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问题
摘自“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五期和第六期，
作者是罗德尼·阿里斯门迪
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当然是由我们各个国家的性质来确定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帝国主义附属国家的革命的区别的指示现在还完全有效，而且得到现代全部实际生活的证实。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主要是土地问题）的必要性，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因素之一，使他们有可能参加民族解放民主阵线。看来，对这一点是没有意见分歧的。
中国革命在这方面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同样地，列宁在1905年前夕采取的策略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它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学说的基础。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靠的指南。
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情况不同，它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因而实际的发展过程也会有所不同。政治斗争的尖锐程度和人民群众参加这个斗争的程度，对于估价每个社会阶级和阶层在革命进程中的战斗力是有影响的。仔细观察亚洲革命过程的人都会发现，例如在印度和在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表现的形式不同，它们是有区别的。在非洲（埃及、突尼斯）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正在形成不同的局势。我们认为，这一切要求我们更审慎地对待拉丁美洲（包括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的特点，以免成为事变的奴隶。在拉丁美洲已经积累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经验。
大家公认，在评价民族资产阶级作用时存在着两种危险性：对民族资产阶级所能采取的行动估计不足，或是夸大它的作用和它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的战斗力。第一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轻视革命中的民族因素，把民族资产阶级完全看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并把无产阶级的孤立引以为荣。这种错误的结论是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常常出卖和迫害无产阶级而作出来的。同时他们忘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妥协的本性。第二种情况，是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妥协的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和革命性。此外，还产生种种幻想，把妥协的大资产阶级口头上的争执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其实尽管这种资产阶级对美国的压力感到恐惧，但他们最后还是要听从美国的支配和摆布的。这种夸大会在政治上造成这种情况，即很容易妄加推断，把某些拉丁美洲政治家和现代亚洲的政治家作历史上的对比。这样就会造成缩小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以及不关心党的建设的情况。
在某些国家中，同社会党有联系的各种活动家和政治集团断言，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就整个来说已经永远没有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能力了。
这种论点反映了两种现象。一方面，这种极端主义的论据是为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进行辩护，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竭力阻挠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的团结一致、阻挠全体人民在同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斗争中的联合。另一方面，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了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和他们对工人组织的进攻而产生的急躁和愤慨情绪。上述对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评价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团体（特别是大学生团体）中得到了传播，这些团体反对社会党国际的许多领导人（帝国主义的傀儡），反对在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是它们同时犯了鼓吹工人阶级（或者说是工人阶级、大学生和居民中最先进的阶层）孤立地同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和阶层进行斗争的幼稚病，阶级搏斗的尖锐化和罢工斗争的不断高涨（拉丁美洲当前形势中突出的和非常重要的特点），使一些从表面上分析事件的人把自己那种想要越过必要发展阶段的愿望当作理论。马克思关于没有农民的合唱，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就会变成死前的哀歌这个有名的警告完全可以运用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去，这样做是有充分根据的。
对资产阶级在拉丁美洲革命中的作用问题采取极端主义观点的社会根源的两重性质，要我们精确地区别这种态度的两个来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出，其中哪些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玩弄的手段，尽管他们装腔作势地摆出左的姿态，哪些是反映（哪怕是混乱地反映）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由于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而引起的正当愤慨。着重指出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有人指责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合作”。这种指责把“阶级联盟”和“阶级合作”这两个不同的社会概念人为地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把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反对共同的主要敌人的联合，同表明第二国际的腐朽和成为社会党国际目前的正式理论的阶级合作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根据拉丁美洲过去的历史，不能使人相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能够进行“坚决的斗争”（应当把坚决的斗争了解成彻底的革命斗争）。事实上，在我们各国的血腥的历史过程中，资产阶级有好多次联合了地主、封建主和帝国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农民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的分歧并不在于估计民族资产阶级是否有可能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上起巨大的有历史意义的领导作用和独立作用（在个别情况下，也许有可能起这种作用），而是在于无产阶级能不能在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和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来发动整个的或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或者争取使它保持善意的中立。
抄袭非洲和亚洲的作法不能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虽然亚非的事例对我们的爱国运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们美洲和亚非大陆之间除了基本的相同点（我们这些国家都依赖或者依赖过帝国主义）之外，还有许多重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且非洲和亚洲的国家都距离苏联较近。
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区别。亚洲的大多数国家是在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反对掠夺者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后，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的。拉丁美洲基本上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就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这方面来看，虽然在拉丁美洲民族因素无疑是存在的，而且目前正在增加，但是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民族因素却少得很。
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在这里就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是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旗帜，他们把民族主义同反动的、反工人的、有时甚至是亲法西斯的立场结合起来。最关心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的所谓自由资产阶级，是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它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主张建立国营经济成分；但是整个说来，它并不实行没收帝国主义投资的坚决政策。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由国家开采本国的天然资源，可是都不敢坚持收回已经由帝国主义者掌握的那部分资源。例如乌拉圭，国营经济成分的比重相当大；这些国营经济成分是靠建立各种各样的国营企业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掌握在英国资本家手里的运输事业和其他公用企业却长期不敢触动。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帝国主义不再反对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企业才被收归国有。在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只限于要求提高对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税收，却不敢要求把帝国主义的企业国有化。整个说来，拉丁美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非洲和亚洲高得多。
在社会政治书刊中提到民族资产阶级时，通常是指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并且反对帝国主义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至于那些帮助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反对本国有任何的经济发展而首先是工业发展的大商业（买办）资本家和中介人资本家，则是反民族的资产阶级。这两条根本的原理是正确的，但是，用这两条来确定南美洲大多数国家的目前形势却是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两条原理公式化，或者说不能包括资本的各种形式，而且首先是因为，这两条原理主要是根据十九世纪末期社会经济力量配置的公式得出来的，这种公式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可以保存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反映最近四十到四十五年来最重要的客观过程了。
在这里，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特点消失了，而且这种公式在各种政治力量像某个机器的损坏了的零件那样突然向使人意想不到的方面活动的时候，只能用来安慰我们的良心。虽然不能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所有的国家，但是我们认为，南美洲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三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中都发生了资产阶级分化成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逐渐加强了。这时形成了同银行、大进口商业、某些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大工业公司以及许多其他投机性的企业有联系的大资本家阶层。
资产阶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阶层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的资本主要是投在工业企业中。这个阶层人数很多，但在经济上并不很强，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整个生产部门都是属于这个阶层的。我们讲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个阶层。
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最近几年，在大资产阶级的队伍中也分化出了卖身投靠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大资本家（即同国际垄断组织有直接联系，并且在许多国家中控制着最大的报刊的大资本家），以及我们所说的妥协的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基本上是投在那些由于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颇为吃亏的不等价的贸易而遭到很大损失的工业企业或生产部门。不久前他们曾幻想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实现“最大限度的国家工业化”。
除了上述的一切，我们想再谈一个特点。这就是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没有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某些政党，如乌拉圭的巴特叶派，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曾经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动，这些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即使有时在这些政党的某一翼中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由于土地改革软弱无力以及资产阶级故意拖延土地改革，在许多国家中连地主也参加了这些政党。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斗争进程中这些党内不会发生力量的分化和形成某一翼；正相反，这样的过程可以而且必然会发展起来。
根据上述的理由，目前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是妥协的大资产阶级；这种情况也阻碍爱国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从策略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某些问题上有时是会和妥协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但是很明显，不能依靠这个阶级来取得更大的反帝的和民主的成就。
拉丁美洲的人数众多的中等阶层具有极大的坚决性，这一点对于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阶层当中涌现出庞大的战士队伍；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英勇的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其他阶层。民主运动的重大弱点是工人阶级组织性很强，而他们同农民的联系却不巩固，这两种现象极不协调，而且城市的中等阶层也还没有充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许多国家的工人和学生所进行的规模很大的共同发动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夸大拉丁美洲资产阶级作用这种偏向的最好的解毒剂，就是扩大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统一战线。唤醒农村，巩固工农联盟，把中等阶层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这一切都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确定自己道路的方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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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量力为之”和“尽力为之”解
刘子久
在我们谈到工作方法的时候，常有这样两句话：一句叫做“量力为之”；一句叫做“尽力为之”。我觉得如果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运用，那就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方法。
先说“量力为之”。所谓“量”就是人们对于事物的测量、衡量、打量，是指人们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推理、判断，即认识的意思，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知己知彼”的“知”。所谓“力”就是人们进行工作或斗争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也就是前边所说的“知己知彼”的“己”和“彼”。这里的“为之”就是指人们将要进行的工作或斗争的计划或方案。把这几个字合在一起的“量力为之”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在制定工作计划或方案的时候，对于主客观的力量，必须进行深入地了解，具体地分析，并且要作出符合实际情况或者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认识，也就是说必须作到“知己知彼”。这样就能够使我们提出的工作计划或方案，是建立在对于主客观力量的正确地分析、判断的基础上，都稳妥可靠，都有把握，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我们讲“量力为之”的时候，一方面，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和设想，把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都“量”进去，而且在“量力”的时候，还要适当地留有余地，以备万一；另一方面，也要把那些可能挖掘出来的各种潜“力”都要“量”在内，以免在制定工作计划或方案的时候，犯保守主义的错误。总之是既要可靠，又要积极。
再说“尽力为之”。所谓“尽”就是要充分地发挥和大力地挖掘的意思。所谓“力”就是主观方面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即各种现有的和潜在的力量。这里“为之”是人们执行和完成既定的工作计划或方案的措施和干劲，即采取积极的坚决的行动。把这几个字联在一起的“尽力为之”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去贯彻执行既定的工作计划或方案的时候，必须充分地发挥现有的各种力量，并且大力去挖掘可能挖掘出来的各种潜在力量。也就是说，在客观条件可能的范围内，充分地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大胆猛干，力争上游，破釜沉舟、百折不挠，坚决地去克服前进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决不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力求完成和超额完成原定的工作计划或方案。并且还要晓得，在工作和斗争的发展过程的最困难的时刻，也往往就是最接近胜利的时候，坚持最后五分钟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此。
在我们讲“尽力为之”的时候，从长远、整体来说，潜力是无限的，永远也挖不光的，现在想不到的事情，将来也可能作到，因而，必须反对那种认为潜力挖光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时，从眼前、局部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潜力又是有限的能挖光的，决不是人们想怎样就能怎样，因而又要反对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蛮干的拼命主义思想。
“量力为之”是“尽力为之”的依据、基础和前提，是“尽力为之”的指导。“尽力为之”是“量力为之”的贯彻执行，是“量力为之”的实践、修正、补充和发展。
还须指出，在我们制定工作计划或方案的时候，虽然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力量都作了充分地计量与估量，但是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性和客观事物的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以及其他各种难以预料的因素出现的缘故，在
“尽力为之”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原来的“量力为之”，即原来制订的工作计划或方案，部分地有时候甚至大部分地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当着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应该随机应变，当机重断，根据新发现的情况，部分地甚至大部分地把原来的工作计划或方案加以修改或补充，使之同客观的情况相符合。并且要努力去争取这种符合客观情况的新的工作计划或方案的实现，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决不能够也不应该“划地为牢”，用自己制订的工作计划或方案把自己的手足给束缚起来。这就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叫做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也叫做善于“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把“量力为之”和“尽力为之”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加以运用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每一种工作，特别是那些重大或者比较重大的工作，既要善始，即要有一个比较妥善可靠而又积极的工作计划或方案，又要善终，即力求既定工作计划或方案的完满实现。这样就使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逐步地都成为一种自觉、自动、自主、自强的行动。
在“量力为之”和“尽力为之”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各种问题上一样，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学习的范模。他历来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量力为之”），同时，他又极力主张打那种“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的歼灭战（“尽力为之”）；他主张“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量力为之”）应该坚决地进行决战”（“尽力为之”）。
为了作到上述“量力为之”和“尽力为之”，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善于“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人，首先，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作任何事情的时候，先要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切实地而不是空洞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了解情况，既要作到“知己知彼”，克服主观主义；又要作到实干、苦干、尽心竭力而为之，决不敷衍塞责，拖懒撒滑。
其次，就是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须知一切重大的带有战略性质的工作计划或方案的制定，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是根本不可能作好的。一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的思想和作法，既不能真正地作到和作好“量力为之”，更不能真正地作到和作好“尽力为之”。
第三，就是必须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要作到并且要作好有事和群众商议。须知一个人的见闻（知识与智慧）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在我们制定工作计划或方案的时候，要想把各方面的“力”都能够“量”的周到全面，不至挂一漏万，就非召开“诸葛亮会”和群众商议、集思广益不可。一个人的力量更是有限的，因此，在我们贯彻执行某一工作或斗争的计划和方案的时候，要想把各方面的“力”都能够“尽”，即都能够发挥并且挖掘出来，更非组织、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不可。
鉴于“量力为之”和“尽力为之”这种工作方法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工作方法，特就管见所及，为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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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金岳霖撰文
对旧著“逻辑”进行自我批判
哲学研究第五期刊载了金岳霖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逻辑”是金岳霖同志解放前写的一本教科书，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流传较广，起过一定的影响。作者在本文中对这本书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判。
作者说，他过去深受资产阶级逻辑学家罗素、杜威等人的影响，搞形式逻辑是为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服务。“逻辑”一书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形式逻辑形而上学化，使它脱离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成为纯粹的抽象公式，使它在具体的思惟认识过程中不起或者少起它所固有的帮助作用。
作者用实例说明，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之下，我们所研究的客观事物决定了一个范围，“是或不是”是受那个范围的限制的，超出那个范围，说“是”没有意义，说“不是”也没有意义。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条件下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抽象公式也是有不同的具体内容的，因此，它是灵活的。作者说，我要求把它搞死。这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要求，特别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要求。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奇怪的。在过去一年以上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在摆事实讲道理，而讲道理的时候，唯恐不活；在解放前，我搞哲学唯恐不死。
谈到概念问题时，作者写道：我写的“逻辑”一书根本不谈概念。我当时是把形式逻辑看作单纯地研究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必然”的关系的，而那时我认为概念没有这种“必然”性。这个想法本身是荒谬的。我认为概念没有真假。这也是错误的。概念是客观事物底本质属性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把概念的真假取消，就是否认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就是取消它在思维中的作用，也就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接着，作者就命题方面进行了批判。作者说，照我当时的了解，命题就是脱离了具体条件联系的思维内容。在这样的了解下，命题和判断就成为不同的东西了。命题脱离了判断，也就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别的历史条件，成为悬空的东西。
脱离了具体的条件，不受这些条件制约的命题和严肃的认真负责的判断的分别就非常之大。就认真负责的判断说，主要的问题、中心的问题是判断的真实性、正确性。形式逻辑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真实性、正确性的。脱离了具体的条件悬空了的命题底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它给唯心主义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的机会。我在“逻辑”那本书里不谈判断而谈命题，正是要解除具体条件的制约，正是要使命题成为概念游戏的场所。
在“关于推论部分的批判”这一部分中，金岳霖同志涉及到了近年来逻辑界的争论问题，即真假对错的问题和逻辑的阶级性问题。作者说，我从前所散布的毒素是把形式上的对错和实质上的真假分家。这二者是有分别的。但是，分别是一件事，分割或分家是另外一件事。正确性一直就是实质上的真和形式上的对结合着的。
先谈谈推论。推论的正确性一直就是包含它的组成部分的真实性的。整个的推论是具体的思维认识过程中的具体的思维内容，它本身是一个认识，也是一个判断。判断者非得认真负责地认识前提，断定了它们的真实性，才能够过渡到结论上去。在认真负责的思维认识过程中，判断者是不能够从假的命题来进行推论的。
作者认为，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还是应该具体地研究的问题。作者感觉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言论，特别是正式的文件都是逻辑性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言论大都没有什么逻辑性。作者继续说：判断是严肃的、认真负责的。但是，就我们说，所谓严肃、所谓认真负责，除了坚持工人阶级立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是没有别的意义的。
原书是没有归纳那一部分的。金岳霖认为这显然就有学术思想问题。他说，在课堂上我经常提出这样一个说法：逻辑是研究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必然关系的。我把整个的逻辑看作是研究必然的科学，而必然又是原书所说的那种必然。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归纳就被排除到逻辑范围之外去了。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承认必然的相对性、有对性。相对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必然是具体的必然，它所包含的可能是具体的现实的可能。这样的必然一方面是相对于我们一时一地所达到的科学水平的，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具体条件之下的客观规律的，这样一个看法之下的必然是客观事物的必然的反映。这样的必然是活的必然，不是死的，是辩证的必然，不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排除归纳的不是科学的必然，而是形而上学的必然。
作者认为把归纳排除出形式逻辑的范围之外是有学术思想支持的，这实在就是巴克莱、休谟、马赫哲学在形式逻辑“理论”上的表现。作者深深体会到他的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和理论脱离实际分不开的。
最后，作者认为他的这个自我批判没有提出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缺点。这个要留待将来补上。作者希望旧同事和青年都能参加这个批判。