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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住关键变被动为主动
王恩茂同志在五星生产队边劳动边帮助改进工作
本报乌鲁木齐2日电 新疆吐鲁番县五星人民公社五星生产队改变分散使用力量的领导方法后，全队二千五百亩棉田的初期管理工作比其他生产队提前十天完成，其他农作物也管理得很好。劳力紧张和生产上的被动局面初步有了好转。
这个生产队改进领导方法，是在下放到这里参加劳动的新社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亲自帮助下进行的。6月初，摆在这个生产队面前的农活有：二千五百亩棉田的中耕、追肥、浇水工作；高粱定苗；摘收杏子、葡萄以及准备麦收等工作。在农活这样集中的大忙时节，这个生产队和各小队的干部抓不住中心，不适当的调动劳动力，形成了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当时最主要的农活是棉田的追肥和浇水，如果不及时追肥、浇水，势必造成严重的落铃后果。但干部们却没有抓住这项当前的中心活路，也不管棉田是否需要，只是进行干锄，把追肥、浇水工作推迟到除草松土三次以后再进行。王恩茂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向生产队的干部提出意见：把劳动力放到当前最紧急的棉田浇水和追肥工作上。生产队根据恩茂同志的意见，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从其他可以暂缓的农活上抽人大搞棉田浇水、追肥工作。
恩茂同志还发现，在棉田中耕和追肥工作上，各小队一方面叫喊劳动力不够用，另一方面许多高功效的中耕器、追肥机却闲置未用。经恩茂同志提出意见后，现在这些中耕器、追肥机都使用起来了。每台中耕器一天内只要两人一马就可中耕土地二十一亩，等于二十个劳动力干一天；利用追肥机以后，每台每天可追肥十五亩，比人工提高许多倍。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第三小队干部检查了以往的领导方法以后，在棉田管理上根据播种先后，集中力量分批中耕，分批追肥和浇水，改变了原来不管早播或迟播同时追肥和浇水的混乱现象。
这个生产队狠抓中心农活后，全队生产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现在棉花长得比其他队好，高粱经过几天突击，也已完成定苗工作。以往收摘杏子，占用劳力过多，结果形成窝工；这种情况已经注意改进。
五星生产队在这次改进领导方法和作风中，干部们还检查了以往没有踏踏实实参加劳动，因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党支部已决定，今后生产队干部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同社员一起劳动；小队干部基本上要作到整天参加劳动。这项决定已经实行。
在提高劳动效率上，各小队进一步推行了小包工制度，重视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现在各队出勤率都提高到95％左右，劳动效率也普遍提高了。
（韩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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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队干部要善于抓关键
韩文慧
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是农业生产战线上最前线的指挥员。他们的工作方法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各项政策和生产技术措施能否贯彻执行。在农业生产上，每一项生产工作都有紧迫的季节性，往往有许多农活交错在一起，如果队的干部安排得好，就可以克服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如果领导得不好，即或原来劳动力大体上够用，也会因窝工浪费而不够用，使各种作物不能按农时进行。
公社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善于抓关键。吐鲁番县五星人民公社五星生产队在王恩茂同志的帮助下，在这方面摸到了一些经验。他们在改进领导方法以前，各项农活不分缓急，齐头并进，工作处处被动。例如棉田管理在6月上旬是这个队最主要的任务，棉田管理工作中的关键是追肥和浇水，但当时队干部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环节，却提出要锄草松土三次以后再追肥浇水。锄草三次对棉田保墒虽有一定好处，但当时和追肥、浇水比较起来，锄草松土还是次要的。当时全队棉花距离播种期已五十多天，并已出现旱象，如不及时浇水，将会严重落铃。至于中耕锄草，当时已中耕过一次，如再进行二次、三次，二百多个劳动力锄二千五百亩棉田，还得十余天时间；这不但必要性不大，而且得推延追肥、浇水时间十多天。后来，他们改变了这种作法，狠抓了当时棉田管理的关键工作，把劳动力调到追肥和浇水方面，既保证了棉花追肥、浇水不失农时，劳力紧张的情况也相应地缓和了。
在任何时候都有许多农活交错在一起；可是，任何时候各种农活中也有关键的和一般的，有缓有急。领导生产的干部必须善于随时抓工作中的关键，识别主次，衡量轻重，斟酌缓急，然后合理安排劳力。在妥善安排劳力之后，还要使组织工作跟上去，并从中找寻提高工效的关键。
队的干部怎样才能作到随时抓住生产中的关键呢？除了提高责任感以外，顶要紧的是踏踏实实参加生产。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多少时间，都要项项详细计算，样样具体安排。只有亲身参加生产，才能发现哪些是关键，哪些不是关键；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经验。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也应该经常深入到队里去，踏踏实实帮助队里的干部做好领导生产的工作。队一级的领导工作作好了，完成各项任务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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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阎店管理区勤俭成风
本报太原2日电 中共山西临汾县史村公社阎店管理区在党支部领导下，近四年来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出现了人人勤俭、个个节约的新风气。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个管理区几年来
（包括农业社时期）坚决和“讲排场、怕小气”的坏作风作斗争。1956年当高级社成立时，有人建议从社里拿出二百元，买些绸旗和腰鼓、舞衣、洋鼓、洋号，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这时党支部就启发大家算细账，同时提出用这些钱是不是可以买一头耕牛？最后大家同意只花十几块钱，买了一丈多红布和鞭炮，敲打起旧锣鼓，照样度过了那个全民欢腾的日子。从高级社成立到现在的四年内，这个管理区办公室用的桌子、凳子等家具还都是初级社时候的；新增加的用具，只有一台油印机和一个洗脸盆。按计划行政管理费用可以占总收入的1％，可是花得最多的1958年也占不到总收入的0.3％，全年节约了三千多元。有人笑他们太小里小气，支部书记丁自立严正地说：“讲排场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提高生产，增加社员收入。”
在生产建设上，阎店管理区党支部一贯坚持节约和合理使用扩大生产投资的原则。凡是暂时达不到，或办了会影响社员收入的事都不勉强办。为了发动全体社员都来监督管理委员会执行这条原则，较大的生产建设开支账目，都事先向社员交待清楚，并征求意见。在预算收入的时候，党支部从来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花钱的时候总要留有余地，这就是长期不欠国家贷款，不欠社员收入的可靠保证。阎店管理区的生产建设是不是就比其他管理区少呢？事实相反，他们生产建设规模比周围几个管理区都大，从成立高级社以来，增加了十六辆胶轮车，三十二辆平车，六十九头牲口，还买了六台共八十三马力的动力机。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财务管理工作上的堡垒作用，是阎店管理区能顺利贯彻勤俭办社方针的重要原因。几年来，有关社员经济生活中的大事，都先经过支部大会讨论，以便作出最勤俭的支出方案。例如今年麦收中，第十四生产队缺四百根麻绳，如果要买就要花四、五百元，等于全队每人减少一元收入。这个队的党小组长就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出用麦秸织绳代替麻绳的办法，节省了这笔开支，这件事受到了社员的好评。
党支部对党员的勤俭作风十分重视。党支部书记从部队转业回乡已经五年了，现在仍然穿着旧军装，带回来的手表也交给了抽水机站使用，他在生活上从不特殊。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中，党的支部和党的小组经常检查党员的勤俭作风，所以几年来党员都能模范的爱护公共财产，遵守财务制度，生活上没有乱吃乱花的现象。党员的勤俭作风在群众中树立了榜样。
由于认真贯彻了勤俭办社的方针，全区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58年全区粮食比1957年增产了二十八万斤，棉花增产了十六万斤；今年刚刚收割的小麦每亩又比去年增产将近一倍。生产的发展使社员收入在1958年就赶上了富裕中农水平，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五元。现在95％的社员在信用社有了存款。十八户的李家庄过去就有十四户老欠款户，现在不仅没有了欠款户，还有十五户有存款。社员们普遍说：“勤俭办社真是宝，多亏支部领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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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简会议 改进开会方法
麻河口公社干部有更多时间参加生产
据新湖南报消息湖南南县麻河口公社党委最近采取了具体措施，精简会议和改进开会方法，决定不必要开的会坚决不开，需要开的会从简、从短。
这个公社长时期以来会议多，开会时间长，特别是在生产紧张的季节里，会议更多。因此，公社、大队的干部没有充裕的时间深入下去领导生产和参加生产。
公社党委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开会过多的确影响生产，影响工作。为此，公社党委在5月中旬，召开了有各管理区总支书记参加的扩大党委会议，决定采取如下几项办法，精简会议和改进开会方法：
①开会前充分作好准备。公社党委需要开会讨论某项重要工作时，先一天用电话通知会议的议题，要求每个参加开会的人，准备意见。这样会议时间短，解决问题快。例如北河大队总支书记陈霞生接到公社党委要开会研究禾苗追肥问题的通知后，便深入田间检查，深入群众访问，知道全大队采取临田鉴苗，分类排队，看苗看天看田追肥的办法很好，在公社党委会上介绍后，会议就推广了这个大队的经验。会议时间比过去短得多，效果却很好。
②改变会议地点，党委会搬到中队开，群众会在田头开。以往无论是党委会和群众会，都集中到公社或生产队开会。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又能更好地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③党委分片传达，减少生产队干部赴会时间。
④某些临时性突击性的工作，可以不必开会的，运用电话进行布置。
这个公社采取上述措施后，会议减少了，开会时间缩短了。干部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到生产队、作业组和田间去，使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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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向主要副食品自给进军
成都学重庆，争取蔬菜自给，大力发展家禽家畜
据新华社重庆2日电 重庆市正向生猪、鸡、鸭等几种主要副食品生产自给的方向进军。
现在重庆市郊区已建立了许多大型养猪场、万鸡山和中小型养禽场。郊区各人民公社队队有猪群，家家养鸡鸭。到6月中旬，各人民公社饲养的生猪发展到一百二十四万多头，鸡鸭繁殖到四百万只以上；四十八万个农户，平均每户养猪两头半，养鸡鸭八只。住在郊区的机关、厂矿、学校、部队的集体伙食单位，和城市商业、饮食、服务等部门，也在不影响城市卫生的原则下，饲养了四万七千多头猪。
在去年以前，重庆市所需猪和小家禽，82％到90％要靠附近各县供应。从去年大跃进开始，全市积极贯彻了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到去年年底，生猪存栏数达到了一百万头。从今年春季开始，全市又展开了一个发展家畜家禽生产的群众运动。从市到公社生产队，各级党组织都有一个书记专管家畜家禽的生产。各公社都成立了养猪、养鸡鸭的专业队，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家禽家畜生产；同时，特别注意解决猪种、防疫、设备和技术指导等问题。现在全市已有母猪二十五万头，适龄母猪中有82％做到了全配满怀，使发展仔猪有了可靠的保证。郊区建立的九十二个小家禽孵化房，一次可孵化一百四十万只小鸡、小鸭，成活率一般在80％以上。在生猪和家禽生产大发展以后，郊区各人民公社正大力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办法种植和采集饲料。
本报成都2日电 成都市商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学习重庆市副食品自给的经验中，争取作到蔬菜稳定自给、品种多样、质量提高，同时大力发展家禽家畜和养鱼等副食品生产。
成都市按照城市人口每人每天食用蔬菜一斤半计算，全年需要五亿四千多万斤，因此，全市蔬菜基地将由目前五万多亩扩大到八万多亩再加上从邻近各县购进部分蔬菜，每天蔬菜上市量有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斤，基本上满足市场需要。郊区各公社正设法增加花色品种和细菜比重。
为了稳定产量，消除旺、淡季生产不均现象，各公社已为淡季生产作了具体安排，选出适宜品种进行播种，并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淡季蔬菜产量。
全市家禽家畜也将大量发展，目前郊区已划出饲料基地二万亩，到年底猪只将发展十二万头，比去年同期增加五万头；鸡鸭将达到平均每户七到十只；养鱼水面扩大到五千亩，另外准备在七千亩稻田中养鱼。
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全市商业、农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副食品生产办公室”，专门负责副食品生产领导工作。为了解决菜地扩大后出现的劳力不足问题，全市决定从区、社办工业中抽出部分人力返回郊区参加生产，部分地区将改用机械进行排灌。
现在成都市平均每人每天能吃到蔬菜一斤四两左右，较去年下半年增加一倍，蔬菜价格也下降23％。
（孙跃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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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依赖思想 建生产基地
齐齐哈尔蔬菜供应一年胜一年
佳木斯大批蔬菜支援兄弟城市
据新华社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破除依赖思想，大干了两年，建立起七个大型副食品生产基地，有二百五十二个工厂、机关、学校自办了以生产蔬菜为主的中小型农场以及畜牧场、养禽场，使全市的副食品供应状况一年强似一年。
现在，东北地区虽然还没有进入蔬菜上市旺季，但是齐齐哈尔市每天已有五、六十万斤蔬菜上市，每人平均可以吃到一斤新鲜蔬菜。全市现在饲有生猪十万多头，鸡鸭一百零三万只，鱼一千六百万尾。近一个月来，这个市运出了一百三十万斤蔬菜、十多万斤鸡蛋，支援了哈尔滨、小兴安岭林区等地。
齐齐哈尔市是新兴的工业城市，1949年全市只有十七万人，随着生产的发展，1957年增加到六十多万人。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而原有郊区的菜地一部分又被用来建设工厂，在副食品供应上就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当时解决蔬菜供应问题的主要办法，是抽调大批商业干部到外地采购，加强南菜北运。这个办法虽然使蔬菜的供应量增加，但是成本高，损耗大，品种不全。
针对这种状况，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在1957年8月间作出了“改组郊区农业生产，建立副食品基地”的决定，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一部分干部认为工业城市是管工业生产的，副食品供应主要应该依赖外地。因此，市委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普遍召开辩论会，辩论这个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副食品生产，不依赖外地供应，就可以摆脱副食品供应上的被动局面，同时可以减轻外地的负担。
本报哈尔滨2日电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今年郊区蔬菜播种面积较去年增加了28.4％，按全市人口平均，每人占有一亩菜地。现在春夏蔬菜源源不断供应本市人民生活需要外，还大量调出支援哈尔滨、鹤岗、双鸭山、牡丹江、伊春等城市及工矿地区。
一个规模宏大的养猪养禽基地在佳木斯郊区已初步形成。郊区各公社已建起大批养猪场、养鸡鸭场、乳牛等畜牧场。全市生猪在短短四个月中，猛增70％；鸡比年初增加40％。市郊各公社养鱼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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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简会议前后
刘权贵
湖南华容操军公社岳城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搞千斤丰产运动的劲头真足！为了集中干部、群众的精力打好这一仗，他们想方设法，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精简会议。
说起开会，这个大队在前一段是开得过多了些，大大小小的会，差不多天天都有；而且存在“三长”现象：即等会时间长、领导干部的报告长、布置工作长。由于“三长”，有时一个会开到半夜三更，影响睡眠和白天生产。干部开会过多，也就没有好多的时间深入下去。千斤丰产运动开展后，总支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就如何改进开会作了专门研究。决定本着
“少开会，开好会，少报告，多讨论”的原则，用推、压、并、统、结的办法，精简会议。所谓“推”就是把暂时不必开的会推后一步；“压”，就是把可以不要开的会坚决压下去不开；“并”，就是把可以合在一起开的会并作一次开；“统”，就是各部门工作统一进行布置；“结”，就是采取田间碰头，收集汇报，把检查生产与布置生产紧密结合起来。除此以外，还要求会前有准备，使每个会能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要求准时开会，并规定晚上开会不超过十点半钟。这些决定作出后，干部、群众个个称好。
作了决定，还得付诸实践。为此，总支书记特别注意以身作则，首先自己作出榜样。第一次开干部会，就按新的规定行事：事先作好准备，准时开会，少报告，多讨论，使每个人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对迟到的两个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两个干部有些不好意思，保证今后不再迟到。果然，第二次通知天黑开会，到时点名，一个不差。分支书记刘云贵高兴地说：“这样开会真好！时间不长，不要熬夜，工作布置得清清楚楚，以后能够更好地带头生产了。”
总支一作出样子，上行下效，开会“三长”的现象没有了。干部有了充裕的时间深入田间，和社员们一块劳动；社员们也再不担心开会熬夜。从此，千斤丰产搞得更加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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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心主任”和“保险会计”
姚文锦
山西左云县威远堡人民公社南八里管理区党支部书记贾林茂和会计赵国富，从担任原来旗杆农业社（现在是南八里管理区的一个生产队）的主任和会计起，五年来共同管理公共财务，做到了账目清手续清，开支省成本低，群众满意地称他们为“放心主任”、“保险会计”。
这两个人今年都五十岁了，生在同年同月；一个家住旗杆村，一个家住孙家堡；一个扛过二十多年长工，一个当了多半辈子庄户；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非党积极分子。1954年春，当相距一里的旗杆村和孙家堡联合办农业社的时候（现在这两个村的四十三户农民已搬到一起居住），他们俩同时被选为主任、会计。从此，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战斗，把他两个紧紧结合到一起。从1954年建成初级社以后，到1958年转为人民公社，整整五年了，旗杆社（队）的财务账目在他两个的经管下，从未发生过一次差错，和国家和社员的手续往来，也从未马虎过一次。有一回，社员王文远投资了十六斗种籽，单子上错记为十一斗；又一回，社员郭连分回了二十斗莜麦，单子上错记为十八斗；以上是仅有的两次差错，也都在当日和次日对证以后得到纠正。不光是账目这样清楚，一切开支也都很节省，所以，生产成本逐年下降。这一带是有名的“好年景收一半，赖年景丢一半”的产量低、成本高的地方，过去的生产投资一般都占总产量的40％左右；但是去年，即下降为24％。还不只这些，他俩同时还是工作、劳动双丰收的模范，五年来，没有要过社里的一个补贴工分。
大公无私风格高
他们怎样做到了五年来账目清、往来手续清？大公无私是个根本原因。忠心耿耿为集体事业服务，他俩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这些年不知有多少钱粮物资，从手里流进流出，但从来没动过一针一线、一草一木，真正是两袖清风、一身干净。社（队）里经常在老贾的院子铡草，剩下的一些乱草碎圪节，老贾也总要收拾起来，送回社里。
前些时，食堂压粉条。有一个炊事员边压边念叨：“咱们常给大伙烩粉吃，可咱们作完了也闻饱了，永不能香香的吃一回。今天咱五个作饭的，每人拿上一个粉垞回家吃吃吧！”老贾的爱人也是个炊事员，也就拿回一个粉垞子。尽管一个粉垞子才值五分钱，可是对于五年来连社里一根柴草棍子也没有动过的老贾来说，这可是件大事。就为这件事，气得老贾三天吃饭不香，狠狠的批评了他爱人。并在发生事件的次日，就到公社作了检讨（粉垞子也在老贾发现后立即退了回去）。老贾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身子不正影儿斜，群众选你当干部，就得给大伙作个样子。”
他俩不但是这样的洁身自爱，甚至，五年多来连个挪钱借款的事也没有过。1957年秋，老赵要进右玉城开分配会议。那时天气挺凉了，老赵还没有棉衣。别的管理委员们劝他支上几个钱缝件棉衣。可是老赵坚决不干。他说：
“要缝棉衣的不光我一人，我要早支，社员们支不支？这样乱开支，咱社的分配制度就没办法坚持了。”结果，借了个棉袄进城开会。
在主任和会计的影响下，在这个社（队）里，根本看不到乱拿乱用、乱挪乱借的现象，也很少有超支户、欠款户，因此，账上有多少东西就能往出拿多少东西，账上有多少现金就能往出拿多少现金。
精打细算“卡”得紧
他们又怎样做到了开支省、成本低？最主要的是坚持节俭原则。扛过二十四年长工的老贾和当了多半辈子庄户的老赵，很懂得社里的一针一线都是社员用汗水换来的，因此，那怕花一个大子儿，也要口问心、心问口的盘算几次：不花钱能不能办了事？少花钱能不能办好事？能不能用最小的本钱换来最大的利益？五年来他们一贯坚持了“五不开支”：即对生产关系不大的不开支，不是迫切需要的不开支，得不偿失的不开支，能以旧代新、利用废物的不开支，需要花而社里的经济力量达不到的不开支。
春天——耕地的要买鞭子，老贾就答复：找点树皮自己编去吧，给你记上点工。耕地的又要买笼嘴，老贾又答复：刨点草根自己挽去吧，也给你记点工。秋天——打场的要买槤枷，老贾就抱来一大堆烂槤枷，动员大家三拼二、二拼一地对付着用。冬天——食堂要买火炉，他两个一划算得二百多元，就让大家拿主意。这时，社员王瑞就献计用破缸泥火炉，结果没花一个钱，暖暖和和地过了冬。生产集体化和生活集体化以后，人们最担心的是怕增加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可是这个社（队）的管理费，五年才花了一百六十五元，每年平均三十三元。老赵给自己规定：三个笔尖用一年，一个笔杆用三年，点灯不买灯，用的是墨水瓶。
开支卡得这么紧，有时也免不了惹人生气。郭连就气得说过：“唉！看咱这个耕地的，算别提啦！牛头带的草根笼嘴，人手拿的榆皮鞭子，真是一个穷胎子、苦架子。”为这，他俩常向社员解释。其实，不解释，社员也会明白的。社员们说：“有老贾老赵当家，永远是细水长流，财源不断，你就别愁有个马高蹬短。”
勤学勤问钻业务
也许人们以为作到五年账目清、往来手续清、开支省、成本低的老贾老赵，一定是能写会算的人物。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刚搞初级社的那年，老贾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就连在村里被称为“圣人”的老赵也只念过一年书，连个“投资”二字都写成了“头支”。因此，社员投进的东西怎么记？社里买进的东西怎么记？繁殖下小牲畜怎么记？农具坏了、牛死了怎么记？作为公共财产的小骡马长大后价值提高了又该怎么记……？这真把他俩愁得废寝忘餐。但是，一遇到这些问题，他俩就跑到邻村向别的主任、会计们请教，或在会计辅导会议上请大伙讨论。
当会计打不来算盘算不来账，曾经使老赵苦恼得很。为了学打算盘，他到八里远的滴水沿村找了个老师。每次去滴水沿的时候，都是头天日落动身，次日五更回村，还不误白天的营生。头次去滴水沿的时候，是老贾陪着去的，在黑压压雾沉沉的十六里夜行途中，身为共产党员的老贾对老赵进行了许多鼓励：“别看账本是纸的，可它关系着咱全社两千多亩土地的生产和一百七十口人的生活。差下一个洋码码，就会乱个一锅粥。社员把他们的全部家当交给社，咱们要是连个账也弄不清，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全村老少！说啥你也得把打算盘学会。”老赵也曾因自己能力太差，几次想到辞职，但在老贾的帮助下，终于鼓起勇气，坚持了工作。
别的会计是一笔账一道手，老赵知道自己不行，每笔账都要经过三道手。头道手记个单子，二道手腾在本子上，然后经过校正无误了，他才过第三道手——往账上抄。所以，别看字儿写得挺丑，可账上很少有涂改现象，什么时候翻开账本，也是清清楚楚的。
财务往来守信用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为了保证账目清、往来清、开支省、成本低，老贾老赵对于财务制度十分重视。在他两个的带头影响下，旗杆社（队）五年如一日地严格坚持了现金管理制度、仓库保管制度、开支批准制度、财务检查制度，以及当日的账当日了，会计、出纳、保管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等制度。为了坚持当日的账当日了的制度，老赵经常是更深夜半才回孙家堡睡觉，而老贾则差不多每夜都把老赵送到两村中间的沙沟，然后一个向西，一个向东。有时老赵忙得顾不上回村吃饭，老贾就从自己的家里给老赵烧几个热腾腾的山药。
在社和社员的财务往来上，老贾老赵还通过往来合同，使社员和社永无隔阂，拧到了一气。所谓往来合同，就是凡社员向社投进的肥料、资金、牲畜、种籽、农具和各种用具等，说借就是借，说租就是租，说买就是买；借的都打借条，买的作价公道；而且是说几时还就几时还，决不无故拖拉积欠。这样，大家心里都有数，便于互相监督。也有时候发生意外，到时候拿不出钱来。1955年的牲畜租金（那时对社员的牲畜采取租用形式）就碰到这个问题。那年社里遭了雹灾，付不起，怎么办？老贾老赵就把十二家养畜户请到一起，商量着办事。大家一商量，说社是谁的，还不是咱的？结果，二百四十多元牲畜租金，当年先要了六十六元。
正因为社（队）里是这样的说一不二，所以社员把社（队）比之为“没有锁子的保险柜”。刚入社时，也有人怕社靠不住，常想找点借口，把钱早拿到手，甚至还要超支，结果使社干部穷于应付，十分被动。但是，五年来的事实教育了人们。现在，社员眼下不用的钱，常常自动存到社里。
争取群众多监督
财务制度靠谁来监督和执行？靠全体社员。社员如何去监督和执行？首先得了解家底。老贾老赵五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财务公开制度：每半月公布一次零星往来；每一月公布一次收、支总情况；秋收分配时是分一场公布一场；全分完了公布全年的总账。起初公布时是贴个单子，但是，社员不识字，跟没贴一样。以后，他俩就利用地头、饭场、会前会后等场合，向社员口头公布。口头公布时，社员又听不懂什么库存实物呀、固定资产呀等新名词，他俩又把这些名词一律改为“土话”。总之是社员不知什么说什么，社员想知什么说什么。社员对有关自己的账目挺关心，老赵就把分户单子经常随身带，社员随问随答，交代得一清二楚。现在，老贾老赵虽然都担任了管理区的干部，仍然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经常带上账单子到各村去转，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工作劳动双丰收
为了减少社（队）里的非生产用工，老贾老赵从来没有要过补贴工分，和一个普通社员一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他俩都是村里有名的勤谨人，五年来一贯坚持了“大雨大办公，早晚小办公，小雨当好天，人闲他不闲”。春天事情杂，多误几个工是免不了的；但一到夏天，事情比较单纯了，他俩的劳动日数便飞快上升。另外，老贾还给社（队）喂着十八只羊和两头大牲畜，即便在村办公，也能捎带着作点营生。老贾还有一份拿手戏，就是能够发挥生产小队的积极性。每当利用一个雨天或一个晚上作了小段作业计划之后，便放开手让小队搞，自己安心下队劳动。至于修改计划、修改定额、活计质量、技术改革等，都在参加劳动中，利用地头、场畔、来回走路或晚上碰头的时候就解决了。因此，他两个虽然担任着社（队）里的主要干部，作的劳动日并不比一般社员少。去年，全社（队）四十三个男整劳力，作到二百个劳动日以上的只有六人，其中就有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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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里账清如水，社员干劲冲天。旗杆社（队）在短短的五年中，连年大跃进。到1958年，全社（队）粮食总产量比初级合作社的1954年增加了四倍以上，大牲畜增加了一倍以上，羊增加了五倍以上，猪由一口增加为九十七口。去年的公共积累扣留较多，但全社（队）每口人的平均纯收入仍达九十余元（包括家庭副业），相当于1954年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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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心管理棉田
安徽巢县烔炀公社今年种植的三万多亩棉花普遍生长旺盛。为了促使棉花多结伏桃，社员们正适时的进行整枝。
何竟成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