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
嵇文甫
关于曹操的历史评价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看起来，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他镇压黄巾起义，大量屠杀人民，暴露出他凶恶的阶级本质，也是不容宽恕的。可是有两种极端论调：一种似乎要把他的功绩干脆一笔抹杀，另一种却又似乎把他太美化了。这就引起争论，这种争论促使我们多体会些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历史是沿着错综复杂，迂回曲折，充满着矛盾的道路发展下来的。就阶级关系来说，在封建社会中，不仅始终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间的基本矛盾，同时伴随着的，还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各集团间的矛盾，和这个基本矛盾交织在一起，彼此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着。就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伴随着矛盾斗争的，也还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一面。抛开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孤立地来谈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间的斗争，就很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得出片面性的结论。
一般地说，既然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就总不免和人民站在敌对方面，压榨人民。就拿屠杀人民来说吧，岂止曹操，无论汉祖，唐宗，那一朝，那一代，都有数不尽的血债。清初学者唐甄早说过：“悲哉！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一部封建帝王黑暗统治史被他彻底揭破。可是，如果专从这一方面看，对于历史上那些帝王将相，就根本用不着再作什么评价。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反正都是一丘之貉。但是，人民毕竟还是希望有个好皇帝。的确，当时人民所处的地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步利丹驴子，“它不是在两包干草之间，选择那一包较好，而是在两阵棒打之间，选择那一阵打得更痛”。打得较轻，毕竟比打得更痛好些。好皇帝比坏皇帝，对于人民的生活，历史的发展，毕竟要有利些。尽管都是豪强混战，争夺霸权，但曹操比之袁绍、袁术、吕布等人，毕竟代表着比较进步的阶层和集团，毕竟还有一套政治理想，关心天下治乱，做出些比较能适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事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曹操的一些政治措施，毕竟还是当时人民所要选择的一阵较轻的棒打。把曹操和袁绍等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那些人罪恶更大，是“三国人民的第一号敌人”，是“一个以荼毒生灵为目的的屠夫”，“一个以残破天下为乐事的混世魔王”，这是不公平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没有曹操，像吕布、袁术等那班毫无政治头脑的，真正的“混世魔王”，还不知道要混战到几时。统一北方，“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曹操的这些功绩是不容埋没的。
那么，是否可以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并且加以“组织化”，“承继了黄巾运动”呢？我看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这样一讲，好像曹操简直从一个黄巾的镇压者，一变而成为黄巾的继承者和领导者，既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又代表了农民。这样一来，美化曹操，还是小事，恐怕要使人把阶级界限弄模糊了吧？我以为再讲曹操好，也不能把他放在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以上，犹之乎再讲曹操坏，也不能把他和袁绍、袁术、吕布等相提并论一样。如果对曹操可以这样称颂，那么像刘邦、朱元璋，更可以称为农民皇帝，而所谓“变质”，所谓“掠夺农民战争的果实”，这些评语都不应该加在他们身上了。不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上说过：“1848年的革命，也像先前许多次革命一样，有一个奇怪的命运。正是那些镇压它的人变成了——正如卡尔·马克思常爱说的——它的遗言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进行一种变革并还给匈牙利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工厂主则只好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但这不是评价某些历史人物，而只是说明一种客观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些“遗言执行人”都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违反着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做的。这叫作被迫让步。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胜利。对于路易·拿破仑和俾斯麦那些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给他们过高的评价。
我们还是把曾经被人引用过千百遍的毛主席论中国农民战争那段话再仔细咀嚼一下吧。毛主席一方面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只有这种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却又说它“总是陷于失败”。说它失败者，是因为每次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封建统治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并没有完成农民革命根本的历史任务。说它推动历史前进者，是因为每次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多少有些进步”。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初，新王朝往往能改革前代弊政，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的措施，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也就从这里表现出来。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农民战争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却也通过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措施把自己的历史事业向前推进。一方面是节节失败，节节进展；另一方面是节节镇压，节节让步。这就是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势，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如果只看见统治阶级镇压农民，利用农民，而完全否定他们的某些让步措施，那就等于说农民战争只有一连串的失败，又何从表现出它把历史推向前进。反过来说，如果过分夸大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些让步措施，认为农民战争的目的也不过如此，那就未免贬低了农民战争反封建的根本意义，也不必说它“总是陷于失败”了。
我们还是看一看马克思怎样评价路易·拿破仑吧。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的同时，有两部值得注意的写同一课题的书，一部是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著的“政变”。前一本书只是对路易·拿破仑作了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道义忿怒的高声叫骂”，而并没有对那一政变作客观的历史分析；恰好相反，后一本书“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了”。至于马克思的书，却叙述了从二月革命以来法国全部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把这次政变“解释为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同时，对政变主人公却“表示完全应该的轻蔑”，“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客观的历史分析和个人的历史评价，配合得这样巧妙。当然，曹操和路易·拿破仑，生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不能互相比拟。但是，从这里我们正可以很好地学习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怎样掌握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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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论与大脑
刘世熠
大脑——最高运动形式的物质组织
大脑是人类一切知识与智慧的器官。人们通过大脑的活动，认识客观世界，创造科学。但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来说，我们对于大脑的科学了解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呢？正如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别林斯基曾经问过的：“智慧的作用，即智慧的活动，是大脑器官活动的结果。但是有谁在我们智慧活动时，窥探到了这个器官的动作呢？是不是总有一天会明察这种活动呢？”
对于动物与人类大脑的科学了解，可以说是从1870年开始（巴甫洛夫语）。自凯姆拜耳与勃洛特门首先用组织学法，佛烈希与达尼洛夫斯基等首先用刺激或截除皮质法，卡东与贝格尔第一个分别在动物与人类用脑电描记法及巴甫洛夫第一个用条件反射法研究大脑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或一个学科来说，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数以千计或万计的研究文献。但就整体、全面来说，我们对于物质组织的最高形式——大脑——这一壮丽而复杂的机能的了解，还十分不够，还仅仅是万米长跑的第一二个圈。
我们现在知道，大脑是大约由百亿以上的神经细胞组成的。大脑皮质分六层，最主要的锥体细胞居第五层。大脑皮质有定位作用，譬如视觉位枕叶的17、18、19三区（勃洛特门区）。大脑皮质有α（每秒8至13次），β（每秒14至30次），δ（每秒0.5至3次）与θ（每秒4至7次）等六七种交流电波。α波较多出现在大脑皮质的后半部，β波较多出现在大脑皮质的前半部，δ波在人们酣睡时最易出现，θ波则在二至五岁的孩子最显著。大脑能建立暂时联系，有兴奋与抑制，分化与综合，扩散与集中等规律。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大脑的计算元件（神经细胞）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性曲线”。神经生理学家对于大脑交流电波起源问题尚在争辩中。同时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暂时联系到底在大脑中是经过那些神经细胞来具体接通的。
控制论研究不同领域中控制与联系过程的一般原则与相似性
控制论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自从1948年诺·维纳尔写成第一册“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与通讯的理论”一书到现在，不过十一年。但是自动化技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成就已如此惊人，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已被称为“将引起第二次产业革命”。控制论既然研究在十分不同的领域中控制与联系过程的一般原则与相似性，使得人们对电子计算机与大脑的类同或比拟的研究发生很大兴趣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工作者肯定了用量的理论来研究大脑的重要性与可能性，也有越来越多的数学工作者肯定了大脑控制与信息传递研究对控制论的重要意义。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大脑的确是控制系统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也许是自然界一切控制系统中最完善、最复杂、研究起来也最困难的一个方面。
粗略地说，我们人体是由639块肌肉、206根骨骼、105个骨杠杆或滑车、四百余万条边周神经纤维及神经中枢的约一百四十亿神经细胞组成的。人类的感觉过程（如视，听，嗅，冷，热等）与行为的控制过程（如直立，行走，书写，语言等）都是由传入或传出的一系列神经脉冲控制的。客观世界的各种刺激物全无例外地必须转变成神经脉冲后，才能使人感受，而这些脉冲同数字电子计算机中的电子脉冲相似，基本上服从同一的“全或无”（即二进位制。0与1）及“脉冲调频”规律。在上述四百余万边周神经纤维中，二眼各占约一百万条，二耳各占约三万条。若平均每根神经纤维每秒能传输三百脉冲，则从二眼最高可传输约六亿个二进位数，从二耳最高可传输约一千八百万个二进位数。当然这样计算也许不完全恰当，但由是可知人类视觉所可能传递的最大的信息量约占大脑控制系统的一半，比听觉的可能最大信息量大三十倍。这便说明了视觉在人类反映客观事物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是可以找到组织学与数学的客观根据的。神经中枢的一百四十亿神经细胞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关系密切。有人研究大脑的神经细胞可与一千个邻居发生信息传递关系（克莱葛与泰姆泼莱），这些神经细胞的外部较内部带0.07伏正电荷，每一厘米平方神经细胞约含1微法电容（马克洛西）。因为神经细胞所具有的物理化学性质及神经脉冲经过每一个突触所需的一定延搁（约1毫秒），因此神经脉冲的传速要比电子计算机中脉冲慢得多。现在电子学家正在设计每秒能运算五十万次12×15个数字的快速数字电子计算机，但神经脉冲的传导频率一般最高不超过每秒四，五百次。除小脑外，神经中枢的交流电波很少有达到每秒百次以上的，而大脑皮质最主要的α波每秒频率仅8至13次。研究动物的大脑皮质，得知若干兴奋的传导一般不超过每秒15至20毫米，所谓“扩散的抑制波”更慢至每分仅传导3毫米。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在实际生活中的信息传递的速度，发现最高也不过每秒25个二进位数。但研究人类信息传递而一味追求二进位制的多寡是未必正确的，因为人类认识与记忆过程各循有一定的法则或模式。这些法则或模式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我们每个人都未必能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我们运算8×99，当然决不会像数字计算机那样笨拙地先化成二进位制，也不必较不笨拙地直接用8来乘99，因为很多人只要用100×8再减去8，一算便得。顺便指出，发现及创造人类在实际生活信息传递中的最佳法则或模式，将大大提高人在实践中的效率。大脑控制系统的反馈原则，我们若用神经中枢代表控制器，用肌肉代表运算器，用运动神经纤维代表指令的传出，则感觉神经纤维的另一个意义便代表反馈的传入。因为人体感觉神经纤维较运动神经纤维约多五倍，因此反馈的信息量比较宽裕，即使损伤了部分感觉纤维，中枢往往仍能执行有效的控制。但人体反馈不仅是神经的物理作用，人体尚有约二亿微血管，全长约十万公里；同时尚有六种主要的内分泌腺，因此反馈常有血液与内分泌的作用参加。大脑控制系统的反馈原则是颇有一些实验可作的。我们知道大脑皮质交流电有“节律同化”现象，即如果给一个人每秒4至60次的闪光刺激，那么在他的大脑皮质上就有可能出现与刺激频率相吻合的每秒4至60次的交流电波，也有可能使他感到与刺激频率相适应的颜色幻觉。如果利用自动装置，将记录电极放置在他的大脑皮质枕叶部位，将他的脑电脉冲放大一百万倍接入自动控制频率的光发生器，则该光发生器往往能自动选择最适合他“节律同化”的频率给他闪光。大脑控制系统的反馈原则已被应用在一些实践的研究上。譬如举行外科手术时可借被手术者大脑交流电自动控制麻醉及缺手臂者借大脑交流电自动控制假手等。最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的苏联陈列馆内就作了“思维”控制假手的实际表演。
结合尖端科学理论，研究大脑控制系统
总而言之，大脑这块“最高运动形式的物质组织”是壮丽的，复杂的，引人入胜的。但可惜无论从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或控制论的角度来看，都只能说它基本上还是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有关大脑的知识还是片断的，零碎的，往往间接多于直接，推测多于确定。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基本或完全揭露大脑的秘密的。微观世界、宇宙与大脑是大自然的三大秘密。第一个涉及物质结构问题，第二个涉及宇宙起源问题，第三个涉及意识起源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这三大秘密的揭露程度是颇不平衡的；但也只有这三者逐渐都被揭露后，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才能够说是完整的与全面的。控制论启示我们揭露像大脑那样复杂的机能，这不应该仅仅是神经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工作，而必须与物理学家、化学家及数学家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我们不仅要研究人类的大脑，也要研究大脑活体的模拟与大脑物理的模拟。所以要同物理学家、化学家及数学家“联合起来”，并不仅仅是要利用近代物理与化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我们的思想不完全局限在狭窄的专业范围之内。比如从狭窄的专业出发，若干心理学家往往将人类的大脑与大脑的活体模拟完全对立起来，仿佛在它们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任何共同规律。从狭窄的专业出发，若干神经生理学家也往往在大脑活体的研究与物理模拟间划一截然的界线，总觉得模拟不过是一种近似，看不到活体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模拟。有人说全部肌肉神经学说，主要来自青蛙的活体模拟；全部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主要来自犬的活体模拟。我看其中不乏令人深思之处。近代科学的发展既走向分析，也走向综合，而最可贵的是不断补充新的思想。
结合尖端科学理论与技术来研究大脑控制系统，有着广阔的前途。依靠不要数字和模拟计算技术的帮助，一方面可以分析与揭露大脑控制系统的机制与规律，另一方面可以用量的理论严格检验人类大脑与大脑活体模拟所已被揭露的机制与规律。譬如我们已经知道动物与人类大脑交流电现象十分复杂，有六、七种不同的电波，而目前国内外所通用的脑电波记录器仅能描记该混扰在一起的单个复杂电波，因此虽得结果而往往无法进行分析，这在目前严重地影响了脑电波记录器在研究与临床工作中的实际价值。但我们若利用滤波网路装置或存储装置，便可在描记单个复杂电波同时，自动分析出这六、七种不同的交流电波，我们若再利用积分装置与控制装置，则又可自动算出各该电波的振幅及其求积脉冲的数目，大大提高了分析或揭露大脑机制的能力。再譬如目前国内外脑电研究，一般都静态地用频率与振幅来表示，但我们若利用电视摄象管的各点来表示或模拟我们大脑皮质的各点，则我们便有可能动态地直接观察人在各种不同生理与心理条件下的整个大脑皮质的活动。此外，我们现在已有充分理由相信，大脑记忆与思惟过程的研究将对电子计算技术中的存储系统的对比与改进及程序设计自动化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而大脑自动控制及其反馈原则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将可使四肢残缺者操纵汽车及使科学家的假手在海底或卫星上自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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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在群众中交知心朋友
和群众交知心朋友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优良传统。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甚至在流放到寿山斯克村时，还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列宁在侨居国外时，经常和工人联系，参加工人的大会，仔细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运动。这种交知心朋友的工作方法，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土地改革斗争中，我们在发动贫雇农群众时，普遍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也就是通过交知心朋友突破一点、带动全盘，广泛地发动群众。这是一条发动群众的成功经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条经验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各地普遍采用的，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及固定联系基点等办法与群众交知心朋友，广泛地联系群众。
为什么说和群众交知心朋友，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好方法呢？
第一，它具有平等待人的特点，容易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交朋友是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的，干部与群众，像老朋友一样，随便谈心，交流思想情况。这就使群众亲切感到干群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因而把你当成知心朋友。能对你无话不谈，无事不讲，并为你出主意。庐江县汤池公社党委书记为了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在六个生产队中，结交了三十六个知心朋友。通过闲谈，他了解到不少过去不容易了解到的情况，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得到群众的好评。很明显，如果不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平等待人，群众就不会随便地对你讲知心话，有些问题就不容易了解到，当然很难去解决了。
第二，和群众交知心朋友，也是一种点面结合、从个别到一般的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经常说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要教育农民；但是我们如果不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熟悉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那末，我们能很好地进行工作么？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都不是抽象的东西，都是由无数个别的工人、个别的农民组成起来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还说“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认识一般的东西，首先要认识具体的东西；而认识了一般的东西，还要继续去认识具体的东西，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丰富起来。我们要了解工人、农民，熟悉他们，就必须从个别开始，从交朋友开始。这与我们通常运用的搞“试验田”、解剖一个麻雀的工作方法有类似的地方。
和群众交知心朋友不仅是我们应该经常采用的工作方法，而且对于当前的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领导责任，要比过去的单一的农业社或基层政权繁重得多，在公社管理和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有着不少新的课题；而现在公社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又大部分是原来的县区乡干部，他们中有些人对当地的情况，包括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还不太熟悉。因此，要搞好公社的生产和工作，必须要依靠当地干部，依靠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公社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不仅应该吸收各个生产大队、甚至生产队的主要负责干部参加；而且还应该直接在群众中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求谋问计。这样，就能把公社干部和当地干部以及人民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扭成一股劲，迅速地把公社的各项事业向前推进。
（摘自安徽日报，作者严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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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任务和政策
如何理解和处理任务和政策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说来，任务和政策是一致的，执行政策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
我们知道，党根据客观形势所提出的任何重大任务，都是要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完成的，而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根本关键，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正确地执行政策。党的历史证明，党所提出的革命任务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正是因为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在全党得到了正确的贯彻。应该说，政策的贯彻愈有力，任务也就完成得愈好。
同时应该知道，在执行任务时正确贯彻党的政策，还关系着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进行任何工作，完成任何任务，都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离开了党的政策，就等于脱离了群众，放弃了党的领导。
党的政策是党的意志的表现，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准绳。党的政策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对每个党员都是有约束力的。在任何情况下，党员都不能借口情况特殊，而不执行党的政策。这是执行政策的原则性。当然，执行党的政策也要有灵活性，这就是要善于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贯彻党的政策。不问具体情况，简单地机械地执行党的政策，是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要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就要深刻地研究和全面地体会党的政策的精神实质，要通俗生动而准确地进行宣传使其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所接受，同时要根据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具体实际情况找出贯彻党的政策的最好的步骤和措施，这样，把执行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党所提出的任何任务都是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的。
任务和政策是一致的。但是不是说，任务和政策就不会发生矛盾呢？实际的生活告诉我们，有时任务和政策是会发生矛盾的。这多半是因为某种具体任务规定不当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使任务服从政策，就是说，应该根据主客观条件，修改任务，坚决按政策办事。如果任务是上级领导机关规定的，就应该把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也就真正体现了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把任务和政策完全统一起来了。
（摘自“新论语”第十四期张子明“谈谈任务和政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