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学术批评与说理
卢弓
积极开展学术批评,并且坚持采取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学术批评,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战斗的、批判的学说。它从来都是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作斗争中来发展自己的。积极开展学术批评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批判采取说理的方法,以理取胜。因为,理是在马克思主义这边,而不是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那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战无不胜,就因为它是真理。过去,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用它全副的统治力量来支持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则极尽压制与摧残的能事。但就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仍然凭借真理的力量,取得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胜利。今天,在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尤其是经过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更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采取说理的方法,通过学术批评和讨论,战胜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占领各个学术阵地。
在今天,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是早成定论,无可怀疑的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能采取简单地否定的方法,必须采取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呢?这是因为,在学术思想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今天的形势下,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已接受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什么是错误的这个问题,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说出充分的道理来帮助他们解决;哪一些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为什么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这个问题,也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说出充分的道理来帮助他们判别。因此,我们强调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必须采取说理的方法,以便通过说理来说服多数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错误,摆脱可能受到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同时,我们今天进行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一般说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对于人民内部的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学者,我们采取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我们希望通过说理的学术批评,说服他们抛弃错误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要他们是愿意服从真理的,我们就有可能通过说理的方法,以理服人,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人民内部也会有人始终不肯服从真理,死抱着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放,那也无关大局。我们在批判这种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时候,仍然坚持说理的方法,这是为了说服其他的人,缩小和清除这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
所以,无论从教育广大群众来说,还是从争取资产阶级学者来说,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仍然必须采取说理的方法。以理才能服人。讲清了道理才能帮助解决思想问题。简单地否定的办法,既达不到教育群众的目的,也达不到争取改造资产阶级学者的目的。正如毛主席说的,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主张学术批评要以理服人,就不仅要求提出批评的时候要充分的说理,而且要求被批评者如果不服,就要讲出自己不同的意见。既有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让被批评者说出自己的不同的意见,那不同的意见仍然存在在被批评者的心中,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只有鼓励被批评者说出自己的不同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并且一次又一次地理由充足地驳倒这些反批评,才能使被批评者真正心服,使我们真正达到服人的目的。
但是,还必须强调,我们坚持在学术批评中采取说理的方法,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服人。服人只是目的的一个方面。目的的另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了提高和发展自己。我们要通过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来锻炼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队伍,提高这个队伍的水平,占领各个学术阵地。采取简单地否定的办法进行学术批评,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也无助于提高自己。由于学术问题的复杂,有时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很容易判别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每每容易导致错误。被简单否定了的东西,有时并不是或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其中包含了不应当否定的正确的东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锻炼自己能够从复杂的学术领域中,敏锐地识别什么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能够充分地说出何以这些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何以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错误的道理。并且必须是能够在反复的辩论中从道理上战胜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否则,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便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没有见过风雨的,没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正如学然后知不足一样,通过说理和辩论,然后才知道学术问题之复杂,才知道说理透彻和充分之不易,才深切体会到学术批评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必须把战斗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在这之中,批评者也就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学术批评要能在反复的辩论中站得住脚并且获得胜利,就必须不断充实论据,丰富论点,纠正可能有的缺点和错误,使之越来越臻于成熟和完善。在这之中,批评者的思想也就在不断向前发展。服人和提高自己这两个方面的目的,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有破还要有立。仅仅是指出了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错误,还不等于占领了各个学术阵地。要占领阵地,除了要清除掉资产阶级的东西,还需要拿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代替。这就需要对各种学术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创造性的建设工作,往往是比单单指出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错误更加浩繁和艰巨的工作。因此,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工作,才能提出论据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见来。同时,也只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才能做到真正的、最后的破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有立才有彻底的破。
在斗争中提高,在批判中创造,在破中立,这是一切真理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也是这样。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要如此。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坚持说理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个规律来发展自己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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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要说真话,说实话
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是怎样就说怎样,有多少说多少,不夸大、不缩小;也毫不隐讳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认为好的就说好,认为坏的就说坏,绝不嘴上一套心里另一套。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崇高风格,也是每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但是,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世界,才能进而正确地改造世界。不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从而了解事物的客观的发展规律,就无法正确地变革事物的现状,促进事物的发展。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党的方针、政策、计划就是具体指导人们去一步一步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而这些方针、政策、计划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实际事物的规律,它才能够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比如:掌握了敌、我、友三方面的真实情况,才能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了解了发展生产的各项实际条件,才能定出积极可靠的指标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掌握了产品的真实产量,才能作出合理安排产品分配和使用的计划;了解了群众的真实思想情况,才能确定宣传教育工作的正确方针;如此等等。如果人们不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反映真实情况,而领导机关依据不真实的反映,就可能作出不切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结果就会招致工作上的损失。由此可见,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是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计划能否正确制定,关系到革命工作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
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有一致的地方,也总有不一致的地方;总有正确的,也总有不正确的。这是存在着的事实。为了使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事业中一致地正确地行动,就必须把不一致的认识变成一致的认识;必须克服不正确的认识,发展正确的认识,并使它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导思想。而有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存在,就可能有不正确的行动出现;存在不一致的认识,就会有不一致的行动。这对党的工作,对人、对己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党一贯要求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在工作中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敢于和善于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般地工作;反对“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自由主义。由此可见,敢于坦率地暴露自己的真实的思想观点,也是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关系到党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大问题。
总结上面两点的意思,就是说,要说真话,说实话。说真话,说实话,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是革命干部的品质问题。这里,有人或许要问,不是提倡敢想敢说吗?说真话,说实话,这和我们所提倡的敢想敢说是不是矛盾呢?我们说,一点也不矛盾。我们所说的敢想敢说,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它既不是无根据的乱想乱说,也不是言不由衷的人云亦云,既不是要人说大话,更不是要人说假话;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敢想敢说,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敢想敢说。具有这种风格的人,能够完完全全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既敢于想前人和别人不敢想的问题,说前人和别人不敢说的话,大胆革新创造,具有理论上的勇敢,又是尊重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尊重事实根据和条件的,尊重群众的实践的,尊重多数人的意见的;既敢于支持地平线上出现的新鲜事物,又敢于反对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既敢于说自己认为好的、真的、能办到的事情,又敢于说自己认为坏的、假的、办不到的事情;既勇于接受多数人赞成的正确观点,又敢于坚持多数人反对的正确见解;既能表扬别人的成绩和优点,又敢于从爱护观点出发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也不怕人报复。总之,既敢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反映事物、对待事物,也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观点。我们认为,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解放思想,真正的破除迷信、真正的老实态度、科学态度。这样的敢想敢说的高尚风格,要继续大力提倡。
其次,要能够说真话、说实话,还要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人们往往说出一些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真象的话,还有认识上的根源。就是说,人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离开了辩证法,陷入了形而上学;从主观的想当然出发,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其结果就有可能或者误是为非,误非为是;或者把可能性当作现实性,把现实性当作可能性;或者看真为假,看假为真;或者视喜为忧,视忧为喜。他们虽然可以按着自己的观点说老实话,但是并不能反映事物的真象。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学会了解事物矛盾的总体和各个方面,全面地观察问题,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学会“由表及里”地研究事物的矛盾,深入地观察问题,克服思想上的表面性;掌握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就有可能使自己的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提高,一次比一次深化,一次比一次更接近于客观实际。(摘自陕西“思想战线”第六期评论:“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正确的工作方法
通向胜利的桥梁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讲究方法。同样一件工作,因为采取的方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方法的正确程度,同取得成绩的大小,成正比例。最好的方法,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最坏的方法,必然得到最坏的结果。有的人认为,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任务,就可以取得理想的结果;有的人认为,只要自己辛辛苦苦、拼命工作,就可以创造出成绩来。其实,结果未必是这样。正确的方针、任务和冲天的革命干劲,这些都是极其需要、极其重要、十分可贵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些,而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还是可能事与愿违,劳而无获的。这如同厨师有了柴米油盐酱醋菜,并不等于就有了一餐美味可口的饭菜是一样的道理。有的人,把工作方法问题,当作一个无足轻重、十分次要的问题,显然,这是错误的。
所谓做工作,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如下的公式:“任务——方法——结果”。也就是说,首先要确定“任务”,随着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工作,最后取得“结果”。全部工作,表面看来尽管千头万绪,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不断继续,有时是这样单线进行,有时是多头并进或者交错进行。从这个过程或公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方法”是处在怎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五年以前曾告诉过我们。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一三四页。)的确,正确的工作方法,就像一座通向胜利的“桥”,有了它,就可以使工作取得应有的成绩。即使工作中有许多困难,也可以因为“一桥飞架南北”,而使“天堑变通途”。所以,工作方法必须讲究。
(摘自广东“上游”第十期戈枫:“必须讲究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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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植物的引种驯化
俞德浚
引种和驯化是人类利用和改造植物的两个重要手段
植物的引种,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野生植物培养成为家生植物,变无用为有用;二是引进外国的有用植物,使它在本国的土地上生长。
各种植物因为原产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种族发育历史的远近,经过引种之后表现很不一致。有些植物经过人工栽培,很容易适应本地的风土气候,开花结实,不但保持它原来固有的优良品质,而且具有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有些植物还要采用各种措施改变植物的特性,使它能逐渐适应本地的环境条件。根据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原理,基本驯化的方法是把种子播种在新的环境中,从植物的幼龄阶段进行改造。必要时为了提高植物的生活力和产品的质量,有些植物还要通过杂交育种的方法,把杂种实生苗进行定向培育。经过选择培育出新品种。这是一种积极的驯化方法。因此,引种和驯化是人类利用和改造植物的两个重要手段。
这里必须指出,植物的引种驯化和一般农业技术中的移植栽培有所不同。因为引种驯化着重为农林业增加新种类和新品种。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掌握植物原产地的自然条件,选择比较适合本地的种类和生态类型。其次必须设法改变植物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改变植物本身的特性。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改造过程。特别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必须从植物的幼龄阶段开始进行驯化,经过生长发育,开花结实,取得种子再进行繁殖,经过几次反复才能驯化成功。用直接移植全株、插条、嫁接或其他无性繁殖方法,多数不能达到驯化的目的。因为老龄的植物特性一经固定就不易改变了。
全部农业发展史就是野生动、植物引种驯化史
根据植物分类学的统计,全世界已知的种子植物约有三十万种,但现代人类已经栽培利用的不过五百余种。这两个数字对比的巨大差额,就立刻说明了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还作得很不够。同时它也指出了人类在发掘和利用植物资源方面有着多么广阔的前途。
我国原产的植物种类丰富,约占全世界植物总数的28%。特别重要的是其中不少种类是价值极高的食品、药材、木材和工业原料等。我国文化历史悠久,远在四千年前就已有了发达的农业。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是引种驯化野生植物的能手。全部农业发展史就是野生动植物引种、驯化、利用和改造史。现代世界上很多重要粮食、果品、蔬菜等的品种都起源于我国。这是我国农民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我国引种外国植物也有很多成功的记载。果树中的胡桃、石榴、葡萄等是从汉朝起输入的。作物中如玉米、烟草、花生等,蔬菜中如胡瓜、蚕豆、马铃薯等,在我国引种成功都已有了多年的历史。近百年来因为海道畅通,与国外来往频繁,引种范围又有所扩大。华北西北各地栽培很广的刺槐、笔杨、紫穗槐等,华东华中各地街道上常见的雪松、法国梧桐、薄壳山核桃等,华南西南各地栽培的桉树、咖啡、油棕、椰子、木麻黄、橡胶树等,都是引种成功的外来树种。观赏植物中的球根花卉和一二年生草花,外来的种类更多,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输入,不胜一一列举。
解放后建立了植物园十四处,有计划地进行植物引种驯化工作
过去栽培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多在农业或林业试验场站附带进行。因为引种内容逐渐丰富,任务加多,有些国家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研究,或由植物园担任这一工作。特别是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必须具备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生态学、栽培学、遗传选种学等基本知识,才能进行综合的试验工作。引种驯化已经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学科,成为植物园的主要任务。苏联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植物园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在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中设立不同类型的植物园,收集栽培国内国外各地的植物,把园中引种驯化培育成功的新品种,提交农林园艺部门推广生产,可以扩大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园艺历史虽久,但现代类型的植物园的建立不过六十余年。解放以前国内只有南京和庐山两个植物园,且规模狭小,得不到反动政府支持,引种驯化事业无从发展,抗战期间全部荒芜。解放以后,植物园和其他科学研究事业一样,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原有的植物园积极恢复,并在适当地区建立了新的植物园。现在已有植物园十四处,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植物引种驯化工作。在药用植物、芳香挥发油植物、果树、林木等方面,引种驯化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就。
改变药用植物野生的情况,冲破“道地药材”观念的束缚
我国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应用历史已久,在人民保健卫生事业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过去完全靠挖掘野生植物,并且受着“道地药材”观念的束缚,天产药材来源已感枯竭。从国务院发出有关中药生产的指示,提倡人工栽培药用植物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方针以来,有条件的地区都已纷纷成立药用植物种植场。南京中山植物园在原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药用植物栽培列为重点工作之一。通过采集和交换,现在已经引种栽培了国内外药用植物五百九十种,其中如四川的厚朴、姜黄、白芷、当归、川芎等,浙江的玄参、白术、延胡索等,甘肃的党参,麻黄等,河南的地黄,国外的颠茄、黑莨菪、毛地黄、欧缬草等,都已引种栽培成功,并为这些重要药材生产提供技术资料。
改变芳香挥发油依靠进口的情况,积极引种野生和国外的芳香植物
芳香挥发油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肥皂和医药工业等方面,过去多靠进口供应。为了节省外汇,满足需要,必须积极研究栽培芳香油植物。昆明植物园对于云南的樟科植物(特别是木姜子)、唇形科,及蓑荷科等芳香植物,进行了综合调查研究,从产地、产量、分布、分类、化学分析直到栽培管理推广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提出了生产方案。同时引种国外的香叶天竺葵,进行栽培试验,从育苗到采收进行各种农业措施,分析提炼亦已有了初步结果,即可在当地人民公社推广生产。北京植物园几年来在资源调查中,引种了我国各地野生的和栽培的芳香植物,如玫瑰、薄荷、荆芥、藿香、紫苏等,并引种国外的罗勒、熏衣草、鼠尾草等属植物的优良品种,正在大量繁殖种苗。这些作物将来可望成为华北西北山区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
利用野生果树同栽培果树远缘杂交成功的一个范例
我国果树栽培历史悠久,品种优良,早已驰名于全世界。但在我国广大原野中还有种类极其丰富的野生果树,没有充分利用。中国的野山楂果属有十四种,野蔷薇属有五十四种,树莓属有一百五十种,草莓属有四种,醋栗和穗状醋栗属有三十五种,弥猴桃属有三十六种,越桔属有三十三种。其中有不少可食的小浆果。此外在热带和亚热带野生果树产量更多。其中如刺玫果和狗枣弥猴桃含有极丰富的丙种维生素(每百克鲜果含维生素500—1400毫克),含量超过所有栽培水果,值得引起注意。南京植物园在引种栽培的野生果树一百五十余种中,已经选出一种中华弥猴桃(一名藤梨)的优良植株。经过生物学特性观察和繁殖整枝修剪等技术方面的试验,提出了对弥猴桃的栽培管理完整的技术资料。这一种原来隐藏在深山里的野果,不久将来可以成为商品水果,供应广大人民的需要。北京植物园收集栽培了分布在东北长白山一带的山葡萄,选出大果类型并同多种栽培葡萄品种杂交,培育出能抗低温(摄氏零下二十五度)和适于酿造的葡萄新品种。其含糖量高达25%。这些新品种在华北栽培,冬季不必下架埋土防寒,可以节省大量人工;同时因为枝条芽眼不受损伤,可以保证每年的稳定产量。这是利用野生果树同栽培果树进行远缘杂交成功的一个范例。
此外对于树木、花卉、草皮、牧草等,各植物园都在一面引种驯化野生植物,一面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这些新种类和新品种的驯化成功,都将为我国大地园林化提出丰富多彩的种植材料。
变野生植物为家生植物,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原料
为了山区农村的经济繁荣和解决目前轻工业原料不足的问题,国务院曾经发出把野生植物充分利用起来的指示。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各地已发现重要野生植物原料一千余种。其中经过化验,可供榨油的有四百多种,可供纺织造纸用的野生纤维有三百多种,可供制拷胶用的野生化工原料也有八十多种,并已在加工利用上取得很大成绩。今年全国的植物学机构积极参加各省的野生植物普查工作。在全国普查的省区中将要选出重要的野生植物二千种,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供采集利用参考。但野生植物多数分散,不易管理,品质产量变化很大。对其中一部分极有价值的野生有用植物,今后必须通过引种驯化试验,提出栽培繁殖技术操作规程,变野生为家生,提高品质,推广种植,以保证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原料。
我国具有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和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向来是植物引种驯化工作的能手。现在我们的条件更加优越,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有苏联的先进理论指导,有全国植物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协作,可以预言,我国的植物引种驯化工作,今后必能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盛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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