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英雄的文学
——记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陈冰夷
一个多月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是一次旗帜鲜明和振奋人心的大会。它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和动员苏联文学的一切力量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大会显示了苏联文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和蓬蓬勃勃的兴盛气象。这是一次富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大会。它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关心和欢迎，也引起了苏联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敌人的注意和仇视。
在大会期间和大会闭幕以后，国际反动派又开动他们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等等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放出那一套腐臭不堪的陈词滥调，来攻击大会和苏联文学，说什么大会开得“阴风惨惨”（法国《费加罗文学报》），什么苏联文学没有创作“自由”（法国《世界报》、《法兰西观察家》等），什么苏联作家只能“按照共产党的命令”写作（美国《纽约时报》）等等。
我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同志，在向大会致祝词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我国一句谚语来形容前几年国际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对苏联文学的攻击。这句谚语，后来大会期间在人们口头上和苏联报纸上被一再引用。他说：
“而敌人的恶意攻击的结果如何呢？正像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敌人的企图完全落空，苏联文学则依然像高峰一般屹立不动。”
很显然，敌人这次的企图，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依然要完全落空。他们的污蔑和攻击，不仅丝毫无损于大会的成功和苏联文学的强大，而且恰恰从反面来证实了大会取得的胜利以及这种胜利对敌人又是一次多么沉重的打击。
在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最激动人心的是高度集中表现了党和作家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对苏联作家的创作劳动给予了那么高的估价，给予了那么亲切的关怀，在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赋予了他们以那么崇高的地位，把他们当作帮助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可靠的助手，把他们称为为前进扫清道路的远射程炮兵。而苏联作家也向党表现了那么坚贞不渝的忠诚，和人民一起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那么全心全意地立志要以实际的行动，“用劳动、灵感、技巧、事业来报答党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大会向苏共中央致敬词》），拿出所有的力量来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效劳！
大家知道，对苏联文学，——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也是如此，——敌人最痛恨，因此多少年来千方百计地妄图破坏，近年来还利用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来进攻的（尽管每次都失败），正就是苏联作家这种对党的忠诚以及他们同党的这种亲密关系。敌人总是嚷嚷不休地叫嚣：这样，作家就没有创作“自由”，因此就“写不出好作品”，文学发展就要“停滞”。但是，在他们那里，作家究竟怎样“自由”，他们究竟写出了什么“好”作品，他们的文学究竟“繁荣”到了什么地步，——所有这些，我们早已领教过。在这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包括西方国家的作家在内，又作了彻底的揭露。
美国作家鲍诺斯基作了深刻的描绘。他说：“统治阶级追求战争、奴役和人民渴望和平、民主之间的矛盾把整个美国的生活歪曲了。因此我们的青年精神衰退，人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人们大批大批的神经衰弱。……许多作家也是苦恼万分，但是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这种情绪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出来。悲观，绝望，对人失去信心，嘲笑进步，讽刺社会主义思想，病态的苦恼的色情，颓废等等，——这就是正在迅速地变得衰老和惊慌失措的年轻的美国的凄惨景象。”在这样糜烂的空气和堕落的精神状态下，资产阶级文学必然进一步加深它的分化和衰颓的过程。至于在西方帝国主义世界以及它们势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洪水似的泛滥着的那种所谓美国“文化”，例如宣传战争、鼓励杀人放火、诲盗诲淫的连环图画和书刊、电影和电视，疯狂的阿飞舞和呼拉圈舞，以至于猩猩“作画”和小猫“唱曲子”等等的玩意儿，那早已不能算是什么“艺术”，而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豢养了一批“文化”制造商贩卖出来麻醉、腐蚀和残害人们头脑的毒品。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继承着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代表着本国人民的意志的进步的和有正义感的作家，正在一天天多起来。有不少资产阶级作家，在残酷的现实中摸索到了真理，而走上了进步的，甚至共产主义的道路。也有不少抱有相当的民主情绪和正义感的作家正在歧途上苦闷和徬徨。这些作家，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是享受不到自由创作、甚至自由行动的权利的。他们常常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各种各样的迫害。为了要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即使是一点点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独立的要求，就要冒着挨饿、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洪都拉斯作家阿马亚—阿马多拉在大会上说，“资本主义阶层是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段来对付进步文学的。在危地马拉，当它遭受到美国暴力干涉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洪都拉斯，阿马亚—阿马多拉说，接触到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常常受到抵制，不让它们流传到群众中去。他自己写的反映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香蕉园农业工人生活的《绿地狱》和以建筑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建设者》就受到过帝国主义分子的摧残。
和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极端腐朽没落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真正自由的苏联文学的欣欣向荣。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四年中，据苏尔科夫的报告说，苏联国内出版的苏联作品增加了一半以上，印数增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而且大会指出，在这四年中间，出现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杰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各民族文学的迅速成长和新作家的大批出现。苏联文学在国外的传布和影响也正在日益扩大。据苏联批评家捷林斯基说，四年来在国外用四十八种外国文字出版了九百二十二个苏联作家的二千多种作品。如果把各国用不同文字出版的相同作品也算在内，总数就达五千三百种之多。就是说，在国外平均每天出版两、三种苏联作品。这仅仅是在数量上表现的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更重要的是苏联文学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在生活上和美学上给予国内国外读者的影响，那是很难作出具体而充分的估计了。
苏联文学的成就和贡献是很大的，但是苏联作家一点也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们深深体会到，用费定在6月15日莫斯科作家大会上说的话来说，党交给他们的任务是重大而光荣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党中央在祝词里明确地指出：“苏联作家面临的光荣任务是积极地促进未来的人、新生活的建设者的精神面貌的形成。苏联作家的使命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培养他们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采取不可容忍的态度”，“苏联作家的崇高使命是真实而鲜明地表现人民劳动功绩的壮美以及为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雄壮和伟大，做七年计划的热情的宣传员，鼓舞起苏联人心里的朝气和干劲，根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帮助扫除还在阻挠我们前进的一切障碍。”如何完成这样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怎样更进一步深入生活，与伟大的时代并驾齐驱，提高艺术技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与时代相称的作品来，就是这次大会热烈讨论的中心。
大会代表们一致认为，现在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伟大共产主义建设七年计划的第一年，他们在壮丽的和平劳动中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的时代。作家必须体会到这种豪迈和壮丽的时代气息，在他们的作品里把时代的英雄气概和它的革命功业的宏伟气魄充分表现出来。描写这样空前未有的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和新的关系，担任时代最崇高和最先进的思想的宣扬者，充当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事物的歌手，——是苏联作家最大的幸福。大会把反映现代的任务提得很高，认为这是苏联文学的灵魂，它现在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艺术、美学的要求。大会有力地批判了前一个时期出现的“距离”论和“永恒”主题说（注）的错误观点，认为反映现代，不但不会限制艺术家的活动，相反地会扩大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增强他们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促使作家在选择题材、体裁以及艺术手法等等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实现反映现代生活的要求，将促使苏联文学推向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峰。但是，大会也指出，现代题材不能在时间上作机械的划分，因为现代生活中的许多重大现象和过去的历史都是密切联系着的。
为了真实地反映英雄的时代，必须创造英雄人物的形象。代表们认为，创造我们时代的高贵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让他们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模范，——这是苏联文学最重要的任务。苏联人民演员奥赫洛普科夫在发言中引述了高尔基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苏联人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们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明朗，又是那样的伟大。他们那种坚贞不屈和叛逆的精神比过去所有的唐·吉呵德和浮士德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苏联作家应该把他们表现出来，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阿塞拜疆作家伊勃拉吉莫夫也说，苏联现代的英雄人物是那么多才多艺，精神世界是那么丰富。在思想崇高和感情丰富方面，同哈姆雷特，李尔王，法尔哈德等等比较起来，不仅毫无逊色，而且是大大地超过他们的。创造这样的人的形象，是作家无上的光荣！
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是深刻反映现代生活的土壤，这是赫鲁晓夫同志早在他两年前发表的著名论文《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里指出了。这次大会又强调了这个问题。巴什基里亚作家比克钦塔耶夫说，“向生活学习，好像逆水行舟，一不接触生活，就要落后。”很多发言者认为，作家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到人民创造活动最活跃的前方去，因为今天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就是在那里产生，新人的性格特征首先是在那里形成和发展，未来的面貌也是在那里可以最具体地感觉到。有些作家还指出，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应该成为作家自己内心的迫切要求，而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同时对某些作家来说，问题还不仅仅是在哪里生活的问题，而是如何生活的问题。
许多优秀的苏联作家是同人民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他们的许多杰作都真实地反映了英雄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但是在苏联文学中，也出现一些作品，写得灰色和平庸，原始和猥琐，写得质量不高，甚至有粗制滥造的作风。这与英雄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是不相称的。大会对这类作品的缺点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和批判。许多作家着重指责了某些缺乏英雄的时代气息和贬低英雄人物的作品。有些作家常常避免采用鲜艳和歌颂的色彩，唯恐被责难为“粉饰”现实或者伪浪漫精神。但是要知道，歌颂英雄的现实，决不是出于单纯的主观愿望，而是为客观的英雄的现实本身所决定的。另外，也有些作家，还不能克服脱离时代和脱离冲突和激情的倾向，他们对现实作了田园诗式的描写。他们不知道，苏联的优秀作品都是不仅描写了英雄功业，而且表现了英雄功业的产生和达到英雄功业的道路。创造就是斗争，任何创造都有冲突，不过现在的斗争和冲突有了新的意义。巨大的冲突，尖锐的矛盾，同强大敌人的搏斗，对巨大困难的克服，恰恰正是创造英雄人物形象最好的土壤，因为英雄人物就是从这些艰巨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反映现代生活和提高艺术技巧，是密切相关、不能分开的一个问题的两面。苏共中央祝词说得很清楚：“共产主义文学应该成为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而且艺术技巧高超的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思想要求高超的技巧，英雄的人物要求相当的艺术的体现。人民需要这样一种文学：它能用真实而优美的艺术形式培养和教育人们，它能在精神上充实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表现人们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觉悟的提高。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一种用鲜明的艺术手法来体现现代迫切题材的文学。”因此，大会要求作家严格对待自己的创作，钻研艺术技巧，提高作品质量。赫鲁晓夫同志引用作家索波列夫的话说：党和人民把一切都给了苏联作家，就是剥夺了写坏作品的权利，特别是写不真实的作品的权利。大会号召苏联作家响应党的号召，努力争取使苏联文学不仅在内容丰富上、而且在艺术技巧上成为世界第一。
在讨论艺术技巧问题的时候，大会大力提倡苏联作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总原则之下，自由发挥个人创作才能的特点，大胆进行创作革新的探索以及实现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大会认为，苏联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久经考验的、最有成效的苏联文学的主导的创作原则和战斗武器。它是苏联文学全部创作实践的概括，是苏联作家高举起来走向新的思想艺术高峰的战斗旗帜。它不仅不限制，相反地是给艺术家开辟了广大的天地，使他们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充分进行自由创作和发挥主动性。
大会上许多作家对创作革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代表们认为，现在苏联一切生活领域里正在那么顽强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在文学的领域里也应该进行大胆而智慧的探索。苏联作家在对现代生活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时候，同时必须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作品的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技巧的熔炉的提炼，才能具体化和感染人们。而最先进和最人道的新思想，充满英雄气概的新现实，必须用旗鼓相当的最新颖、最先进的艺术手法来体现。苏联文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全新的。它的革新是真正的艺术革新，同西方流行的各式各样现代派的形式主义的革“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脱离人民和生活，是缺乏社会意义的。前者却是以人民性和真实性为基础，它的根子深深地生长在生活和社会里。同时，新的内容也不是可以套用任何一种新的形式的。新的形式不仅要同内容相适应，而且要同民族的特点，作家本人的气质和创作个性相一致。苏联的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在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方面作出贡献来。至于俄罗斯、苏联各民族和世界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当然还是要继承和发扬，这是有助于革新的探索的。而且永远不停地探索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正是最优秀、最先进和最革命的传统之一。
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是许多发言者关心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十几位代表对革命的浪漫精神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有的说，现在是革命的英雄的时代。为了表现苏联人民的优秀品质，需要一种思想深刻和色彩鲜艳的文学。有的说，为了以过去的革命传统和今天的英雄精神来教育青年一代，文学作品必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有的说，现在有些作家对英雄的现实采取了爬行的态度，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丧失了崇高的热情，丧失了真正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英雄精神和浪漫精神，而为一种经验主义和平淡的现实主义所支配着。没有浪漫精神，没有远大的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显得贫乏。浪漫精神不是作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对世界的体会和他们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所以是能够表现真实的人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在苏联文学里，浪漫精神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这种风格表现得比较强烈。在俄罗斯、苏联各民族和世界古典文学中，有着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苏联文学必须把它们继承下来，加以发扬。也有的发言者说，浪漫精神的风格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不能过分强调，更不能因此而减弱对现实主义的注意和信任，现实主义已经确定为苏联文学的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
对于苏联作家来说，“这次大会，”正如吉洪诺夫在闭幕词里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开始。当由于出席大会而兴起的那种激动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将兴起另一种激动：那就是创造性的、富有灵感的、抓住人心的那种激动——作家的劳动。”看了大会闭幕以来一个月中间苏联文学界活跃的景象，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新的“激动”显然已经兴起来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文学园地里播下的种子，一定将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来！
〔注〕：“距离”论，全名是“距离灵感”论，意思是对事物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产生创作的灵感。“距离”论者认为，现代生活中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事物，不是立刻就能写出来的。如果要写，也写不好。唯有等事情过去好几年，作家对它有了深刻的体会之后，才能写出好作品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实际上是为某些在创作上脱离生活和逃避当前重大问题的倾向辩护的。去年12月在俄罗斯共和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这种错误“理论”就已经受到过批评。“永恒”主题说认为，采取尖锐的所谓“暂时的”现代题材，是创造不出“永恒”的形象和写不出“不朽”的作品的。这种错误“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和“距离”论相同，就是现代题材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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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河北跃进剧团学生谈学戏
梅兰芳
上次我看了你们三出戏：“杜十娘”、“三岔口”和“穆桂英挂帅”，都演得不错，可见你们的演技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说明你们的老师们一定费了不少的心血。你们只要按照这条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向前走，是不会不成功的。
你们问我在“穆桂英挂帅”里，跑圆场时脚不外露，很好看，有什么窍门？其实这没有什么窍门，只是由于幼年的腰腿功夫，圆场跑得越快，步法越要碎而匀称，如果跑的步法忽大忽小，就会露出脚来，也就不美观了。你们还问我投水袖怎么那样准确？我只能这样回答：大概是戏演得多了，演得熟了，熟能生巧，就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准确而合适的动作。戏曲艺术是有着它自己的一套表演程式和规律的，我们首先要掌握了这个程式和规律，配合着剧中人的情感，灵活运用，有时可以这样投袖，也可以那样投袖；有时可以这样亮相，也可以那样亮相。换句话说，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允许你自由活动的，最要紧的是要跟戏紧密结合才行。我在1935年去苏联演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生看了戏，说中国的戏曲表演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演一个新排的戏，要一下子就找到最准确、最合适的动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穆桂英挂帅”里水袖的运用，你们夸我做得好看，其实，我正在不断的摸索，今天这样做，明天又换个样子试试，有些地方我自己还不满意，也正在“找”呢。
一个演员的成就，全靠本人幼年的基本工要练得结实，首先从传统的优秀节目学起，因为这些传统的好戏，都是经过许多前辈们精心的创造和加工，都能够替青年演员在表演技术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还有，幼年学戏时期，虽然什么戏都应该学，所谓多多益善，但一开始不要“行当”学得太多；学得太多了，就怕每样都不能深，不能透，变成多而不精。等底子打结实了，再向“多面手”发展，那才有用呢。至于某人该先学什么戏，那要根据各人不同的条件作适当的选择，这是老师们的责任，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会给你们安排得很好的。
我从小就爱看戏，一直到现在对于看戏还是有很大兴趣，所以我常常把多看戏的好处介绍给青年演员，希望他们什么行当的戏都看，什么剧种的戏都看，看到演得好的戏，当然能够丰富自己的表演，看了演得坏的戏，也不要感到失望。好坏有个对比，就知道别人走错了路，自己可以不再犯同样的毛病。做一个演员，就是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避免别人的缺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技。
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艺术的蕴藏是很丰富的，京戏里有很多东西是从梆子里吸收过来的。拿于连泉先生的表演来说，他就吸取了不少梆子的传统艺术而成为京剧花旦主要流派之一。目前戏曲界有一种风气：道白和锣鼓点向京戏学习，化装向越剧学习。吸取兄弟剧种的好东西，这是对的，如果因此丢掉了自己的特点，破坏了自己的风格，也是值得考虑的。我觉得河北梆子还是应该用自己传统的道白和原来的锣鼓点，这样，才符合“百花齐放”的精神。过去，河北梆子和京剧同台演出，观众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两个剧种的不同之处，例如，梆子的唱腔比较高亢，动作比较夸张，道白的语调也显然跟京剧不一样；而这两个不同的剧种，同样为观众所喜爱。今天，我赞成的是兄弟剧种在艺术上的交流，反对的是不经过融化而生搬硬套的模仿。以上讲的是表演。还有，移植兄弟剧种的剧本，也应该根据本剧种的特点、风格加以变动。有些变动的地方，不一定是为了好坏问题，而是各剧种的风格问题。我最近演的“穆桂英挂帅”，就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在豫剧的末一场里，穆桂英有几十句唱词，台下听得很痛快，可是放在京剧里，就不能这样安排了。所以，我只唱了八句元板，这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怕多唱，即便是其他青年演员来演，也不可能唱几十句，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关系。
青年演员由于生理上的变化，必然要经过一个“倒仓”阶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倒仓”时间有长有短，是因为各人的体质不同的原故。在“倒仓”期内，有的主张要多唱，据说，唱得越多，嗓子出来的越快；有的主张不宜多唱，应该休息，对于饮食寒暖格外小心，让声带很自然地逐步恢复过来。我认为前一种的主张是不科学的，我同意后一种办法。
学生的吊嗓子，初期调门不宜太高，逐渐往上长，这对声带来说是有利的，如果嗓子上不去，硬要往上长，学老生的就会逼成一条左嗓子。还有，武工练过头，会把嗓子练“横”的，除了有些基本工人人都要练之外，如“拿顶”、“翻大跟斗”等等，都是以武工为主的武生、武旦的专修课目；以唱工为主的老生、青衣就可以不练。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保持现在这点嗓子，大概是有两种原因：第一、在幼年没有把工练过头；第二、我用嗓子一贯是顺着自己的声带来发挥，不去违拗它，唱哑了，等恢复后再唱；在平时我还知道保护嗓子，尤其在演完戏以后，不吃冷的东西，不让脖子吹风，这两点我是一直注意到今天，没有敢忽视的。我看到有些地方戏的中年演员，身上功夫挺好，脸上也有戏，就是嗓子唱“劈”啦，这可能是因为过去要跑码头，演出场次过多，演员唱累了，得不到休息，还要继续唱，所以不容易恢复原状；也可能是某些唱法对声带不太健康，为了逩高调门，就把假音逼得太厉害了，声带受着过多过强的刺激的原故。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
关于旦角化装的学习，由于各人的脸型不同，最好请别人介绍经验，再根据自己的脸型来贴片子、搽水粉、画眼睛、画眉毛……。台的大小和观众的距离，跟我们的化装关系都很大，在大剧场演出，观众离舞台较远，眉、眼都要画得重些，画轻了，远处就看不清楚。相反的，在小剧场里演出，观众都坐得很近，眉、眼又不能画得太重，必须画轻些，才显得面目清秀。台上灯光的强弱，也和化装很有关系。灯光强的，眉、眼要画得浓些，胭脂要搽得深些，否则远处的观众就看成模糊一片了。脸上有缺陷的人，譬如脸稍歪，嘴稍斜，面型过长过圆，眉眼过高过低，都可以在化装时把它纠正过来，脸太胖的，可以把片子往前贴，脸太长的，可以把发网盖点上额，下颏再涂点赭色，那样，远看就显得脸短。脖子不宜搽得太白，搽得太白会显得脸更长了。眼睛小的，有法子画得大些，印堂、鼻子过于平扁的人，应该多上点白粉。
以上讲的都还是些零零碎碎的意见，只是供你们参考。
最后，希望你们多听党的话，多听老师的话，多找老艺人领教，能教的请他们教一教，不能教的也请他们谈一谈表演经验。注意身体，保护嗓子。今后你们再来北京的机会一定很多，我想，我再看到你们的演出时，一定更有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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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英雄的文学
——记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陈冰夷
一个多月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是一次旗帜鲜明和振奋人心的大会。它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和动员苏联文学的一切力量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大会显示了苏联文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和蓬蓬勃勃的兴盛气象。这是一次富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大会。它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关心和欢迎，也引起了苏联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敌人的注意和仇视。
在大会期间和大会闭幕以后，国际反动派又开动他们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等等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放出那一套腐臭不堪的陈词滥调，来攻击大会和苏联文学，说什么大会开得“阴风惨惨”（法国《费加罗文学报》），什么苏联文学没有创作“自由”（法国《世界报》、《法兰西观察家》等），什么苏联作家只能“按照共产党的命令”写作（美国《纽约时报》）等等。
我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同志，在向大会致祝词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我国一句谚语来形容前几年国际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对苏联文学的攻击。这句谚语，后来大会期间在人们口头上和苏联报纸上被一再引用。他说：
“而敌人的恶意攻击的结果如何呢？正像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敌人的企图完全落空，苏联文学则依然像高峰一般屹立不动。”
很显然，敌人这次的企图，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依然要完全落空。他们的污蔑和攻击，不仅丝毫无损于大会的成功和苏联文学的强大，而且恰恰从反面来证实了大会取得的胜利以及这种胜利对敌人又是一次多么沉重的打击。
在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最激动人心的是高度集中表现了党和作家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对苏联作家的创作劳动给予了那么高的估价，给予了那么亲切的关怀，在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赋予了他们以那么崇高的地位，把他们当作帮助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可靠的助手，把他们称为为前进扫清道路的远射程炮兵。而苏联作家也向党表现了那么坚贞不渝的忠诚，和人民一起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那么全心全意地立志要以实际的行动，“用劳动、灵感、技巧、事业来报答党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大会向苏共中央致敬词》），拿出所有的力量来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效劳！
大家知道，对苏联文学，——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也是如此，——敌人最痛恨，因此多少年来千方百计地妄图破坏，近年来还利用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来进攻的（尽管每次都失败），正就是苏联作家这种对党的忠诚以及他们同党的这种亲密关系。敌人总是嚷嚷不休地叫嚣：这样，作家就没有创作“自由”，因此就“写不出好作品”，文学发展就要“停滞”。但是，在他们那里，作家究竟怎样“自由”，他们究竟写出了什么“好”作品，他们的文学究竟“繁荣”到了什么地步，——所有这些，我们早已领教过。在这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包括西方国家的作家在内，又作了彻底的揭露。
美国作家鲍诺斯基作了深刻的描绘。他说：“统治阶级追求战争、奴役和人民渴望和平、民主之间的矛盾把整个美国的生活歪曲了。因此我们的青年精神衰退，人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人们大批大批的神经衰弱。……许多作家也是苦恼万分，但是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这种情绪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出来。悲观，绝望，对人失去信心，嘲笑进步，讽刺社会主义思想，病态的苦恼的色情，颓废等等，——这就是正在迅速地变得衰老和惊慌失措的年轻的美国的凄惨景象。”在这样糜烂的空气和堕落的精神状态下，资产阶级文学必然进一步加深它的分化和衰颓的过程。至于在西方帝国主义世界以及它们势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洪水似的泛滥着的那种所谓美国“文化”，例如宣传战争、鼓励杀人放火、诲盗诲淫的连环图画和书刊、电影和电视，疯狂的阿飞舞和呼拉圈舞，以至于猩猩“作画”和小猫“唱曲子”等等的玩意儿，那早已不能算是什么“艺术”，而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豢养了一批“文化”制造商贩卖出来麻醉、腐蚀和残害人们头脑的毒品。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继承着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代表着本国人民的意志的进步的和有正义感的作家，正在一天天多起来。有不少资产阶级作家，在残酷的现实中摸索到了真理，而走上了进步的，甚至共产主义的道路。也有不少抱有相当的民主情绪和正义感的作家正在歧途上苦闷和徬徨。这些作家，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是享受不到自由创作、甚至自由行动的权利的。他们常常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各种各样的迫害。为了要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即使是一点点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独立的要求，就要冒着挨饿、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洪都拉斯作家阿马亚—阿马多拉在大会上说，“资本主义阶层是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段来对付进步文学的。在危地马拉，当它遭受到美国暴力干涉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洪都拉斯，阿马亚—阿马多拉说，接触到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常常受到抵制，不让它们流传到群众中去。他自己写的反映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香蕉园农业工人生活的《绿地狱》和以建筑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建设者》就受到过帝国主义分子的摧残。
和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极端腐朽没落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真正自由的苏联文学的欣欣向荣。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四年中，据苏尔科夫的报告说，苏联国内出版的苏联作品增加了一半以上，印数增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而且大会指出，在这四年中间，出现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杰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各民族文学的迅速成长和新作家的大批出现。苏联文学在国外的传布和影响也正在日益扩大。据苏联批评家捷林斯基说，四年来在国外用四十八种外国文字出版了九百二十二个苏联作家的二千多种作品。如果把各国用不同文字出版的相同作品也算在内，总数就达五千三百种之多。就是说，在国外平均每天出版两、三种苏联作品。这仅仅是在数量上表现的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更重要的是苏联文学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在生活上和美学上给予国内国外读者的影响，那是很难作出具体而充分的估计了。
苏联文学的成就和贡献是很大的，但是苏联作家一点也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们深深体会到，用费定在6月15日莫斯科作家大会上说的话来说，党交给他们的任务是重大而光荣的，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党中央在祝词里明确地指出：“苏联作家面临的光荣任务是积极地促进未来的人、新生活的建设者的精神面貌的形成。苏联作家的使命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培养他们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采取不可容忍的态度”，“苏联作家的崇高使命是真实而鲜明地表现人民劳动功绩的壮美以及为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雄壮和伟大，做七年计划的热情的宣传员，鼓舞起苏联人心里的朝气和干劲，根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帮助扫除还在阻挠我们前进的一切障碍。”如何完成这样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怎样更进一步深入生活，与伟大的时代并驾齐驱，提高艺术技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与时代相称的作品来，就是这次大会热烈讨论的中心。
大会代表们一致认为，现在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伟大共产主义建设七年计划的第一年，他们在壮丽的和平劳动中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的时代。作家必须体会到这种豪迈和壮丽的时代气息，在他们的作品里把时代的英雄气概和它的革命功业的宏伟气魄充分表现出来。描写这样空前未有的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和新的关系，担任时代最崇高和最先进的思想的宣扬者，充当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事物的歌手，——是苏联作家最大的幸福。大会把反映现代的任务提得很高，认为这是苏联文学的灵魂，它现在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艺术、美学的要求。大会有力地批判了前一个时期出现的“距离”论和“永恒”主题说（注）的错误观点，认为反映现代，不但不会限制艺术家的活动，相反地会扩大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增强他们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促使作家在选择题材、体裁以及艺术手法等等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实现反映现代生活的要求，将促使苏联文学推向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峰。但是，大会也指出，现代题材不能在时间上作机械的划分，因为现代生活中的许多重大现象和过去的历史都是密切联系着的。
为了真实地反映英雄的时代，必须创造英雄人物的形象。代表们认为，创造我们时代的高贵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让他们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模范，——这是苏联文学最重要的任务。苏联人民演员奥赫洛普科夫在发言中引述了高尔基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话：苏联人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们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明朗，又是那样的伟大。他们那种坚贞不屈和叛逆的精神比过去所有的唐·吉呵德和浮士德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苏联作家应该把他们表现出来，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阿塞拜疆作家伊勃拉吉莫夫也说，苏联现代的英雄人物是那么多才多艺，精神世界是那么丰富。在思想崇高和感情丰富方面，同哈姆雷特，李尔王，法尔哈德等等比较起来，不仅毫无逊色，而且是大大地超过他们的。创造这样的人的形象，是作家无上的光荣！
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是深刻反映现代生活的土壤，这是赫鲁晓夫同志早在他两年前发表的著名论文《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里指出了。这次大会又强调了这个问题。巴什基里亚作家比克钦塔耶夫说，“向生活学习，好像逆水行舟，一不接触生活，就要落后。”很多发言者认为，作家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到人民创造活动最活跃的前方去，因为今天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就是在那里产生，新人的性格特征首先是在那里形成和发展，未来的面貌也是在那里可以最具体地感觉到。有些作家还指出，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应该成为作家自己内心的迫切要求，而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同时对某些作家来说，问题还不仅仅是在哪里生活的问题，而是如何生活的问题。
许多优秀的苏联作家是同人民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他们的许多杰作都真实地反映了英雄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但是在苏联文学中，也出现一些作品，写得灰色和平庸，原始和猥琐，写得质量不高，甚至有粗制滥造的作风。这与英雄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是不相称的。大会对这类作品的缺点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和批判。许多作家着重指责了某些缺乏英雄的时代气息和贬低英雄人物的作品。有些作家常常避免采用鲜艳和歌颂的色彩，唯恐被责难为“粉饰”现实或者伪浪漫精神。但是要知道，歌颂英雄的现实，决不是出于单纯的主观愿望，而是为客观的英雄的现实本身所决定的。另外，也有些作家，还不能克服脱离时代和脱离冲突和激情的倾向，他们对现实作了田园诗式的描写。他们不知道，苏联的优秀作品都是不仅描写了英雄功业，而且表现了英雄功业的产生和达到英雄功业的道路。创造就是斗争，任何创造都有冲突，不过现在的斗争和冲突有了新的意义。巨大的冲突，尖锐的矛盾，同强大敌人的搏斗，对巨大困难的克服，恰恰正是创造英雄人物形象最好的土壤，因为英雄人物就是从这些艰巨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反映现代生活和提高艺术技巧，是密切相关、不能分开的一个问题的两面。苏共中央祝词说得很清楚：“共产主义文学应该成为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而且艺术技巧高超的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思想要求高超的技巧，英雄的人物要求相当的艺术的体现。人民需要这样一种文学：它能用真实而优美的艺术形式培养和教育人们，它能在精神上充实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表现人们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觉悟的提高。我们的社会特别需要一种用鲜明的艺术手法来体现现代迫切题材的文学。”因此，大会要求作家严格对待自己的创作，钻研艺术技巧，提高作品质量。赫鲁晓夫同志引用作家索波列夫的话说：党和人民把一切都给了苏联作家，就是剥夺了写坏作品的权利，特别是写不真实的作品的权利。大会号召苏联作家响应党的号召，努力争取使苏联文学不仅在内容丰富上、而且在艺术技巧上成为世界第一。
在讨论艺术技巧问题的时候，大会大力提倡苏联作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总原则之下，自由发挥个人创作才能的特点，大胆进行创作革新的探索以及实现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大会认为，苏联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久经考验的、最有成效的苏联文学的主导的创作原则和战斗武器。它是苏联文学全部创作实践的概括，是苏联作家高举起来走向新的思想艺术高峰的战斗旗帜。它不仅不限制，相反地是给艺术家开辟了广大的天地，使他们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充分进行自由创作和发挥主动性。
大会上许多作家对创作革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代表们认为，现在苏联一切生活领域里正在那么顽强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在文学的领域里也应该进行大胆而智慧的探索。苏联作家在对现代生活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时候，同时必须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作品的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技巧的熔炉的提炼，才能具体化和感染人们。而最先进和最人道的新思想，充满英雄气概的新现实，必须用旗鼓相当的最新颖、最先进的艺术手法来体现。苏联文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全新的。它的革新是真正的艺术革新，同西方流行的各式各样现代派的形式主义的革“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脱离人民和生活，是缺乏社会意义的。前者却是以人民性和真实性为基础，它的根子深深地生长在生活和社会里。同时，新的内容也不是可以套用任何一种新的形式的。新的形式不仅要同内容相适应，而且要同民族的特点，作家本人的气质和创作个性相一致。苏联的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在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方面作出贡献来。至于俄罗斯、苏联各民族和世界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当然还是要继承和发扬，这是有助于革新的探索的。而且永远不停地探索新的内容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正是最优秀、最先进和最革命的传统之一。
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是许多发言者关心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十几位代表对革命的浪漫精神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有的说，现在是革命的英雄的时代。为了表现苏联人民的优秀品质，需要一种思想深刻和色彩鲜艳的文学。有的说，为了以过去的革命传统和今天的英雄精神来教育青年一代，文学作品必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有的说，现在有些作家对英雄的现实采取了爬行的态度，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丧失了崇高的热情，丧失了真正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英雄精神和浪漫精神，而为一种经验主义和平淡的现实主义所支配着。没有浪漫精神，没有远大的理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显得贫乏。浪漫精神不是作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对世界的体会和他们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所以是能够表现真实的人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在苏联文学里，浪漫精神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这种风格表现得比较强烈。在俄罗斯、苏联各民族和世界古典文学中，有着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苏联文学必须把它们继承下来，加以发扬。也有的发言者说，浪漫精神的风格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不能过分强调，更不能因此而减弱对现实主义的注意和信任，现实主义已经确定为苏联文学的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
对于苏联作家来说，“这次大会，”正如吉洪诺夫在闭幕词里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开始。当由于出席大会而兴起的那种激动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将兴起另一种激动：那就是创造性的、富有灵感的、抓住人心的那种激动——作家的劳动。”看了大会闭幕以来一个月中间苏联文学界活跃的景象，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新的“激动”显然已经兴起来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文学园地里播下的种子，一定将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来！
〔注〕：“距离”论，全名是“距离灵感”论，意思是对事物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产生创作的灵感。“距离”论者认为，现代生活中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事物，不是立刻就能写出来的。如果要写，也写不好。唯有等事情过去好几年，作家对它有了深刻的体会之后，才能写出好作品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实际上是为某些在创作上脱离生活和逃避当前重大问题的倾向辩护的。去年12月在俄罗斯共和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这种错误“理论”就已经受到过批评。“永恒”主题说认为，采取尖锐的所谓“暂时的”现代题材，是创造不出“永恒”的形象和写不出“不朽”的作品的。这种错误“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和“距离”论相同，就是现代题材不能写。
第7版()
专栏：
和河北跃进剧团学生谈学戏
梅兰芳
上次我看了你们三出戏：“杜十娘”、“三岔口”和“穆桂英挂帅”，都演得不错，可见你们的演技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说明你们的老师们一定费了不少的心血。你们只要按照这条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向前走，是不会不成功的。
你们问我在“穆桂英挂帅”里，跑圆场时脚不外露，很好看，有什么窍门？其实这没有什么窍门，只是由于幼年的腰腿功夫，圆场跑得越快，步法越要碎而匀称，如果跑的步法忽大忽小，就会露出脚来，也就不美观了。你们还问我投水袖怎么那样准确？我只能这样回答：大概是戏演得多了，演得熟了，熟能生巧，就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准确而合适的动作。戏曲艺术是有着它自己的一套表演程式和规律的，我们首先要掌握了这个程式和规律，配合着剧中人的情感，灵活运用，有时可以这样投袖，也可以那样投袖；有时可以这样亮相，也可以那样亮相。换句话说，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允许你自由活动的，最要紧的是要跟戏紧密结合才行。我在1935年去苏联演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生看了戏，说中国的戏曲表演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演一个新排的戏，要一下子就找到最准确、最合适的动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穆桂英挂帅”里水袖的运用，你们夸我做得好看，其实，我正在不断的摸索，今天这样做，明天又换个样子试试，有些地方我自己还不满意，也正在“找”呢。
一个演员的成就，全靠本人幼年的基本工要练得结实，首先从传统的优秀节目学起，因为这些传统的好戏，都是经过许多前辈们精心的创造和加工，都能够替青年演员在表演技术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还有，幼年学戏时期，虽然什么戏都应该学，所谓多多益善，但一开始不要“行当”学得太多；学得太多了，就怕每样都不能深，不能透，变成多而不精。等底子打结实了，再向“多面手”发展，那才有用呢。至于某人该先学什么戏，那要根据各人不同的条件作适当的选择，这是老师们的责任，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会给你们安排得很好的。
我从小就爱看戏，一直到现在对于看戏还是有很大兴趣，所以我常常把多看戏的好处介绍给青年演员，希望他们什么行当的戏都看，什么剧种的戏都看，看到演得好的戏，当然能够丰富自己的表演，看了演得坏的戏，也不要感到失望。好坏有个对比，就知道别人走错了路，自己可以不再犯同样的毛病。做一个演员，就是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避免别人的缺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技。
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艺术的蕴藏是很丰富的，京戏里有很多东西是从梆子里吸收过来的。拿于连泉先生的表演来说，他就吸取了不少梆子的传统艺术而成为京剧花旦主要流派之一。目前戏曲界有一种风气：道白和锣鼓点向京戏学习，化装向越剧学习。吸取兄弟剧种的好东西，这是对的，如果因此丢掉了自己的特点，破坏了自己的风格，也是值得考虑的。我觉得河北梆子还是应该用自己传统的道白和原来的锣鼓点，这样，才符合“百花齐放”的精神。过去，河北梆子和京剧同台演出，观众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两个剧种的不同之处，例如，梆子的唱腔比较高亢，动作比较夸张，道白的语调也显然跟京剧不一样；而这两个不同的剧种，同样为观众所喜爱。今天，我赞成的是兄弟剧种在艺术上的交流，反对的是不经过融化而生搬硬套的模仿。以上讲的是表演。还有，移植兄弟剧种的剧本，也应该根据本剧种的特点、风格加以变动。有些变动的地方，不一定是为了好坏问题，而是各剧种的风格问题。我最近演的“穆桂英挂帅”，就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在豫剧的末一场里，穆桂英有几十句唱词，台下听得很痛快，可是放在京剧里，就不能这样安排了。所以，我只唱了八句元板，这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怕多唱，即便是其他青年演员来演，也不可能唱几十句，这就是风格不同的关系。
青年演员由于生理上的变化，必然要经过一个“倒仓”阶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倒仓”时间有长有短，是因为各人的体质不同的原故。在“倒仓”期内，有的主张要多唱，据说，唱得越多，嗓子出来的越快；有的主张不宜多唱，应该休息，对于饮食寒暖格外小心，让声带很自然地逐步恢复过来。我认为前一种的主张是不科学的，我同意后一种办法。
学生的吊嗓子，初期调门不宜太高，逐渐往上长，这对声带来说是有利的，如果嗓子上不去，硬要往上长，学老生的就会逼成一条左嗓子。还有，武工练过头，会把嗓子练“横”的，除了有些基本工人人都要练之外，如“拿顶”、“翻大跟斗”等等，都是以武工为主的武生、武旦的专修课目；以唱工为主的老生、青衣就可以不练。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保持现在这点嗓子，大概是有两种原因：第一、在幼年没有把工练过头；第二、我用嗓子一贯是顺着自己的声带来发挥，不去违拗它，唱哑了，等恢复后再唱；在平时我还知道保护嗓子，尤其在演完戏以后，不吃冷的东西，不让脖子吹风，这两点我是一直注意到今天，没有敢忽视的。我看到有些地方戏的中年演员，身上功夫挺好，脸上也有戏，就是嗓子唱“劈”啦，这可能是因为过去要跑码头，演出场次过多，演员唱累了，得不到休息，还要继续唱，所以不容易恢复原状；也可能是某些唱法对声带不太健康，为了逩高调门，就把假音逼得太厉害了，声带受着过多过强的刺激的原故。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
关于旦角化装的学习，由于各人的脸型不同，最好请别人介绍经验，再根据自己的脸型来贴片子、搽水粉、画眼睛、画眉毛……。台的大小和观众的距离，跟我们的化装关系都很大，在大剧场演出，观众离舞台较远，眉、眼都要画得重些，画轻了，远处就看不清楚。相反的，在小剧场里演出，观众都坐得很近，眉、眼又不能画得太重，必须画轻些，才显得面目清秀。台上灯光的强弱，也和化装很有关系。灯光强的，眉、眼要画得浓些，胭脂要搽得深些，否则远处的观众就看成模糊一片了。脸上有缺陷的人，譬如脸稍歪，嘴稍斜，面型过长过圆，眉眼过高过低，都可以在化装时把它纠正过来，脸太胖的，可以把片子往前贴，脸太长的，可以把发网盖点上额，下颏再涂点赭色，那样，远看就显得脸短。脖子不宜搽得太白，搽得太白会显得脸更长了。眼睛小的，有法子画得大些，印堂、鼻子过于平扁的人，应该多上点白粉。
以上讲的都还是些零零碎碎的意见，只是供你们参考。
最后，希望你们多听党的话，多听老师的话，多找老艺人领教，能教的请他们教一教，不能教的也请他们谈一谈表演经验。注意身体，保护嗓子。今后你们再来北京的机会一定很多，我想，我再看到你们的演出时，一定更有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