以后永远维持他们在那里的殖民统治，继续吞噬喀麦隆人民的血汗，他们仍然施展种种法西斯的血腥手段，更加残酷地镇压喀麦隆人民。于是，在喀麦隆的神圣土地上，更多的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了。殖民主义者和他的走狗们对善良人民施行的酷刑达到了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萨纳加地方，法国殖民主义者有一次逮捕了许多喀麦隆爱国者，他们要狠心处死这些爱国者，他们就在野地里挖了许多一人深的土坑，以后让这些爱国者站在坑里，又驱使别人填土掩埋，直到土埋至脖颈为止，只让受害者的头露在外边。活活窒息死。在另外一个地方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殖民主义者在地上挖了大坑，把一批爱国者赶到坑里，然后用铁皮把坑盖严，再在铁皮上生起火来。铁皮烧得通红，爱国者们就这样惨死在坑里。殖民主义者以杀人为乐，他们逮捕了爱国者，剥光爱国者的衣服，用刀把脖子里的肉割掉一圈，接着把胸前的肉割掉，鲜血随之染红了脖颈和前胸。这时候，殖民主义者残忍地指着活受熬煎的爱国者说，“这是戴共产主义的红领带。”至于殖民主义者轮奸妇女、剖开孕妇的肚子，把爱国者装进麻袋投入河里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在控诉殖民主义者暴行的时候，乌安迪先生满怀着对殖民主义者的无比仇恨。他激愤地说：“那些血淋淋的暴行我简直不忍在这里重提它。”
“暴力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殖民主义者越残暴，人民反抗他们的斗争越发展。”乌安迪先生接着向我们介绍了喀麦隆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情况。他说，喀麦隆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吓倒，血的教训使喀麦隆人民深深懂得，独立和自由绝不能依靠殖民主义者赐予，而是需要坚决的斗争，喀麦隆的全民都在继续战斗着。更多的热血滔滔的青年挺身奔向森林区，加入游击队，老年人用他晚年的气力，为游击队带路和运送给养，妇女们也出奇地担负了许多侦察工作。游击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常常冲出遮天蔽日的森林地带，用种种方法打击敌人，获得胜利。
乌安迪先生给我们讲了两个战斗故事：
巴米利克是一个有许多爱国者活动的地区，这使殖民军队和反动派十分恼火。一天，十名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坐着卡车来到这里，横冲直闯乱抓人，结果有五十名爱国者被抓着押上卡车，殖民野兽们满以为可以凯旋回去了。他们万没有料到这里的妇女们也是有觉悟的爱国者。一群妇女们决心要营救被抓去的人，她们心生一计，相互一串通，不等敌人的汽车开出，她们结伙抢先奔出村，来到一条河沟附近，这条河上用树枝树干搭有便桥，是汽车必经之地，她们一齐动手把便桥破坏了。一会儿，载着爱国者的卡车开来了，敌兵见不能通行，就下车来整修，妇女们趁这个机会和敌兵打闹，河边上一时乱作一团，最后几个妇女被捕了，但是车上的五十名爱国者就在这个时候跳下车，顺利潜入山林草丛。更大的斗争力量保存下来了，新的战斗继续在巴米利克地区进行着。
在萨纳加海滨区还有这样一个游击队出奇制胜的故事：萨纳加的游击队老早计划要给殖民军队吃一个大教训，但是他们没有枪，没有好机会下手。有一天游击队员探知一群殖民军队出来巡逻，他们看到这正是送到口边的“食物”，于是定了一个“巧计擒敌”计，决心收拾掉它，武装自己。在敌兵行走的路上，一群女游击队员装成普通农妇模样，迎面向敌兵走去。敌兵见是妇女，没有把她们看在眼里，等走近时，妇女们一齐扑上去，把事先准备好的辣椒面，披头盖脑地朝敌兵的脸撒去，辣椒面钻到敌兵的眼里、鼻子里，刺得他们眼泪横流，敌兵想睁眼看看也不可能，更是慌作一团。这时埋伏在路边草丛里的游击队员，猛虎扑食般地跳了出来，等敌兵清醒过来时，他们才知道枪被游击队员缴去了，他们自己也做了俘虏。
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掠夺，使喀麦隆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坏，到处是失业和贫困。据统计，在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的十五万人口中，就有一万七千多人失业，占有劳力居民的36.4％。人民不愿意逆来顺受，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遍布田野和工厂、乡村和城市。行动一致的罢工斗争时常发生。在喀麦隆农业中心蒙戈的香蕉种植工人在6月间连续举行了几星期的大罢工，杜阿拉的银行职员、雅温得的水电工人和丰班的农业工人都举行了大罢工。就连法国殖民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罢工事件超出了经济的范围而带有政治色彩了。布满全国的爱国游击战争和时起的罢工事件，组成了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怒潮。
乌安迪先生说：“喀麦隆人民为民族独立而战斗，也为世界和平而战斗，我们绝对不允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计划在喀麦隆建立的两个空军基地不仅违反喀麦隆人民的意志，而且也违反非洲人民的意志。我们绝对不允许殖民主义者从我们国土上派出飞机去镇压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乌安迪先生的这些话表达了喀麦隆人民的真正意志。乌安迪先生越说越兴奋。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他一再感谢中国人民对喀麦隆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他特别提到今年2月间中国人民举行“喀麦隆日”的事情。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被压迫的非洲人民一向伸出援助的手。帝国主义者想在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间制造隔阂是无济于事的，非洲人民在艰苦的斗争中清楚地认识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乌安迪先生又告诉我们，他这是第三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954年，他前来北京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北京会议，那时他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星期；第二次是1958年应外交学会的邀请到中国作了一个月客。他说：“每一次来中国，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真舍不得离开它！”
临别时，乌安迪先生激动得挥动拳头，用坚定而兴奋的语调说：“我们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中国人民支持我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
本报记者 于民生 汪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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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家评发射中程地球物理弹道火箭
苏联又在征服宇宙方面迈进一步
人类第一次获得有关大气中轻气体成分的资料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苏联科学家7日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述苏联发射中程地球物理弹道火箭的巨大意义。
苏联著名科学家多布隆拉沃夫在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苏联科学又在征服宇宙空间的事业上迈进了一步。只有苏联的一级火箭才有力量把这样重的物体射到高空。火箭的重量约等于三部“莫斯科人”牌汽车。
大气高层是宇宙空间的大门。科学家早就对大气高层存在的轻气体——氢和氦感到兴趣。这两种气体的分子和原子在大气低层几乎没有，然而却大量存在于行星际气体中。为了研究和宇宙空间为邻的大气高层的状况，苏联科学家在这次发射的火箭上第一次安装了有关的专门仪器，进行探测。
苏联科学院院士多罗德尼秦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研究计划中有关研究生物在升入高空时的生理机能的那一部分，是特别有趣的。两狗一兔的飞行和它们的安全着陆，使得获得了有关生物适应超重和失重等非常条件的材料。文章说，科学家将从这次发射的弹道火箭上得到极为广泛的科学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研究如何提高远程无线电联系的可靠性和研究高空飞行条件等所必不可少的。人类关于大气高层的知识又可以丰富不少。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穆斯捷利在“消息报”上撰文说，弹道火箭的成功发射，是对地球科学和地球大气结构科学的新的重大贡献，是苏联科学对实现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宏伟计划的重大贡献。穆斯捷利写道，研究高空电离层的结构和成分有巨大的科学意义。直接研究组成电离层的轻气体可以获得许多有关电离层的材料。根据处理这次发射的弹道火箭所获得的材料初步结果表明，苏联科学家已经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大气中轻气体的成分的资料。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苏联今年1月发射成功的第一个宇宙火箭最后一级和宇宙火箭头部的密封容器复制品，5日起在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首次展出。广大观众对它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这个圆锥形宇宙火箭最后一级长五点五米，直径二点六米，在储备的燃料用完后的重量为一千四百七十二公斤。宇宙火箭头部的密封容器被凌空悬挂在另一个大厅内。它的外形呈圆球形，从外表看来，近似苏联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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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院长总结地球物理年研究成果
两年观天测地 探得巨大奥秘
新华社莫斯科讯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两周年（7月1日）之际，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副院长巴尔金和苏联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副主席布兰尼分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总结苏联科学家两年来在地球物理研究方面所获得的若干重大成就和发现。
涅斯米扬诺夫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中说，据已有材料所作的初步总结证明，两年来的考察研究已能得出若干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论。他指出，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是国际地球物理年中的重大事件。它们为研究大气高层、宇宙物质、太阳辐射等提出了巨大可能性。
涅斯米扬诺夫提到了一个极有兴趣的现象。他说，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球有涨落现象，号称“固体潮”。例如，莫斯科在十二小时内涨落幅度即达五十—六十公分，在一昼夜中就涨落两次。科学家正在对这种自然现象进行深入考察。这种涨落进行时的面积极大，所以人们在平时是觉察不到的。
涅斯米扬诺夫说，根据卫星和火箭所得到的材料可以知道，地球大气的外沿一直伸展到三千公里的高处。
在气象学方面，过去认为，只有低纬度区域上空有九至十二公里的高空的气流。现在根据气象考察材料确定，不仅在这些地方，而且在温带地区上空，甚至在极圈附近区域的上空也存在这种气流。这对于掌握大气流动的规律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在对平流层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高空中，地球极地的气旋和夏季反气旋的环流可以移动到地球的赤道区域。这也是过去所不知道的。苏联用气象火箭所进行的研究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南北极极地纬度上，平流层的温度冷到摄氏零下八十—九十度。但是，从三十—三十二公里高空起，温度却开始上升起来。
过去有人说地磁起源是因为地球内部有磁铁，即有所谓“磁铁理论”。现在根据苏联第三个人造卫星所得材料确定，这种理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涅斯米扬诺夫指出，人们知道，地球上有时会发生磁场强烈扰动的磁暴现象，磁暴发生时，无线电波会受到严重干扰，过去认为，产生磁暴的原因，是由于太阳活动的变化，而苏联科学家对磁暴研究的结果证明，磁暴是被从地球“旁边”经过的微粒气流所引起的。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正是太阳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苏联科学家对太阳观察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涅斯米扬诺夫说，两年来，苏联科学家几乎在所有的海洋中进行了巨大的考察工作。苏联科学院考察船“勇士号”在太平洋进行了四次远航，航程达七万浬。“米哈伊尔·洛蒙诺索夫号”在大西洋北部辗转航行五万五千浬。“鄂毕号”和“勒拿号”在南极沿岸、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南部海面进行的考察，为科学提供了极珍贵的材料。世界上唯一的，苏联“曙光号”非磁性考察船，在进行的四万七千浬的航行中，发现在大西洋深处有前所不知的地磁异常现象。
涅斯米扬诺夫最后说，他提议把1960—1962年宣布为科学地、实际地掌握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成果的时期。
布兰尼介绍了各国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中的活动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两年来，六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对地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各国共有三千多个气象观察站按照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计划进行了工作，先后共放出了几十万个无线电探空仪和成百个气象火箭。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帮助了苏联的地球物理学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无疑地将给科学带来无法估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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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苏联最近公布的历次发射火箭一览
1933年，苏联发射了第一个带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考察火箭，比德国的“V—2”式火箭早十一年。
1939年5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两级火箭。第一级火箭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第二级火箭用的是冲压式喷气发动机。
1949年5月，苏联第一次垂直发射了一个火箭，上升到了一百一十公里的高空。
从1949年开始，苏联就开始广泛地进行大气高层飞行生物学考察。先后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里，试验动物（狗）乘坐火箭完成了高空一百公里到二百一十公里的飞行。试验动物回到地面，是通过使密封舱脱离火箭，然后用降落伞下降的方法实现的。在研究的第二阶段，采用了弹射装置，使动物和仪器安全着陆，保证飞行安全的系统工作效能良好。
1957年5月，苏联发射了一个带有仪器和试验动物、总重二千二百公斤的火箭，上升到二百一十二公里的高空，仪器和试验动物从这个高度安全地返回地面。
1957年8月，苏联宣布成功地发射了超远程的多级洲际弹道火箭。这种火箭最高可以飞到离地面一千二百八十公里的高空，全部射程达八千公里以上。
1957年10月，苏联一个多级火箭，把一个重八十三点六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轨道，它绕地球运行的椭圆形轨道的最高点是九百四十七公里。
1957年11月，苏联一个多级火箭，把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轨道。这个人造卫星的重量是五百零八点三公斤，携带了许多仪器和一只小狗“莱伊卡”，椭圆形轨道距地球表面最高点是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
1958年2月，苏联发射了一个一级地球物理高空火箭，使一千五百二十公斤重的仪器上升到四百七十三公里的高空，创造了同类火箭升空高度的世界纪录。
1958年5月，苏联一个多级火箭把第三个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个人造卫星的重量是一千三百二十七公斤，椭圆形轨道距地球表面最高点达一千八百八十公里。目前仍在绕地球不断运行中。到7月6日止，它已经绕地球运行了五千八百六十多圈。
1958年8月，苏联发射了一个一级地球物理火箭，把总重一千六百九十公斤的各种仪器和两只试验小狗——“小白”和“小花”的密封舱和仪器舱送到离地面四百五十公里的高空，然后准确地在预定地点安全着落。“小白”和“小花”着陆以后，状况良好。它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到达四百五十公里高空以后安全返回地面的动物。
1959年1月，苏联发射了一个多级火箭，把世界第一个人造行星送入了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火箭最后一级燃料用完后的重量达一千四百七十二公斤。目前，它正在太空中飞行。
1959年7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个一级地球物理高空火箭。火箭携带的各种仪器、两只试验小狗（“勇士”和“雪花”）和一只兔子共重二千公斤以上，装有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的舱和容器都安全返回地面。（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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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朋友热情欢送我留苏毕业生
四百二十七名留苏学生学成归国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为欢送我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市委员会今天傍晚在雅罗斯拉夫车站组织了盛大的欢送大会。车站正门迎风飘扬着中苏两国国旗，旁边悬挂着“中苏友谊万岁”等大幅标语。
四百二十七名我国应届毕业生和上千的送行者：苏联教师、同学和朋友参加了欢送大会。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普罗科菲耶夫首先讲话。他说，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欢送我们最亲爱的中国青年朋友，他们学成回国，将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接着团中央书记茹拉夫列娃讲话。她祝回国留学生在建设中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
我国留苏毕业生代表朱育理讲话时再次对苏联党、政、学校以及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我国驻苏使馆参赞李滔最后也讲话说：同学们一定会学习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榜样，把在苏联学到的一切宝贵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忠诚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大会结束后，中苏朋友们在“莫斯科——北京”的歌声中携手走进了车站月台。在火车离开前的二十多分钟中，两国同学纵情地唱歌跳舞，亲切交谈，有的还摄影留念。七点四十四分，载送我国留苏毕业生的专车徐徐离开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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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新任驻瑞士大使到任
新华社伯尔尼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李清泉6日下午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
瑞士联邦政治部交际处处长理查德·阿曼到车站迎接。各兄弟国家驻瑞士使节也到车站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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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全体会议上作报告
彻底平息叛乱 实现民主改革
委员和列席代表一致拥护班禅额尔德尼和张国华的报告
新华社拉萨7日电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3日下午继续举行大会，由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作“关于当前任务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的报告。
西藏反动势力在继续死亡，革命的新生力量在蓬勃发展。西藏当前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漏网的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现民主改革。
阿沛·阿旺晋美在报告中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张国华6月28日在会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他说，关于西藏全区当前的任务及若干政策原则，在这两个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他把当前任务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根据大家协商的意见，向大会报告，请大家讨论。他接着讲了西藏当前的基本形势和任务。
他说：“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的策动下，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武装叛乱，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反对改革，妄想永远保持西藏农奴制度，继续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面前。”
他说：“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在过去八年中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行为，同叛乱分子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残害人民的罪恶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教育了群众，从而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敌我界限很明确，群众对叛乱分子深恶痛绝，热烈拥护并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
阿沛·阿旺晋美说：“现在叛匪已基本肃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不管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如何痛哭流涕，如何无理叫嚣，叛国的西藏叛乱分子已完全被西藏人民唾弃了。西藏的反动势力正在继续死亡下去，革命新生的力量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叛乱基本平息之后，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实现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改革，打碎套在他们身上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锁，过幸福自由的生活。”
他说：“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的制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日夜难度的痛苦境地，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这个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如不改革，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要为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使西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人民一道，走向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基础，必须彻底摧毁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
阿沛·阿旺晋美指出，过去一直竭力反对改革，最后为此发动武装叛乱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已经自绝于人民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广大人民迫切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而上层中的爱国进步人士也积极赞成改革；因而现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他说：
“进行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但这将是一场和平革命。”
阿沛·阿旺晋美指出，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漏网的残余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西藏全区实现民主改革。根据西藏目前的情况，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分成二个阶段进行，民主改革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制度、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第二步是分配土地。这些步骤是完全符合西藏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普遍要求的，是正确的。
他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参加叛乱和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指原西藏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予以没收，由原耕农民耕种，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占有的土地，经过协商，今年实行减租，土地改革时采取赎买政策。”
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讲了实行民主改革中的几个主要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农村工作问题、对牧区的政策、寺庙问题、保护工商业、保护遵守法律的外国商人、行政区划问题、赎买政策问题。
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三反双减”运动，是当前西藏农村主要任务。要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会，使它成为团结教育农民进行生产改革、发展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他说：当前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三反双减”运动，他说：“三反”就是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制度、反奴役。叛乱是背叛祖国、背叛人民，反对革命的严重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彻底平息；乌拉差役制度给予劳动人民的负担最重，痛苦很大，必须明令宣布废除。西藏的农奴，都分别属于不同的封建领主，农奴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必须解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解放农牧民，使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双减’是减租减息。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今年实行二八减租，即把土地收入除去种子以外的部分，按地主得二分、劳动者得八分予以分配。减息问题，原来三大领主及二地主放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其中有些是农民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和联保债等，一般的利息都很高，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惨重。1958年以前劳动人民欠三大领主及二地主等的债务，一律宣布废除；商业债务不废；劳动人民之间互相的债务，一般维持原约规定，如有纠纷，应本团结原则由农（牧）民协商调解处理。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1959年以后放给劳动人民的新债，实行减息，利息按月利一分计算。
“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自营地’，一般都是由朗生（指领主管吃穿的农业奴隶）和领有份地的农奴支乌拉差役耕种。应当解除朗生的人身依附，朗生获得解放后，同庄园主之间的关系，改变为雇工关系，由领主发给朗生合理的工资。工资从何时起计算为好，请大家研究。乌拉差役的份地同样按‘二八减租’的原则处理。如果解除朗生的人身依附，并且改为雇工关系后，领主‘自营地’的收入不能解决朗生的工资问题时，也可按‘二八减租’的原则解决。但必须帮助安置朗生的生活，不得随便解雇，使他们流离失所。”
他说：“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一定要依靠贫雇农，并且在发动贫雇农的同时，巩固地团结中农，同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会。目前的平叛生产委员会是过渡性的组织，正式建立农会之后，可以结束平叛生产委员会，使农会成为团结教育农民进行民主改革、发展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农会又代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职权。”
在牧区肯定要实行不分牲畜和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但是同样要展开“三反”运动。
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谈到了对牧区的政策，他说：“由于牧业生产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根据西藏当前的情况，在牧区主要是保护牲畜和发展牧业生产的问题。在牧区肯定要实行不分牲畜和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但是牧区的叛乱必须肃清，牧主对牧工的封建剥削压迫以及不利于发展牧业生产的封建制度必须废除。因此在牧区同样要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的“三反”运动。“三反”中原牧奴解放后，改为牧工关系，由牧主发给合理工资。对草场的放牧使用，仍按原来的办法处理，不得有纠纷，同时宣布废除向草场占有者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等交纳草头税的制度。
“叛乱分子占有的牲畜，由政府没收，归原牧放者所有。建议在这次讨论过程中，由筹委会部分委员深入牧区调查一次，征求牧民的意见，以便使这一问题解决得更切合实际情况。
“原三大领主要牧民交纳的‘不生不死的牲畜税’，予以废除。
“在执行上述任务的过程中，成立与农民协会相同的牧民协会。”
在寺庙内必须开展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土地和债务也按减租减息政策处理。
关于寺庙问题，阿沛·阿旺晋美说：过去由于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用宗教寺庙，做为统治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使寺庙本身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剥削制度。寺庙不仅占有庄园，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拥有各种特权，压迫和残害劳动人民。这种情况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精神，也不符合宗教本身的教义，同时对寺庙本身也不利。藏族劳动人民信仰宗教，也真正爱护寺庙，但由于寺庙披着宗教外衣，惨酷地剥削压迫群众，群众又非常痛恨寺庙。寺庙内部也是等级森严，贫苦喇嘛实际上是穿着僧装的奴隶，他们迫切要求解放。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寺庙内必须开展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土地和债务也按减租减息政策处理，实行“双减”后，寺庙今后收入不足维持喇嘛生活时，由政府予以补助。
他说：“在寺庙实行‘三反双减’时，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保护寺庙内的文物古迹。”
阿沛·阿旺晋美在报告中说，要保护工商业，保护遵守我国法律的外国商人。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予以扶持发展。
调整行政区划，拟将全区划分为七个专区，一个市，八十个县。
关于行政区划问题，他说：“西藏过去基巧、宗、溪等行政区划，是按三大领土占有庄园等封建割据情况而划分的，极不合理，又不便于行政上的管理。我们认为根据地形、交通、经济、国防、便于行政管理等条件，对原有的行政区划加以调整，重新合理划分，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拟将全区划为七个专区，一个市，即日喀则、昌都、塔工、山南、江孜、黑河、阿里等七个专区和拉萨市。原有的一百四十七个宗溪行政单位，合并调整为八十个县。”
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及二地主实行赎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站到人民方面来。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谈到了赎买政策问题，他说：
“中央决定在进行民主改革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及二地主采取像内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进行赎买。我们认为中央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实行赎买政策是有许多理由的。首先在政治上说，参加叛乱的和没有参加叛乱的有所区别。对参加叛乱的贵族及二地主的土地等实行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者实行赎买。这样，就界线清楚，是非明确。其次，他们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对人民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而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叛乱的时候，他们又能和人民一道反对叛乱；因此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中，为了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降低，经济上生活有保证，对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另外，在政治上也予以适当安排，这样使上层人士都能愉快地走民主改革的道路，这对于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是有利的。同时，国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进行赎买，也是有条件和有力量的。”
阿沛·阿旺晋美说，关于如何具体执行赎买政策，尚待这次会议充分加以讨论，提出意见。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占有土地的，同样实行赎买。在改革后对留住寺庙的喇嘛，生活上有困难的，按照具体情况，由政府加以贴补。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希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支持群众彻底解放的事业，站在人民方面来。
阿沛·阿旺晋美的报告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6月29日到7月3日上午，筹委会的委员和列席代表连续举行小组会，讨论了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张国华在6月28日会议上的两个报告。委员和代表们一致拥护这两个报告，拥护在西藏实行以“三反双减”为第一步内容的民主改革，然后实行土地改革，以便彻底摧毁黑暗、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
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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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麦隆在继续战斗
——访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乌安迪
帝国主义者在联合国说，喀麦隆人民已经离开了喀麦隆人民联盟。喀麦隆的局势真的像帝国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平静吗？记者最近在北京访问了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乌安迪先生，他告诉我们，事实恰恰与帝国主义者的谎言相反，喀麦隆人民正在喀麦隆人民联盟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战斗。
乌安迪先生告诉我们，在他来到北京的第二天——7月1日，曾收到了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穆米埃博士从开罗打给他的一份电报。拆开电报一看，原来是喀麦隆爱国者袭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捷报。
6月27日晚间，三十名喀麦隆爱国者在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杜阿拉海港城市连续发动了三次突然袭击，他们用手提机关枪和其他武器，打死了法国殖民者及其走狗六名，其中有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法国宪兵；重伤二十五名，其中有十名是法国殖民主义者。
事情发生以后，法国殖民当局立即派出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杜阿拉全市实行宵禁，直到第二天，局势还相当紧张，在街头和欧洲人住宅区，依然有大批殖民军队持枪巡逻。
谈起这份电报，乌安迪先生是那样地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说：“为了独立和自由，喀麦隆人民就是这样地在继续战斗着。”
乌安迪先生远在他作小学教员的年代里，就参加了喀麦隆人民的爱国斗争。1948年喀麦隆全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成立的时候，他加入了这个联盟，并且在1952年当选为这个联盟的副主席。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争取喀麦隆民族独立斗争的一位坚强战士。
在我们访问的一开始，乌安迪先生就愤愤地谈起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喀麦隆问题的决议。他说，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今年3月在美英法操纵下通过的这个决议，它只是在形式上宣布法属喀麦隆在1960年1月1日“独立”，而没有提到被英国占领下的那一部分喀麦隆的前途，并且在决议中根本没有规定独立前在喀麦隆举行普选，使喀麦隆获得真正的独立。
“这使喀麦隆人民再一次认识到：独立不能依靠联合国的赐予，独立要用斗争去争取。因此，喀麦隆人民决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获得真正的独立为止！”乌安迪先生坚定地说。
虽然殖民主义者像狐狸般的许下愿，同意喀麦隆在1960年1月1日“独立”。但是，殖民主义者怎样来实现他们的诺言呢？乌安迪先生告诉我们，殖民主义者为了在喀麦隆“独立”以后永远维持他们在那里的殖民统治，继续吞噬喀麦隆人民的血汗，他们仍然施展种种法西斯的血腥手段，更加残酷地镇压喀麦隆人民。于是，在喀麦隆的神圣土地上，更多的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了。殖民主义者和他的走狗们对善良人民施行的酷刑达到了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萨纳加地方，法国殖民主义者有一次逮捕了许多喀麦隆爱国者，他们要狠心处死这些爱国者，他们就在野地里挖了许多一人深的土坑，以后让这些爱国者站在坑里，又驱使别人填土掩埋，直到土埋至脖颈为止，只让受害者的头露在外边。活活窒息死。在另外一个地方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殖民主义者在地上挖了大坑，把一批爱国者赶到坑里，然后用铁皮把坑盖严，再在铁皮上生起火来。铁皮烧得通红，爱国者们就这样惨死在坑里。殖民主义者以杀人为乐，他们逮捕了爱国者，剥光爱国者的衣服，用刀把脖子里的肉割掉一圈，接着把胸前的肉割掉，鲜血随之染红了脖颈和前胸。这时候，殖民主义者残忍地指着活受熬煎的爱国者说，“这是戴共产主义的红领带。”至于殖民主义者轮奸妇女、剖开孕妇的肚子，把爱国者装进麻袋投入河里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在控诉殖民主义者暴行的时候，乌安迪先生满怀着对殖民主义者的无比仇恨。他激愤地说：“那些血淋淋的暴行我简直不忍在这里重提它。”
“暴力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殖民主义者越残暴，人民反抗他们的斗争越发展。”乌安迪先生接着向我们介绍了喀麦隆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情况。他说，喀麦隆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吓倒，血的教训使喀麦隆人民深深懂得，独立和自由绝不能依靠殖民主义者赐予，而是需要坚决的斗争，喀麦隆的全民都在继续战斗着。更多的热血滔滔的青年挺身奔向森林区，加入游击队，老年人用他晚年的气力，为游击队带路和运送给养，妇女们也出奇地担负了许多侦察工作。游击队在人民的支持下，常常冲出遮天蔽日的森林地带，用种种方法打击敌人，获得胜利。
乌安迪先生给我们讲了两个战斗故事：
巴米利克是一个有许多爱国者活动的地区，这使殖民军队和反动派十分恼火。一天，十名全副武装的法国士兵坐着卡车来到这里，横冲直闯乱抓人，结果有五十名爱国者被抓着押上卡车，殖民野兽们满以为可以凯旋回去了。他们万没有料到这里的妇女们也是有觉悟的爱国者。一群妇女们决心要营救被抓去的人，她们心生一计，相互一串通，不等敌人的汽车开出，她们结伙抢先奔出村，来到一条河沟附近，这条河上用树枝树干搭有便桥，是汽车必经之地，她们一齐动手把便桥破坏了。一会儿，载着爱国者的卡车开来了，敌兵见不能通行，就下车来整修，妇女们趁这个机会和敌兵打闹，河边上一时乱作一团，最后几个妇女被捕了，但是车上的五十名爱国者就在这个时候跳下车，顺利潜入山林草丛。更大的斗争力量保存下来了，新的战斗继续在巴米利克地区进行着。
在萨纳加海滨区还有这样一个游击队出奇制胜的故事：萨纳加的游击队老早计划要给殖民军队吃一个大教训，但是他们没有枪，没有好机会下手。有一天游击队员探知一群殖民军队出来巡逻，他们看到这正是送到口边的“食物”，于是定了一个“巧计擒敌”计，决心收拾掉它，武装自己。在敌兵行走的路上，一群女游击队员装成普通农妇模样，迎面向敌兵走去。敌兵见是妇女，没有把她们看在眼里，等走近时，妇女们一齐扑上去，把事先准备好的辣椒面，披头盖脑地朝敌兵的脸撒去，辣椒面钻到敌兵的眼里、鼻子里，刺得他们眼泪横流，敌兵想睁眼看看也不可能，更是慌作一团。这时埋伏在路边草丛里的游击队员，猛虎扑食般地跳了出来，等敌兵清醒过来时，他们才知道枪被游击队员缴去了，他们自己也做了俘虏。
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掠夺，使喀麦隆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坏，到处是失业和贫困。据统计，在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的十五万人口中，就有一万七千多人失业，占有劳力居民的36.4％。人民不愿意逆来顺受，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遍布田野和工厂、乡村和城市。行动一致的罢工斗争时常发生。在喀麦隆农业中心蒙戈的香蕉种植工人在6月间连续举行了几星期的大罢工，杜阿拉的银行职员、雅温得的水电工人和丰班的农业工人都举行了大罢工。就连法国殖民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罢工事件超出了经济的范围而带有政治色彩了。布满全国的爱国游击战争和时起的罢工事件，组成了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怒潮。
乌安迪先生说：“喀麦隆人民为民族独立而战斗，也为世界和平而战斗，我们绝对不允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计划在喀麦隆建立的两个空军基地不仅违反喀麦隆人民的意志，而且也违反非洲人民的意志。我们绝对不允许殖民主义者从我们国土上派出飞机去镇压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乌安迪先生的这些话表达了喀麦隆人民的真正意志。乌安迪先生越说越兴奋。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他一再感谢中国人民对喀麦隆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他特别提到今年2月间中国人民举行“喀麦隆日”的事情。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被压迫的非洲人民一向伸出援助的手。帝国主义者想在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间制造隔阂是无济于事的，非洲人民在艰苦的斗争中清楚地认识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乌安迪先生又告诉我们，他这是第三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954年，他前来北京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北京会议，那时他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星期；第二次是1958年应外交学会的邀请到中国作了一个月客。他说：“每一次来中国，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真舍不得离开它！”
临别时，乌安迪先生激动得挥动拳头，用坚定而兴奋的语调说：“我们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中国人民支持我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
本报记者 于民生 汪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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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家评发射中程地球物理弹道火箭
苏联又在征服宇宙方面迈进一步
人类第一次获得有关大气中轻气体成分的资料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苏联科学家7日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述苏联发射中程地球物理弹道火箭的巨大意义。
苏联著名科学家多布隆拉沃夫在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苏联科学又在征服宇宙空间的事业上迈进了一步。只有苏联的一级火箭才有力量把这样重的物体射到高空。火箭的重量约等于三部“莫斯科人”牌汽车。
大气高层是宇宙空间的大门。科学家早就对大气高层存在的轻气体——氢和氦感到兴趣。这两种气体的分子和原子在大气低层几乎没有，然而却大量存在于行星际气体中。为了研究和宇宙空间为邻的大气高层的状况，苏联科学家在这次发射的火箭上第一次安装了有关的专门仪器，进行探测。
苏联科学院院士多罗德尼秦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研究计划中有关研究生物在升入高空时的生理机能的那一部分，是特别有趣的。两狗一兔的飞行和它们的安全着陆，使得获得了有关生物适应超重和失重等非常条件的材料。文章说，科学家将从这次发射的弹道火箭上得到极为广泛的科学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研究如何提高远程无线电联系的可靠性和研究高空飞行条件等所必不可少的。人类关于大气高层的知识又可以丰富不少。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穆斯捷利在“消息报”上撰文说，弹道火箭的成功发射，是对地球科学和地球大气结构科学的新的重大贡献，是苏联科学对实现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宏伟计划的重大贡献。穆斯捷利写道，研究高空电离层的结构和成分有巨大的科学意义。直接研究组成电离层的轻气体可以获得许多有关电离层的材料。根据处理这次发射的弹道火箭所获得的材料初步结果表明，苏联科学家已经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大气中轻气体的成分的资料。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苏联今年1月发射成功的第一个宇宙火箭最后一级和宇宙火箭头部的密封容器复制品，5日起在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首次展出。广大观众对它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这个圆锥形宇宙火箭最后一级长五点五米，直径二点六米，在储备的燃料用完后的重量为一千四百七十二公斤。宇宙火箭头部的密封容器被凌空悬挂在另一个大厅内。它的外形呈圆球形，从外表看来，近似苏联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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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院长总结地球物理年研究成果
两年观天测地 探得巨大奥秘
新华社莫斯科讯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两周年（7月1日）之际，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副院长巴尔金和苏联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副主席布兰尼分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总结苏联科学家两年来在地球物理研究方面所获得的若干重大成就和发现。
涅斯米扬诺夫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中说，据已有材料所作的初步总结证明，两年来的考察研究已能得出若干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论。他指出，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是国际地球物理年中的重大事件。它们为研究大气高层、宇宙物质、太阳辐射等提出了巨大可能性。
涅斯米扬诺夫提到了一个极有兴趣的现象。他说，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球有涨落现象，号称“固体潮”。例如，莫斯科在十二小时内涨落幅度即达五十—六十公分，在一昼夜中就涨落两次。科学家正在对这种自然现象进行深入考察。这种涨落进行时的面积极大，所以人们在平时是觉察不到的。
涅斯米扬诺夫说，根据卫星和火箭所得到的材料可以知道，地球大气的外沿一直伸展到三千公里的高处。
在气象学方面，过去认为，只有低纬度区域上空有九至十二公里的高空的气流。现在根据气象考察材料确定，不仅在这些地方，而且在温带地区上空，甚至在极圈附近区域的上空也存在这种气流。这对于掌握大气流动的规律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在对平流层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高空中，地球极地的气旋和夏季反气旋的环流可以移动到地球的赤道区域。这也是过去所不知道的。苏联用气象火箭所进行的研究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南北极极地纬度上，平流层的温度冷到摄氏零下八十—九十度。但是，从三十—三十二公里高空起，温度却开始上升起来。
过去有人说地磁起源是因为地球内部有磁铁，即有所谓“磁铁理论”。现在根据苏联第三个人造卫星所得材料确定，这种理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涅斯米扬诺夫指出，人们知道，地球上有时会发生磁场强烈扰动的磁暴现象，磁暴发生时，无线电波会受到严重干扰，过去认为，产生磁暴的原因，是由于太阳活动的变化，而苏联科学家对磁暴研究的结果证明，磁暴是被从地球“旁边”经过的微粒气流所引起的。
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正是太阳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苏联科学家对太阳观察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涅斯米扬诺夫说，两年来，苏联科学家几乎在所有的海洋中进行了巨大的考察工作。苏联科学院考察船“勇士号”在太平洋进行了四次远航，航程达七万浬。“米哈伊尔·洛蒙诺索夫号”在大西洋北部辗转航行五万五千浬。“鄂毕号”和“勒拿号”在南极沿岸、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南部海面进行的考察，为科学提供了极珍贵的材料。世界上唯一的，苏联“曙光号”非磁性考察船，在进行的四万七千浬的航行中，发现在大西洋深处有前所不知的地磁异常现象。
涅斯米扬诺夫最后说，他提议把1960—1962年宣布为科学地、实际地掌握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成果的时期。
布兰尼介绍了各国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中的活动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两年来，六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对地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各国共有三千多个气象观察站按照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计划进行了工作，先后共放出了几十万个无线电探空仪和成百个气象火箭。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帮助了苏联的地球物理学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无疑地将给科学带来无法估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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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苏联最近公布的历次发射火箭一览
1933年，苏联发射了第一个带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考察火箭，比德国的“V—2”式火箭早十一年。
1939年5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两级火箭。第一级火箭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第二级火箭用的是冲压式喷气发动机。
1949年5月，苏联第一次垂直发射了一个火箭，上升到了一百一十公里的高空。
从1949年开始，苏联就开始广泛地进行大气高层飞行生物学考察。先后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里，试验动物（狗）乘坐火箭完成了高空一百公里到二百一十公里的飞行。试验动物回到地面，是通过使密封舱脱离火箭，然后用降落伞下降的方法实现的。在研究的第二阶段，采用了弹射装置，使动物和仪器安全着陆，保证飞行安全的系统工作效能良好。
1957年5月，苏联发射了一个带有仪器和试验动物、总重二千二百公斤的火箭，上升到二百一十二公里的高空，仪器和试验动物从这个高度安全地返回地面。
1957年8月，苏联宣布成功地发射了超远程的多级洲际弹道火箭。这种火箭最高可以飞到离地面一千二百八十公里的高空，全部射程达八千公里以上。
1957年10月，苏联一个多级火箭，把一个重八十三点六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轨道，它绕地球运行的椭圆形轨道的最高点是九百四十七公里。
1957年11月，苏联一个多级火箭，把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轨道。这个人造卫星的重量是五百零八点三公斤，携带了许多仪器和一只小狗“莱伊卡”，椭圆形轨道距地球表面最高点是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
1958年2月，苏联发射了一个一级地球物理高空火箭，使一千五百二十公斤重的仪器上升到四百七十三公里的高空，创造了同类火箭升空高度的世界纪录。
1958年5月，苏联一个多级火箭把第三个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这个人造卫星的重量是一千三百二十七公斤，椭圆形轨道距地球表面最高点达一千八百八十公里。目前仍在绕地球不断运行中。到7月6日止，它已经绕地球运行了五千八百六十多圈。
1958年8月，苏联发射了一个一级地球物理火箭，把总重一千六百九十公斤的各种仪器和两只试验小狗——“小白”和“小花”的密封舱和仪器舱送到离地面四百五十公里的高空，然后准确地在预定地点安全着落。“小白”和“小花”着陆以后，状况良好。它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到达四百五十公里高空以后安全返回地面的动物。
1959年1月，苏联发射了一个多级火箭，把世界第一个人造行星送入了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火箭最后一级燃料用完后的重量达一千四百七十二公斤。目前，它正在太空中飞行。
1959年7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个一级地球物理高空火箭。火箭携带的各种仪器、两只试验小狗（“勇士”和“雪花”）和一只兔子共重二千公斤以上，装有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的舱和容器都安全返回地面。（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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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朋友热情欢送我留苏毕业生
四百二十七名留苏学生学成归国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为欢送我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市委员会今天傍晚在雅罗斯拉夫车站组织了盛大的欢送大会。车站正门迎风飘扬着中苏两国国旗，旁边悬挂着“中苏友谊万岁”等大幅标语。
四百二十七名我国应届毕业生和上千的送行者：苏联教师、同学和朋友参加了欢送大会。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普罗科菲耶夫首先讲话。他说，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欢送我们最亲爱的中国青年朋友，他们学成回国，将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接着团中央书记茹拉夫列娃讲话。她祝回国留学生在建设中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
我国留苏毕业生代表朱育理讲话时再次对苏联党、政、学校以及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我国驻苏使馆参赞李滔最后也讲话说：同学们一定会学习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榜样，把在苏联学到的一切宝贵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忠诚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大会结束后，中苏朋友们在“莫斯科——北京”的歌声中携手走进了车站月台。在火车离开前的二十多分钟中，两国同学纵情地唱歌跳舞，亲切交谈，有的还摄影留念。七点四十四分，载送我国留苏毕业生的专车徐徐离开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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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新任驻瑞士大使到任
新华社伯尔尼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李清泉6日下午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
瑞士联邦政治部交际处处长理查德·阿曼到车站迎接。各兄弟国家驻瑞士使节也到车站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