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伊索”放异彩
蔡云
在巴西作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小说家亚马多之外,现在我们又知道了杰出的剧作家菲格莱德。他的戏剧“伊索”现在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菲格莱德把“伊索”称为“英雄喜剧”,因为伊索为争取自由而倒下去,却唤醒千千万万的奴隶站起来;戏剧“伊索”的内容是号召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为反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而斗争。为崇高目的而牺牲的英雄,他的事迹不是悲剧,而是乐观的喜剧。观众看完了
“伊索”会得到一种力量:更加仇恨今天的殖民制度和奴役制度,更加热爱自由和更加坚决争取解放。
虽然菲格莱德带着他的剧作走上巴西剧坛,曾遭受不少冷遇,但是他的“伊索”在不到五六年的时间中,几乎演遍全世界,在美洲和欧洲,现在又开始在亚洲,和广大群众见面。
在看“伊索”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所以能超出巴西的国界,迅速地在世界各国演出,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永久的题材”和“世界的题材”,更因为它在戏剧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
“伊索”的取材,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作者不仅采伊索寓言入戏,而且把伊索本人作为剧中主人公来处理。二千多年遗留下来的传说,只有寥寥几句:伊索是希腊一个哲学家的奴隶,他生得丑陋异常,但聪明过人,他编的寓言极受人们的欢迎,他后来虽然取得自由,但被人推落悬崖而死。就是这么一点素材,经过剧作家的丰富想像,编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寓意深远、题材现实的好戏。作者利用人们最熟悉的寓言“狐狸与葡萄”作为主线,和许多别的伊索寓言连串起来,构成一个风格新颖的剧本。
作者把“爱情”这个所谓永久的题材,发展为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因而把主题提高了一步。作为全剧的中心思想,作者还不限于表现这个冲突,他强调自由的可贵,可以为自由牺牲爱情,为自由牺牲生命。这样的主题就更高超了。有这样的主题,于是二千多年前的古材料,便为今天“派用场”了。
作为戏,引人入胜的情节是必要的。通过错综的恋爱关系,复杂的纠纷原因,作者铺陈出动人的情节。伊索和克莉娅,格桑和克莉娅,克莉娅和卫队长,梅丽达和格桑,梅丽达和阿比西尼亚人……统共六个人,相互之间竟有这么多的爱情关系,每种关系不同,发展不同,结果因而也不同,使观众在这里看到不少情节戏。所有这些复杂的情节,只为一个总的主题服务。于是作者在整个戏里没有喊一句政治口号,却达到了极高的政治效果。
全剧只有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根本没有说话,还有一个人只说了几句话,所以实际是六个人在演戏,四个人在说话。六个人的性格和思想都很鲜明,都有特点,而且这些特点都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展。精简了人物,也就能精塑人物。
群众的处理,在“伊索”里也表现得极为突出。这和我们常看到的为群众而群众的剧作倾向完全不同。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如果为了表明这一点而把与整个戏剧发展没有关系的大批群众拉上舞台“跑龙套”,这决不是高明的办法。“伊索”虽然没有一个群众上场,但是整个戏都被笼罩在群众的气氛里。广场上聚集着人群听哲学家格桑讲话;满街的人争说格桑要结婚;伊索给人们讲寓言,群情激动,欢声不绝;汹涌的人群在海岸上争看格桑“喝干大海”,后来他们又愤慨地要求释放伊索;伊索拨开吵嚷的人群奔向悬崖……
汹涌的群众气氛,在“伊索”里,不仅依靠舞台效果来达到,而主要是依靠台上的戏来达到的。
语言的洗练,尤其是“伊索”的重大成功。有力的、深刻的、动人的、有趣的对话,是“伊索”的特点,但是作者能把语言洗练到这样的程度,全剧没有一句废话,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确实可以说每一个字都是经过锤炼的。
话剧和其他剧种不同,就在于它能通过洗练的、犀利的语言,反映生活、提出生活里的问题,并且解答这些问题。话剧具有这样的性能,所以最适于宣传新的思想。或者反过来说:话剧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精选的语言,宣传生活的新思想。话剧的台词决不能搬用日常生活里的普通语言。在“伊索”里,每个人的台词,特别是伊索的台词,真是妙语如珠,美不胜收,有些话是哲理警句,意味深长。但是所有这些深刻的语言,观众不是抱怨难懂,而是高兴地接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这个戏的演出上,显然作了很大的努力。首先使人欣喜的是:包含这么许多意义深刻、哲理深奥的台词(而且是翻译剧本),竟能这样清楚地一字一句地传达到观众的耳朵里,这无疑是整个演出人员顽强钻研、反复加工的结果。不用戏幕也是新颖的尝试。幕间由男女奴隶默默地在台上搬道具,形成戏的一个组成部分,导演处理得很成功。导演的成功还表现在对全剧中心思想的掌握上,戏剧纠纷的恰当安排上,对圆柱、台阶、空间的幽美而又戏剧性地利用上。
第二幕克莉娅向伊索表示爱情的那场戏,不知为什么没有按原作的精神来处理。这是全剧的高潮之一,伊索在这里有强烈的内心斗争,他曾承认克莉娅是他幻想的女人。克莉娅的爱伊索,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伊索那些打动她心灵深处的赞美之词,也是重要原因,但演出时这些话都没有强调出来。在这里表现伊索的矛盾感情,只会把他争取自由的决心衬托得更突出,并且使最后一场克莉娅为了救伊索而自己承担死罪的决定更有根据。
吕齐很好地完成了伊索的任务,他的口齿清楚,态度适当,就是在他的化装上缺乏一两笔戏剧所需要的“丑陋”的“特写”,照现在的样子,他并不比格桑和阿比西尼亚人丑陋,丑化这样的英雄固然要不得,但给他勾画出丑的特征还是必要的。伊索某些关键性的台词,末尾几个字音常常被演员自己吃掉,也是美中不足之处。舒绣文用她老练的演技突出地塑造了这个在全剧中思想感情变化最多的克莉娅的形象。她通过许多静场戏表现了她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使观众不觉得克莉娅的一切行动突兀而无根据,并且对她寄予同情。演哲学家的方琯德恰当地传达了虚伪、愚蠢、贪婪、残忍的奴隶主的丑恶面目,只是在举止上少表现了一些哲学家的气质。其他演员也都能为全剧的主题服务,起了应有的作用。
“伊索”的演出是近年剧坛上的一朵异葩,菲格莱德在取材、塑造人物、洗练语言等等方面的成就,将在巴西和中国戏剧艺术交流事业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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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洱海渔歌
白族 那家伦
清脆的歌声,随着夜风轻轻地飘……
渔妹一边唱着歌,一边在细心地织补一张鱼网。
突然,歌声断了,像用剪刀剪断了一样。那个不愉快的念头,又出现在她心上。她望着面前的渔火,出了一会神,咬了咬嘴唇,坚决地说:“哼,看哪个先理哪个!”
她的心上人海栓,是社里出名的能写会画的初中生。社里想培养他,决定送他进省里的农业专科学校。但社长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在走以前,把早已研究好的“远景规划图”画出来,好在开社员大会那天,挂在会场上,让大家看看像洱海一样亮堂的未来。
那晓得,海栓听说进学校,高兴的连觉也不睡,只顾整日整夜地复习功课——小伙子怕到学校里跟不上,给社里丢人呀!画图这件大事,他竟然忘了!
开会那天,渔妹愤愤地用眼睛找寻海栓,他缩在会场的角落里,埋着头,不敢正眼望她一下。
渔妹一气之下,没散会就奔回家去,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海栓“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公社!”她把大字报贴在会场门口。散会后,那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看罢,还笑着说:“这是俩小口子整风!”
从那时起,已经一个星期了,他们谁都没理过谁。要是碰在一起,海栓就红着脸,低着头,渔妹噘起小嘴,一扭脖子,闯过去,各走各的。可是,她刚才听说,海栓明天要走了……。
“要是他真就这样走了,一辈子也不理我……”她不敢想下去。
“去找找他吧,谈谈清楚……”
她站起来了,犹豫了一会,又坐下去:“不,又不是我的错!”
清脆的歌声,随着夜风轻轻地飘……
歌声,又断了。她听见那熟悉的脚步声,渐渐地、渐渐地向她走来。虽然这声音是那样轻,可是每一步她都听得清楚。
她感觉,他已经站在背后了!她的心跳得快起来,她的手变得抖起来,她的脸像火一样烧起来!
“唰”一声响,一幅美丽的图画,从他手里落下来,展现在她眼前:啊,高高的苍山,还有白云像绸带似的绕着它呢!洱海,多么宽大呀!这是什么,对,亮堂的房屋,宽宽的公路!哟,医院,俱乐部,百货店……哎,怎么没有山茶花?就像那次他送她的那种!
她不自觉的脱口说出:“应该画上几枝山茶花。”
“什么?”他没听清。
她惊红了脸,急忙申辩:“我说,快去交给社长。”
“社长说,让我交给你……”
“为哪样?”
“他说,由你去交给他……”
“为哪样嘛!”
“社长说,他,他愿当个和事佬,把,把这根,断了的线,接起来!”声音越更低了。
她感觉,他已经坐下来了,紧挨着她坐下来了,她用手捂着羞得火热的脸,朝后一靠,倒在他那宽大而温暖的胸膛上。
清脆的歌声,随着夜风轻轻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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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版纳勐海之夏(国画)
李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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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风杂谈

也谈“繁文”
毛锜
读了6月15日人民日报上吴晗同志的“反对繁文”一文,觉得这个问题提的既及时又好。而且引了几个生动的例子,发人深省。
任何工作,都应该是数量与质量并重,写文章同样,废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绝不会由于它的
“洋洋大观”而以长取胜,相反,它只能使人昏昏欲睡和望文生厌。俗话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毛栗半斗”,读文章时谁愿意“嚼蜡”呢?
历史上不乏爱写长文章的人,我想这多少和封建时代的皇帝以文取士有关,一些不甘寂寞的文人,为了避免“不才明主弃”的厄运,于是便旁征博引,万言陈辞,以求得皇帝的垂青。有些,的确长得惊人。汉朝的东方朔就是个例子。他初到长安,向汉武帝上书,多到三千奏牍,武帝看了两个月才看完。这样上书,虽有些内容,但也毕竟太长了,幸亏只有一个东方朔,如果有十个人都像他那样,那么,我想那个“略输文采”的汉武帝也会头痛得甩开不看的。
严格地说,爱写冗长文章,是一种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这种人提起笔来,舞文弄墨,咬文嚼字,只图自己写的痛快,却很少考虑到读者的利益。文章冗长空洞,使读者一无所获,而且耗去了大量的时间。不说别的,单就无端的浪费别人时间这一点论,要是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那就是“无异于谋财害命”,毛主席对这种“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批评得更为严厉,他指出写这种文章的人“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在今天,我们整顿文风、反对“繁文”的同时,回忆回忆毛主席给我们的教诲,是大有好处的。
自然,短文章较起长文章来,还是难写些,因为要短小精练,首先就得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而高度的概括,又与思想的周密和条理分不开,而且在写完之后还得反复修改。这就得花一番工夫、费一番思索。不过,这样作是值得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灭“繁文”,写出精练生动的短文章来,为了避免“矫枉过正”之嫌,最后,还必须声明一下:“有物有序”的长文章,我们像过去一样,还是欢迎的。我们反对的是“繁文”和“文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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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耘田曲
严阵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咚鸡子声声催薅秧,快把新草帽儿戴上。远望秧棵好像云头,耘田人在云彩里走,呼啦啦的红旗把人逗:快加油,争取当红旗手。?头跑,草儿倒,田水笑,万顷田里不伤一棵苗,没有爱社的一片心,手儿怎能这么巧?耘田人自编自唱乐悠悠,任凭汗水顺脸流,秋后自有满田白玉,嗨,一成功夫一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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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跃进随笔

合理和不合理
王果
看了人民日报上“分寸和火候”和“密不密,看事实”两篇文章(分别见6月18日和21日8版),对我颇有启发。那两篇文章都是从合理密植说起的。我就想到了“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
大凡人们出主意、办事情,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合理,另一种是不合理。“顺乎理者成,逆乎理者败。”比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主张合理密植、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在分配问题上,我们主张合理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劳动管理上,我们主张合理组织和使用劳力;在群众生活上,我们主张合理劳动和休息。讲究合理,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办事情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事业战无不胜的原因所在。
我说我们出主意、办事情最讲究合理,并不等于说我们百分之百的人都掌握了合理办事的本领,不等于说我们出的一切主意,办的一切事情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合理,我们当中,的确也有少数人,出主意,办事情往往是不够合理的。例如:有一种人一提到密植,就摇头,似乎祖传下来的稀植的老规程是天经地义的,丝毫动不得;另一种人却走到另一个极端,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个“越密越好”。就这样,你说他们不合理,他们还反过来说你不合理。这很有些“人各其是所是而其非所非,将谁是正之”的样子。
其实,合理的标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就叫人“顿开茅塞”了:原来,合理与不合理的“理”字,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你主观上想的、干的符合这个规律性,行得通、结果好,就是合理,反之,就是不合理。
当然,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有些事情在这个地方看来是合理的,但在那个地方就可能成为不合理;在昨天看来是合理的,在今天就未必合理,把一切事情的合理和不合理都绝对化起来,也是要碰钉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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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跃进随笔

朴素和多彩
 沈明德
增产节约运动中提倡个人生活的俭朴,但同时又提倡人们要生活得丰富多彩,心情舒畅,乍看起来这二者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然。
个人生活有两方面,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我国解放十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特别是去年大跃进,生产大发展,取得了特大丰收,但是它还赶不上六亿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自觉的在个人生活上勤俭节约,把余钱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这就是物质生活上的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我国革命的光荣传统,革命前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畏任何艰辛困苦,充满了革命乐观精神,百折不挠地英勇前进。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仍这样。最近北京举行的解放军文艺会演大会上,由将军们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的演出,使人深受感动。他们唱得气壮山河而又诗情奔放。这说明将军们的生活不仅严肃、刻苦而紧张,同时也是丰富多彩而又活泼舒畅。将军们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将军们引吭高歌,充满了革命的欢乐的文化生活也永远需要我们继承发扬。
精神生活是多样的,唱歌是,欣赏戏剧、电影和音乐也是,参观美术艺术作品和展览会也是,从事于音乐、艺术的创作和学习也是。这些不仅丰富了休息生活,而且也是陶冶身心,培养乐观精神。体育活动则是积极的休息,冬天溜冰滑雪,夏日游泳钓鱼,室外的球类田径,室内的跳舞下棋,都是有益的活动。此外在业余时间里种菜、植树、栽花、饲养家禽家畜不仅改善伙食,也培养了劳动习惯,还能美化环境。
在物质生活上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在精神生活上更加丰富多采,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养成了把这二者紧密结合的好传统。这正是我们热爱生活而又善于安排生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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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登山日记
王凤桐 杨克现
雪阻
7月4日。等待。
今天大雪,登山队在拔海六千二百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停留了一天。
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形容队员们难耐的情绪。早晨起床后,四十多名队员分别坐在十二顶低矮的帐篷中。大雪沙沙地落在帐篷上。队员们把头伸出帐篷外,天空布满黑沉沉的阴云。随着帐篷口的打开,雪花就飘进帐篷中来了。
出发的时候到了。是前进,还是后退?队部没有发出命令。难道就这样退回大本营吗?那岂不是作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消耗体力的行军!因为第二次行军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前进吗?这样的天气能不能保证顺利地没有危险地到达顶峰呢?
时间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但天色却和黄昏时候一样。大家耐不住了,很多人钻出帐篷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有的指手划脚地研究天上的阴云,有些在观测风向。雪花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看起来,天气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史占春同志蹲在帐篷外一个角落里仰望天空,默默无语。有一个队员看见他烦闷,建议回帐篷打打扑克,他却连动也不动,蹲在雪中说道:“今天我唯一的兴趣是气象!”
气象,只有在这时候才感到它多么重要!气象小组的邵子庆和胡德铭,一早就把风速仪、风向仪、温度表、气压表等仪器搬到帐篷外的雪地上。他们每隔一会,就到那里观测、纪录。在行军当中,他们曾经背着沉重的仪器箱和队员们一起前进,每当队员们休息,他们便进行不同高度的气象要素和辐射强度的观测。那时,很少有人向他们发问。而现在,队员们却问得这样急。也不知是出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慎重,还是出于和其他队员一样的焦急心情,他们却很少正面回答队员们对未来天气的询问。
快吃晚饭了,帐篷里的汽炉发出了嘟嘟的响声。气象组的队员面带着笑容把仪器收拾进箱中。工作一天了,多么希望吃到一顿很香的晚餐哪!那知他们却跑到依然蹲在那里的史占春同志的面前,兴奋地向他说道:“低压的冷气流明天就要过去,好天气就要到来了!”
“建议明天马上向拔海六千八百米处挺进!”这是史占春的声音。晚上,队部作出了决定:明天继续前进。 (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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