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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上层人士纷纷拥护民主改革
感谢中央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实行赎买政策
新华社拉萨25日电 西藏各地的上层人士纷纷表示拥护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他们同声感谢中央决定在民主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政策，并且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改革，彻底废除农奴制度，促进西藏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繁荣。
拉萨市德茂拉章（寺院名）的活佛德茂·丹致加错在谈话中说：对未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党和国家对上层人士的照顾和关怀，为此我衷心感激中央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德茂拉章在叛乱中曾遭到叛匪的炮击，德茂活佛向记者控诉了叛匪破坏宗教的罪行，并且热烈赞扬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泽当地区的爱国上中层人士，20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一致表示要认真执行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因为反对叛乱而被叛匪烧毁了庄园的山南军管会副主任噶炯·顿珠次仁说：“我完全拥护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我是贵族出身，过去对人民有过很多剥削，现在自治区筹委会决定在改革中不咎既往，实行赎买政策，对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给予照顾，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现在通过了进行改革的决议，对广大劳动人民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应该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感到高兴。”平叛期间因为积极支援解放军曾被叛匪打得死去活来的甲萨（地名）的头人格桑次旺说，他过去天天经手派差，看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苛重的差役把百姓弄得家破人亡，痛苦不堪。现在，自治区筹委会决议废除乌拉差役，他表示衷心拥护。扎西通墨溪卡的溪堆（庄园主代理人）阿旺是叛匪头子之一拉鲁·策旺仁增的妻子的庄园管理人，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形势发展，使他认识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野蛮的农奴制度注定要灭亡。如果像过去一样继续为上层反动分子服务是没有出路的，今后只有好好改造自己，为人民办事，才有出路。”
在塔工和黑河地区，许多头人听到自治区筹委会通过进行民主改革决议的消息以后，都积极表示拥护。正在黑河市开会的黑河地区四十多个部落的头人，表示：过去他们对不起劳动人民，今后一定要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为民主改革尽一分力量。
江孜地区各阶层僧俗人民，纷纷举行座谈会，庆祝立即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江孜军管会副主任吉卡·平错茨丹说：“我原是剥削阶级的一分子，今后我要坚决贯彻筹委会的决议，努力做好工作，以报答人民，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江孜附近二十多个寺院的中上层喇嘛和尼姑也举行了座谈会，他们指出，佛教的宗旨是普渡众生，而只有实行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才能脱离封建农奴制度的苦海。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理事、江孜最大寺庙白居寺的上层喇嘛巴塔青说：“按照经典，宗教不应有政治特权，喇嘛放高利贷剥削人民是教规所不能允许的。”白居寺喇嘛桑阿图多说：“为了纯洁宗教，宏扬教规，我们一定要废除寺院的特权和剥削，恢复寺院只进行宗教活动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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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尽快为煤炭战线增添生力军
重庆五对大中型煤井加速建设
新华社重庆25日电 重庆市加快煤矿建设速度，争取正在新建和改建的五对大中型矿井在今年下半年建成投入生产。
这五对矿井是新建的中梁山北矿、砚石台煤矿、鱼田堡煤矿二号井和改建的天府煤矿南井、南桐煤矿二号井。按照设计能力计算，这五对矿井的总年产量相当去年重庆全部煤炭产量的80％以上。
中梁山北矿矿井是重庆地区新建矿井中最大的一对。现在职工们决心把这个矿井在今年9月底建成，并且保证工程质量良好。一个以高产、高质、高工效、低成本和保证安全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正在这个矿井展开。职工们学习和推广了按循环图表作业、多循环平行交叉作业等快速掘进经验，以及多装快运的经验，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许多干部深入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人一起解决施工中的各种问题。技术人员也在工地上帮助工人贯彻执行技术操作规程。7月份以来，这个矿井的巷道掘进速度即逐步上升，7月15日更由10日以前的日进三十至三十五米提高到四十五点二米。
建设其他四对矿井的职工，也大闹技术革新，推广快速掘进、多装快运、合理组织劳动力等先进经验，加快建井进度。为了保证这几对矿井提前建成，有关部门在原料材料供应、交通运输、电力供应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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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官兵踊跃种地养猪
上半年种植农作物面积比去年增加一半
许多部队作到蔬菜肉类全部或大部自给
据新华社2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认真执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进行工农业生产的指示，今年农副业生产多种经营比去年有了很大发展。很多部队作到蔬菜、肉类全部或大部自给，并且逐步建立了一些农副业生产基地。
据上半年初步统计，全军种植蔬菜与农作物的面积比去年增加了50％以上，已收蔬菜一亿零二百多万斤。养猪比去年增加了47％，一部分还支援了地方。喂牛羊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半多。养鸡鸭比去年增加了八倍多。养鱼四千六百多万尾，捕鱼二百七十三万多尾。种的海带已收获五十多万斤。开办作坊二千七百多座，其中包括粉坊、油坊、豆腐坊和甘蔗、粮食加工场等。驻西藏部队今年种植了大量蔬菜、青稞和小麦，并且积极扩大牧场，加速牲畜繁殖。许多驻在沿海的部队组织打鱼队，下海捕捞鱼虾。有些驻在山区的部队组织打猎队，上山猎取野味。许多部队还在营房周围、道路两旁、河边、山坡上种植了果树。
各部队今年的农副业生产，都作到了上下前后，人人动手。各级首长不仅积极领导生产，而且带头劳动。各部队从水兵、飞行员到高原上的战士，或执勤部队，或训练部队，大都进行农副业生产。不少军官家属也积极参加了农副业生产的劳动。
在生产中，各部队尽量利用零星土地，能种一块种一块，能种一棵种一棵，“不留一地，不空一场”。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开展了“人人找地种菜”的活动，把房前屋后，道路两旁，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种上了菜。驻在武汉市区的某连队，利用业余时间在住房周围碎石乱砖堆上开荒，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现已收到蔬菜近万斤。北京部队积极开垦零星土地，利用靶场、操场、营区空地，扩大耕种面积，力争多种多收。不少单位在道旁、沟沿、房前屋后种上了向日葵、大麻子等油料作物。浙江军区部队原来采用“一熟”制的土地，根据实际可能改为“多熟”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他们还发动官兵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和经济林。
各部队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专业生产和普遍参加义务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对劳动力和生产时间作了统筹安排，使农副业生产既不影响部队的训练等任务，又能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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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广东驻军积极帮公社夏收夏种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2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部队，大力支援驻地人民公社夏收夏种。
守卫在海防前线的某部官兵，半个多月来利用执勤、训练空隙时间，帮助驻地人民突击抢收，先后出工一万八千多工，帮助公社收割早稻四千九百三十九亩，打稻八百亩，挑运稻谷四千一百九十八亩。人民空军某部官兵，在最近七天当中出动了大批人员，帮助驻地人民收割、打运早稻五百七十多亩。
据新华社广州2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陆、海、空军部队冒着酷暑炎热帮助驻地公社社员们夏收夏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收割早稻四万亩以上。驻某地部队7月上中旬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十天中帮助当地公社割了一千一百九十亩稻子；他们出动的八辆汽车为公社运谷一万八千斤。
在这同时，各部队还积极帮助农民抢种。某部在6月以来，给公社积绿肥一万四千多担，马粪、猪粪五万八千多斤。另一个部队官兵在收完早稻以后，又用七天时间，帮助社员们抢插晚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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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图：解放军福建前线某部司务长在自己种的蔬菜地里摘瓜
乔恒业摄（新华社稿）
下图：解放军某部的鹅群 沈秉钧摄（解放军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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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突击后再细致搜索
上海捕蝇灭蚊运动深入
郊区十一个县结合积肥大力除害
本报讯 从7月开始，上海市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踏踏实实的消灭蚊蝇、大搞积肥的卫生运动。
这个运动声势浩大。工人、店员、学生、机关干部、里弄居民都组织了捕蝇、灭蚊、清洗阴沟等队伍，到处围剿蚊蝇、消灭蚊蝇孳生地，大搞积肥。仅7月5日一天，就出动了八十五万七千多人次。7月9日，各区又出动了大批人员深入地搜索和消灭蚊蝇孳生地。
5日是星期天，各区各阶层人民放弃了休息，挥汗奋战，取得了辉煌战果，除消灭大量蚊蝇及其幼虫以外，积肥一万八千多担。这一天，上海市市区的一些负责人都亲临前线，与群众一起战斗。
上海市今年的夏季卫生运动，比去年的更加深入、细致。5日全市举行消灭蚊蝇大突击以后，各区随即组织群众检查蚊蝇孳生地的处理情况，并到处搜索有无遗漏。提篮桥区训练了一支拥有六百多人的群众队伍，专门检查搜索蚊蝇孳生地，边检查边处理。卢湾区蒙自路居民跟踪追迹，终于找到并及时处理了一个孳长蚊蝇的老窝。
经过数日的检查搜索，在9日各区群众又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活动，向新发现的蚊蝇孳生地发动攻势，闸北区出动了三万人，掏挖阴沟和垃圾箱。青云路办事处填平了七十多个小洼地。有些区的居民深夜或清晨四时即在公园等公共场所以烟熏等办法扑灭蚊蝇。不少区群众并把室内家俱大搬家，打扫干净消灭臭虫等害虫，同时防止蚊蝇到室内避难。
在运动中，各区对一些蚊蝇容易孳生的重点地区、行业，都组织了力量进行突击。蓬莱区组织了专门队伍，帮助咸菜、酱园等行业突击消灭蚊蝇孳生地。黄浦区一万四千多群众和三千多机关干部，在5日一天内挖掘冲洗了全部小阴沟，9日又冲洗了全部大阴沟。共积肥二十七吨多。
继市区展开大规模的除害突击运动之后，郊区十一个县也掀起了一个除害灭病、大搞积肥的卫生突击运动。
为了坚持不懈、逐步深入地与七害作斗争，上海市人民除经常注意打扫之外，7月下旬，将开展继续消灭蚊蝇、大搞环境卫生、整顿市容的突击运动；8月中旬，将开展以进一步消灭蚊蝇为重点、全面除害的突击活动；9月上旬，将大搞环境卫生、整顿市容。
（李晴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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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害防病在上海
找到了老窝
每天打蚊子、捉孑孓，为什么晚上还是有蚊子咬人？住在卢湾区丽园路蒙自路一带的居民今年都有这样的疑问。他们想，蚊子多，总是有根的，于是卫生工作积极分子们发动全体居民一起来找寻蚊子的孳生地。大家集中注意到蒙自路上有一所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住的大空屋，可是屋子里没有河浜，也没有池子，怎么能繁殖蚊虫呢。后来经过群众东找西寻，发现了下水道里有孑孓，于是把这所大空屋里的二百二十只阴沟全部打开来，原来这个下水道系统由于久不疏通而堵塞了，正是孳生蚊子的好场所。群众一发现这个秘密，次日清早三时半就投入战斗。一天内把二百二十多只阴沟里的孑孓全部消灭了。
深入的检查
下午，提篮桥区的检查队来到了汇利牧场。
这个牧场饲养着一百二十头乳牛、五十头猪、二千多只鸡鸭。饲料、动物的粪便，给场里的卫生工作带来不少麻烦。牧场一向被认为是蚊蝇的孳生地。
这批由里弄居民、工人、学生组成的检查队，都是除四害能手、卫生积极分子。五十四岁的张素娥和四十六岁的陆梅菊最有经验，只要她们看一看积水的颜色，闻一下泥土的气味，就知道有没有孑孓、蝇蛹。今天她们在这里检查了加工车间，并且对每一条阴沟，每个阴湿的角落，都用小铲挖过，仔细地看过。有时还撬开了下水道的沟盖检查，没有发现一只苍蝇、一只孑孓。接着她们到了蚊蝇最容易繁殖的牛房里，墙壁粉刷得雪白，每个门口都挂着蝇拍，空气流通，闻不到臭味。张素娥用手电筒在槽下、饲料缸四周照了一阵，高兴地说：“很清爽，真服贴！”她们最后在猪圈旁边看到阴沟里有污水，没有及时冲洗，认为是这个牧场唯一的缺点。
送肥料
7月9日，苏州河的垃圾码头上特别热闹，黄浦区的店员和居民们熙熙攘攘地运来了一车车的肥料。这是他们辛苦了一天在区内的几千只阴沟里掏出来的泥浆，准备运往市郊嘉定县去支援农业生产。
这一天，早晨刚过七时，南京路上的钟声响了。店员们趁着还没有开市，就把街道和室内卫生打扫得一干二净。新华书店第一书店等商店的职工们还组成小组，分地段轮流值班，一面见脏就扫，一面对行人作卫生宣传。另外还有几十个店员组成了挖沟泥小队，把南京路上的阴沟全部挖了一遍，到下午，他们一共挖到二千斤沟泥，分成八车亲自送到了垃圾码头。
黄浦区经常打扫卫生的制度已经坚持四、五年了，他们并把一个月中的三个“九”日，安排为“头九”打扫马路，“二九”打扫室内卫生，“三九”整洁门面。今年以来，他们还把打扫马路同积肥结合起来。从今年1月到6月，全区店员和居民就积肥十六万四千零四十五吨。（附图片）
张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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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个庄园看西藏黑暗的农奴制度
本报记者 袁定乾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在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反映了西藏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彻底废除黑暗、残酷的农奴制度的心愿。现在，拥护这一决议的呼声已经响遍了整个西藏高原。
这里，记者介绍在一个农奴主的溪卡（庄园）中看到的情况。虽然这只不过是西藏整个农奴制社会的一个小角落，然而从这个庄园农奴的悲惨遭遇，可以了解今天西藏农奴为什么迫切要求改革，同时也可以说明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是多么刻不容缓的事情。
农奴主在溪卡占有一切
这个溪卡属于叛乱分子、原西藏地方政府堪穷（四品僧官）欧协·土登桑却，在拉萨以西的东噶宗，离拉萨三十多里。全溪卡共有农奴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差巴十四户，堆穷七户，朗生十四人。这些农奴中除三户堆穷属于其他领主以外，其余都是欧协的农奴。
农奴主欧协在溪卡里占有一切，包括全部五百九十五克十三升土地（这里的克指的是面积，下一克种子的土地称为一克地，一克约合二十五斤）和房屋，绝大部分牲畜和农具。全溪卡仅有的几台石磨，也全部为欧协所占有。
欧协在这里的管理机构，藏语称为“雄江”，意思是“领地上的政府”。这个管理机构拥有一幢三层楼房和一幢专供欧协避暑的别墅。欧协本人并不常来溪卡，只是夏天来住一两个月，他在这个“政府”中设置了一个“溪涅”（溪卡管理人）、一个“列本”（专管农奴劳动），代他统治所有的农奴和管理溪卡的收入。
在溪卡管理机构高大的楼房附近，有一些低矮而又破烂的平房，这就是溪卡给支差的农奴住的“差房”，许多农奴世世代代就住在这些阴暗的黑屋中。少数差巴家里有少许小牲畜和农具，而绝大多数堆穷就没什么财产，他们所有的东西只是破烂的衣物和残缺不全的食具。至于朗生，就更加悲惨了，他们多数和牲畜睡在一起，自己一无所有。
同西藏其他大多数农奴主庄园一样，这个溪卡的土地主要是由差巴耕种。可是，全溪卡十四户差巴没一户有耕牛和犁铧，只有一些小牲畜和锄、耙、镰刀等简单农具。每年春、秋犁地时，他们要以高额租金向溪卡租来用，每架（二头）牛每天付给三十两藏银（合银元二元），还要供给耕牛饲料。一般农户仅这一项支出，每年就约需十克青稞。大部分差巴在给溪卡或欧协家里支畜差时，也必须以每头毛驴七两五钱到十两一天的租金，租用溪卡的毛驴。
农奴的人身依附
在农奴主欧协的账簿上，对每一户农奴的人口都有详细的记载。农奴生了子女，必须到农奴主那里登记；农奴分家或同其他领主的农奴联亲，也必须报告欧协并得到他的批准，不然就会受到惩罚。
无论那一种农奴，除了私自逃亡以外，农奴主都不允许他们离开溪卡去作其他的谋生。农奴主需要时，都得随叫随到，不能迟延或反抗。欧协还可以随便把农奴赠送给其他农奴主甚至出卖他们，或作其他的处置。这里的差巴和朗生中，有的就是欧协从山南的另一个溪卡调来的，有的朗生以前不属于欧协，而是其他农奴主赠送或换给欧协的。
这个溪卡有六个男朗生和八个女朗生，他们不仅世代为奴，连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也没有。如朗生噶玛和规桑两姐妹都已经为欧协当了五、六十年牛马而她们从没有享受过家庭的幸福。有的朗生私自结合，有的经过“溪涅”同意后结合，但是他们结合后都不能建立一个单独的家庭。如朗生桑丹（男）和堆穷巴珠结合已经十多年，有了四个孩子，但他们仍然分别是朗生和堆穷，过去桑丹经常住在领主家里，不能和巴珠同居，更不能替巴珠干活。差巴仲堆·边巴（女）和附近江哦溪卡的一个朗生结合也好几年了，可是他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同居，只能有时相互来往住上一宿。按照农奴制度的规定，凡是这个领主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农奴结合生的孩子，男孩随父，女孩随母，各为其领主所属农奴。欧协的这些农奴也要严格地遵守这条法规。
这里的农奴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都被农奴主的三条锁链紧紧地束缚着，人身依附只是其中的一条。差役和高利贷这两条锁链，更使得他们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甚至家破人亡。
繁重的差役和高额的地租
这个溪卡的全部五百九十五克十三升土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农奴主的自营地，靠农奴支差役经营。十四户差巴向农奴主支十三个常年差役，才换得一百九十三克十四升份地耕种，仅占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种十九克份地的差巴，要支一个半常年差役；种六至九克份地就要支半个常年差役。
支常年差役的农奴必须终年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地劳动，还要担负农奴主其他一切杂役。他们比一般农奴更没有自由，在劳动时有“列本”在旁指挥和监督，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劳动稍一松懈就要挨打受骂。他们终年为农奴主辛勤劳动，却要自带农具和食物，农奴主连茶水也不供给。
凡支一个常年差役的农户，每到春秋两季还要增派一个人为农奴主自营地劳动约两个月，还要租若干头驴为农奴主运送肥料、种子、粮食、草料等等。每年农事最忙的时候，也就是差役最多的时候，这时农奴必须全部出动首先为农奴主的自营地劳动，然后才能在自己的份地上工作。
据记者初步调查，仅以农奴每年向农奴主支的主要差役平均计算，农奴种十五克十四升份地，每年负担的内差就有人工四百四十个，畜工四十个。有的差巴因所得份地较少，负担的内差就更重。如索郎泽仁，只种十克十升份地，仍要支一个常年差役，卡玛卓玛只种五克十四升份地，也要支半个常年差役。农奴主为了增加经营自营地的无偿劳动，逐年在减少农奴的份地数量，从而越来越加重了农奴的差役负担。
这个溪卡农奴为原西藏地方政府负担的外差虽然不多（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牲畜和房屋，牲畜多的外差就支得多，但仅筑堤、修桥和给宗政府修建房屋等几项，就经常影响农奴的生产，碰上这种差，少则需时一个月，多者往往要两、三月甚至半年。
农奴为了应付繁重的差役，便不能很好地经营自己的份地。劳动力少的农户，有时甚至错过了播种和收割季节，因而造成庄稼减产或份地荒废，例如，差巴顿珠种十六克十升份地，家中仅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妻子贡桑为农奴主支常年差役，农忙时他自己也要为农奴主支差。他们因为不能很好地经营自己的份地，庄稼年年减产，有些份地荒芜，债务也越积越多，不得不逐年用份地抵债，到去年他自己仅耕种了一克十升地。类似顿珠这种情况，在差巴中非常普遍，农奴主通过差役制度把这些农奴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
差役是农奴向农奴主负担的一种劳役地租，这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剥削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欧协这个小溪卡里也不例外，它通过这种形式，对农奴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剥削量是很大的。以1958年为例：据“溪涅”次仁旺堆的账簿记载，去年农奴主有四百零一克十九升自营地播种了作物，共收获粮食三千六百零五克十升（这是“溪涅”在秋后向农奴主欧协上缴的数目，实际收获量一定比此数还多），除去种子四百零一克十九升（未扣除牲畜投资），去年净得三千二百零三克十一升。农奴主自营地所收粮食，占溪卡全部土地净收粮食的77.7％，也就是说，剥削量达到77.7％。
差巴租种的“波辛”（定额租）和“协辛”（分益租）地的实物地租，租额也是很高的。十四户差巴共租种波辛地二十三克七升，协辛地十一克，这些土地都是属于其他农奴主的。波辛地，不管收成如何，一般是每克地每年固定要交租三克，只有少数土质较差的地交一克或一克多。协辛地都是在秋后以粮草各半进行平分，农奴所得实际上比领主要少得多，扣除种子和牲畜投资，就所剩无几。无论波辛地还是协辛地，每年收获扣除种子和农奴的牲畜、人工投资，其实际地租额都往往高达70％到80％以上。
在这个溪卡里，有几户农奴并没有份地，而他们每年也都必须缴纳地租。如更登、旺登这两家差巴，都没有一寸土地，他们每年要向哲蚌寺缴纳二克租粮。还有一种离奇的情况：这个溪卡的农奴主把份地交给农奴耕种，而这块土地又必须向另一领主交租，一块土地同时要向两个领主交租。如差巴采松卓玛有一块三克份地，是以常年差役向农奴主换来的份地，而这三克地每年的收获，又要平分一半给哲蚌寺的一个喇嘛，这块地实际上又成了寺院的协辛地。这些一块地向两个领主交租和无地而交租的莫名其妙的额外负担，无止境地榨取着农奴的血汗。
债务世世代代还不清
在这个溪卡里，大部分差巴都负有几笔数十年前的旧债。这些旧债既不知道祖辈原欠多少，也不知道现在该还多少，以及还要多少年才能还清。仅根据目前知道数目的债务初步统计，十四户差巴共欠债一百三十七笔，其中欠粮食四千零一十一克十升，藏银四百零一秤（一秤合五十两）十三两，平均每户欠粮二百八十六克，藏银一千四百三十四两。
农奴借贷，要先送哈达请求，还必须送些礼物。粮债不要抵押，但借钱债就必须有相等或超过所借债款的抵押品。无论借粮债或钱债，都必须有几个人作保，借债人无力偿还而逃跑和死亡时，就由保人和亲属、邻居共同负担。现在这十四户差巴的债务中，就有近二十笔是因负债农奴逃亡后转嫁到他们身上的。
农奴借债的利息一般都很重。这里盛行的高利贷是借五还六、借六还七，很少有借七还八的。借债时间一般是在藏历二、三月间，到九、十月间还债；五、六月间借到九、十月间还，利息也和二、三月间借的一样高。
这个溪卡的农奴每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要用来还债，有的农奴甚至全部收获都偿还了债务。去年，十四户差巴在秋收后偿还债务的总数共达六百九十五克粮食，平均每户四十九克十二升，而去年这十四户差巴的全部土地（包括典当地的收入）总共仅收粮食八百一十七克九升，用于还债的粮食占全部收入的84％以上。
农奴不断丧失份地
按照农奴主的规定，农奴借粮债达到一定的数字（一般是六十克，也有少一些的）而不能偿还时，就得用土地抵押。这是债主（也就是农奴主）对农奴的一种更残酷的剥削方式，是一种强盗式的掠夺。农奴主从抵押土地的收入，往往比一般高利贷要多一倍到几倍。
例如，差巴索郎泽仁欠“赤江拉让”（即叛乱头子赤江活佛的管理机构）五十克青稞，这笔债是索郎泽仁祖父时借的，他祖父和父亲都逐年出息，已不知还了多少。六年前，赤江又要他以三克地抵押，这三克地每年由索郎泽仁出种子、人工经营，秋收时连粮带草全由赤江拉让派人来收去，作为每年应交的利息。索郎泽仁像这样交了五年，即交到1957年，以每年收二十一克计算，总共已交了一百零五克。从去年开始，赤江拉让又要他以二克地像这样交三年，然后再将这二克地交赤江拉让所有，才算本利还清。索郎泽仁说：“这种债害得我太苦了，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二克地到明年秋收后就要被赤江拉让拿去了。”
差巴抵押和典当土地，一部分是因为债务逼迫，不得不将土地抵债或典当；一部分则是因为差役繁重，差巴无力耕种自己的份地，个别的也有由于其他特殊原因，如疾病、死亡等而抵押或典当土地的。农奴不断丧失份地，日渐走向破产，生产热情愈来愈低，因而形成农村生产日益雕敝，民不聊生。据调查，十四户差巴中有十一户都不同程度地抵押或典当了土地。这十一户差巴原共有差辛、波辛、协辛地一百七十九克一升，而去年他们自种的仅八十克十四升，抵债和典当的土地达九十八克七升，占他们全部土地的55.3％强。其中顿珠去年自种土地不到十分之一，有一户名叫郎吉顿珠的差巴，甚至已经失去了他的全部份地。
农奴大量逃亡
据初步调查，近二十多年来，这个溪卡逃亡的差巴，就有六户，几乎占到原有差巴数的一半，其中有的是1952年或1953年才逃亡的。他们逃亡的原因都是因为支不起差或无力偿还债务。
差巴逃亡后，他们遗下的债务都落到了其他农奴的身上。现在的十四户差巴所欠的一百三十七笔债务中，就有近二十笔是逃亡差巴遗留下来的。如差巴采松卓玛，原是差巴洛卜当家的女儿，在解桑逃亡后，才从洛卜当家分出接替了解桑的差地，成为新的差巴，但同时也就接收了解桑遗下的部分债务。这笔债务采松卓玛已经代还了二十五年，共交付了粮食三百克，而现在还欠一百零六克，其中一笔规定每年交八克，还要交七年；另一笔规定每年交二克，还要交五十年。
逃亡的差巴，遭遇都是很悲惨的，据一些熟悉当时情景的差巴谈，逃亡的六户中，一户至今下落不明。其他五户都已家破人亡，在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中全家死于异乡。
在西藏农奴制度下，本来差巴是不能分家的，如有差巴分家，除他的长子或长女继承份地仍为差巴外，分出的都只能成为堆穷。同时，农奴主还规定，差巴分家必须将其财产的十分之一上缴给农奴主。而农奴大量逃亡，土地荒芜，逼使农奴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法规，从差巴家中分出劳动力来接种荒废了的土地。这种种现象进一步说明：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残暴统治、压榨，已经使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临到了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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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人士纷纷拥护民主改革
感谢中央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实行赎买政策
新华社拉萨25日电 西藏各地的上层人士纷纷表示拥护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他们同声感谢中央决定在民主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政策，并且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改革，彻底废除农奴制度，促进西藏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繁荣。
拉萨市德茂拉章（寺院名）的活佛德茂·丹致加错在谈话中说：对未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党和国家对上层人士的照顾和关怀，为此我衷心感激中央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德茂拉章在叛乱中曾遭到叛匪的炮击，德茂活佛向记者控诉了叛匪破坏宗教的罪行，并且热烈赞扬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泽当地区的爱国上中层人士，20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一致表示要认真执行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因为反对叛乱而被叛匪烧毁了庄园的山南军管会副主任噶炯·顿珠次仁说：“我完全拥护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我是贵族出身，过去对人民有过很多剥削，现在自治区筹委会决定在改革中不咎既往，实行赎买政策，对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给予照顾，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现在通过了进行改革的决议，对广大劳动人民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应该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感到高兴。”平叛期间因为积极支援解放军曾被叛匪打得死去活来的甲萨（地名）的头人格桑次旺说，他过去天天经手派差，看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苛重的差役把百姓弄得家破人亡，痛苦不堪。现在，自治区筹委会决议废除乌拉差役，他表示衷心拥护。扎西通墨溪卡的溪堆（庄园主代理人）阿旺是叛匪头子之一拉鲁·策旺仁增的妻子的庄园管理人，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形势发展，使他认识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野蛮的农奴制度注定要灭亡。如果像过去一样继续为上层反动分子服务是没有出路的，今后只有好好改造自己，为人民办事，才有出路。”
在塔工和黑河地区，许多头人听到自治区筹委会通过进行民主改革决议的消息以后，都积极表示拥护。正在黑河市开会的黑河地区四十多个部落的头人，表示：过去他们对不起劳动人民，今后一定要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为民主改革尽一分力量。
江孜地区各阶层僧俗人民，纷纷举行座谈会，庆祝立即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江孜军管会副主任吉卡·平错茨丹说：“我原是剥削阶级的一分子，今后我要坚决贯彻筹委会的决议，努力做好工作，以报答人民，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江孜附近二十多个寺院的中上层喇嘛和尼姑也举行了座谈会，他们指出，佛教的宗旨是普渡众生，而只有实行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才能脱离封建农奴制度的苦海。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理事、江孜最大寺庙白居寺的上层喇嘛巴塔青说：“按照经典，宗教不应有政治特权，喇嘛放高利贷剥削人民是教规所不能允许的。”白居寺喇嘛桑阿图多说：“为了纯洁宗教，宏扬教规，我们一定要废除寺院的特权和剥削，恢复寺院只进行宗教活动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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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尽快为煤炭战线增添生力军
重庆五对大中型煤井加速建设
新华社重庆25日电 重庆市加快煤矿建设速度，争取正在新建和改建的五对大中型矿井在今年下半年建成投入生产。
这五对矿井是新建的中梁山北矿、砚石台煤矿、鱼田堡煤矿二号井和改建的天府煤矿南井、南桐煤矿二号井。按照设计能力计算，这五对矿井的总年产量相当去年重庆全部煤炭产量的80％以上。
中梁山北矿矿井是重庆地区新建矿井中最大的一对。现在职工们决心把这个矿井在今年9月底建成，并且保证工程质量良好。一个以高产、高质、高工效、低成本和保证安全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正在这个矿井展开。职工们学习和推广了按循环图表作业、多循环平行交叉作业等快速掘进经验，以及多装快运的经验，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许多干部深入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人一起解决施工中的各种问题。技术人员也在工地上帮助工人贯彻执行技术操作规程。7月份以来，这个矿井的巷道掘进速度即逐步上升，7月15日更由10日以前的日进三十至三十五米提高到四十五点二米。
建设其他四对矿井的职工，也大闹技术革新，推广快速掘进、多装快运、合理组织劳动力等先进经验，加快建井进度。为了保证这几对矿井提前建成，有关部门在原料材料供应、交通运输、电力供应等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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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官兵踊跃种地养猪
上半年种植农作物面积比去年增加一半
许多部队作到蔬菜肉类全部或大部自给
据新华社2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认真执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进行工农业生产的指示，今年农副业生产多种经营比去年有了很大发展。很多部队作到蔬菜、肉类全部或大部自给，并且逐步建立了一些农副业生产基地。
据上半年初步统计，全军种植蔬菜与农作物的面积比去年增加了50％以上，已收蔬菜一亿零二百多万斤。养猪比去年增加了47％，一部分还支援了地方。喂牛羊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半多。养鸡鸭比去年增加了八倍多。养鱼四千六百多万尾，捕鱼二百七十三万多尾。种的海带已收获五十多万斤。开办作坊二千七百多座，其中包括粉坊、油坊、豆腐坊和甘蔗、粮食加工场等。驻西藏部队今年种植了大量蔬菜、青稞和小麦，并且积极扩大牧场，加速牲畜繁殖。许多驻在沿海的部队组织打鱼队，下海捕捞鱼虾。有些驻在山区的部队组织打猎队，上山猎取野味。许多部队还在营房周围、道路两旁、河边、山坡上种植了果树。
各部队今年的农副业生产，都作到了上下前后，人人动手。各级首长不仅积极领导生产，而且带头劳动。各部队从水兵、飞行员到高原上的战士，或执勤部队，或训练部队，大都进行农副业生产。不少军官家属也积极参加了农副业生产的劳动。
在生产中，各部队尽量利用零星土地，能种一块种一块，能种一棵种一棵，“不留一地，不空一场”。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开展了“人人找地种菜”的活动，把房前屋后，道路两旁，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种上了菜。驻在武汉市区的某连队，利用业余时间在住房周围碎石乱砖堆上开荒，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现已收到蔬菜近万斤。北京部队积极开垦零星土地，利用靶场、操场、营区空地，扩大耕种面积，力争多种多收。不少单位在道旁、沟沿、房前屋后种上了向日葵、大麻子等油料作物。浙江军区部队原来采用“一熟”制的土地，根据实际可能改为“多熟”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他们还发动官兵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和经济林。
各部队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专业生产和普遍参加义务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对劳动力和生产时间作了统筹安排，使农副业生产既不影响部队的训练等任务，又能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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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广东驻军积极帮公社夏收夏种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2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部队，大力支援驻地人民公社夏收夏种。
守卫在海防前线的某部官兵，半个多月来利用执勤、训练空隙时间，帮助驻地人民突击抢收，先后出工一万八千多工，帮助公社收割早稻四千九百三十九亩，打稻八百亩，挑运稻谷四千一百九十八亩。人民空军某部官兵，在最近七天当中出动了大批人员，帮助驻地人民收割、打运早稻五百七十多亩。
据新华社广州2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陆、海、空军部队冒着酷暑炎热帮助驻地公社社员们夏收夏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收割早稻四万亩以上。驻某地部队7月上中旬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十天中帮助当地公社割了一千一百九十亩稻子；他们出动的八辆汽车为公社运谷一万八千斤。
在这同时，各部队还积极帮助农民抢种。某部在6月以来，给公社积绿肥一万四千多担，马粪、猪粪五万八千多斤。另一个部队官兵在收完早稻以后，又用七天时间，帮助社员们抢插晚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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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图：解放军福建前线某部司务长在自己种的蔬菜地里摘瓜
乔恒业摄（新华社稿）
下图：解放军某部的鹅群 沈秉钧摄（解放军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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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突击后再细致搜索
上海捕蝇灭蚊运动深入
郊区十一个县结合积肥大力除害
本报讯 从7月开始，上海市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踏踏实实的消灭蚊蝇、大搞积肥的卫生运动。
这个运动声势浩大。工人、店员、学生、机关干部、里弄居民都组织了捕蝇、灭蚊、清洗阴沟等队伍，到处围剿蚊蝇、消灭蚊蝇孳生地，大搞积肥。仅7月5日一天，就出动了八十五万七千多人次。7月9日，各区又出动了大批人员深入地搜索和消灭蚊蝇孳生地。
5日是星期天，各区各阶层人民放弃了休息，挥汗奋战，取得了辉煌战果，除消灭大量蚊蝇及其幼虫以外，积肥一万八千多担。这一天，上海市市区的一些负责人都亲临前线，与群众一起战斗。
上海市今年的夏季卫生运动，比去年的更加深入、细致。5日全市举行消灭蚊蝇大突击以后，各区随即组织群众检查蚊蝇孳生地的处理情况，并到处搜索有无遗漏。提篮桥区训练了一支拥有六百多人的群众队伍，专门检查搜索蚊蝇孳生地，边检查边处理。卢湾区蒙自路居民跟踪追迹，终于找到并及时处理了一个孳长蚊蝇的老窝。
经过数日的检查搜索，在9日各区群众又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活动，向新发现的蚊蝇孳生地发动攻势，闸北区出动了三万人，掏挖阴沟和垃圾箱。青云路办事处填平了七十多个小洼地。有些区的居民深夜或清晨四时即在公园等公共场所以烟熏等办法扑灭蚊蝇。不少区群众并把室内家俱大搬家，打扫干净消灭臭虫等害虫，同时防止蚊蝇到室内避难。
在运动中，各区对一些蚊蝇容易孳生的重点地区、行业，都组织了力量进行突击。蓬莱区组织了专门队伍，帮助咸菜、酱园等行业突击消灭蚊蝇孳生地。黄浦区一万四千多群众和三千多机关干部，在5日一天内挖掘冲洗了全部小阴沟，9日又冲洗了全部大阴沟。共积肥二十七吨多。
继市区展开大规模的除害突击运动之后，郊区十一个县也掀起了一个除害灭病、大搞积肥的卫生突击运动。
为了坚持不懈、逐步深入地与七害作斗争，上海市人民除经常注意打扫之外，7月下旬，将开展继续消灭蚊蝇、大搞环境卫生、整顿市容的突击运动；8月中旬，将开展以进一步消灭蚊蝇为重点、全面除害的突击活动；9月上旬，将大搞环境卫生、整顿市容。
（李晴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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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害防病在上海
找到了老窝
每天打蚊子、捉孑孓，为什么晚上还是有蚊子咬人？住在卢湾区丽园路蒙自路一带的居民今年都有这样的疑问。他们想，蚊子多，总是有根的，于是卫生工作积极分子们发动全体居民一起来找寻蚊子的孳生地。大家集中注意到蒙自路上有一所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住的大空屋，可是屋子里没有河浜，也没有池子，怎么能繁殖蚊虫呢。后来经过群众东找西寻，发现了下水道里有孑孓，于是把这所大空屋里的二百二十只阴沟全部打开来，原来这个下水道系统由于久不疏通而堵塞了，正是孳生蚊子的好场所。群众一发现这个秘密，次日清早三时半就投入战斗。一天内把二百二十多只阴沟里的孑孓全部消灭了。
深入的检查
下午，提篮桥区的检查队来到了汇利牧场。
这个牧场饲养着一百二十头乳牛、五十头猪、二千多只鸡鸭。饲料、动物的粪便，给场里的卫生工作带来不少麻烦。牧场一向被认为是蚊蝇的孳生地。
这批由里弄居民、工人、学生组成的检查队，都是除四害能手、卫生积极分子。五十四岁的张素娥和四十六岁的陆梅菊最有经验，只要她们看一看积水的颜色，闻一下泥土的气味，就知道有没有孑孓、蝇蛹。今天她们在这里检查了加工车间，并且对每一条阴沟，每个阴湿的角落，都用小铲挖过，仔细地看过。有时还撬开了下水道的沟盖检查，没有发现一只苍蝇、一只孑孓。接着她们到了蚊蝇最容易繁殖的牛房里，墙壁粉刷得雪白，每个门口都挂着蝇拍，空气流通，闻不到臭味。张素娥用手电筒在槽下、饲料缸四周照了一阵，高兴地说：“很清爽，真服贴！”她们最后在猪圈旁边看到阴沟里有污水，没有及时冲洗，认为是这个牧场唯一的缺点。
送肥料
7月9日，苏州河的垃圾码头上特别热闹，黄浦区的店员和居民们熙熙攘攘地运来了一车车的肥料。这是他们辛苦了一天在区内的几千只阴沟里掏出来的泥浆，准备运往市郊嘉定县去支援农业生产。
这一天，早晨刚过七时，南京路上的钟声响了。店员们趁着还没有开市，就把街道和室内卫生打扫得一干二净。新华书店第一书店等商店的职工们还组成小组，分地段轮流值班，一面见脏就扫，一面对行人作卫生宣传。另外还有几十个店员组成了挖沟泥小队，把南京路上的阴沟全部挖了一遍，到下午，他们一共挖到二千斤沟泥，分成八车亲自送到了垃圾码头。
黄浦区经常打扫卫生的制度已经坚持四、五年了，他们并把一个月中的三个“九”日，安排为“头九”打扫马路，“二九”打扫室内卫生，“三九”整洁门面。今年以来，他们还把打扫马路同积肥结合起来。从今年1月到6月，全区店员和居民就积肥十六万四千零四十五吨。（附图片）
张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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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个庄园看西藏黑暗的农奴制度
本报记者 袁定乾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在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反映了西藏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彻底废除黑暗、残酷的农奴制度的心愿。现在，拥护这一决议的呼声已经响遍了整个西藏高原。
这里，记者介绍在一个农奴主的溪卡（庄园）中看到的情况。虽然这只不过是西藏整个农奴制社会的一个小角落，然而从这个庄园农奴的悲惨遭遇，可以了解今天西藏农奴为什么迫切要求改革，同时也可以说明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是多么刻不容缓的事情。
农奴主在溪卡占有一切
这个溪卡属于叛乱分子、原西藏地方政府堪穷（四品僧官）欧协·土登桑却，在拉萨以西的东噶宗，离拉萨三十多里。全溪卡共有农奴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差巴十四户，堆穷七户，朗生十四人。这些农奴中除三户堆穷属于其他领主以外，其余都是欧协的农奴。
农奴主欧协在溪卡里占有一切，包括全部五百九十五克十三升土地（这里的克指的是面积，下一克种子的土地称为一克地，一克约合二十五斤）和房屋，绝大部分牲畜和农具。全溪卡仅有的几台石磨，也全部为欧协所占有。
欧协在这里的管理机构，藏语称为“雄江”，意思是“领地上的政府”。这个管理机构拥有一幢三层楼房和一幢专供欧协避暑的别墅。欧协本人并不常来溪卡，只是夏天来住一两个月，他在这个“政府”中设置了一个“溪涅”（溪卡管理人）、一个“列本”（专管农奴劳动），代他统治所有的农奴和管理溪卡的收入。
在溪卡管理机构高大的楼房附近，有一些低矮而又破烂的平房，这就是溪卡给支差的农奴住的“差房”，许多农奴世世代代就住在这些阴暗的黑屋中。少数差巴家里有少许小牲畜和农具，而绝大多数堆穷就没什么财产，他们所有的东西只是破烂的衣物和残缺不全的食具。至于朗生，就更加悲惨了，他们多数和牲畜睡在一起，自己一无所有。
同西藏其他大多数农奴主庄园一样，这个溪卡的土地主要是由差巴耕种。可是，全溪卡十四户差巴没一户有耕牛和犁铧，只有一些小牲畜和锄、耙、镰刀等简单农具。每年春、秋犁地时，他们要以高额租金向溪卡租来用，每架（二头）牛每天付给三十两藏银（合银元二元），还要供给耕牛饲料。一般农户仅这一项支出，每年就约需十克青稞。大部分差巴在给溪卡或欧协家里支畜差时，也必须以每头毛驴七两五钱到十两一天的租金，租用溪卡的毛驴。
农奴的人身依附
在农奴主欧协的账簿上，对每一户农奴的人口都有详细的记载。农奴生了子女，必须到农奴主那里登记；农奴分家或同其他领主的农奴联亲，也必须报告欧协并得到他的批准，不然就会受到惩罚。
无论那一种农奴，除了私自逃亡以外，农奴主都不允许他们离开溪卡去作其他的谋生。农奴主需要时，都得随叫随到，不能迟延或反抗。欧协还可以随便把农奴赠送给其他农奴主甚至出卖他们，或作其他的处置。这里的差巴和朗生中，有的就是欧协从山南的另一个溪卡调来的，有的朗生以前不属于欧协，而是其他农奴主赠送或换给欧协的。
这个溪卡有六个男朗生和八个女朗生，他们不仅世代为奴，连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也没有。如朗生噶玛和规桑两姐妹都已经为欧协当了五、六十年牛马而她们从没有享受过家庭的幸福。有的朗生私自结合，有的经过“溪涅”同意后结合，但是他们结合后都不能建立一个单独的家庭。如朗生桑丹（男）和堆穷巴珠结合已经十多年，有了四个孩子，但他们仍然分别是朗生和堆穷，过去桑丹经常住在领主家里，不能和巴珠同居，更不能替巴珠干活。差巴仲堆·边巴（女）和附近江哦溪卡的一个朗生结合也好几年了，可是他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同居，只能有时相互来往住上一宿。按照农奴制度的规定，凡是这个领主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农奴结合生的孩子，男孩随父，女孩随母，各为其领主所属农奴。欧协的这些农奴也要严格地遵守这条法规。
这里的农奴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都被农奴主的三条锁链紧紧地束缚着，人身依附只是其中的一条。差役和高利贷这两条锁链，更使得他们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甚至家破人亡。
繁重的差役和高额的地租
这个溪卡的全部五百九十五克十三升土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农奴主的自营地，靠农奴支差役经营。十四户差巴向农奴主支十三个常年差役，才换得一百九十三克十四升份地耕种，仅占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种十九克份地的差巴，要支一个半常年差役；种六至九克份地就要支半个常年差役。
支常年差役的农奴必须终年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地劳动，还要担负农奴主其他一切杂役。他们比一般农奴更没有自由，在劳动时有“列本”在旁指挥和监督，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劳动稍一松懈就要挨打受骂。他们终年为农奴主辛勤劳动，却要自带农具和食物，农奴主连茶水也不供给。
凡支一个常年差役的农户，每到春秋两季还要增派一个人为农奴主自营地劳动约两个月，还要租若干头驴为农奴主运送肥料、种子、粮食、草料等等。每年农事最忙的时候，也就是差役最多的时候，这时农奴必须全部出动首先为农奴主的自营地劳动，然后才能在自己的份地上工作。
据记者初步调查，仅以农奴每年向农奴主支的主要差役平均计算，农奴种十五克十四升份地，每年负担的内差就有人工四百四十个，畜工四十个。有的差巴因所得份地较少，负担的内差就更重。如索郎泽仁，只种十克十升份地，仍要支一个常年差役，卡玛卓玛只种五克十四升份地，也要支半个常年差役。农奴主为了增加经营自营地的无偿劳动，逐年在减少农奴的份地数量，从而越来越加重了农奴的差役负担。
这个溪卡农奴为原西藏地方政府负担的外差虽然不多（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牲畜和房屋，牲畜多的外差就支得多，但仅筑堤、修桥和给宗政府修建房屋等几项，就经常影响农奴的生产，碰上这种差，少则需时一个月，多者往往要两、三月甚至半年。
农奴为了应付繁重的差役，便不能很好地经营自己的份地。劳动力少的农户，有时甚至错过了播种和收割季节，因而造成庄稼减产或份地荒废，例如，差巴顿珠种十六克十升份地，家中仅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妻子贡桑为农奴主支常年差役，农忙时他自己也要为农奴主支差。他们因为不能很好地经营自己的份地，庄稼年年减产，有些份地荒芜，债务也越积越多，不得不逐年用份地抵债，到去年他自己仅耕种了一克十升地。类似顿珠这种情况，在差巴中非常普遍，农奴主通过差役制度把这些农奴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
差役是农奴向农奴主负担的一种劳役地租，这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剥削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欧协这个小溪卡里也不例外，它通过这种形式，对农奴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剥削量是很大的。以1958年为例：据“溪涅”次仁旺堆的账簿记载，去年农奴主有四百零一克十九升自营地播种了作物，共收获粮食三千六百零五克十升（这是“溪涅”在秋后向农奴主欧协上缴的数目，实际收获量一定比此数还多），除去种子四百零一克十九升（未扣除牲畜投资），去年净得三千二百零三克十一升。农奴主自营地所收粮食，占溪卡全部土地净收粮食的77.7％，也就是说，剥削量达到77.7％。
差巴租种的“波辛”（定额租）和“协辛”（分益租）地的实物地租，租额也是很高的。十四户差巴共租种波辛地二十三克七升，协辛地十一克，这些土地都是属于其他农奴主的。波辛地，不管收成如何，一般是每克地每年固定要交租三克，只有少数土质较差的地交一克或一克多。协辛地都是在秋后以粮草各半进行平分，农奴所得实际上比领主要少得多，扣除种子和牲畜投资，就所剩无几。无论波辛地还是协辛地，每年收获扣除种子和农奴的牲畜、人工投资，其实际地租额都往往高达70％到80％以上。
在这个溪卡里，有几户农奴并没有份地，而他们每年也都必须缴纳地租。如更登、旺登这两家差巴，都没有一寸土地，他们每年要向哲蚌寺缴纳二克租粮。还有一种离奇的情况：这个溪卡的农奴主把份地交给农奴耕种，而这块土地又必须向另一领主交租，一块土地同时要向两个领主交租。如差巴采松卓玛有一块三克份地，是以常年差役向农奴主换来的份地，而这三克地每年的收获，又要平分一半给哲蚌寺的一个喇嘛，这块地实际上又成了寺院的协辛地。这些一块地向两个领主交租和无地而交租的莫名其妙的额外负担，无止境地榨取着农奴的血汗。
债务世世代代还不清
在这个溪卡里，大部分差巴都负有几笔数十年前的旧债。这些旧债既不知道祖辈原欠多少，也不知道现在该还多少，以及还要多少年才能还清。仅根据目前知道数目的债务初步统计，十四户差巴共欠债一百三十七笔，其中欠粮食四千零一十一克十升，藏银四百零一秤（一秤合五十两）十三两，平均每户欠粮二百八十六克，藏银一千四百三十四两。
农奴借贷，要先送哈达请求，还必须送些礼物。粮债不要抵押，但借钱债就必须有相等或超过所借债款的抵押品。无论借粮债或钱债，都必须有几个人作保，借债人无力偿还而逃跑和死亡时，就由保人和亲属、邻居共同负担。现在这十四户差巴的债务中，就有近二十笔是因负债农奴逃亡后转嫁到他们身上的。
农奴借债的利息一般都很重。这里盛行的高利贷是借五还六、借六还七，很少有借七还八的。借债时间一般是在藏历二、三月间，到九、十月间还债；五、六月间借到九、十月间还，利息也和二、三月间借的一样高。
这个溪卡的农奴每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要用来还债，有的农奴甚至全部收获都偿还了债务。去年，十四户差巴在秋收后偿还债务的总数共达六百九十五克粮食，平均每户四十九克十二升，而去年这十四户差巴的全部土地（包括典当地的收入）总共仅收粮食八百一十七克九升，用于还债的粮食占全部收入的84％以上。
农奴不断丧失份地
按照农奴主的规定，农奴借粮债达到一定的数字（一般是六十克，也有少一些的）而不能偿还时，就得用土地抵押。这是债主（也就是农奴主）对农奴的一种更残酷的剥削方式，是一种强盗式的掠夺。农奴主从抵押土地的收入，往往比一般高利贷要多一倍到几倍。
例如，差巴索郎泽仁欠“赤江拉让”（即叛乱头子赤江活佛的管理机构）五十克青稞，这笔债是索郎泽仁祖父时借的，他祖父和父亲都逐年出息，已不知还了多少。六年前，赤江又要他以三克地抵押，这三克地每年由索郎泽仁出种子、人工经营，秋收时连粮带草全由赤江拉让派人来收去，作为每年应交的利息。索郎泽仁像这样交了五年，即交到1957年，以每年收二十一克计算，总共已交了一百零五克。从去年开始，赤江拉让又要他以二克地像这样交三年，然后再将这二克地交赤江拉让所有，才算本利还清。索郎泽仁说：“这种债害得我太苦了，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二克地到明年秋收后就要被赤江拉让拿去了。”
差巴抵押和典当土地，一部分是因为债务逼迫，不得不将土地抵债或典当；一部分则是因为差役繁重，差巴无力耕种自己的份地，个别的也有由于其他特殊原因，如疾病、死亡等而抵押或典当土地的。农奴不断丧失份地，日渐走向破产，生产热情愈来愈低，因而形成农村生产日益雕敝，民不聊生。据调查，十四户差巴中有十一户都不同程度地抵押或典当了土地。这十一户差巴原共有差辛、波辛、协辛地一百七十九克一升，而去年他们自种的仅八十克十四升，抵债和典当的土地达九十八克七升，占他们全部土地的55.3％强。其中顿珠去年自种土地不到十分之一，有一户名叫郎吉顿珠的差巴，甚至已经失去了他的全部份地。
农奴大量逃亡
据初步调查，近二十多年来，这个溪卡逃亡的差巴，就有六户，几乎占到原有差巴数的一半，其中有的是1952年或1953年才逃亡的。他们逃亡的原因都是因为支不起差或无力偿还债务。
差巴逃亡后，他们遗下的债务都落到了其他农奴的身上。现在的十四户差巴所欠的一百三十七笔债务中，就有近二十笔是逃亡差巴遗留下来的。如差巴采松卓玛，原是差巴洛卜当家的女儿，在解桑逃亡后，才从洛卜当家分出接替了解桑的差地，成为新的差巴，但同时也就接收了解桑遗下的部分债务。这笔债务采松卓玛已经代还了二十五年，共交付了粮食三百克，而现在还欠一百零六克，其中一笔规定每年交八克，还要交七年；另一笔规定每年交二克，还要交五十年。
逃亡的差巴，遭遇都是很悲惨的，据一些熟悉当时情景的差巴谈，逃亡的六户中，一户至今下落不明。其他五户都已家破人亡，在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中全家死于异乡。
在西藏农奴制度下，本来差巴是不能分家的，如有差巴分家，除他的长子或长女继承份地仍为差巴外，分出的都只能成为堆穷。同时，农奴主还规定，差巴分家必须将其财产的十分之一上缴给农奴主。而农奴大量逃亡，土地荒芜，逼使农奴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法规，从差巴家中分出劳动力来接种荒废了的土地。这种种现象进一步说明：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残暴统治、压榨，已经使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临到了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