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掀起理论学习的高潮
李达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全党全民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是这一任务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科学的发展决定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给予工农业生产以伟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科学的高度发展，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苏联建国四十年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或者社会科学方面，都已经跃居世界科学成就的最高峰。这不仅是增强苏联的国防力量、开辟向共产主义过渡途径的极重要的因素；而且也是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形成“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的极重要的因素。我国的科学水平，在目前还是很落后的，必须加紧努力，才能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央已经制定了十二年远景规划。这个计划的如期实现，就可以使我国自然科学的落后面貌全部改观。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我们不仅可以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自然科学成就，而且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成就（只要细心地剔除那些资产阶级学者对于这些成就的唯心主义的曲解就行了），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是确有把握的。但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就只能向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学习，以及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兄弟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而不能去学习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社会科学”（当然，我们也需要去了解、研究和批判这种反动的“社会科学”）。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则是不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编写中国近代史，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规律等等，只能由我们自己动手去做。就这一点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需要独立创造的东西比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更多，要达到世界科学的高峰更不容易。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应当积极发展，加强领导。忽视它的重要性是不允许的。应当鼓励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有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充分掌握有关的资料，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这个指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水平究竟怎样呢？这个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发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特殊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路线、战略、策略，在许多方面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巨匠。但是，我们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专业队伍的情况怎样呢？可不可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呢？我觉得还不能这样说。当然，我们专业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在不断地扩大与提高，多年来在这个科学领域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经过1942年和1957年的两次整风运动，破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以后，成绩更为显著。这是必须肯定的。可是，如果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比较起来，同当前革命建设的实际的丰富内容比较起来，我们的成绩就显得太不相称了。十八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名的演说中曾经指出了党的理论水平落后于革命实践的情况，号召大家系统地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号召大家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写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具有科学形态的理论著作来。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
我们专业理论队伍理论水平之所以低，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认真读书作得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对于理论却漫不经心，有些人确实有所谓“不读书，好求甚解”的毛病。他们不但不肯下一番苦工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也不肯认真地钻研党中央的政策决议。例如中央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当前我国的社会性质还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现阶段仍然不得不保存等一系列的原则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原理则在经典著作中早已得到了科学的论证，这本来是不应当引起任何混乱的。但是我们有不少的理论工作者却不肯认真地去钻研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有的人写文章随意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不能算是对于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不能算是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什么是科学研究？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对于大量的实际材料作出客观的科学的分析，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才称得起是科学研究。现象罗列，就事论事，不能算科学研究；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武器，随便说出些意见，也不能算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若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指导，是不能做出成绩的。
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研究的课题是异常广泛的。例如在经济学方面，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利用问题，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的生产配置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问题等等；在历史学方面，中国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世界各国的历史等等；在法学方面，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哲学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关于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问题，关于辩证逻辑问题等等，都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迫切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的问题。我们应当在例如这样一些问题上，写出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著作来。同时，在高等学校中，还应当就上述各门科学的课程编写出理论水平较高的、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材。当然，这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必须有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不可能一蹴而成。但是我们相信，不管任务如何艰巨，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分工合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积累资料，刻苦钻研，是可以使我们的理论工作逐渐与极端丰富的革命实践相平行，并对革命实践起应有的推动作用的。从目前看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迅速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掌握武器。在这一点上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就我们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说，也迫切需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我们的同志有冲天的干劲，但是有些同志由于理论水平不高，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央的政策决议和上级指示的精神，不懂得主观认识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认识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的道理，因而把主观愿望当成客观现实，以个人感想代替党的政策，碰了钉子，走了弯路，使工作受到了损失。这些同志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地多读点书，认真地钻研党的文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在工作中防止片面性，减少错误和避免重大的错误。
为了迅速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适应飞跃发展的形势的需要，有必要掀起一个理论学习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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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今年我省的小麦试验田，有一部分的收获量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个别的甚至落在一般麦田之后。对于这件事情，有些同志议论纷纭，责备试验失败了的人。议论的同志也许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这些同志，应当说些什么呢？
首先应当说的是必须珍爱试验者的热情。试验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从人类利用大自然的本领来说，是一代超过一代，因为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生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自然界许多事物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能够有把握的利用了，这是我们比前人更高明、更幸福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有把握地做好许多事情，是与前人无数的试验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使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吃了“现成饭”。但是必须知道，我们的前人，因为受了种种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剥削制度的限制，他们在探索大自然秘密方面的成就也就有限。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与大自然的蕴藏比较起来，与我们的要求比较起来，还差得很远，简直不及其万一。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就是要充分地挖掘大自然的潜力，使人类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许多试验，必须有成千上万的勇于创造的人来从事种种试验工作。今天，不论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大批热心试验的人，这些都可称为革新家，也可称为最实际的科学工作者。尽管他们的试验不一定都能够成功，但是他们这种革命的热情却是极其可贵的。
其次，应当说的是试验过程中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什么道理呢？这是与试验的性质有关。试验是探求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解决前人没有解决了的问题，没有先例可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就像行军中的尖兵一样，时刻在摸索中前进。试验的过程，就是对于客观规律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切的试验，都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人的主观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存在，所以在试验过程中就难免要有失败，这是古今中外的发明家一致证明了的真理。在发明家的事业中，一举而成功的可以说是没有的，都是经过数次、数十次、数百次的失败才成功了的。比如“六○六”药的发明者，他遭受了六○五次失败，直到六○六次试验，才算大功告成。失败既然是试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那末，要求试验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限制。试问，这样下去，还会有什么试验呢？
再次，应当说的是试验中的失败是坏事还是好事。失败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件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古话，就辩证地说明了这个真理。说失败是坏事，是我们付出了代价，而眼下却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一个试验者是愿意失败的。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它可以迫使我们的试验精益求精，直到得出最可靠的结论。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会觉得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还应当向一切从事试验工作的同志说，作为一个试验者，应当是敢于破除迷信，大胆设想，勇于创造，经得起任何的失败，受得住任何的责备，没有这种精神，就谈不上什么试验。但是，这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尊重客观规律，毫无根据地去胡思乱想，不顾可能地去搞那些明知要失败的试验；也不是说，因为失败的不可避免，你就可以对试验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使那些本可以早点成功、少遭失败的试验，延长了时间、多遭了损失；更不是说，试验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就轻易地推广，以致造成很大的损失。一切试验者的“座右铭”应当是胆大心细，而不是胡思乱干。
（摘自山西省“前进”第七期，王广义：
“应当容许试验者失败”）
敢问多问
要发现问题或解决问题，都要了解情况。要了解情况就离不开问。问，就是要多向群众请教。
学问学问，离不开“问”。“问”，有个敢与不敢的问题。一个人要从不懂到懂，没有一点“问”的勇气是不行的。先说古一辈人。孔子能成为有学问的人，看来有一个诀窍：“每事问”。
“论语”上有这样一段：“子入太庙，每事问。”别人笑他，说他样样不懂，不“知礼”。而孔子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不懂就问，恰恰是合乎
“礼”。一个人要做老师，就先要做学生；要做好领导工作，首先就要做群众的学生。那是因为群众的确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懂得多。革命者做任何工作都是为了群众利益，也离不开群众。如果我们立志要把工作做好，就非得拜群众为师不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也是这个意思。
要做到“每事问”，确实需要一股勇气。假定有这样一位同志，下厂去“观花”，而且一直下到了车间，那么，完全可能碰到“子入太庙”那样的许多新鲜问题，甚至还有不少生产上的起码知识也不知道。找个工人谈谈心吧，谈得深一些，就会接触到许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怎么办？两个办法，一个是听其大概，不求甚解，马上凭印象出主张；一个是虚心求教，放下架子，每事问，做小学生，把主要问题真正弄懂了，再出主意。当然，后者较不容易。为了追求真知，为了革命利益，就得拿出一点勇气来，扔掉“不懂装懂”的臭架子。如果一个革命者真正做到与群众共呼吸，心连心；同群众说真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站在群众中间，同群众一道来考虑、研究与群众切身有关的事情，群众当然乐于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反过来，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不懂装懂，群众又怎么会同这样的人谈真心话呢！
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们知道，他那有名的著作“农村调查”的写成，就曾得到许多乡级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的帮助。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可见，下去能不能发现主要问题，对群众的态度很关紧要。我们是否如毛泽东同志那样真心诚意去做群众的小学生呢？这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容易办了。
问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以后去解决问题，那就需要一面发现问题，一面着手解决问题。群众提出的问题，受到重视和及时解决，那就势必进一步促使群众更加热情地帮助你，更向你谈知心话。反之，如果在群众中发现了有不少问题，对可以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却没及时解决，恐怕态度好些，再好些，也不会有利于事物的发展的。
（摘自上海“解放”杂志第十三期，作者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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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出版
南木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的一种，全书共分十余编。现在已经出版的有“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排印中的有“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其余各编将于近年内出齐。这部资料书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将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深入研究。
旧中国海关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海关管理权一直操在帝国主义分子手里，他们以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而其中窃据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更是利用这一机构为外国、特别是为英国效劳的出名人物。已出四编极大部分是赫德与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往来电报和书信，一小部分则为各国海关税务司给赫德的报告。在过去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的时候，这些资料从来是秘不示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这些文件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都是他们当时亲手写下来的亲身从事的罪恶活动的记录。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海关总署研究室将这批保密多年的重要档案，加所整理，译成中文，分编陆续发表出来。它明白告诉人们，过去外国侵略者，如何利用海关为工具，干涉和支配中国的内政外交；帮助人们清楚地了解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下的海关和海关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活动的真实情况。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已出各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丰富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知识。解放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我国陆续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其他一些资料书，便利了历史工作者的参考使用。但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来说，极大部分是已有成书的编纂，未经刊刻的抄本和原始档案的公布只占一小部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已出各编的最大特色是，不仅全部资料都是第一次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而且这些从未发表过的重要档案资料第一次以相当完整、相当集中的形式分编公布出来，供研究者利用。这些当事人间相互来往的机密函电，有重要情节的指授，有疑难问题的请示，有工作情况的报告，也有对当时当地复杂情形的反映，都是了解和研究当时历史情况的第一手的可贵资料。“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告诉我们，1885年6月的中法天津条约，是在赫德一手包揽下订立的。根据新资料，我们对这次谈判经过的全面情况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断定谈判实际上不是在天津，而是在巴黎进行的。清朝方面的实际谈判者是赫德指使下的金登干，而不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赫德。“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使我们具体知道在这几次对英订约交涉中，赫德如何为英国服务。1886年订立的中英缅甸条约的前三款与他最初向英政府建议的草案内容相同，其他两款也与赫德的活动有关。1890、1893年中英两次订立的有关西藏的条约是赫德、赫政支配、愚弄清朝官吏的“杰作”。出卖澳门领土主权的中葡里斯本草约的订立，是赫德指使金登干积极活动的结果，赫德并由此扩大了权势，把原先广东地方政府设在香港、澳门四周的关卡管理权抢夺到手。中日战争期间清朝对日本的投降活动，赫德虽然没有机会插手，但英德财团取得清政府战后第二次大借款的权利，则是与赫德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赫德在这几次事件中的幕后具体活动情况和所起罪恶作用，是以往人们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很清楚的。借助于这些资料的公布，现在真相大白，黑暗面揭开了，他的恶毒用心和狡猾手法暴露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对历史研究的贡献。这些资料还提供了研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情况以及帝国主义相互间斗争、妥协的重要线索。
其次，编者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翻译、编辑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虽然我们没有能把已经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译文与原文核对，但已感得译文明确流畅，有时连他们阴谋活动进行顺利时洋洋得意、遭到波折时懊丧恼怒的神情语态也传达出来。我们知道，文件、书信，一般是较难译的，如果译者不反复推敲，仔揣细摩，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其次，已出各编，编者做了不少注释、校录的工作，这对使用者是有帮助的。编者不只对书上出现的某些重要人名，某些事件，作了适当的介绍，对赫德为了防止电文泄密使用的一些隐语一一查明注出，并且还抄录了经过审慎选择的一些重要文件资料，用编者附录的形式，附在有关函电的后面。这些资料或者可以补充所公布的文件的不足，或者便于互相参证，使已出各编不同于单纯的文件公布，不同于仅仅把一些有关资料加以编排而已。此外，书后附录的重要人名地名中外文对照表，也有用处。
当然，已出各编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各编体例大体是一致的，但也有未尽相同之处。例如，有的编有引言，有的编没有引言。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都是未经公布的档案资料，但“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除主要部分以前未发表过以外。也有一些是已刊成书的选译。这一编第一章是美国人马士所著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十七章的译文，第五章则为已刊的有关各国税务司报告的选辑。后者虽然少见，前者却流传很广。把已有成书资料加以选译出版，对研究者也是有用的，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究竟这部书是公布旧海关的资料书呢，还是除公布档案外，也兼收一些与各编有关的成书资料？这是需要明确的，考虑到海关总署过去积累的重要档案资料不少，为了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提供较多的有用资料，采取前一种办法是较为可取的。至于选辑有关成书资料的工作，可以在大量重要档案公布以后再做，或者由其他单位或个人去进行。
其次，编辑方法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已出四编，每编有一个或两个中心，编者为了使收辑的资料，尽量与主题相配合，把一些与本题无关或关系不多的资料，加以删节，这从函电的编号不连和文内有删节号可知。为了驾驭大量的内容不同的资料，使材料集中，便于利用，分类编辑是必要的，但编这部资料书，这个办法未必一定合适。从已出各编看来，如前所述，主要是赫德与金登干的往来函电，数量还不算太多，分散了不一定便于利用。其次，以“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为例，如果1883—1886年间赫德与金登干的通讯，只取与中法战争有关的，那就可能有许多不能收在这编或其他专题中去的资料摈弃不用，这会妨碍有些情况的深入了解，或者失去重要的研究线索。“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的缺点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编的第二、三、四、五各章都是赫德、金登干的往来电讯，时间为1894年到1896年。编者把这些函电拆散，分别收辑在有关章里，这样做除了会漏掉一些不能归于四类的函电外，还把许多先后及同时发生的事情割裂开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出这些文件彼此的联系。如果采取不分编、分章的办法，而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那就可以保存全部有用的重要材料，也可以避免现在存在的一些缺点。又由于各编都有删节，有些与本编有关的重要函电，也删去了。例如，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签订前，赫德曾电告赫政，要后者根据他发出的编号一九七、一九八、一九九各电的指示签字，但在“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里，只收了前面的一则电报，其余两电没有收进去，使人们难以了解后两电的内容。其他编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将来可否将各编未收的重要函电，另编专册出版。作为补遗。
此外，有些重要的未发表资料，如中法战争时期金登干致赫德的书信，金登干关于巴黎谈判的记录，中英议订藏印条约和续约时期，赫政致赫德的呈文，虽然在有关的编中都提到了，可惜没有收进去。如果这些档案没有散失，最好加以补充，这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