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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产化肥农药 支援农业生产
安庆专区新建三座钙镁磷肥厂部分投入生产
广州源裕隆化工厂争取三季度增产农药26％
本报讯 安庆专区新建的三座钙镁磷肥厂最近开始部分投入生产。
这三个厂共拥有十座高炉，除目前已投入生产的六个年产一千多吨钙镁磷肥的高炉以外，其余四个万吨级高炉将在今年7月间建成，预计今年可以生产钙镁磷肥二万吨，以后每年可以生产五万吨，按全专区六百四十二万亩耕地面积平均计算，每亩合十五斤多。
这三座钙镁磷肥厂的建设，对安庆专区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自从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推行了合理密植，各种农作物对肥料的需要量大增，特别是对磷肥需要更为迫切，许多地方庄稼秸秆长得非常茁壮，穗头也很大，但往往因为磷肥不足而有很多瘪籽，影响了收成。这三个钙镁磷肥厂的建设，将可以大大改变这种情况。钙镁磷肥能使庄稼耐寒早熟，缩短生长期，这对于保证几乎需要占用全部无霜期的双季稻的丰收，将有很大作用。此外，钙镁磷肥的大量生产和使用，还可以使农民从积肥战线上腾出大量劳动力投入其他生产。
安徽省及安庆专区领导部门对这三座钙镁磷肥厂的建设十分重视，拨出钢材和机械设备保证其上马，在各种设备中，仅发电机、电动机、煤气机、锅驼机等动力设备就有十七部，同时从东北运来大批镁砂作为炉衬的材料。中共安庆地委抽调一批干部和工人参加筹建工作。地委书记处书记史俊杰等负责同志也多次到工地具体指导。建厂工人为了快出肥，早出肥，支援农民兄弟多打粮食，更是干劲冲天，他们本着自力更生、决不等待的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实行日夜三班施工，大大加快了建厂速度。
本报讯 青海省察尔汉钾肥厂职工，采取积极措施，增加生产。
目前，在察尔汉钾肥厂里，从领导干部到生产工人，都为多产钾肥并为把已生产的钾肥及时运出去而忙碌着。每天，有不少汽车来这里装运钾肥，一部分运往省内各地，有一部分从察尔汉运到甘肃省峡东火车站，再转运到广西、吉林、贵州、天津等地。根据统计：今年从这个厂运到省内和省外的钾肥共达七百六十四吨。
今年以来，为了支援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钾肥厂党委向职工讲解了粮食生产是今年青海省全党全民的首要任务，动员全体职工，千方百计，提高钾肥产量，支援农业生产。钾肥厂的职工，响应了党委的号召，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生产，厂党委书记乔思义、副厂长张富士和在厂帮助工作的省化学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冯国旺以及各生产队的负责干部，都深入工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因而，生产量不断提高。为了把已经生产的钾肥及时运出去，厂内科室管理干部和一部分工人，积极参加包装，仅在5月24日的两个小时内，就包装好二百多吨钾肥。
据广州日报消息 广州市源裕隆化工厂，在开展以加强企业管理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决定在二季增产29.2％的基础上，第三季度再增产26％，支援农业生产。
这个厂主要产品是“六六六”、“西力生”等农药。过去，曾有一段时期因为片面追求产量，对质量和安全不够重视，质量严重下降。
这个厂的党政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找原因，提高产品质量。首先，指定化验室把质量检验制度抓起来。化验人员也改变了过去坐在化验室等样本化验的作法，深入车间抽取样本化验，参加车间生产会议，听取工人意见，观察工人操作，并把化验结果，立刻告诉车间。并规定了按期将化验情况报告党委、按时检查的制度。同时，领导上又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研究质量的专题会议，分析原因，采纳建议，作出决定。认真解决规章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品率已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厂在保证优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到，今年特大洪水过后，虫害可能增加，又提出增加生产的措施，第二季全厂超额完成了“六六六”粉生产任务29.2％；第三季将比第二季再增产26％。这样对支援农业生产，促进丰收将起一定的作用。（附图片）
河北省衡水县徐家庄人民公社综合化肥厂生产了十多种农药，供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这是工人们正在生产“六六六”粉。
国汉摄（河北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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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生产更多的化肥农药
青海察尔汉钾肥厂大批钾肥源源出厂；安徽省安庆专区三个化肥厂投入生产；广东源裕隆化工厂第二季度农药六六六产量比第一季度增长29.2％，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将再增产26％……工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好消息源源而来，这些工厂产品大批出厂和投入生产，为今年的农业丰收付出了一分力量，提供了一份保证。
城市以工业产品支援农业生产，农村以农副产品支援工业生产，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城乡关系。离开了农业的支援，工业生产将得不到足够的原料材料；同样，离开了工业的支援，农业的增产也就没有确切的保障。
为了促进今年的农业丰收，目前工业应当从哪些方面加以支援？按照季节和农业生产的情况，当前最需要的是化学肥料和农药。
肥料，是农业增产基本保证之一。当前，夏收已过，秋作物正是需要追施肥料、促进生长的时候。化肥体积小，运输方便，特别是肥效大，见效快，是施加追肥的理想肥料。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大力增产化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农药是农业增产的“卫兵”。历年农业增产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战胜了病虫害而获得了农业的丰收。今年，若干地区旱涝不均。特别是在这些地方，秋禾病虫害增加的情况可能发生，而且有的地方已经发现。有些地方虽然现在没有发生病虫害，但是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应当作充分准备。因此，必须大量增产农药。
增产化肥和农药，必须产量质量并重。质量差的化肥，不能起到增加生产的效果，而且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质量差的农药，更会贻误防治时机，扩大病虫害范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必须是又多又好。
增产化肥、农药，主要的方法是挖掘现有设备潜力。只要开展技术革新，加强设备维修，就能够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设备的条件下，迅速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广州农药厂生产农药硫酸铜，由于改进了溶解反应工序的设备和操作方法，产量增加了40％，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原料，应当扩大原料来源，降低原料消耗，加强原料的综合利用，寻找适当的代用品。总之，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许多困难就能够克服。
增产化肥和农药支援农业生产，不仅是大城市、大工厂的事情，小城镇以及公社办的工业，凡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在这一时期努力增产合乎质量要求的土化肥和土农药。
化工厂、农药厂、动员起来，加紧生产，争取在支援今年农业大丰收中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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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轻工业原料来源
天津争取部分原料自给 青海就地取材产品激增
据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轻工业部门根据高级的、精密的产品和与广大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大路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安排了第三季度轻工业品的生产。
天津市轻工业系统今年上半年生产总值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6.2％，同时试制成功了一百多种新产品。第三季度各种轻工业品的生产，将比第二季度又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市场上急需的一些国家计划商品和小百货、小五金的产量增长的程度较大。像玻璃行业，将要扩大玻璃瓶、玻璃仪器、体温计等日用玻璃制品的生产；医疗器械工厂也将增产手术剪刀、止血钳子、手术刀片等小件医疗用具。车具行业除了扩大生产自行车以外，还要增产自行车、手推车上的六十四种零件，仅车条一项就比第二季度增加近三倍。其他如缝纫机、纸张、搪瓷杂品、煤铲、手推车等的产量，也都有增加。为了保证小商品按计划生产，天津市轻工业局把过去不列入计划但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四十六种小商品，也纳入了第三季度主要产品计划。
第三季度，天津市轻工业部门将有计划地自制一些轻工业原料，生产一些过去依靠外地供应的零件和半制品，以满足增产的需要。目前，造纸行业已经自建了二十五座土法常压蒸煮锅和常压蒸煮池，每日生产的纸浆可以满足这个行业需要量的20％左右。玻璃行业自制的硼砂、纯碱，也可以逐步做到自给。过去部分零件依靠上海供应的缝纫机厂、钢笔厂，一方面设法增添生产这些零件的机器设备，一方面派出老工人到上海学习技术，积极准备生产这些零件。
据新华社西宁讯 青海省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为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开辟原料来源，使轻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现在全省能够生产的轻工业产品已由去年的五百多种增加到一千多种。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据初步调查，全省可供利用的野生纤维、淀粉、油料（包括动物油）、药材就有一百一十四种。产量十分丰富的野生芦苇、马莲草、芨芨草等纤维植物已被利用作造纸原料。今年投入生产的两个造纸厂，已经用这些野生原料生产出包装纸和办公用纸。青海省中药材公司加工厂，也利用野生药材制成了膏丹丸散等多种成药。制成的鹿茸精受到外地欢迎。
过去，青海所需粉笔都要靠外地运来。现在，西宁市已利用本省出产的石膏，制成了石膏像，粉笔等多种石膏制品。西宁、大通等地有很好的陶瓷原料，今年将利用这些原料生产二十五万件腌制咸菜用的大缸等日用陶瓷品。
大量回收的废旧物资，是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的好原料。西宁等地已利用废罐头盒、旧铁皮、旧油漆桶等分别制成了水壶、煤油灯、图钉、木锉、门窗插销等日用品和小五金，供应市场。
全省除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畜产品收购计划以外，还大量收集各类畜产品供轻工业作原料。现在已收集的杂毛就有四十万斤，已用来制毛口袋、毛帐篷、皮鞋毛底、毡靴等各族人民需用的冬季用品。
利用黄南、海南的森林资源，使火柴厂今年要生产的四万件火柴有了保证。过去靠外地运来的床板、镐把、木锅盖、木盒等，现在也都已就地制造。这些原材料的发掘和利用，初步解决了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原料不足的困难。（附图片）
著名的杭州张小泉剪刀，近来生产又有了发展。这是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的工人们正在包装剪刀。
新华社记者 卢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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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门帮助各地就地加工提高小商品生产水平
交流物资又交流技术
新华社9日讯 最近，许多地区的商业部门在组织物资交流的同时，展开了群众性的技术交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
我国各地的竹、木、藤、柳、草等生产小商品的原料和废品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于技术条件不一致，有些地区能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小商品；有些地区则不能利用；有的地区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有的则相反。不少地区的商业部门看到这种情况，就采用组织技术交流的办法，帮助原料产地的人民学会和提高技术，利用当地原料生产小商品，减少原料和小商品的频繁调运，同时解决供求之间的矛盾。
各地商业部门组织技术交流，促进小商品生产发展的活动是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日用杂品和小土特产品交流大会以后广泛开展起来的。在这个会上，起初各地代表要求供应七千万条草袋子，而货源只有四十五万条；会议就组织上海市代表向各省、市代表表演了用木机织草袋的技术，各省、市代表看过上海代表的表演以后，学会了织草袋的技术，凡是有稻草或有其他代用原料的地区，都改变了向外采购的主意，决定自己生产草袋子。在这一基础上，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地区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草袋子供应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一生动的事例，使各地商业部门认识到组织技术交流对发展小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
各地技术交流的方法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销地在技术上支援原料产地，原料产地以产品支援销地。如上海市化工原料采购供应站需要碱，四川省有大量的造碱原料，但是缺乏生产技术和设备，最近双方协议，由上海化工站协助四川省商业厅土产贸易局建立一个以棉桃壳为原料的制碱厂，这个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以一半供应上海化工站。新疆有大量的牛羊血，过去都白白浪费掉了，最近新疆有关部门和天津市水产供销公司等部门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由天津市水产供销公司派技术人员去新疆帮助用牛羊血制成血粉，新疆再以血粉供应天津等地，作为工业、渔业的生产原料。
第二种形式是互相学习技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种形式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各个生产的优点，使各地的生产部门都能掌握全套的先进技术，普遍提高生产。如云南省生产蜡虫有悠久的历史，四川省挂蜡技术比较高，历来是云南供应四川蜡虫，四川省生产白蜡。最近双方签订了协议，云南派人到四川学习挂蜡技术，四川派人到云南学习养虫技术，这样，两省都会养蜡虫和挂蜡，就可以增产更多的白蜡。
第三种形式是，有技术的地区派出技术人员携带机器工具到有原料的地区传授技术，帮助产地发展生产。如上海市松江县商业局派出技术人员三人到宁夏传授打绳、织草袋技术。河北省也派编织苇席的技术工人，携带编织工具到云南传授编席技术。
第四种形式是，原料产地派人到有技术的地区去学习。如宁夏商业厅派人到广东省学习编织蒲包的技术，学会后再回本区推广。
除去以上几种形式以外，各地还通过召开现场会议、交换图纸、样品和图书资料等方式，广泛交流技术经验，对促进小商品生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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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广大劳动人民集会诉苦
纷纷要求废除乌拉制度高利贷
新华社拉萨9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西藏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废除残酷的乌拉差役制度、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剥削；把他们从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深渊中解放出来。
西藏人民把乌拉差役制度、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剥削比作缠在他们身上的三条毒蛇。当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平息以后，人们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废除这三种封建剥削。拉萨、山南、塔工、昌都和江孜等地区的群众，最近集会诉说自己的痛苦；有些农奴在行路中遇到工作人员，便拉住了他们，倾诉自己的悲惨生活。
在西藏的农奴制度下，朗生（家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最深、受奴役压迫最重、要求改革也最为迫切。山南拉加里县号称“山南王”的叛匪头子拉加里·朗吉纬错家里，共五口人，就有六十二个朗生。在江孜地区叛匪头子帕拉·土登为登的家里，有六十多个常用的朗生，还有四十多个预备的朗生，帕拉还专门设有“甲本”（连长）来管理朗生。叛匪头子索康在山南的凯松溪卡，共有三百零一口人，其中朗生和“差摇”（长年为农奴主支差和作田间劳动的奴隶，类似朗生）就有五十一个，占全溪卡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
朗生的生活极为悲惨，他们被剥夺了作人的权利，毫无人身自由，而且不仅自己整年受冻挨饿、在皮鞭下终身为农奴主作无偿的劳役，就是自己的子女，也要子随父、女随母世代为农奴主当奴隶。蔡宗叛匪头子松多的朗生洛桑已经被奴役了二十年，他有五个小孩，但农奴主每天只给大人发半碗糌粑，不给小孩子发口粮，使他的两个小孩活活饿死。洛桑患重病不能劳动，农奴主就逼着他出钱雇工顶替，洛桑像牛马一样地为农奴主劳动了一生，最后还欠下农奴主算不清的债。乃东县朗生巴珠等三个姊妹在一次集会上控诉说，她们的外祖母因为抵债作了农奴主的朗生，外祖母死后母亲继承下来干了一辈子，到了她们这一代，姊妹三个和巴珠的女儿，又都被强迫当了朗生。巴珠说，她们四代为奴，终年给农奴主背水、下田，农奴主每人每天只给她们一小升糌粑（半斤左右），三年给一双布靴子，就是全部报酬。在控诉时，她们举着农奴主特制的小升和没底的破靴子哭着说：“请大家看看，我们世世代代是怎样活过来的！再不改革还能活下去吗？”
西藏劳动人民痛恨暴虐的乌拉差役制度，要求立即废除这种野蛮制度。西藏的乌拉差役制度分为缴纳粮食财物和人畜劳役两种，名目繁多，对人民的剥削极其残酷。据调查，山南地区农奴每种一岗差地（大小不等，每岗约十五亩到四十亩），就要出乌拉（为农奴主支差的人也叫乌拉）二至三人，长年为农奴主服无偿劳役，每年还要另外给领主出人差、马差、牛差一百或几百次。在拉萨北区，农民种半岗地每年除支付一个长年乌拉外，其他零差要出一百二十天以上。在乌拉差役制度下，各地的农奴主都可以随意规定名目，横征暴敛。很多地区农民所支付的各种人工差、牲畜差、实物差和钱差等，共有二百四十多种，例如人工差中有耕地差、收割差、拔草差、踏场差、运粮差、修建差、送信差、磨糌粑差、做青油差、制藏酒差、裁缝差、揉搓皮革差、纺毛线差等，总之，农奴主只要需要，什么事都可以支差，农奴们必须随叫随到。在钱差中，有一种费用是当年清朝驻藏大臣到西藏时的欢迎宴会费；还有一种是1804年英国侵入西藏时的战争赔偿费，这些都按户摊派，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有些地方死了人，要交“死人消灾费”。受了水灾要交“受灾税”。有些寺庙还规定农民每年要请喇嘛念“冰雹经”，祈祷免除冰雹灾害；如果当年没有遭灾，农民要交费表示酬谢；相反，如果念经后还是下了冰雹，就是由于农民心不诚，必须罚款。总之，下冰雹或不下冰雹，农民都必须交款。西藏人民对这种残酷剥削制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高利贷是西藏农奴主对劳动人民一种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人身迫害。绝大多数西藏劳动人民都受到高利贷的压榨，因此，要求废除高利贷剥削，已经成为西藏劳动人民一致的呼声。在叛匪头子索康的凯松溪卡，全体农奴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欠债达三十克（每克约合二十五斤）粮食。在旁多宗林阿溪卡，九户人家全部负债，其中有四户负债都达一千克以上。根据很不完整的统计，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噶丹寺）每年放出的高利贷，青稞就有一百四十三万多克，藏银达九十九万多秤（每秤合人民币三元三角三分）。其中色拉寺的总收入中，高利贷占了最主要的部分。许多人被高利贷逼得倾家荡产，不得不逃亡他乡；有的以身抵债，终身变为奴隶；有的因为还不起债而受到酷刑，甚至被活活打死。
西藏劳动人民形容高利贷的灾难说：“高利贷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农民说：“未见一粒粮，欠下千克债，借下一笔账，子孙还不清”。东噶宗一位五十多岁妇女白玛次登控诉说：她的叔父从小就被迫偿还祖父遗留下的十五克旧债，叔父还了十年，给农奴主交了八十克粮食，不但没还清，到四十年后，这笔债利滚利累积到七百克，叔父不得不全家逃亡。农奴主就把这笔债转移到她叔父的近亲——白玛次登的母亲身上，她母亲还了十五年，交了二百二十五克粮食；她母亲死后，白玛次登继承了这笔债务，她还了二十年，共还粮二百六十克，以后十六年未还，结果这笔债又变成六百克，最近四年还了三十二克。白玛次登说：这笔十五克旧债，我祖宗三代还了一百零七年，拿出五百九十七克粮食，直到现在还没有还清，还有五百多克压在身上。她说：如果不进行改革，我的子子孙孙是永远也还不清这笔债的。
乌拉差役制度，人身奴役和高利贷剥削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西藏人民表示决不允许这些残酷的吃人制度再继续保持下去，一定要斩断封建农奴制度缠在他们身上的这三条毒蛇，和全国人民一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附图片）
山南地区乃东县农民举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示威游行，坚决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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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魔鬼的血嘴——西藏噶厦的“法典”
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
在阴森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称康”（法庭）里，褐色的石墙上铁窗异常狭小，连风都无法吹进，血红色的柱梁上挂着一排皮鞭、木棍和铁枷，黑沉沉的屋角里摆着一大堆脚镣、手铐和铁链……。在各个“称康”里，都有一部绸面手抄的书册，它的封面已被摸揉得油腻而发黑，这就是西藏农奴主的“镇山之宝”，名字叫“称依”——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法典。全文共十六条，约一万字。这部“法典”一千多年以来，只是个别条文上有过更动，它的基本方面，即残暴、野蛮地迫害西藏农奴的各项规定，却没有丝毫改变。原西藏地方政府运用这部“法典”，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的西藏人民！西藏人民激愤地把它叫作“魔鬼的血嘴”。
“法典”的基本根据就是保护农奴主的利益和西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典”第七条把西藏人严格地划为三等九级：“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办事大小而定。”上等人是指西藏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等，中等人指一般僧俗官员、藏军下级军官，以及藏政府、寺院和贵族所豢养的爪牙，下等人指的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下等人中间等级的高低，又凭各人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法典”就是从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等级出发，对广大西藏人民实行横暴的统治。
“法典”对下等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他们随时都可能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下，遭到逮捕和杀戮，遭到迫害的农奴甚至连喊一声“冤枉”，都是非法的。“法典”第三条“拘捕之法律”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械击之；不受主人约束拘捕之；侦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拘捕之；小官与大官争执者拘捕之；其余酌情拘捕。……”记者在拉萨市区访问过一个名叫央金拉姆的妇女，她曾经因为反抗一个头人的侮辱而被打得遍体鳞伤，央金拉姆当时就向藏政府控告，藏政府不但不为她“伸冤”，反而把她抓进监狱关了八天，用酷刑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
占西藏总人口最多不过5％的“上等人”，在“法典”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农奴如果“触犯”了农奴主的利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称康”（法庭）就可以根据“法典”第四条的规定：“按其情节不同或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戮手，推坠悬岩，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免效尤。”各地的农奴控诉说，有些农奴主在强奸农奴的妻女时被农奴撞见，农奴主便以“侦探主人要事”的罪名，把农奴的眼珠挖掉；农奴偶然泄露了农奴主的肮脏丑事，就要被农奴主割掉舌头。不久以前，记者到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采访，在办公室里就看到刚从“雪列空”（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拉萨附近一些宗的机构，相当于专署）和“郎子辖”（原拉萨市政府）的审讯室里缴获的一部分农奴主残害人民的罪证。在一个大木箱里，装着几块已经腐烂的人肉，一张张的人皮，还有许多只人的臂膀，有的是齐肘砍掉，有的是齐肩割的，有的光剩一个手掌，已经风干变黑，但还可以看到斑斑的血污，令人触目惊心。
西藏农奴主们可以任意将农奴打伤以至处死，但是，如果农奴为了自卫而进行反抗，则是“无可赦免”的“重罪”。“法典”的第八条说：“律文中虽规定对于使上等人出血者，每滴血罚金一钱，对于使下等人出血者，每滴血罚金一分。但是在身份不相等的情况，以下叛上而致伤者，若创伤较小，应对行凶人处以肉刑，由上对下若因失手而致对方受伤，则只由失手者凭良心请送治疗将养外，在主仆情况下无有赔偿之例规。”在实际生活中，农奴主别说把农奴打伤不用“赔偿”，就是打死了也不负任何责任。江孜地区的农奴不久前揭露说，已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帕拉·汪秋就经常将农奴拷打致死。
这个“法典”对保护农奴主的财产和权益作了详尽的规定，其中还专门定有“防止偷盗的法律”。其实，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掠夺比强盗还要凶狠，剥削量一般要占到农奴总收入的70％以上，使广大农奴饥寒交迫，连最起码的衣食都无法保证。“法典”规定“偷盗王爷（指西藏最高统治者）财物罚一万倍，偷盗僧侣、寺庙、佛像等财物罚八十倍。偷平常人的财物罚七倍。”“法典”还规定“偷盗王爷财物者处以死刑，没收其财产。”据原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府的“仲泽”（秘书）强佐阿旺告诉记者说，在他担任“仲泽”的三年来，每年都亲眼看到一些牧民在饥饿逼迫下拿了主人几块奶渣、几根肉骨头，就被当作“偷盗犯”而杀害。据统计，原黑河宗（县）政府专门对付“偷盗”的刑法就在二十种以上，最轻的刑法是用烧红的铁印在犯人额前打一个烙痕，再刻上一个“狗”字，使之终身蒙受侮辱和歧视。记者最近几年在黑河地区采访时，曾几次看到原宗政府门口悬挂着“示众”的所谓“偷盗犯”的双手和头颅，鲜血淋淋，惨不忍睹。
西藏农奴主荒淫无耻的兽行，都受到“法典”的保护。“法典”第十二条规定：对于下等人家的妇女，“男子欲强奸而遭妇女拒绝未遂者，罚女方一钱（指沙金）”，男方只罚五项礼物；“强奸已遂者”，除男子需罚款外，仍然罚“妇女三钱（指沙金）”。
为了使被告的无辜农奴“甘愿”“认罪”和“伏法”，“法典”第九条还有一种极其荒诞而残暴的规定：“以发誓判断欺诳”。“凡发誓者，法官如法以铁锅熬油置黑白石各一枚于油中，两方各备祝文，凭官朗诵三遍以通神灵，……然后由发誓者之一方以手入油锅内，探取石子……如取得白石而不受伤者即认为真实无过。”许多无辜农奴在农奴主威逼下，只好发誓来表示自己的清白，结果双手被滚油烧焦，有些甚至丧失了生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能解脱“罪名”，因为“炙伤”了的人就不是“真实无过”的。
实际上，这个“法典”远远不能说明西藏农奴主的残暴。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定，西藏的寺院可以根据“法典”制定详细的“寺规”，贵族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制定详细的“家法”。这些“寺规”和“家法”，一般都比“法典”的规定更加严密和残酷。现在，随着西藏叛乱的平息，西藏人民才从这个“法典”的罪恶统治下解放出来。西藏人民目前纷纷要求明令废除这个“法典”，彻底摆脱农奴制度的束缚，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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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制的二千马力电力传动“先行”号内燃机车，已在上海——南京区间试行。这台内燃机车全部操纵都是电气自动化，起动加速快，行驶平稳，试验效果良好。 杨荣良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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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产化肥农药 支援农业生产
安庆专区新建三座钙镁磷肥厂部分投入生产
广州源裕隆化工厂争取三季度增产农药26％
本报讯 安庆专区新建的三座钙镁磷肥厂最近开始部分投入生产。
这三个厂共拥有十座高炉，除目前已投入生产的六个年产一千多吨钙镁磷肥的高炉以外，其余四个万吨级高炉将在今年7月间建成，预计今年可以生产钙镁磷肥二万吨，以后每年可以生产五万吨，按全专区六百四十二万亩耕地面积平均计算，每亩合十五斤多。
这三座钙镁磷肥厂的建设，对安庆专区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自从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推行了合理密植，各种农作物对肥料的需要量大增，特别是对磷肥需要更为迫切，许多地方庄稼秸秆长得非常茁壮，穗头也很大，但往往因为磷肥不足而有很多瘪籽，影响了收成。这三个钙镁磷肥厂的建设，将可以大大改变这种情况。钙镁磷肥能使庄稼耐寒早熟，缩短生长期，这对于保证几乎需要占用全部无霜期的双季稻的丰收，将有很大作用。此外，钙镁磷肥的大量生产和使用，还可以使农民从积肥战线上腾出大量劳动力投入其他生产。
安徽省及安庆专区领导部门对这三座钙镁磷肥厂的建设十分重视，拨出钢材和机械设备保证其上马，在各种设备中，仅发电机、电动机、煤气机、锅驼机等动力设备就有十七部，同时从东北运来大批镁砂作为炉衬的材料。中共安庆地委抽调一批干部和工人参加筹建工作。地委书记处书记史俊杰等负责同志也多次到工地具体指导。建厂工人为了快出肥，早出肥，支援农民兄弟多打粮食，更是干劲冲天，他们本着自力更生、决不等待的精神，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实行日夜三班施工，大大加快了建厂速度。
本报讯 青海省察尔汉钾肥厂职工，采取积极措施，增加生产。
目前，在察尔汉钾肥厂里，从领导干部到生产工人，都为多产钾肥并为把已生产的钾肥及时运出去而忙碌着。每天，有不少汽车来这里装运钾肥，一部分运往省内各地，有一部分从察尔汉运到甘肃省峡东火车站，再转运到广西、吉林、贵州、天津等地。根据统计：今年从这个厂运到省内和省外的钾肥共达七百六十四吨。
今年以来，为了支援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钾肥厂党委向职工讲解了粮食生产是今年青海省全党全民的首要任务，动员全体职工，千方百计，提高钾肥产量，支援农业生产。钾肥厂的职工，响应了党委的号召，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生产，厂党委书记乔思义、副厂长张富士和在厂帮助工作的省化学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冯国旺以及各生产队的负责干部，都深入工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因而，生产量不断提高。为了把已经生产的钾肥及时运出去，厂内科室管理干部和一部分工人，积极参加包装，仅在5月24日的两个小时内，就包装好二百多吨钾肥。
据广州日报消息 广州市源裕隆化工厂，在开展以加强企业管理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决定在二季增产29.2％的基础上，第三季度再增产26％，支援农业生产。
这个厂主要产品是“六六六”、“西力生”等农药。过去，曾有一段时期因为片面追求产量，对质量和安全不够重视，质量严重下降。
这个厂的党政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找原因，提高产品质量。首先，指定化验室把质量检验制度抓起来。化验人员也改变了过去坐在化验室等样本化验的作法，深入车间抽取样本化验，参加车间生产会议，听取工人意见，观察工人操作，并把化验结果，立刻告诉车间。并规定了按期将化验情况报告党委、按时检查的制度。同时，领导上又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研究质量的专题会议，分析原因，采纳建议，作出决定。认真解决规章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品率已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厂在保证优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到，今年特大洪水过后，虫害可能增加，又提出增加生产的措施，第二季全厂超额完成了“六六六”粉生产任务29.2％；第三季将比第二季再增产26％。这样对支援农业生产，促进丰收将起一定的作用。（附图片）
河北省衡水县徐家庄人民公社综合化肥厂生产了十多种农药，供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这是工人们正在生产“六六六”粉。
国汉摄（河北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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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生产更多的化肥农药
青海察尔汉钾肥厂大批钾肥源源出厂；安徽省安庆专区三个化肥厂投入生产；广东源裕隆化工厂第二季度农药六六六产量比第一季度增长29.2％，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将再增产26％……工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好消息源源而来，这些工厂产品大批出厂和投入生产，为今年的农业丰收付出了一分力量，提供了一份保证。
城市以工业产品支援农业生产，农村以农副产品支援工业生产，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城乡关系。离开了农业的支援，工业生产将得不到足够的原料材料；同样，离开了工业的支援，农业的增产也就没有确切的保障。
为了促进今年的农业丰收，目前工业应当从哪些方面加以支援？按照季节和农业生产的情况，当前最需要的是化学肥料和农药。
肥料，是农业增产基本保证之一。当前，夏收已过，秋作物正是需要追施肥料、促进生长的时候。化肥体积小，运输方便，特别是肥效大，见效快，是施加追肥的理想肥料。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大力增产化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农药是农业增产的“卫兵”。历年农业增产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战胜了病虫害而获得了农业的丰收。今年，若干地区旱涝不均。特别是在这些地方，秋禾病虫害增加的情况可能发生，而且有的地方已经发现。有些地方虽然现在没有发生病虫害，但是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应当作充分准备。因此，必须大量增产农药。
增产化肥和农药，必须产量质量并重。质量差的化肥，不能起到增加生产的效果，而且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质量差的农药，更会贻误防治时机，扩大病虫害范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必须是又多又好。
增产化肥、农药，主要的方法是挖掘现有设备潜力。只要开展技术革新，加强设备维修，就能够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设备的条件下，迅速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广州农药厂生产农药硫酸铜，由于改进了溶解反应工序的设备和操作方法，产量增加了40％，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原料，应当扩大原料来源，降低原料消耗，加强原料的综合利用，寻找适当的代用品。总之，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许多困难就能够克服。
增产化肥和农药支援农业生产，不仅是大城市、大工厂的事情，小城镇以及公社办的工业，凡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在这一时期努力增产合乎质量要求的土化肥和土农药。
化工厂、农药厂、动员起来，加紧生产，争取在支援今年农业大丰收中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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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轻工业原料来源
天津争取部分原料自给 青海就地取材产品激增
据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轻工业部门根据高级的、精密的产品和与广大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大路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安排了第三季度轻工业品的生产。
天津市轻工业系统今年上半年生产总值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56.2％，同时试制成功了一百多种新产品。第三季度各种轻工业品的生产，将比第二季度又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市场上急需的一些国家计划商品和小百货、小五金的产量增长的程度较大。像玻璃行业，将要扩大玻璃瓶、玻璃仪器、体温计等日用玻璃制品的生产；医疗器械工厂也将增产手术剪刀、止血钳子、手术刀片等小件医疗用具。车具行业除了扩大生产自行车以外，还要增产自行车、手推车上的六十四种零件，仅车条一项就比第二季度增加近三倍。其他如缝纫机、纸张、搪瓷杂品、煤铲、手推车等的产量，也都有增加。为了保证小商品按计划生产，天津市轻工业局把过去不列入计划但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四十六种小商品，也纳入了第三季度主要产品计划。
第三季度，天津市轻工业部门将有计划地自制一些轻工业原料，生产一些过去依靠外地供应的零件和半制品，以满足增产的需要。目前，造纸行业已经自建了二十五座土法常压蒸煮锅和常压蒸煮池，每日生产的纸浆可以满足这个行业需要量的20％左右。玻璃行业自制的硼砂、纯碱，也可以逐步做到自给。过去部分零件依靠上海供应的缝纫机厂、钢笔厂，一方面设法增添生产这些零件的机器设备，一方面派出老工人到上海学习技术，积极准备生产这些零件。
据新华社西宁讯 青海省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为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开辟原料来源，使轻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现在全省能够生产的轻工业产品已由去年的五百多种增加到一千多种。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据初步调查，全省可供利用的野生纤维、淀粉、油料（包括动物油）、药材就有一百一十四种。产量十分丰富的野生芦苇、马莲草、芨芨草等纤维植物已被利用作造纸原料。今年投入生产的两个造纸厂，已经用这些野生原料生产出包装纸和办公用纸。青海省中药材公司加工厂，也利用野生药材制成了膏丹丸散等多种成药。制成的鹿茸精受到外地欢迎。
过去，青海所需粉笔都要靠外地运来。现在，西宁市已利用本省出产的石膏，制成了石膏像，粉笔等多种石膏制品。西宁、大通等地有很好的陶瓷原料，今年将利用这些原料生产二十五万件腌制咸菜用的大缸等日用陶瓷品。
大量回收的废旧物资，是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的好原料。西宁等地已利用废罐头盒、旧铁皮、旧油漆桶等分别制成了水壶、煤油灯、图钉、木锉、门窗插销等日用品和小五金，供应市场。
全省除首先保证完成国家畜产品收购计划以外，还大量收集各类畜产品供轻工业作原料。现在已收集的杂毛就有四十万斤，已用来制毛口袋、毛帐篷、皮鞋毛底、毡靴等各族人民需用的冬季用品。
利用黄南、海南的森林资源，使火柴厂今年要生产的四万件火柴有了保证。过去靠外地运来的床板、镐把、木锅盖、木盒等，现在也都已就地制造。这些原材料的发掘和利用，初步解决了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原料不足的困难。（附图片）
著名的杭州张小泉剪刀，近来生产又有了发展。这是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的工人们正在包装剪刀。
新华社记者 卢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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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门帮助各地就地加工提高小商品生产水平
交流物资又交流技术
新华社9日讯 最近，许多地区的商业部门在组织物资交流的同时，展开了群众性的技术交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
我国各地的竹、木、藤、柳、草等生产小商品的原料和废品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于技术条件不一致，有些地区能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小商品；有些地区则不能利用；有的地区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有的则相反。不少地区的商业部门看到这种情况，就采用组织技术交流的办法，帮助原料产地的人民学会和提高技术，利用当地原料生产小商品，减少原料和小商品的频繁调运，同时解决供求之间的矛盾。
各地商业部门组织技术交流，促进小商品生产发展的活动是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日用杂品和小土特产品交流大会以后广泛开展起来的。在这个会上，起初各地代表要求供应七千万条草袋子，而货源只有四十五万条；会议就组织上海市代表向各省、市代表表演了用木机织草袋的技术，各省、市代表看过上海代表的表演以后，学会了织草袋的技术，凡是有稻草或有其他代用原料的地区，都改变了向外采购的主意，决定自己生产草袋子。在这一基础上，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地区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草袋子供应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一生动的事例，使各地商业部门认识到组织技术交流对发展小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
各地技术交流的方法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销地在技术上支援原料产地，原料产地以产品支援销地。如上海市化工原料采购供应站需要碱，四川省有大量的造碱原料，但是缺乏生产技术和设备，最近双方协议，由上海化工站协助四川省商业厅土产贸易局建立一个以棉桃壳为原料的制碱厂，这个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以一半供应上海化工站。新疆有大量的牛羊血，过去都白白浪费掉了，最近新疆有关部门和天津市水产供销公司等部门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由天津市水产供销公司派技术人员去新疆帮助用牛羊血制成血粉，新疆再以血粉供应天津等地，作为工业、渔业的生产原料。
第二种形式是互相学习技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种形式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各个生产的优点，使各地的生产部门都能掌握全套的先进技术，普遍提高生产。如云南省生产蜡虫有悠久的历史，四川省挂蜡技术比较高，历来是云南供应四川蜡虫，四川省生产白蜡。最近双方签订了协议，云南派人到四川学习挂蜡技术，四川派人到云南学习养虫技术，这样，两省都会养蜡虫和挂蜡，就可以增产更多的白蜡。
第三种形式是，有技术的地区派出技术人员携带机器工具到有原料的地区传授技术，帮助产地发展生产。如上海市松江县商业局派出技术人员三人到宁夏传授打绳、织草袋技术。河北省也派编织苇席的技术工人，携带编织工具到云南传授编席技术。
第四种形式是，原料产地派人到有技术的地区去学习。如宁夏商业厅派人到广东省学习编织蒲包的技术，学会后再回本区推广。
除去以上几种形式以外，各地还通过召开现场会议、交换图纸、样品和图书资料等方式，广泛交流技术经验，对促进小商品生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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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广大劳动人民集会诉苦
纷纷要求废除乌拉制度高利贷
新华社拉萨9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西藏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废除残酷的乌拉差役制度、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剥削；把他们从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深渊中解放出来。
西藏人民把乌拉差役制度、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剥削比作缠在他们身上的三条毒蛇。当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平息以后，人们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废除这三种封建剥削。拉萨、山南、塔工、昌都和江孜等地区的群众，最近集会诉说自己的痛苦；有些农奴在行路中遇到工作人员，便拉住了他们，倾诉自己的悲惨生活。
在西藏的农奴制度下，朗生（家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最深、受奴役压迫最重、要求改革也最为迫切。山南拉加里县号称“山南王”的叛匪头子拉加里·朗吉纬错家里，共五口人，就有六十二个朗生。在江孜地区叛匪头子帕拉·土登为登的家里，有六十多个常用的朗生，还有四十多个预备的朗生，帕拉还专门设有“甲本”（连长）来管理朗生。叛匪头子索康在山南的凯松溪卡，共有三百零一口人，其中朗生和“差摇”（长年为农奴主支差和作田间劳动的奴隶，类似朗生）就有五十一个，占全溪卡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
朗生的生活极为悲惨，他们被剥夺了作人的权利，毫无人身自由，而且不仅自己整年受冻挨饿、在皮鞭下终身为农奴主作无偿的劳役，就是自己的子女，也要子随父、女随母世代为农奴主当奴隶。蔡宗叛匪头子松多的朗生洛桑已经被奴役了二十年，他有五个小孩，但农奴主每天只给大人发半碗糌粑，不给小孩子发口粮，使他的两个小孩活活饿死。洛桑患重病不能劳动，农奴主就逼着他出钱雇工顶替，洛桑像牛马一样地为农奴主劳动了一生，最后还欠下农奴主算不清的债。乃东县朗生巴珠等三个姊妹在一次集会上控诉说，她们的外祖母因为抵债作了农奴主的朗生，外祖母死后母亲继承下来干了一辈子，到了她们这一代，姊妹三个和巴珠的女儿，又都被强迫当了朗生。巴珠说，她们四代为奴，终年给农奴主背水、下田，农奴主每人每天只给她们一小升糌粑（半斤左右），三年给一双布靴子，就是全部报酬。在控诉时，她们举着农奴主特制的小升和没底的破靴子哭着说：“请大家看看，我们世世代代是怎样活过来的！再不改革还能活下去吗？”
西藏劳动人民痛恨暴虐的乌拉差役制度，要求立即废除这种野蛮制度。西藏的乌拉差役制度分为缴纳粮食财物和人畜劳役两种，名目繁多，对人民的剥削极其残酷。据调查，山南地区农奴每种一岗差地（大小不等，每岗约十五亩到四十亩），就要出乌拉（为农奴主支差的人也叫乌拉）二至三人，长年为农奴主服无偿劳役，每年还要另外给领主出人差、马差、牛差一百或几百次。在拉萨北区，农民种半岗地每年除支付一个长年乌拉外，其他零差要出一百二十天以上。在乌拉差役制度下，各地的农奴主都可以随意规定名目，横征暴敛。很多地区农民所支付的各种人工差、牲畜差、实物差和钱差等，共有二百四十多种，例如人工差中有耕地差、收割差、拔草差、踏场差、运粮差、修建差、送信差、磨糌粑差、做青油差、制藏酒差、裁缝差、揉搓皮革差、纺毛线差等，总之，农奴主只要需要，什么事都可以支差，农奴们必须随叫随到。在钱差中，有一种费用是当年清朝驻藏大臣到西藏时的欢迎宴会费；还有一种是1804年英国侵入西藏时的战争赔偿费，这些都按户摊派，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有些地方死了人，要交“死人消灾费”。受了水灾要交“受灾税”。有些寺庙还规定农民每年要请喇嘛念“冰雹经”，祈祷免除冰雹灾害；如果当年没有遭灾，农民要交费表示酬谢；相反，如果念经后还是下了冰雹，就是由于农民心不诚，必须罚款。总之，下冰雹或不下冰雹，农民都必须交款。西藏人民对这种残酷剥削制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高利贷是西藏农奴主对劳动人民一种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人身迫害。绝大多数西藏劳动人民都受到高利贷的压榨，因此，要求废除高利贷剥削，已经成为西藏劳动人民一致的呼声。在叛匪头子索康的凯松溪卡，全体农奴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欠债达三十克（每克约合二十五斤）粮食。在旁多宗林阿溪卡，九户人家全部负债，其中有四户负债都达一千克以上。根据很不完整的统计，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噶丹寺）每年放出的高利贷，青稞就有一百四十三万多克，藏银达九十九万多秤（每秤合人民币三元三角三分）。其中色拉寺的总收入中，高利贷占了最主要的部分。许多人被高利贷逼得倾家荡产，不得不逃亡他乡；有的以身抵债，终身变为奴隶；有的因为还不起债而受到酷刑，甚至被活活打死。
西藏劳动人民形容高利贷的灾难说：“高利贷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农民说：“未见一粒粮，欠下千克债，借下一笔账，子孙还不清”。东噶宗一位五十多岁妇女白玛次登控诉说：她的叔父从小就被迫偿还祖父遗留下的十五克旧债，叔父还了十年，给农奴主交了八十克粮食，不但没还清，到四十年后，这笔债利滚利累积到七百克，叔父不得不全家逃亡。农奴主就把这笔债转移到她叔父的近亲——白玛次登的母亲身上，她母亲还了十五年，交了二百二十五克粮食；她母亲死后，白玛次登继承了这笔债务，她还了二十年，共还粮二百六十克，以后十六年未还，结果这笔债又变成六百克，最近四年还了三十二克。白玛次登说：这笔十五克旧债，我祖宗三代还了一百零七年，拿出五百九十七克粮食，直到现在还没有还清，还有五百多克压在身上。她说：如果不进行改革，我的子子孙孙是永远也还不清这笔债的。
乌拉差役制度，人身奴役和高利贷剥削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西藏人民表示决不允许这些残酷的吃人制度再继续保持下去，一定要斩断封建农奴制度缠在他们身上的这三条毒蛇，和全国人民一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附图片）
山南地区乃东县农民举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示威游行，坚决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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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魔鬼的血嘴——西藏噶厦的“法典”
新华社记者 郭超人
在阴森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称康”（法庭）里，褐色的石墙上铁窗异常狭小，连风都无法吹进，血红色的柱梁上挂着一排皮鞭、木棍和铁枷，黑沉沉的屋角里摆着一大堆脚镣、手铐和铁链……。在各个“称康”里，都有一部绸面手抄的书册，它的封面已被摸揉得油腻而发黑，这就是西藏农奴主的“镇山之宝”，名字叫“称依”——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法典。全文共十六条，约一万字。这部“法典”一千多年以来，只是个别条文上有过更动，它的基本方面，即残暴、野蛮地迫害西藏农奴的各项规定，却没有丝毫改变。原西藏地方政府运用这部“法典”，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的西藏人民！西藏人民激愤地把它叫作“魔鬼的血嘴”。
“法典”的基本根据就是保护农奴主的利益和西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典”第七条把西藏人严格地划为三等九级：“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办事大小而定。”上等人是指西藏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等，中等人指一般僧俗官员、藏军下级军官，以及藏政府、寺院和贵族所豢养的爪牙，下等人指的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下等人中间等级的高低，又凭各人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法典”就是从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等级出发，对广大西藏人民实行横暴的统治。
“法典”对下等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他们随时都可能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下，遭到逮捕和杀戮，遭到迫害的农奴甚至连喊一声“冤枉”，都是非法的。“法典”第三条“拘捕之法律”规定：“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械击之；不受主人约束拘捕之；侦探主人要事者拘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拘捕之；小官与大官争执者拘捕之；其余酌情拘捕。……”记者在拉萨市区访问过一个名叫央金拉姆的妇女，她曾经因为反抗一个头人的侮辱而被打得遍体鳞伤，央金拉姆当时就向藏政府控告，藏政府不但不为她“伸冤”，反而把她抓进监狱关了八天，用酷刑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
占西藏总人口最多不过5％的“上等人”，在“法典”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农奴如果“触犯”了农奴主的利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称康”（法庭）就可以根据“法典”第四条的规定：“按其情节不同或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戮手，推坠悬岩，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免效尤。”各地的农奴控诉说，有些农奴主在强奸农奴的妻女时被农奴撞见，农奴主便以“侦探主人要事”的罪名，把农奴的眼珠挖掉；农奴偶然泄露了农奴主的肮脏丑事，就要被农奴主割掉舌头。不久以前，记者到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采访，在办公室里就看到刚从“雪列空”（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拉萨附近一些宗的机构，相当于专署）和“郎子辖”（原拉萨市政府）的审讯室里缴获的一部分农奴主残害人民的罪证。在一个大木箱里，装着几块已经腐烂的人肉，一张张的人皮，还有许多只人的臂膀，有的是齐肘砍掉，有的是齐肩割的，有的光剩一个手掌，已经风干变黑，但还可以看到斑斑的血污，令人触目惊心。
西藏农奴主们可以任意将农奴打伤以至处死，但是，如果农奴为了自卫而进行反抗，则是“无可赦免”的“重罪”。“法典”的第八条说：“律文中虽规定对于使上等人出血者，每滴血罚金一钱，对于使下等人出血者，每滴血罚金一分。但是在身份不相等的情况，以下叛上而致伤者，若创伤较小，应对行凶人处以肉刑，由上对下若因失手而致对方受伤，则只由失手者凭良心请送治疗将养外，在主仆情况下无有赔偿之例规。”在实际生活中，农奴主别说把农奴打伤不用“赔偿”，就是打死了也不负任何责任。江孜地区的农奴不久前揭露说，已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帕拉·汪秋就经常将农奴拷打致死。
这个“法典”对保护农奴主的财产和权益作了详尽的规定，其中还专门定有“防止偷盗的法律”。其实，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掠夺比强盗还要凶狠，剥削量一般要占到农奴总收入的70％以上，使广大农奴饥寒交迫，连最起码的衣食都无法保证。“法典”规定“偷盗王爷（指西藏最高统治者）财物罚一万倍，偷盗僧侣、寺庙、佛像等财物罚八十倍。偷平常人的财物罚七倍。”“法典”还规定“偷盗王爷财物者处以死刑，没收其财产。”据原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府的“仲泽”（秘书）强佐阿旺告诉记者说，在他担任“仲泽”的三年来，每年都亲眼看到一些牧民在饥饿逼迫下拿了主人几块奶渣、几根肉骨头，就被当作“偷盗犯”而杀害。据统计，原黑河宗（县）政府专门对付“偷盗”的刑法就在二十种以上，最轻的刑法是用烧红的铁印在犯人额前打一个烙痕，再刻上一个“狗”字，使之终身蒙受侮辱和歧视。记者最近几年在黑河地区采访时，曾几次看到原宗政府门口悬挂着“示众”的所谓“偷盗犯”的双手和头颅，鲜血淋淋，惨不忍睹。
西藏农奴主荒淫无耻的兽行，都受到“法典”的保护。“法典”第十二条规定：对于下等人家的妇女，“男子欲强奸而遭妇女拒绝未遂者，罚女方一钱（指沙金）”，男方只罚五项礼物；“强奸已遂者”，除男子需罚款外，仍然罚“妇女三钱（指沙金）”。
为了使被告的无辜农奴“甘愿”“认罪”和“伏法”，“法典”第九条还有一种极其荒诞而残暴的规定：“以发誓判断欺诳”。“凡发誓者，法官如法以铁锅熬油置黑白石各一枚于油中，两方各备祝文，凭官朗诵三遍以通神灵，……然后由发誓者之一方以手入油锅内，探取石子……如取得白石而不受伤者即认为真实无过。”许多无辜农奴在农奴主威逼下，只好发誓来表示自己的清白，结果双手被滚油烧焦，有些甚至丧失了生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能解脱“罪名”，因为“炙伤”了的人就不是“真实无过”的。
实际上，这个“法典”远远不能说明西藏农奴主的残暴。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定，西藏的寺院可以根据“法典”制定详细的“寺规”，贵族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制定详细的“家法”。这些“寺规”和“家法”，一般都比“法典”的规定更加严密和残酷。现在，随着西藏叛乱的平息，西藏人民才从这个“法典”的罪恶统治下解放出来。西藏人民目前纷纷要求明令废除这个“法典”，彻底摆脱农奴制度的束缚，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
第2版()
专栏：
我国自制的二千马力电力传动“先行”号内燃机车，已在上海——南京区间试行。这台内燃机车全部操纵都是电气自动化，起动加速快，行驶平稳，试验效果良好。 杨荣良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