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试谈曹操戏
陆学斌
曹操不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是重要的戏剧人物。因此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讨论，势必涉及到舞台上曹操形象的问题。对传统的曹操戏究竟应该如何看法，怎样对待，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不论评价历史人物也好，或者研究历史剧也好，都必须根据历史资料根据正确的观点作出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不致停留在笼统的似是而非的印象上面。在报刊上展开曹操应如何评价的讨论以前，有些人往往凭笼统的印象出发，认为过去历史学者都是贬斥曹操的。经过讨论以后，大家都感到这种笼统说法不一定恰当了。事实上，从晋朝以来，历史学者对曹操的评价并不是没有分歧，而是分歧很大的。有说坏的，有说好的，也有说他有功有罪的。说他坏的人，认为他是乱臣贼子，“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尤其是朱熹在“通鉴纲目”里把曹操骂得最厉害，说曹操之罪“无所容于天地之间”，人人“得而诛之”。说他好的人，认为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既有“文采风流”，又有“王霸之度”，“知人善察”，“拔识奇才”，“雅情节俭，不好华丽”。其实，不论褒曹的也好，贬曹的也好，都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从私人品德、才智等方面来评价曹操的。我们今天为曹操翻案，还不是简单的翻历史人物的坏人好人之案，翻功大罪大之案，而要根据历史资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曹操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给曹操以正确的评价。我们要来评价与处理有关曹操的传统历史剧的问题，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历史剧与历史的联系，艺术的真实是否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另方面又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把历史剧和历史等同看待，不能把过去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历史剧与今天创作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剧等同看待，必须注意根据过去有关曹操戏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不致主观臆断，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戏剧中的曹操是不是都是反面人物？
谈到传统的曹操戏，首先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戏剧里的曹操，是不是都是一张大白脸呢？是不是都是以反面人物出现的呢？在讨论当中，不少人的答复都是肯定的。比如谭其骧先生就这样说：“小说戏剧确实只有说曹操坏，没有说曹操好的。”闻亦步先生也说：“在任何剧种里，在任何三国戏中，曹操从来没有充当过正面人物。”这些说法，是未免失之于笼统的。在有关曹操的戏剧中，固然有不少或者大部分是说曹操坏的，而且笼罩着浓厚的正统观念，但也有说曹操好的；就是在一些基本上贬曹的戏中，也还有在某些方面说曹操好的，不可一概而论。
据现在收集到的材料，在一千二百多出京戏中，三国戏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出，其中有曹操出场的又约有五十来出。在七百三十七出元杂剧目中，三国戏约有四十出，其中有曹操出场的约二十出，现在有传本的十一出。在五百二十三出明杂剧目中，三国戏约有二十出，其中一半有曹操出场，现在有传本的有“关云长义勇辞金”、“狂鼓史渔阳三弄”等少数几出。在古典戏剧丛刊初、二、三集所收集的三百部传奇、戏文中，三国戏有“刘玄德三顾草庐记”、“青虹啸”、“古城记”、“连环记”等四出，都有曹操出场。
在有关曹操的京戏、元明杂剧、传奇当中，作者对于曹操的态度大约有四类：一类是表扬曹操的。其中有表现他的正义、机智的“刺董卓”（京剧，以下未注明朝代和剧种的均为京剧），有表现他的军事才能、歌颂他打胜仗的“战官渡”，有表现他的爱才重义和识见的“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战吕布”、“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以上三剧均为元杂剧）、“文姬归汉”等，有描写他的文才和胸襟的“横槊赋诗”、“铜雀台”。第二类是反映东汉末年豪强镇压黄巾起义军或豪强之间的斗争的剧目。其中有一部分，曹操是做为很次要的配角出现的，像龙套一样，剧作者没有对曹操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如“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元杂剧）；有的还能给人以好感，如“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元杂剧，这四寇是指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第三类是表现三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或表扬三国中的某一人物，而关系到曹操并有曹操出场的。在这一类剧目中，作者所同情和要表彰的，显然不是在曹操方面，但由于曹操确实有许多值得人们称许的长处，因而不管剧作者的主观意图怎样，客观上往往表扬了他。如在反映曹操战马超的“反西凉”、“战渭南”、“战冀州”、“赚历城”四出戏中，“反西凉”一出描写了曹操打败仗后割须弃袍的狼狈相，但在紧接“反西凉”的“战渭南”中，又不能不表现曹操的军事才能高于马超；又如“灞桥挑袍”，显然是表扬关云长的，但也同时表扬了曹操的重义爱才。第四类剧目是从作者的主观愿望到作品的客观效果都攻击了曹操，有的是借一些人的嘴巴大骂曹操，有的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件来刻划曹操的“奸恶”和“愚蠢”。这一类剧目对曹操的贬斥，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站在刘汉正统的立场攻击曹操，着意刻划曹操的“不臣之心”，如“许田射鹿”、“拷打吉平”、“衣带诏”、“逍遥津”等；其二是表现曹操的失败，并且以他的失败为快，如“华容道”、“阳平关”、“战濮阳”等；其三是从私人品德上贬斥曹操，着意刻划他的多疑、残暴、负义、嫉才和好色，如“捉放曹”、“曹操夜走陈仓路”（元杂剧）、“战宛城”、“曹丕纳甄”等。而在“徐母骂曹”、“张松骂曹”、“左慈戏曹”，特别是“击鼓骂曹”中，则从政治、才干、品德等各方面给曹操算了总账，甚至把他的祖宗三代都骂进去了。这些戏就像陈琳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檄文一样，对曹操给予了最彻底的否定。在这四类当中，最后一类占了很大的比重。
以上是就戏剧的内容来说的，就是从扮演曹操的角色、行当以至他所挂的髯口来看，各个剧种剧目也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现在关于曹操的大白脸的印象，主要是从京剧中得来的。京剧中的曹操，的确多是用大白脸扮的，但其他剧种和过去的戏曲就不是这样了，川剧“赠剑献剑”中的曹操是用小花脸扮的；明朝王济的“连环记”传奇中，同一个“赠剑献剑”的曹操，又是用付扮的；明朝的另一些传奇如“刘玄德三顾草庐记”中的曹操，是用外扮的（这出戏中的周瑜也是用外扮的）；元朝的杂剧中，不少戏里的曹操是用冲末扮的，也有用外或净扮的；用外扮的有郑德辉的“刘关张三战吕布”和无名氏的“张翼德单战吕布”等，用冲末扮的有“曹操夜走陈仓路”等，用净扮的有“青虹啸”传奇。京戏中曹操所挂的髯口，一般都是黑满须，但在许多元杂剧中，都注明曹操的装束是兔儿角、幞头、补子圆领、挂剑、三髭髯。这三髭髯看来要清秀得多了。
以上所引的这些资料，由于见闻所限，难免有所疏漏，但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在戏剧当中，骂曹操的占很大比重，特别是在今天经常上演的曹操戏中，骂曹操的比说曹操好的要多得多，但也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那样，只有说曹操坏没有说曹操好的，舞台上的曹操并不完全是也不一直是一张大白脸。当我们研究曹操戏的时候，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加以注意。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并不一致，反映在戏剧上的曹操形象自然也不会像某些人所臆断的都是千篇一律，一直是一张大白脸。戏剧中的贬曹操倾向
从何而来？
在戏剧当中，贬曹的既然占很大的比重，那末，这种贬曹倾向是怎样形成的，就很值得研究。在讨论当中，有人认为，曹操戏的情节和观点都来自“三国演义”，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编写于明初，但至少远在宋、金就有演唱三国故事的院本和戏文。现在所知道的剧目，便有“刺董卓”、“骂吕布”、“大刘备”、“襄阳会”、“赤壁鏖兵”、“单刀会”、“铜雀妓”、“甄皇后”、“貂蝉女”等。元代和明代杂剧中，三国戏更多。据现有资料统计，元杂剧目中三国戏的比例达二十分之一强；明杂剧目中三国戏的比例较小，但也有近三十分之一。如果明代的杂剧和“三国演义”的产生时间相近，还可能受到它的影响，那末，元代的杂剧是根本不可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的。从现有传本的元杂剧来看，它的情节和元朝的“三国志平话”大体符合，而和“三国演义”则出入较大。但在元杂剧中，贬曹的倾向已经明显存在，其中也有些剧目的情节和“三国演义”乃至现代的京剧十分相似。如有名的元曲作家、外号小汉卿的高文秀所写的“刘玄德独赴襄阳会”，是描写徐庶计破曹仁的故事，既见于“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也在京剧的“徐母骂曹”中有所反映，又如元曲四大名家之一郑德辉所作的“虎牢关三战吕布”，分别见于“三国演义”的“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和京戏的“虎牢关”，“三国演义”这一回的题目，倒很可能是受了元曲的影响。很显然，对于这一部分剧目，不是估计它如何受“三国演义”影响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它是否曾经影响了“三国演义”。我认为这一部分三国戏和“三国演义”的关系，多少带有母女关系的性质，虽然“三国演义”主要来源于宋元的平话，但也很可能受到这些三国戏的影响。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还有一部分三国戏，包括元明之间和明初的一部分杂剧，产生的年代和“三国演义”相近，并且和“三国演义”一样，它们都主要是来自于平话。它们在贬曹倾向上，和“三国演义”如出一辙。但由于各有所据，各有所见，在一些具体人物的处理和情节的安排上，和“三国演义”却很不一样。如元明之间无名氏作的
“阳平关五马破曹”、“曹操夜走陈仓路”，都是反映魏蜀的阳平关战役，和“三国演义”比较，在表现曹操打败仗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对张鲁的处理就很不相同，这两出戏都让张鲁在投降曹操以后被曹操所杀，而在“三国演义”中，张鲁则被封了大官。又如这两出戏都把张鲁的弟弟写为张恕，“三国演义”则写为张卫。和“三国志”对照起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记载是相符的。可以推想，罗贯中在根据平话编写“三国演义”时，已据“三国志”作了某些校正，而这两出戏则较多的保存了原来民间传说的痕迹。这一部分三国戏和三国演义的关系，可以说带有姐妹关系的性质。
但是，“三国演义”一经写成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对戏曲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影响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徽戏和京戏中。徽戏和京戏的三国戏，多是根据“三国演义”编写的。据萧长华先生说：皖籍已故名老生卢胜奎，就曾根据“三国演义”编过十六本京戏，“群英会”、“空城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三国戏的情节和观点，当然也不能不受“三国志”和前期戏曲的影响，但因为它直接脱胎于“三国演义”，的确可以视为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这一部分三国戏和“三国演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带有女母关系的性质。
从以上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三国戏的情节和观点主要来自“三国演义”，但就整个三国戏而言，它的贬曹倾向早在“三国演义”产生以前就形成了。鲁迅先生说：“三国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瓌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所以平话很早就说起三国故事，而且说者很多。晚唐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反映着唐朝民间就流传着关于张飞、邓艾等三国人物的故事或戏剧。至北宋时，三国故事便成了说话的一个重要专题，并且产生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表演三国故事的皮影戏的节目，这时也产生出来了。正在这个时期崛起的戏曲，当然不可能不从这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中汲取题材。至于观点，据苏东坡“志林”的记载：“小儿聚坐听古话，闻刘玄德败则频蹙眉，闻曹操败则喜唱快”，说明北宋时的平书，已出现贬曹的倾向。到南宋这种倾向更为发展。当然也不能不在以后的三国戏中反映出来。
这里便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起码在唐玄宗时名誉还比较好的曹操，忽然从宋代起就名誉败坏了呢？平话和戏剧中的贬曹倾向是怎样形成的呢？王昆仑先生认为舆论的变化首先自民间开始，把曹操作为反面教员是多少年来人民自己的选择，其历史的客观基础是群众正在异族侵略威胁中人心思汉的爱国情绪。郭沫若同志则认为广大人民虽则把曹操当作反面教员，但并不是人民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民主性的精华大抵是从民间开始的，而封建性的糟粕则不能让人民来负责。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的。在我个人看来，曹操之在戏剧中充当反面教员，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主要是由于正统观念的影响。在宋、元时期，社会上贬曹舆论已经盛行，朱熹的“通鉴纲目”已被推崇备至，这一时期的平话和戏剧，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勘吉平”、“青虹啸”等戏固然赤裸裸地反映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像“刘玄德独赴襄阳会”这样尊刘抑曹的戏剧，又何尝不是正统观念的体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在统治者竭力鼓吹的情况之下，在戏剧中存在着正统观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传统戏里，不仅在贬曹的戏里存在着正统观念，就是推崇曹操的戏剧里，也未尝没有正统观念。最早的三国戏虽然是从民间的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在封建统治者的蓄意培植之下，民间的口头文学也会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不能认为民间的东西就完全是民主性的精华；第二，编剧本、写文章的人，大多不是劳动人民出身，口头文学经过他们的编写以后，也往往加入了正统观念的糟粕。如果忽视了正统观念对于戏剧的影响，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估计到，曹操所以在戏剧中挨骂，除了主要是由于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外，也确实包含着人民自己爱憎的因素在内。因为曹操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雄才大略，很有胆识，他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身上，也就不能不具备着残暴、权术、奸诈等种种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常有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曹操还表现得相当突出。而这些卑劣的品质，又正是劳动人民所痛恨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群众也骂曹操，并且把他当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典型来加以嘲笑和讽刺。人民群众的这种爱憎，不仅表现在对待曹操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其他历史人物上。例如曾经做过农民起义领袖的刘邦，开始时他所实行的某些政策，曾经得到农民们的欢迎，当他进入关中时，“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但是，对于他的一些卑劣的言行，则同样是表示憎恶的。如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他父亲时，刘邦竟然说：“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幸分我一杯羹。”对于刘邦的这种言行，广大群众一直是当做不齿的事情，表示了明显的憎恶。如果否认了人民爱憎的因素，以为一骂曹操就是正统观念，也未免是有所偏颇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有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有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有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虽然说统治阶级的观念是统治着的观念——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但也不能设想，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就能完全牵住人民群众的鼻子，在文艺作品里一点也不反映他们自己的爱憎。舞台上的曹操的形象，与历史上的曹操诚然是并不完全符合的，但在一些曹操戏里，却塑造了一个残暴、奸诈的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形象，集中体现在曹操身上的奸险、阴狠、毒辣，是统治阶级典型的刻画。这个形象在当时生活中是有真实性的。这些戏剧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广大的观众。正因为人民群众憎恶封建统治阶级残暴、欺诈、权术等等丑恶的品质，所以群众在这方面也就憎恶曹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昆仑先生认为，宋、元、明、清以来，“人心思汉”、“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我国人民普遍的爱国情绪，这样，诸葛亮就成了智慧的化身，曹操就成了奸雄的典型。这个论断，确有它一定的道理，只是这个因素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唯一的罢了。
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戏剧中的贬曹倾向，主要是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人民的爱憎。从正统观念出发来写曹操，这是封建的糟粕；从某些品德方面来贬曹操，借曹操来寄托“人心思汉”的感情，这里面既包含着正统观念，也包含着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人民的爱憎和封建的正统观念两者又往往夹杂在一起，因此我们还必须对具体的曹操剧目加以具体分析。任何笼统的说法——或者认为所有贬曹戏剧都是由于正统观念的支配，或者认为都是出于人民爱憎的选择——不能认为是全面的。曹操戏要不要立即翻案？
那末，对于歪曲了曹操形象的戏剧，是不是都要立即翻案呢？更进一步来说，凡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戏剧，是不是都要立即翻案呢？在讨论当中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主张，旧的曹操戏可以照旧上演，同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塑造曹操的形象，新旧共存，听从人民选择。也有人主张立即翻案，如上海的束世?先生。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旧的曹操戏，不管编者用意如何，无疑是以封建正统主义为中心的，在人民翻身的今天，中心应当改变了，该改的改，该淘汰的淘汰，不能怕困难。”“我看旧曹操戏如果再不改，再也不能‘照旧’演下去了。我们在政治上要求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为什么能厚诬古人呢？”在我个人看来，前一种主张是正确的，后一种主张是不对的。这是因为：
第一，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在研究和处理有关历史戏剧问题的时候，应该区别不同的历史剧，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与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戏剧，是有种种不同情况的。有一种是根本是非的颠倒，例如说李自成是“闯贼”（如“煤山恨”、“宁武关”），说洪秀全、杨秀清是“发逆”（“如铁公鸡”），把统治阶级的奴才武训美化为圣人
（如“武训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毒草，是政治性质的问题，因而是必须立即翻案的。如果不立即翻案，就会谬种流传，在人民中散布有害的毒素，混淆大是大非的界限。另一种是仅涉及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问题。尽管在戏剧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而且其中还包含着封建正统思想的因素，但并不涉及到根本立场。这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之内的问题，完全可以新旧并存，让人民自己去加以选择。何况如何正确地评价曹操，历史学家还在研究、讨论当中，这次讨论的最现实的意义，主要在于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除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还历史上的曹操以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人们并不急于要求做出结论。在舞台上让新旧曹操的形象同时并存，也是完全可以的，这是不是“厚诬古人”因而不能容忍呢？完全不是。因为历史上曹操这个人物无论怎样翻案，也终归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人物，传统的剧目上面即使把曹操刻划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坏了一些，继续上演这些剧目对于当前的现实斗争和人民觉悟，也不至于会产生多大的不良影响。
第二，对传统的历史剧和新的历史剧本的创作，也应该加以区别对待。传统的历史剧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在这些戏剧里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只要不是属于根本颠倒政治原则的毒草，不仅可以上演，而且还应该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供我们去研究和欣赏。至于新的历史剧的创作，要求就应该有所不同。戏剧工作者在创作新的历史剧本、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时候，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艺术的真实基本上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吸取传统剧目中的精华，去掉其中的糟粕。如果用今天创作新历史剧的标准来衡量传统的历史剧，凡是不合标准的一律马上翻掉，那是不切实际的。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全部曹操戏里，除了“击鼓骂曹”等少数几出是整个否定了曹操以外，一般都只反映曹操在一个事件中的面貌，并不涉及到曹操整个的功罪问题。曹操既然是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的身上不能不带有这个阶级的特点，把他的私人品质道德上的一些丑恶事实和他的某些失败在戏剧当中加以反映，也无损于对整个曹操的评价。至于这些戏的观点是否正确，题材处理是否得当，则要根据具体的剧目加以具体的研究，不可一概而论。例如赤壁之战，不论如何，曹操是打了败仗的，尽管像“赤壁鏖兵”“群英会”（京剧）这样一些戏剧把曹操描写得过分愚蠢了些，但把曹操的失败搬上舞台，并且在具体情节上做一些艺术的想像和夸张，也是完全可以的。假如今后有人编写曹操与黄巾的戏剧，把曹操做为反面人物来处理，可以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如果把曹操戏一下子马上全部翻案，还涉及到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问题，涉及到许多与曹操有关的剧目的存废问题，涉及到许多类似的历史剧的翻案问题。比如蔡伯喈，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文学家，但在舞台上出现的蔡伯喈，和历史上的完全两样。这样的戏怎么办？就很值得研究。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种情况，率尔从事，就会造成剧目工作的混乱，并且还会损坏许多基本上是优秀的剧目遗产。
因此，我认为，在新旧并存、听从人民选择的原则之下，第一，旧的曹操戏应该做为一份艺术遗产保存下来，并且继续上演。不能因为对历史上的曹操要作重新评价，便把传统的曹操戏一概抹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传统剧目中的曹操虽然与历史上的曹操并不完全符合，但是他却塑造了封建统治者的一个典型形象，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粗暴地加以否定或者是轻率地任意删改，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第二，我们说传统的曹操艺术形象不要轻易改动，也并不排斥对某些传统的曹操戏进行必要的整理和加工。事实上，过去舞台上的曹操形象，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着的，比如从元朝的杂剧到现在的京剧，曹操便从外和冲末变成了大白脸；从比较清秀的三髭髯变成了黑满髯；最近几年经常上演的曹操戏，或者在剧本上，或者在表演手法上，也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一般都是逐步提炼、有所提高的。因此，在反对轻率删改的粗暴态度时，绝不能排斥必要的整理和加工。当然，这种整理和加工工作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并且要对具体的曹操戏做具体的分析。有的曹操戏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有的和历史真实出入较大的；有的曹操戏在艺术上很成功，有的曹操戏比较要差一些。因此，在进行整理加工的时候，就应区别对待。而不论怎样整理，怎样加工，都应该保存传统曹操戏中的精华，使这些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提高一步。在这里，还应该说明一下，我们说传统的曹操戏也需要进行整理和加工，并不意味着以整理过的曹操戏来代替传统的曹操戏，这两种曹操戏也可同时并存，听从人民选择。第三，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历史事实来编写新的曹操戏，重新塑造曹操的艺术形象，使艺术的真实基本上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在舞台上也还给曹操以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这三种曹操戏的同时并存将是相当长期的，但可以设想，随着新的更好的曹操戏的出现，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逐步普及和深入，群众选择的结果，必将是新的更好的曹操戏逐步流行起来，成为最受欢迎的剧目，人们对于曹操大多是一张大白脸的印象，也就会逐步改变。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现在流行的优秀的传统曹操戏，也将长期地保留下去，就像我们保存王实甫的伟大剧作“西厢记”一样。
编后
最近历史界展开了关于曹操的估价问题的论争，论争中涉及到对“三国演义”和传统曹操戏的评价。关于这一点，意见也是有分歧的，而读者中间也有人对于传统曹操戏今后如何演出，提出了疑问。
陆学斌同志的“试谈曹操戏”，根据中国戏曲史上有关曹操戏演变的丰富资料，对如何评价曹操戏和今后如何整理曹操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是有助于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