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民主集中制
沙英
新的政治局面已开始形成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理，是列宁创造的。这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贡献之一。我们党是忠实地接受了列宁的教导，而按照列宁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我们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和党与群众的关系的原理而提出来的。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各种工作，从来都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所以我们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有排山倒海的威力，从而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把六亿人口紧紧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近几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由于整风运动和大跃进，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更加丰富，新的政治局面已开始形成。这首先表现在，我国人民除了充分享受宪法上所规定的一切民主权利以外，并且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生活。例如：（一）在整风运动和各种建设工作中，普遍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尽量地揭露矛盾。特别是大字报，在整风期间，许多单位出现了几千张、几万张以至几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千条万条宝贵的意见，更显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威力。无论在农村和城市，都定期召开干部会、群众会，甚至召开三级、四级、五级、六级的干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生动活泼，有批评，有建议，有表扬，上下通气，这就提高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了干部和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团结。（二）在我们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贯彻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照顾了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和特殊利益，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我们党实行了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在学术文化领域中，我们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开辟了新的道路。（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改进了国家的体制，下放一部分权力，扩大了地方的权限，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四）在企业的管理方面，我们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特别是大跃进以来，许多企业又推行了“一交”、“两参”、“三结合”等等。这就缩小了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管理者同生产者、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距离，发展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人民公社中，我们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实行管理民主化，放手发扬民主，不论组织生产和组织生活，都一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五）在整风和大跃进中，废除和修改了一部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高了地方、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在整风和大跃进中，党员和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军官当兵，厂长当工人，公社干部当社员，种试验田，开现场会议，组织参观，举办展览，进行评比，开展红旗竞赛，有些干部还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这都说明，我们的干部在克服“三风”“五气”和深入群众这方面有了进步，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改善了领导与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当然，在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上，我们同时也实行了高度的集中。大家都知道，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国民经济的全面规划，一般的法律和重大的规章制度，都是由中央制定的；凡是生产、基本建设任务的规划和调整，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和调度，全国供产销的平衡和协作，以及技术指导和检查督促等等，都是由中央统一安排和集中领导的（有些是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掌握和统一指挥的）。这些是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坚决贯彻执行的。我们强调“全国一盘棋”，不论条条和块块，都是全国一盘棋的组成部分。部分应当服从整体，地方应当服从中央，下级应当服从上级，个人应当服从组织。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地方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个国家利益，我们也绝不允许任何个人为了个人利益或者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地方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和反对个人主义。当然，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充分关心和照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是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全面安排，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我们扩大民主生活，不是为了削弱集中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集中领导，以便把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更有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改变国家的体制，不是为了削弱中央的领导，而是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中央的领导。我们破除一部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不是我们不要规章制度，破是为了立，而是为了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大家必须遵守的，违背规章制度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是不容许的。我们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不是要群众运动自流地形成和发展，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在人民公社中实行分级管理，也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公社在组织人民生产和人民生活时实行高度的民主，同时也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总之，我们在一切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是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和商业等各个战线上，都要使集中领导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能快速地发展生产力，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这样巩固，我们的建设速度为什么能这样快，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实行了群众路线，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伟大的创造力，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团结一切力量。
民主同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的
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新的政治局面已经开始形成，但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有些人对于民主集中制还有不正确的认识，还不大了解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什么是民主？一般地说，就是在办事情和处理问题的时候，都要经过讨论、协商、辩论、说服、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事情办好，使问题处理得正确。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指的那种狭隘的、虚伪的、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即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受的民主，也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当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不是为民主而民主，实际上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我们的讨论、协商和批评等等，是为了把大家的意见和智慧集中起来，决定方针政策，建立规章制度，采取具体措施，以便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地统一。在任何一种具体事物的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民主集中制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也只有运用这个规律去观察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理解它和运用它。
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这就是“从群众中来”；一方面作出决定，自上而下地发布指示、制定计划，这就是“到群众中去”。这里也包含着从局部看问题和全局看问题的矛盾。因为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人民群众比较容易从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看问题，而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领导者，一般地比较能够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看问题。同时，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他们应用的范围是因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因此，人民政府和领导者，常常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条件，有时强调民主，有时强调集中。假如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不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过分地强调集中，以致集中得过多过死，官僚主义严重，那就损害民主的发扬，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或者不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过分地强调民主，不要集中，那就会形成一种无政府的、极端民主化的状态，使事情糟糕起来。这就人为地扩大了民主和集中的矛盾。
民主和集中又是统一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这种统一表现在：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民主的过程中包含着集中（例如在开会的时候总需要主持会议的人），在集中的过程中也包含着民主（例如我们采取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形式），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转化。例如在进行民主讨论时，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总要把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做出决定，见之于行动。另外，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中也可以转化为民主，例如在贯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计划的时候，也要同群众商量，甚至发动群众讨论，如果在讨论中认为上级的决定和计划有不完善、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提出建议请求上级修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都是说明，我们实行的民主和集中是密切结合的，是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他们统一起来，相辅相成，民主保证集中，集中保证民主。
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正确的自由，不过是对于事物的必然性的认识。什么是必然性，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只有当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并根据这种必然性、规律性而行动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反之，如果不能认识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随心所欲，盲目行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人就是不自由的。正确的纪律，不过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它是保护自由的，是一种规范。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制定的许多规章制度和纪律，在本质上是劳动者自己的公约，是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有秩序地进行生产、学习和生活而订立的，所以是大家必须遵守的。不论在阶级社会中，或者是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个人的绝对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自由和纪律是矛盾的，因为纪律总是要限制那种损害集体利益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但是自由和纪律又是统一的，因为纪律总是保护正当的自由和集体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如果没有纪律，或者纪律松弛，个体的自由和集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没有自由，或者自由很少，大家的积极性就不高，也不会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自由和纪律也要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不是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是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民主集中制，不是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矛盾的统一体而是理解为绝对地对立，所以常常不是片面地夸大了这一面，就是片面地夸大了另一面，不能根据客观的具体情况而把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发生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有的人片面地强调民主、自由这一面，而忽视甚至否定集中、纪律这一面。这种人过分喜欢“机动性”，过分强调“灵活性”（机动性和灵活性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不喜欢组织性，忽视纪律性；对大局、对整体的事情不感兴趣，对小局、对分散很感兴趣；对上级的决议和指示不大尊重，执行不大坚决，对自己的一套总是一点动不得。在企业管理方面，有的同志在强调大搞群众运动的时候，忽视了加强集中管理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在精简管理机构的时候，把不应该取消的机构也取消了；在改革规章制度的时候，把某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废除了，或者破了旧的没有建立新的，结果形成了“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现象。另外，有些人片面地强调集中、纪律这一方面，而忽视甚至否定民主、自由这一方面，因而集中得过多，限制得过死，把纪律当作机械的东西，单凭行政命令办事。这种人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自从整风以后，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克服。但是个别干部工作简单化，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任意发号施令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特别是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保证完成任务就可以不顾政策，不讲究方法，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没有群众观点，因而发生了行政命令的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现象。
为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以上两种片面的观点都要坚决克服。
认真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为政权斗争中，除组织而外，再没有别的武器。”（“进一步，退两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组织起来”）这些话，对我们现在来说仍有意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仍然要依靠组织，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才能多快好省地建成社会主义。怎样组织起来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六亿多人民，为了有秩序地过生活，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学习，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凡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复杂的问题，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因此，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加强人民的团结，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在关于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真正学会用“两条腿走路”；特别是当前在企业管理方面更要加强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责任制，整顿劳动纪律。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展民主生活，健全民主制度，认真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大大发扬干部、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发扬民主的巨大意义。他说：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新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仍是适用的。只有发扬民主，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
我们党的总路线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为了组织千百万群众彻底执行党的总路线，还需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的好坏，使我们的成绩有大小、快慢的不同。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一贯执行群众路线的，它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的各种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不论搞革命和搞建设，只有掌握群众路线这个“法宝”，才能事半功倍，多快好省。说来这个道理好像是大家都懂得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常常忘记了群众路线。例如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相信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当人民群众的学生才能当人民群众的先生……；可是有些人总觉得群众不懂得什么，都是落后的，自己比群众高一等，是管群众的，于是只会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不愿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遇事不同他们商量。这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单靠行政命令办事的作风，是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发扬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总结整风和大跃进以来关于工作方法方面的新经验，大力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深入群众，了解下情，虚心听群众的话，同他们多商量，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这对我们今后的跃进是有极重要意义的。
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党指向那里，群众就奔向那里”，这正表明我党执行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如果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能认真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向群众学习；同时又继续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觉悟水平，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并且也懂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办事情和处理问题。那就会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鼓足革命的干劲，更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生产建设事业。这样，我们六亿多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那就会力量无穷，所向无敌，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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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
苏、匈、捷、波等国的经济学界，近几年来，对于在经济学、计划统计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技术的研究日益重视。目前苏联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机构有十余所。例如，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哲学法学学部所属的“经济学中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研究室”，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投入产出平衡法”、“线形规划法”在分析经济问题中的利用。这些方法用途很广。如，在大范围经济或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可用以确定生产各部门单位产品所需各种原材料的全部消耗，从而得出综合消耗定额，这对规定生产计划任务和物资供应工作有很大好处。可以从最终产品（即一定时期生产出来而不再加工的产品）的需要量来确定总产量。可以考虑到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增长等因素来拟出国民经济动态模式，对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在发展中的关系，和编制远景计划等有重大意义。可以分析区际联系以组织合理的生产配置和运输路线，确定再生产中最恰当的比例，等等。在小范围经济，即企业或更小单位的具体经济效果问题中，用途则更广。如确定如何利用各种不同能力的机床以最少的时间消耗来完成生产任务，如何以最少的消耗来剪裁材料等等。
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问题，在苏联也还有不同意见。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是：数学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支持这种方法的人认为，他们并不是要以数学来代替社会科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他们说，经济现象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运用这一工具，可以有助于掌握数量关系上的规律性来为计划管理工作服务。苏联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认为，经济规律的作用，如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等，有可能表现为数学来解决，并且对经济问题上的量，也还能以数学上的量的精密程度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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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苏联对机器翻译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苏联在机器翻译的研究工作方面，近几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1955年英俄机器翻译实验成功后，研究单位已从两个增加到十多个，研究的语言已从两种增加到二十几种，并且研究了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去年5月间苏联曾召开了全苏机器翻译会议，今年4月又召开了全苏数理语言学会议，专门研究了机器翻译问题。1958年列宁格勒大学曾为此设立了数理语言学专业，培养数理语言学专家，另外一些高等学校也开设了机器翻译课，并准备成立数理语言学专业。近年来苏联还着重于机器翻译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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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正积极研究机器翻译问题
近年来我国机器翻译的研究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我国已进行机器翻译研究工作的单位有计算技术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学院、华南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目前主要是研究俄汉和英汉的机器翻译。现在根据数学文献编制的俄汉机器翻译系统已经初步完成，经人工检查证明，只要对这套系统作一些修订，它在目前的翻译范围内将是十分有效的。程序设计工作（即由数学工作者将语言工作者制定的词典和语法图示变成机器语言），现在已开始进行。英汉机器翻译，目前已根据原子能文献进行了词汇调查整理工作和语法分析工作，这项工作预计也可在同时完成。此外，以机器制造文献和控制论文献为基础的俄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编制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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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美国文盲问题严重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教育局成人教育处的一位处长在纽约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报告说，目前在美国超过二十五岁的成人中约有一千万人的英文程度是属于“职业上的文盲”的。其中没有进过学校的约有二百五十万人。估计到1970年这些由于文化程度不够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可能将超过一千五百万人。
美国文盲问题在南部各州尤为严重。文盲比例较低的是佛罗里达州达14％，高的是路易斯安那州达29％。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文盲人数也各有二十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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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民主集中制
沙英
新的政治局面已开始形成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理，是列宁创造的。这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贡献之一。我们党是忠实地接受了列宁的教导，而按照列宁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我们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和党与群众的关系的原理而提出来的。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各种工作，从来都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所以我们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有排山倒海的威力，从而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把六亿人口紧紧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近几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由于整风运动和大跃进，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更加丰富，新的政治局面已开始形成。这首先表现在，我国人民除了充分享受宪法上所规定的一切民主权利以外，并且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生活。例如：（一）在整风运动和各种建设工作中，普遍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尽量地揭露矛盾。特别是大字报，在整风期间，许多单位出现了几千张、几万张以至几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千条万条宝贵的意见，更显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威力。无论在农村和城市，都定期召开干部会、群众会，甚至召开三级、四级、五级、六级的干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生动活泼，有批评，有建议，有表扬，上下通气，这就提高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了干部和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团结。（二）在我们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贯彻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照顾了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和特殊利益，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我们党实行了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在学术文化领域中，我们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开辟了新的道路。（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改进了国家的体制，下放一部分权力，扩大了地方的权限，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四）在企业的管理方面，我们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特别是大跃进以来，许多企业又推行了“一交”、“两参”、“三结合”等等。这就缩小了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管理者同生产者、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距离，发展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人民公社中，我们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实行管理民主化，放手发扬民主，不论组织生产和组织生活，都一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五）在整风和大跃进中，废除和修改了一部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高了地方、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在整风和大跃进中，党员和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军官当兵，厂长当工人，公社干部当社员，种试验田，开现场会议，组织参观，举办展览，进行评比，开展红旗竞赛，有些干部还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这都说明，我们的干部在克服“三风”“五气”和深入群众这方面有了进步，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改善了领导与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当然，在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上，我们同时也实行了高度的集中。大家都知道，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展国民经济的全面规划，一般的法律和重大的规章制度，都是由中央制定的；凡是生产、基本建设任务的规划和调整，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和调度，全国供产销的平衡和协作，以及技术指导和检查督促等等，都是由中央统一安排和集中领导的（有些是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掌握和统一指挥的）。这些是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坚决贯彻执行的。我们强调“全国一盘棋”，不论条条和块块，都是全国一盘棋的组成部分。部分应当服从整体，地方应当服从中央，下级应当服从上级，个人应当服从组织。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地方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个国家利益，我们也绝不允许任何个人为了个人利益或者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地方主义，反对本位主义和反对个人主义。当然，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充分关心和照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是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全面安排，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我们扩大民主生活，不是为了削弱集中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集中领导，以便把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更有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改变国家的体制，不是为了削弱中央的领导，而是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中央的领导。我们破除一部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不是我们不要规章制度，破是为了立，而是为了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大家必须遵守的，违背规章制度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是不容许的。我们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不是要群众运动自流地形成和发展，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在人民公社中实行分级管理，也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公社在组织人民生产和人民生活时实行高度的民主，同时也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总之，我们在一切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是把广泛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密切结合起来，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和商业等各个战线上，都要使集中领导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能快速地发展生产力，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这样巩固，我们的建设速度为什么能这样快，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实行了群众路线，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伟大的创造力，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团结一切力量。
民主同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的
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新的政治局面已经开始形成，但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有些人对于民主集中制还有不正确的认识，还不大了解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什么是民主？一般地说，就是在办事情和处理问题的时候，都要经过讨论、协商、辩论、说服、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事情办好，使问题处理得正确。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指的那种狭隘的、虚伪的、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即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受的民主，也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当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不是为民主而民主，实际上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我们的讨论、协商和批评等等，是为了把大家的意见和智慧集中起来，决定方针政策，建立规章制度，采取具体措施，以便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地统一。在任何一种具体事物的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般的发展规律，民主集中制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也只有运用这个规律去观察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理解它和运用它。
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这就是“从群众中来”；一方面作出决定，自上而下地发布指示、制定计划，这就是“到群众中去”。这里也包含着从局部看问题和全局看问题的矛盾。因为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人民群众比较容易从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看问题，而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领导者，一般地比较能够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看问题。同时，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他们应用的范围是因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因此，人民政府和领导者，常常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条件，有时强调民主，有时强调集中。假如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不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过分地强调集中，以致集中得过多过死，官僚主义严重，那就损害民主的发扬，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或者不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过分地强调民主，不要集中，那就会形成一种无政府的、极端民主化的状态，使事情糟糕起来。这就人为地扩大了民主和集中的矛盾。
民主和集中又是统一的、不是绝对对立的。这种统一表现在：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的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民主的过程中包含着集中（例如在开会的时候总需要主持会议的人），在集中的过程中也包含着民主（例如我们采取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形式），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转化。例如在进行民主讨论时，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总要把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做出决定，见之于行动。另外，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中也可以转化为民主，例如在贯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计划的时候，也要同群众商量，甚至发动群众讨论，如果在讨论中认为上级的决定和计划有不完善、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提出建议请求上级修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都是说明，我们实行的民主和集中是密切结合的，是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他们统一起来，相辅相成，民主保证集中，集中保证民主。
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正确的自由，不过是对于事物的必然性的认识。什么是必然性，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只有当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并根据这种必然性、规律性而行动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反之，如果不能认识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随心所欲，盲目行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人就是不自由的。正确的纪律，不过是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它是保护自由的，是一种规范。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制定的许多规章制度和纪律，在本质上是劳动者自己的公约，是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有秩序地进行生产、学习和生活而订立的，所以是大家必须遵守的。不论在阶级社会中，或者是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个人的绝对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自由和纪律是矛盾的，因为纪律总是要限制那种损害集体利益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但是自由和纪律又是统一的，因为纪律总是保护正当的自由和集体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如果没有纪律，或者纪律松弛，个体的自由和集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没有自由，或者自由很少，大家的积极性就不高，也不会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自由和纪律也要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不是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是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民主集中制，不是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矛盾的统一体而是理解为绝对地对立，所以常常不是片面地夸大了这一面，就是片面地夸大了另一面，不能根据客观的具体情况而把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发生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有的人片面地强调民主、自由这一面，而忽视甚至否定集中、纪律这一面。这种人过分喜欢“机动性”，过分强调“灵活性”（机动性和灵活性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不喜欢组织性，忽视纪律性；对大局、对整体的事情不感兴趣，对小局、对分散很感兴趣；对上级的决议和指示不大尊重，执行不大坚决，对自己的一套总是一点动不得。在企业管理方面，有的同志在强调大搞群众运动的时候，忽视了加强集中管理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在精简管理机构的时候，把不应该取消的机构也取消了；在改革规章制度的时候，把某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废除了，或者破了旧的没有建立新的，结果形成了“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现象。另外，有些人片面地强调集中、纪律这一方面，而忽视甚至否定民主、自由这一方面，因而集中得过多，限制得过死，把纪律当作机械的东西，单凭行政命令办事。这种人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自从整风以后，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克服。但是个别干部工作简单化，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任意发号施令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特别是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保证完成任务就可以不顾政策，不讲究方法，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没有群众观点，因而发生了行政命令的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现象。
为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以上两种片面的观点都要坚决克服。
认真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为政权斗争中，除组织而外，再没有别的武器。”（“进一步，退两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组织起来”）这些话，对我们现在来说仍有意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仍然要依靠组织，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才能多快好省地建成社会主义。怎样组织起来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六亿多人民，为了有秩序地过生活，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学习，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凡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复杂的问题，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因此，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加强人民的团结，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在关于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真正学会用“两条腿走路”；特别是当前在企业管理方面更要加强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责任制，整顿劳动纪律。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展民主生活，健全民主制度，认真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大大发扬干部、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发扬民主的巨大意义。他说：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新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仍是适用的。只有发扬民主，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
我们党的总路线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为了组织千百万群众彻底执行党的总路线，还需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的好坏，使我们的成绩有大小、快慢的不同。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一贯执行群众路线的，它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的各种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不论搞革命和搞建设，只有掌握群众路线这个“法宝”，才能事半功倍，多快好省。说来这个道理好像是大家都懂得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常常忘记了群众路线。例如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相信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当人民群众的学生才能当人民群众的先生……；可是有些人总觉得群众不懂得什么，都是落后的，自己比群众高一等，是管群众的，于是只会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不愿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遇事不同他们商量。这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单靠行政命令办事的作风，是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发扬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总结整风和大跃进以来关于工作方法方面的新经验，大力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深入群众，了解下情，虚心听群众的话，同他们多商量，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这对我们今后的跃进是有极重要意义的。
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党指向那里，群众就奔向那里”，这正表明我党执行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如果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能认真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向群众学习；同时又继续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觉悟水平，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并且也懂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办事情和处理问题。那就会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鼓足革命的干劲，更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生产建设事业。这样，我们六亿多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那就会力量无穷，所向无敌，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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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
苏、匈、捷、波等国的经济学界，近几年来，对于在经济学、计划统计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技术的研究日益重视。目前苏联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机构有十余所。例如，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哲学法学学部所属的“经济学中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研究室”，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投入产出平衡法”、“线形规划法”在分析经济问题中的利用。这些方法用途很广。如，在大范围经济或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可用以确定生产各部门单位产品所需各种原材料的全部消耗，从而得出综合消耗定额，这对规定生产计划任务和物资供应工作有很大好处。可以从最终产品（即一定时期生产出来而不再加工的产品）的需要量来确定总产量。可以考虑到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增长等因素来拟出国民经济动态模式，对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在发展中的关系，和编制远景计划等有重大意义。可以分析区际联系以组织合理的生产配置和运输路线，确定再生产中最恰当的比例，等等。在小范围经济，即企业或更小单位的具体经济效果问题中，用途则更广。如确定如何利用各种不同能力的机床以最少的时间消耗来完成生产任务，如何以最少的消耗来剪裁材料等等。
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问题，在苏联也还有不同意见。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是：数学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支持这种方法的人认为，他们并不是要以数学来代替社会科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他们说，经济现象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运用这一工具，可以有助于掌握数量关系上的规律性来为计划管理工作服务。苏联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认为，经济规律的作用，如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等，有可能表现为数学来解决，并且对经济问题上的量，也还能以数学上的量的精密程度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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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苏联对机器翻译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苏联在机器翻译的研究工作方面，近几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1955年英俄机器翻译实验成功后，研究单位已从两个增加到十多个，研究的语言已从两种增加到二十几种，并且研究了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去年5月间苏联曾召开了全苏机器翻译会议，今年4月又召开了全苏数理语言学会议，专门研究了机器翻译问题。1958年列宁格勒大学曾为此设立了数理语言学专业，培养数理语言学专家，另外一些高等学校也开设了机器翻译课，并准备成立数理语言学专业。近年来苏联还着重于机器翻译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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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正积极研究机器翻译问题
近年来我国机器翻译的研究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我国已进行机器翻译研究工作的单位有计算技术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学院、华南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目前主要是研究俄汉和英汉的机器翻译。现在根据数学文献编制的俄汉机器翻译系统已经初步完成，经人工检查证明，只要对这套系统作一些修订，它在目前的翻译范围内将是十分有效的。程序设计工作（即由数学工作者将语言工作者制定的词典和语法图示变成机器语言），现在已开始进行。英汉机器翻译，目前已根据原子能文献进行了词汇调查整理工作和语法分析工作，这项工作预计也可在同时完成。此外，以机器制造文献和控制论文献为基础的俄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编制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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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美国文盲问题严重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教育局成人教育处的一位处长在纽约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报告说，目前在美国超过二十五岁的成人中约有一千万人的英文程度是属于“职业上的文盲”的。其中没有进过学校的约有二百五十万人。估计到1970年这些由于文化程度不够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可能将超过一千五百万人。
美国文盲问题在南部各州尤为严重。文盲比例较低的是佛罗里达州达14％，高的是路易斯安那州达29％。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文盲人数也各有二十五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